什么样的语言可以称得上是“学术性语言”，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但至少有以下一些共同点：讲究逻辑、条理清晰、不以辞害意、以“理”服人而非以“情”动人。通常我们接触到的学术专著或者说论文，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文风”，虽然严谨，但总觉得稍嫌晦涩。但黄武雄先生的著作《学校在窗外》，带给我们的却是不一样的感觉。
　　黄武雄先生，台湾新竹人，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同时也是台湾社区大学的创办人和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学校在窗外》是他的教育代表作之一。
　　
　　一、散文诗般的语言
　　
　　我们或许习惯于使用“阶层”“复制”“文化再生产”等术语，再引用大段大段布迪厄的论述来解释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然而在《学校在窗外》中，黄武雄先生却是这样描述的：“就咏叹调的内容来说，底层歌谣与校园民歌无一丝关联，传唱的族群也几无交集，这正好反映了学校与真实世界的疏离。……校园民歌浮离于真实生活上，陷入徒具抽象形式的伤感与憧憬；底层歌谣虽有血有泪，但也受限于直接印证生活的重担，流离的苦闷。……作为文化的一面橱窗，歌谣还是透露了知识精英阶级与庶民阶级泾渭分明的文化差异。”
　　要讨论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我们或许会先将“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做一番对比，然后指出“抽象能力”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进而分析其重要与否，但黄武雄先生却采用了不同的思路与笔调：“在打开学生经验世界的同时，发展学生抽象能力，让抽象的概念配合想象力的释放，一层层往上发展，像沿着抽象流程草图一步步爬上云梯的顶端，才能鸟瞰世界，才能将遍地花草的瑰丽当做五颜六色的颜料，爬到天际去图绘彩虹。”
　　看惯了《论生活经验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之类的学术论文题目，我们不会过多地思考论文的标题是否具有文学色彩，而黄武雄先生偏偏给自己的这本专著起了一个童话般的名字——《学校在窗外》，他这样解释本书书名的含义：“在那幅《塔吉尔的窗户》中，是那样的一扇大窗，窗台上放两座花瓶，窗外有摩洛哥的蓝色风景，马蒂斯用很鲜丽的色彩捕捉北非艳阳下的光影。对我来说，那强烈对比的光影每每会出现在熟悉的童年记忆中，昼长人静的那种安定的感觉，安定中有着对未来不定的憧憬。那种童年悠远静谧的画面，在现世里已非常遥远，却在马蒂斯的窗外出现。”
　　六祖慧能说，文字正如指着月亮的手，手不是月亮，只是引导你去看月，月亮才是禅的本义。黄武雄先生亦深谙此理，散文诗般的语言随着的思想自由流淌，所到之处，却有当头棒喝、顿然悟“道”的感觉——这正是要引导我们更好地去追寻教育真正的意义。
　　
　　二、深邃的思想，严密的体系
　　
　　“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的特点，也是《学校在窗外》一书的特色。作者的思想在书中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当前学校教育中出了什么问题，学校教育应该做什么，知识和知识分子、教育改革应该何去何从。
　　在书的一开始，黄武雄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多人都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人存在的原始旨趣是什么？黄武雄先生的回答是：维生、互动和创造。然而，现实的学校教育中，一方面，理性仅仅被用来为维生服务，理性思考被当做维生的工具，致使理性变质，沦为“工具理性”。学生只是把知识当做事物的规律去学习，不是为了解决或思考问题，而是为了要维生，借“看守”这些事物的规律，谋求好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创造被理性扼杀了；另一方面，抽象的知识和规律把学生从社会中剥离出来，他们只是“学校的学生”，而非“社会的人”，失去了与社会的“互动”。黄武雄先生说，没有与社会的互动，他便不会再研究数学，因为他的创造会因此失去了动力。从人存在的原始旨趣出发，黄武雄先生批判台湾的教育现状：“学校教育不应像今日学校的现状一样，纯为加强孩子的竞争力，为他们未来的出路服务，以至扭曲了孩子的价值观，背叛了学校教育的宗旨。”他也批判“德智体群美”五育价值观，认为这种观点“看起来是中立的，但本质上还是外加的标准”，是“从外界寻找一套好的标准，复制在孩子身上”。
　　那么，学校教育应该做什么呢？黄武雄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打开人的经验，发展抽象能力。黄武雄先生认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不断与他人的经验相互印证，视野才能广阔，判断才能周延，思路才会清晰，人的内在世界才能充分发展；而抽象能力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他说，如果学校教育做而且只做这两件事，那么无数经过学校教育陶冶的人，将会比今天的人具有更丰沛的创造力。然而台湾教育的现实情况是：只提供“套装知识”的训练，只教给他们一套抽象语言，并未让他们亲身参与抽象的过程。所谓“套装知识”，黄武雄先生的解释是：人类千万年积累下来的缤纷庞杂的经验，经过编辑整理，而后被抽象化、普遍化、分类化、标准化的所谓精华。这其中看不到个人特殊经验的痕迹，看不到众多的例子和故事，使学习者不易拿自己的生活经验与之进行印证，因而失去了去了解这些抽象内容与具体现象之间紧密无间的联系的机会。
　　紧接着黄武雄先生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黄武雄先生指出：所谓知识分子，指的是经过长年套装知识的训练，拥有特定专业能力的人，他们掌握着高度抽象的专业语言，这种语言被黄先生戏称为专业领域内的“黑话”。但黄武雄先生也警觉地指出：知识分子之所以异于别人，唯一的分叉点是他擅长掌握抽象形式的文字符号，擅长运用套装知识中的“黑话”，而非他比别人更真实地认识世界。否则，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肯打破“黑话”，将人类文明的重要知识成就与思潮，改用一般语言重新叙述，或直接切入问题，深入经营，使原来的“黑话”与人的经验之间的断层缝合在一起？因此进一步说，虽然套装知识的“黑话”尤具存在价值，但知识分子能不能走出“黑话”丛林，是追求知识解放甚至自我解放的重要课题。知识分子自己应该也清楚地知道，我们自身所属的精英阶级，只不过是在借助难解的“黑话”在巩固自己的权威，占据社会的优势资源而已。
　　既然当前台湾的教育只能培养一批失去创造力、只靠“黑话”来维护自己经营地位的所谓“知识分子”，那么教育改革应该何去何从？黄武雄先生将改革划分为底层部分和上层部分。底层部分指教育大环境，上层部分指教育观念、教材、教育态度与技巧等。他认为，教育改革应着重于底层部分，然后向上层部分渗透。底层改革指的是教育大环境的改革，即发展公共论述，寻求社会对教改政策的支持。黄武雄先生认为，只有当一项教改政策能够解除学生身上升学的压力，解除学生因受重重管束而抑制其自由心智的压力，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而在向上渗透的过程中，课程和教学改革尤其要小心翼翼，谨慎从事，经由小型试验，逐步积累经验，切不可贸然全面实施。这些观点，对我们反思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或许有所启发。
　　这样，从人的原始旨趣入手，到学校教育应该做什么，实际当中出了什么问题，最后落实到教育改革何去何从，黄武雄先生完成了本书的宏观理论体系的建构。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以生动优美的文笔叙述出来，让读者在身心愉悦中品味其真知灼见，而不只是进行枯燥的寻章摘句，苦思冥想。
　　
　　三、学问原来可以这样做
　　
　　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精美的文学作品。
　　读罢此书，忽然发现，原来学术性著作也可以写得生动活泼，写得文笔优美，写得清晰流畅，写得引人入胜。
　　其实学问一直可以这样做，只不过我们早已迷失在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教条的论文结构当中，自己给自己建造了一间名为“学术语言”的屋子，将自己关在里面。我们追求统计数字的精确，却不考虑有多少读者能够看懂；我们追求论文逻辑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却过分地牺牲了语言文字的生动与形象。最后，我们制造出一篇篇风格雷同、毫无生气的论文。
　　黄先生的《学校在窗外》一书，唤醒了我沉睡已久的对文学的热情——我们不只需要掌握教育学的“黑话”，也需要将这种“黑话”用优美、通俗的文字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想读、愿读、爱读，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教育理论研究者要做的就应该是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让一线教育工作者能够明白并深入理解；而如果理论工作者不能把一个复杂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或者甚至喜欢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复杂，这样的研究难免遭遇“曲高和寡”之弊。
　　文学的色彩与学术的严谨，在《学校在窗外》一书中结合得很好。其实二者原本就并不矛盾，我们不过是经常将前者忽略了而已；而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驾驭文学的能力。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黄武雄先生说，学校在窗外。我想学术论文的撰写，也需要走出“学术语言”的屋子，走到窗外。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