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演员尹昉更新社交动态，宣告自己的新戏《第一炉香》戏份杀青。许鞍华宣布改编《第一炉香》后，关于这件事的后续就成了张迷关注的焦点。从马思纯在微博晒出的“张爱玲语录”，到电影版《第一炉香》的选角争议，网友们围绕许鞍华的改编展开热烈讨论。
　　许鞍华过往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往往舞台剧好过电影，她在改编电影的过程中，显得规整有余，邪性不足，张爱玲的文本，其实是需要邪性，需要天才的惊鸿一瞥的。
　　张爱玲极难改编的作品之一
　　每个人这一生都要翻过一座高山，对“张迷”许鞍华来说，改编成功一部张爱玲作品，或许是她想要翻过的高山。尽管她心底里意识到任务艰巨，但那股执念还是逼着她去冒险。所以几番考量后，许鞍华接过了改编《第一炉香》的任务。这是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也是她极难改编的作品之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初载于1943年《紫罗兰》杂志第二期至第四期，收入1944年8月上海杂志社的小说集《传奇》。它被公认为确立张爱玲风格的作品，也是作家融合古典与西方叙事技巧的尝试。随着许鞍华宣布改编《第一炉香》，到公布主演阵容，这部小说再度引起关注。然而，《第一炉香》虽然极具电影风格，却并不适合许鞍华。
　　要分析其原因，需要结合《第一炉香》的文本来谈。从首段开始，张爱玲就表露出自己的叙事野心。“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这是一个有说书人腔调又融合现代小说技巧的开头。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者往往是说书人，所以开头常伴随着诗文，然后来一句“列位看官”，抓住读者注意力，将核心情节娓娓道来，到文末，再加一个“且听下回分解”，由此环环相扣。
　　比如《西游记》开头：“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章回小说开头。在张爱玲的早期小说中，说书人的腔调犹存。比如《金锁记》：“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叙述者“我”，领着读者到故事发生的现场。这样做的好处，一来可以制造悬念，激起读者的兴趣。二来，在读者与故事间调整距离。
　　借空间来说感觉
　　张爱玲自小阅读《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对古典小说的技巧熟稔在心。她的开头常有怀旧的气氛，迅速交待时间、背景、人物的同时，渲染出苍凉的语调。而她的小说开头又很现代，十足的电影感，借空间来说感觉，《第一炉香》即是例证。
　　小说开头并没有明说女主角葛薇龙的背景、心境，而是通过葛薇龙的视角，描绘她所见到的景色，从而点出她的心境：
　　“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薇龙到香港来了两年了，但是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这是第一次，她到姑母家里来。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
　　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这是一段夹叙夹议的文字，张爱玲在短短两段中转换了两次叙事视角。先是“（葛薇龙）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作者的全知视角，变成葛薇龙的限知视角，再到“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又回到了作者的议论。
　　而这两段，也是点出葛薇龙的现状和心态的文字。她到香港两年了，却对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很生疏，可见她自己并不富有。但是，当她望着姑母家的景观，目力所及的则是逐渐强烈的色彩，从“矮矮的白石字栏杆”，到“鲜亮的虾子红”，再到“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张爱玲深信，一个人对所见事物的过滤和渲染可见她的内心，葛薇龙看到的色彩越强烈，越反衬她现状的凄凉、内心的渴望。
　　而當我们通读小说就会明白：“八一三事变”后，葛薇龙跟随家人到香港避难，但因为物价飞涨，家人后来打算离港返沪，葛薇龙羡慕香港的生活，渴望在那里继续读书，却没有钱财，于是她想到了富有寡居的亲姑母梁太太——“一个关起门来留住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的小慈禧太后”。
　　华丽的文字背后是残酷
　　《第一炉香》很有电影感的另一点在于：它把每个人物都立住了。一个三万字左右的小说，大大小小的人物都被写活，这是张爱玲让人惊叹的地方。
　　对葛薇龙，张爱玲的描写是：“她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凸脸……眼睛长而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也许她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惟其因为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
　　对乔琪乔，张爱玲写道：“他比周吉婕还要没血色，连嘴唇都是苍白的，和石膏像一般。在那黑压压的眉毛与睫毛底下，眼睛像风吹过的早稻田，时而露出稻子下的水的青光，一闪，又暗了下去了。人是高个子，也生得停匀，可是身上衣服穿得那么服帖、随便，使人忘记了他的身体的存在。和他一比，卢兆麟显得粗蠢了许多。”
　　对小说的真正主角梁太太，张爱玲写得更是惟妙惟肖：“薇龙这才看见她的脸，毕竟上了几岁年纪，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薇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父亲的照相簿里珍藏着一张泛了黄的‘全家福’照片，里面便有这双眼睛。美人老去了，眼睛却没老。”通过和丫鬟的三两对话，梁太太风情、刻薄、狠辣的一面，也生动地呈现给了读者。 　　要改编《第一炉香》，必须注重人物和空间感的营造。张爱玲高明的一点在于：她写人物、写背景，不是直白地说出，而是在工笔似的对空间的描述中，把人物和背景立起来，给予读者画面感，也让小说的思考空间更大。
　　那些说她只写小情小爱的评论家，实是没有细看这些文字。正是在具有时代感的微观权力结构的构建中（比如梁太太家，葛薇龙与梁太太的关系;姜公馆，曹七巧与周围人的关系），张爱玲的小说“以小见大”，不因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消失，因为世事会变，但葛薇龙、曹七巧的遭遇仍然上演。
　　这是个华丽的文本，但它的内核是残酷的。葛薇龙陷入爱的泥淖，原来只是梁太太的利用工具。梁太太的家艳异非常，实质却如同《海上花列传》里的妓院，睨儿、睇睇、葛薇龙，在她眼里不过是不同的棋子。从一开始，等待葛薇龙的就是个局，谁先沉醉，谁就遍体鳞伤。梁太太在衣橱里准备了“一柜子为她量身定做的衣服”，安排她出入酒桌饭局，她自以为聪明，到头来落个凉薄。
　　许鞍华与张爱玲是两类人
　　这些女性困在这个环境里，永远跑不掉。从这一点来看，《第一炉香》的文字很《红楼梦》，内核却是《海上花列传》的。《第一炉香》不仅是个爱情悲剧，它是旧制度瓦解、新制度尚未完善、国家被殖民化过程中人的精神寫照。所以，要拍好《第一炉香》，不仅要关注到男女间的情绪，也要有对殖民地背景下空间生产、权力关系的了解，但在过去许鞍华改编张爱玲的电影中，这些都是被弱化的。
　　如今的许鞍华不再是新浪潮时期的她，相比起早年，她的作品更稳重平缓，但少了许多锐气。她现在适合拍朴素的故事，展现生活的日常感，她自己也说，她比较适合拍《半生缘》，因为那部小说相对朴素点。至于《第一炉香》这样的作品，和她实在不搭调。《第一炉香》是生活中的奇观，既有张氏作品常有的灰烬感，也有殖民视野下的混沌众生，作品里有邪气，有天才的散漫，有对待人物的不留情面。
　　许鞍华和张爱玲都很看重情感，但在情感的处理上，她们是两类人。许鞍华三分留情，对人物常有恻隐之心。张爱玲凛冽决绝，苍凉中有残酷的底色。她们都对爱执着，但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这也决定了他们作品气质的不同。
　　《第一炉香》难改编成电影的地方在于：如果只照搬情节，不注意语言和人物的塑造，电影容易沦为奇情片，猎奇有余，深度不足。如果删繁就简，只拍葛薇龙和乔琪乔的感情，原著的精髓就会被矮化，改编就真的成了“小情小爱”。要还原原著的感觉，对导演的视听语言、编剧的文字功力要求非常高，甚至对摄影、美术指导，都是不小考验。比如梁太太家，怎么再现它那种突兀又象征着香港的感觉？葛薇龙成为交际花的过程，又如何处理地不突兀？这都是很考验改编者的地方。所以，《第一炉香》虽然有电影感，却很少有导演敢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