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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我国第一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乔冠华团长、符浩秘书长的带领下，于11月中旬经巴黎飞抵美国纽约。
一名公务员被暗杀
我们到纽约之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他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把我们这次行动提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高度，我们与美国20多年没有官方接触，纽约又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心脏地区，代表团全体同志一定要注意保密与安全。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刚到纽约时，很多美国人对我们表现出热情、友好和好奇，但也遇到了错综复杂的另一面。每天都有不少策反信涌往代表团暂住地罗斯福旅馆，指名道姓地煽动代表团成员“奔向自由世界”；更有甚者，在一次反华势力组织的叫叫嚷嚷的游行中，竟打出要代表团领导“投奔自由”的横幅。一些当地报刊不时刊登反华文章，对新中国进行诬蔑、造谣和攻击。
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代表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代表团包住罗斯福旅馆一层所有房间，防止外人进入驻区；昼夜值班，对主要领导采取保卫措施；代表团成员外出，必须两人同行；如果时间长，尽量集体前往等等。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代表团一行30多人的队伍中，有一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王锡昌，他个子不高，身材微胖，脸上时时露出亲切的笑容，给人既勤快又稳重的印象。王锡昌负责对外接待的杂务工作，斟水倒茶，周到细致。他为大家烧开水，做些必要的值班夜宵，还为大家放些资料电影。他来自天津，还未建立家庭，像许多年轻朋友一样，用自己的勤奋工作追求着未来，编织着美丽的理想。
那天晚上，我们许多同志聚集在走廊里，观看王锡昌为我们放映的两部美国开发西部的资料片。放完电影已近午夜12点，大家回到各自房间休息。第二天一早，我按照常例，召集部分同志学习英语。有关同志
电话通知小王，铃响了一会儿不见回音，门敲了半天也不见开。大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就设法取来了服务员使用的万能钥匙。哪知一打开房门，走近床边一看一摸，小王僵卧在那里不动，胸部以下部分因盖着毛毯尚有余温，但上部已经冷却僵硬。团领导当即请来美国大夫，经诊断，他已于凌晨三四点钟死去。当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的小王为什么在凌晨突然死去?美国医生再三说明，年轻人猝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可能死于某种突发疾病。但我们始终不信，因为小王身体健康，没有显露任何患病的迹象。对此，我们要求得到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
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当即指示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我们报案后，纽约警察局很快派警察进行调查。他们查遍了代表团成员居住的每个房间以及楼层的各个角落，接着是排查、提取指纹，忙得不可开交。可查了半天，得不出任何结论。当天晚上，美国各大媒体对此作了报道。一时中国代表团人员中一人死亡的消息传遍了美国。代表团领导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不断催促美方迅速破案。代表团全体人员抑制着悲痛，坚守岗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工作，而且比刚来纽约时更加团结，工作配合得更加默契。
事发后，小王的尸体被迅速送进了纽约市医院解剖，过了两个多月，我们接到了纽约市医院负责人告知，小王系喝了含有纯尼古丁的饮用水引起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亡。我们取回了一小杯胃液，把小王生前烧的饮水盛在另一只杯子里，由信使一并带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检测与美方医院的结论一致。
原来是有人在小王为大家烧的饮用水里，投放了纯尼古丁(纯尼古丁在美国商店里很容易买到，一般用来毒杀老鼠)。小王烧开水的地方距代表团领导之一陈楚的住房仅几步之遥，难道投毒者要暗害的是代表团的领导人?究竟是谁在开水壶里投放了尼古丁?又是谁指使凶手投毒?30年过去了，至今也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成了历史之谜。
不久，小王的骨灰由信使带回国内。隔了几天，从北京传来消息，王锡昌同志被追认为烈士。
频遇CIA特工“密切关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自1971年开始工作，就引起美国各部门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对代表团人员实行24小时的严密“盯梢”和“监控”。一次，我和同事去联合国出席会议，汽车一出门，一辆美国福特牌轿车就紧跟不舍。我们上高速桥，他们紧紧跟上；我们转地道，他们也转地道。从代表团驻地所在的西区到东河河畔的联合国所在地大概20多分钟路途，他们一直伴随在后，“保护”着我们。直到我们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时，他们才掉头拐弯离去。他们知道我们是去联合国开会的，再盯也没意思了。
还有一次，两个“盯梢者”大概是新手，一直跟着到了联合国。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好几次，以至彼此都熟悉了。到最后，这几位CIA特工干脆把他们的名片给我们，说有事可以打电话同他们联系。我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7年多，受这种“保护”就长达三年多。
遭遇纽约大停电
1974年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纽约市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停电事故。这次停电给纽约市造成了严重混乱和重大损失，当晚纽约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抢劫，损失在20亿美元以上。
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搬至常驻地，突然室内所有的日光灯全部熄灭。我们走出房间一看，才发现整个纽约都变得漆黑一团，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停止了工作。街上的小汽车因为没有了自动交通指挥而不断鸣着喇叭，弄得喇叭声震天价响。因为停电，我们和国内的通讯联络全部被切断，一些重大问题的请示和报告顿时变得根本不可能；我们内部工作秩序全部被打乱，各部门的联系顿时变得很不方便，同各国代表团的联系也因而中断。我们的办公大楼面临街道，安全问题立刻变得严峻起来。我们的生活面临突如其来的困难，暖气停供，做饭的电炉也无法启动。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各种应对工作，把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千方百计动用其他手段同国内保持联系；带着手电值班巡逻，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由于上下一致，代表团终于安全度过了因大规模停电而带来的暂时困难。我们也因此得到了外交部的表扬。
(吴妙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责编／孙展
一名公务员被暗杀
我们到纽约之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他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把我们这次行动提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高度，我们与美国20多年没有官方接触，纽约又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心脏地区，代表团全体同志一定要注意保密与安全。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刚到纽约时，很多美国人对我们表现出热情、友好和好奇，但也遇到了错综复杂的另一面。每天都有不少策反信涌往代表团暂住地罗斯福旅馆，指名道姓地煽动代表团成员“奔向自由世界”；更有甚者，在一次反华势力组织的叫叫嚷嚷的游行中，竟打出要代表团领导“投奔自由”的横幅。一些当地报刊不时刊登反华文章，对新中国进行诬蔑、造谣和攻击。
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代表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代表团包住罗斯福旅馆一层所有房间，防止外人进入驻区；昼夜值班，对主要领导采取保卫措施；代表团成员外出，必须两人同行；如果时间长，尽量集体前往等等。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代表团一行30多人的队伍中，有一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王锡昌，他个子不高，身材微胖，脸上时时露出亲切的笑容，给人既勤快又稳重的印象。王锡昌负责对外接待的杂务工作，斟水倒茶，周到细致。他为大家烧开水，做些必要的值班夜宵，还为大家放些资料电影。他来自天津，还未建立家庭，像许多年轻朋友一样，用自己的勤奋工作追求着未来，编织着美丽的理想。
那天晚上，我们许多同志聚集在走廊里，观看王锡昌为我们放映的两部美国开发西部的资料片。放完电影已近午夜12点，大家回到各自房间休息。第二天一早，我按照常例，召集部分同志学习英语。有关同志
电话通知小王，铃响了一会儿不见回音，门敲了半天也不见开。大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就设法取来了服务员使用的万能钥匙。哪知一打开房门，走近床边一看一摸，小王僵卧在那里不动，胸部以下部分因盖着毛毯尚有余温，但上部已经冷却僵硬。团领导当即请来美国大夫，经诊断，他已于凌晨三四点钟死去。当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的小王为什么在凌晨突然死去?美国医生再三说明，年轻人猝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可能死于某种突发疾病。但我们始终不信，因为小王身体健康，没有显露任何患病的迹象。对此，我们要求得到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
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当即指示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我们报案后，纽约警察局很快派警察进行调查。他们查遍了代表团成员居住的每个房间以及楼层的各个角落，接着是排查、提取指纹，忙得不可开交。可查了半天，得不出任何结论。当天晚上，美国各大媒体对此作了报道。一时中国代表团人员中一人死亡的消息传遍了美国。代表团领导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不断催促美方迅速破案。代表团全体人员抑制着悲痛，坚守岗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工作，而且比刚来纽约时更加团结，工作配合得更加默契。
事发后，小王的尸体被迅速送进了纽约市医院解剖，过了两个多月，我们接到了纽约市医院负责人告知，小王系喝了含有纯尼古丁的饮用水引起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亡。我们取回了一小杯胃液，把小王生前烧的饮水盛在另一只杯子里，由信使一并带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检测与美方医院的结论一致。
原来是有人在小王为大家烧的饮用水里，投放了纯尼古丁(纯尼古丁在美国商店里很容易买到，一般用来毒杀老鼠)。小王烧开水的地方距代表团领导之一陈楚的住房仅几步之遥，难道投毒者要暗害的是代表团的领导人?究竟是谁在开水壶里投放了尼古丁?又是谁指使凶手投毒?30年过去了，至今也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成了历史之谜。
不久，小王的骨灰由信使带回国内。隔了几天，从北京传来消息，王锡昌同志被追认为烈士。
频遇CIA特工“密切关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自1971年开始工作，就引起美国各部门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对代表团人员实行24小时的严密“盯梢”和“监控”。一次，我和同事去联合国出席会议，汽车一出门，一辆美国福特牌轿车就紧跟不舍。我们上高速桥，他们紧紧跟上；我们转地道，他们也转地道。从代表团驻地所在的西区到东河河畔的联合国所在地大概20多分钟路途，他们一直伴随在后，“保护”着我们。直到我们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时，他们才掉头拐弯离去。他们知道我们是去联合国开会的，再盯也没意思了。
还有一次，两个“盯梢者”大概是新手，一直跟着到了联合国。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好几次，以至彼此都熟悉了。到最后，这几位CIA特工干脆把他们的名片给我们，说有事可以打电话同他们联系。我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7年多，受这种“保护”就长达三年多。
遭遇纽约大停电
1974年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纽约市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停电事故。这次停电给纽约市造成了严重混乱和重大损失，当晚纽约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抢劫，损失在20亿美元以上。
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搬至常驻地，突然室内所有的日光灯全部熄灭。我们走出房间一看，才发现整个纽约都变得漆黑一团，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停止了工作。街上的小汽车因为没有了自动交通指挥而不断鸣着喇叭，弄得喇叭声震天价响。因为停电，我们和国内的通讯联络全部被切断，一些重大问题的请示和报告顿时变得根本不可能；我们内部工作秩序全部被打乱，各部门的联系顿时变得很不方便，同各国代表团的联系也因而中断。我们的办公大楼面临街道，安全问题立刻变得严峻起来。我们的生活面临突如其来的困难，暖气停供，做饭的电炉也无法启动。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各种应对工作，把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千方百计动用其他手段同国内保持联系；带着手电值班巡逻，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由于上下一致，代表团终于安全度过了因大规模停电而带来的暂时困难。我们也因此得到了外交部的表扬。
(吴妙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