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口述前记]
我是一名教师,一直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经历了好几次转型,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民国和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教育。1949年解放以前,我读到大学二年级,大学三四年级已经是新中国了。就是说基础教育我是在旧社会接受的,我很难全面的讲旧中国的教育,因为在解放以前自己还是比较小的。小学就在家门口读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因为受日军侵略学校关门,大家都逃难了,我们逃到了乡下。我有一个亲戚在上海,父亲就把我们姐弟带到上海来,租了亲戚家的一间房子,我们就在上海生活。我上的小学也就在附近,名叫崇实小学,现在没有了。后来考初中,稀里糊涂的,我也是不太用功的,不过当时好像考学校都比较容易。我那个时候就考了一个民立女中(初中,1949年8月起吴若安任校长)。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生肺病我们回了老家,没多少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留下了我们孤儿寡母,那个时候我妹妹还不到一岁,我则面临着失学。祖父祖母说女孩子根本就不要读书,我则哭着要读书。我母亲觉得我们没有伯伯叔叔,不读书将来无法生活。后来祖父说不要钱的话,你考到哪里就去读吧。当时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到镇江招生,我去考,就考取了。这样就到苏州师范读一年,一年以后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又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我还是想继续读书。我们家住在西门外,刚刚恢复的高中叫省立淮安中学,在东门坡,每天要走十几里路,穿过整个镇江市。那个时候学校的条件是非常非常差的,没有食堂,早上家里带点饭到学校泡点开水,带点咸菜。半年后学校要迁回淮安。这时,刚好省立镇江中学复校,我就再考。当时考试是公正的,录取名单贴在学校门口,按高分到低分排序。
我在那边读高二下和高三,睡的是地铺,没有床。学校是原日军的养马场,原来的学校被炸掉了。宿舍是一个小房间住十个人,女同学两排,每人就放一个席子。当时也没自来水,我们就打井水,点煤油灯,点一次蜡烛就是奢侈。没有凳子,吃饭都是站在那边,菜是没什么荤的。学校校风很好,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因为日军被赶走了,大家希望国家强盛。我们学校第一任校长是词学家任二北,学校的校训就是“一切为民族”五个字。“一切为民族”对我们这些学生影响很深,激励我们再苦再累也要学出本事,不能受人欺负。“一切为民族”的校训真的是渗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头。此前我们都目睹了民不聊生的惨状,天气寒冷的时候,早上去读书路上,经常看到“路倒”,都是冻死饿死的,还亲眼看到日军无故打中国人。这些都无形中教育了我们。当然,老师特别是文科老师的教育,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告诉我们做人要像岳飞,要像文天祥。所以说,那个时候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还是很有效果的。
说到师资,我觉得当时学校的师资状况比较好,比如说教我高中数学的毛振璿老师,用英语教课,那个时候教材是原版的,他一步一步推导,对我们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应该说就是这位毛老师教出来的。解放后,毛老师就到大学教书了。教我语文的赵继武老师,他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他上课就是两支粉笔,教科书都没有,一肚子的学问。那个时候教古文,他会一句一句地串讲。其实他当时教的是文化,也教我们做人。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教李密的《陈情表》,讲到“茕茕孑立”,“茕”怎么写法呢?就是光荣的荣一个头,下面就鲁迅的迅去掉走之底,他边讲边写在黑板上,说这个字读“穷”,下面是一竖,不是一撇,再穷脊梁骨要硬,他实际上就是教做人的道理。所以这些老师对我们很有影响。你为什么读书,读书就要懂做人的道理,懂报效国家的道理,就是要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解放以前,公立学校穷学生比较多,私立学校的学生家庭比较富裕,中学是这种情况,大学也差不多。有钱的孩子都喜欢去读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教会和私立大学。国立大学穷学生多,师范教育方向就更多了。师范教育从旧中国开始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使他们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民国时期的教育由于国内外原因虽然也取得一些成绩,终归烙上了半殖民的色彩。因此,新中国的教育必须与以前不一样。我觉得解放以后的教育,应该说是功劳很大的。
首先,改造旧教育体系。改造旧教育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公办的学校很少,大量是教会办的学校跟私人办的学校。旧学校的办学目标是为它的原来的国民党社会服务的,它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系,虽然管理严格,但是思想是完全另一个形式,完全是为它的价值观服务的。所以解放以后改造旧教育,培养人才,要为新中国服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其次,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育改革。我觉得当时没有办法就只好学苏联,因为过去的教育基本上是学英美的。我们要转向就只能从学英美转向学苏联了。实际上,当时苏联的教育还是非常不错的,教育文化很深厚,也培养出许多像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才。我们现在反思教育学习苏联,不能说当时全部不对,在那个情况下,要逐步消除殖民影响但又不能全面封闭,所以学习苏联就有其必要性。看问题不能从现在眼光来看以前,因为当时就是那个条件。当时的引进是怎么回事呢?从现在来看,苏联赞可夫的教育思想和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不过,我们引进的是凯洛夫的思想。我觉得,引进总比不引进好。我认为凯洛夫的教育思想主要就是三中心:一个就是课堂教学为中心,第二个就是教材为中心,第三个就是教师为中心。他认为学校的办学第一质量就是课堂教学要好,教材国家统一规定的即法定的,教师是传授知识的,所以有了这三个中心。而欧美的一些教育理念不大一样,杜威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不过,课堂教学却是必须的,比如芬兰也是很强调课堂教学的。大面积的培养人才必须要课堂教学。现在中国也是因为人口众多的情况,还是要进行课堂教学。现在很多人总是认为西方的教育好,殊不知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我们希望国家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话语权。
凯洛夫的理论对我们教育改造迅速走上轨道起到了很大作用,学校建制、课程教学、教材编写、大纲设计都很快弄起来了,学校都有秩序了。原来光华大学是光华大学做法,大夏大学是大夏大学的做法,私立的小学都是自己的做法。不过凯洛夫的理论也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教学程序不灵活,比较死板。比如说上课就是五个步骤,第一是组织教学,一上课要把学生全部注意力集中,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是复习旧课。第三个环节是讲解新课。第四个环节是巩固,当时五十分钟一节课,如果三十分钟教的新课,那么新课就要当堂复习,当堂巩固。第五,布置作业。什么叫好課呢?五十分钟到了,铃一打,讲话正好最后一句讲完。必须是两分钟组织教学,不超过十分钟的复习旧课。虽然这一套是有连贯性,但是这样就比较机械了。 不过,我觉得当时能够把旧社会学校,公立的、私立的全部改造过来,有一个初步的规范,已经贡献很大了。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有些做法比较僵化,不可能每堂课都是这个样子,上节课讲的学生不大掌握,多一点时间来复习或者补充原来的短板,应是可以的。我始终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把它放在历史条件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好的,是培养每个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教育是国民素质的教育,国民素质要提高必须是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所谓德,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品德要高尚。所谓智,就是得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所谓体,就是身体要健康。所谓美,就是要有高尚的审美观。
当时贯彻教育方针有很多做法也是值得借鉴的。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高中学生要求劳动卫国,学生天天早上要早锻炼跑步的,锻炼体质培养吃苦精神。那个时候的近视眼很少,学生也一样的读书呀。还有就是劳动锻炼,那个时候的劳动是真劳动,到乡下去劳动。我教高中带学生下去劳动,割麦子,弄得麦芒浑身都是,哪里有什么洗澡呀,都是打地铺在农家的。还有秋天收稻子,收了之后种油菜。我那个时候身体不好,胃溃疡,也是和学生一样劳动的,跪在地上种,腰都直不起来了。自己劳动之后,学生们都晓得劳动果实来之不易。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育人,分数没有那么重要。我一直教高二高三,没有被这个分数捆着。我从教那么多年,坚持不应考,以不变应万变,教学生真本领,告诉学生有真本领是不怕考试的。我教的学生参加高考,语文总分120分,他们有部分人都能考110多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记得有次开教育工作座谈会,要听听教师的意见。当时前面有几个人讲,讲了很多好的。领导说你们把问题讲出来,不要照着稿子念。我就不客气地讲教育一些问题要重视,不能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讲得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做的是应试教育。我们的教育的根本宗旨是育人,中国教育就是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如果没有中国心,要我们教育干什么?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为谁服务是根本问题,培养人归根到底德是第一位,不能育分不育人。教育不是育分,是育人呀!我们的义务教育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工程,有世界性的影响。最怕的是我们自己缺乏信心,看不到自己的成功。现在的教育经费已经达到4%了,原来一直都是2%。我们一直强调国际化,实际上国际化是双向的。外国好的东西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好的东西也要发扬出去,互相学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教师的要求就是“又红又专”,我觉得“又红又专”没有错。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我们现在也要讲信仰,一个人没有信仰没有信念,魂就没有了,就会失魂落魄。究竟为谁服务,这是根本性问题。服务要有真本事,不是说空话。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讲做好老师要“四有”,其一,要有理想信念;其二要有道德情操;其三,要有扎实学识;其四,要有仁爱之心。这对教师是很重要的。教师怎么样教可以各有千秋,但是“四有”是必须的。做教师如没有理想信念,把国家的未来交给你教育怎么得了?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一直强调做教师一定要有民族精神的根,有爱国主义的魂。“左”是不对的,但是理想信念“红”是没错的。人不能连魂和根都没有呀!我是搞语文的,很多单位请我去做的都是师德的报告,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最最根本的就是这一点。小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国家交给你,老百姓交给你,你负什么责任呀?因此,你必须有师德,知道为谁服务。除此之外,还要有本领。如果课都上不好,你说师德好,这是不对的。你必须把课上好,把孩子教得有本领。
西方哲学将“人”界定为用理性思考,获取最大利益的動物,因此他可以扩张,可以侵略,可以殖民。我们中国人讲“人”,是仁而爱人。什么叫“仁”,“人”字边旁一个“二”’,做人心中要有别人呀。我们“人”是一撇一捺,要互相支撑,倒掉一笔就不叫“人”,不一样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又红又专”是没错的,不一定用这个词,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必须有理想信念,也有本事。
我带过好多徒弟,好的都是有理想信念,对孩子有仁爱之心。我曾经跟学员讲,要发财就不要来做教师,你要发财还做教师干什么?什么叫教师?嘴巴说是不行的,要以身作则。要学生做到,你自己就要做到,率先垂范。一个老师做得好,最最根本的就是内心的深度觉醒。什么叫内心的深度觉醒?就是把自己日常的平凡的工作和国家的千秋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和老百姓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因为教师的工作是塑造人的灵魂。
责任编辑:赵 菲
我是一名教师,一直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经历了好几次转型,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民国和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教育。1949年解放以前,我读到大学二年级,大学三四年级已经是新中国了。就是说基础教育我是在旧社会接受的,我很难全面的讲旧中国的教育,因为在解放以前自己还是比较小的。小学就在家门口读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因为受日军侵略学校关门,大家都逃难了,我们逃到了乡下。我有一个亲戚在上海,父亲就把我们姐弟带到上海来,租了亲戚家的一间房子,我们就在上海生活。我上的小学也就在附近,名叫崇实小学,现在没有了。后来考初中,稀里糊涂的,我也是不太用功的,不过当时好像考学校都比较容易。我那个时候就考了一个民立女中(初中,1949年8月起吴若安任校长)。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生肺病我们回了老家,没多少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留下了我们孤儿寡母,那个时候我妹妹还不到一岁,我则面临着失学。祖父祖母说女孩子根本就不要读书,我则哭着要读书。我母亲觉得我们没有伯伯叔叔,不读书将来无法生活。后来祖父说不要钱的话,你考到哪里就去读吧。当时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到镇江招生,我去考,就考取了。这样就到苏州师范读一年,一年以后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又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我还是想继续读书。我们家住在西门外,刚刚恢复的高中叫省立淮安中学,在东门坡,每天要走十几里路,穿过整个镇江市。那个时候学校的条件是非常非常差的,没有食堂,早上家里带点饭到学校泡点开水,带点咸菜。半年后学校要迁回淮安。这时,刚好省立镇江中学复校,我就再考。当时考试是公正的,录取名单贴在学校门口,按高分到低分排序。
我在那边读高二下和高三,睡的是地铺,没有床。学校是原日军的养马场,原来的学校被炸掉了。宿舍是一个小房间住十个人,女同学两排,每人就放一个席子。当时也没自来水,我们就打井水,点煤油灯,点一次蜡烛就是奢侈。没有凳子,吃饭都是站在那边,菜是没什么荤的。学校校风很好,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因为日军被赶走了,大家希望国家强盛。我们学校第一任校长是词学家任二北,学校的校训就是“一切为民族”五个字。“一切为民族”对我们这些学生影响很深,激励我们再苦再累也要学出本事,不能受人欺负。“一切为民族”的校训真的是渗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头。此前我们都目睹了民不聊生的惨状,天气寒冷的时候,早上去读书路上,经常看到“路倒”,都是冻死饿死的,还亲眼看到日军无故打中国人。这些都无形中教育了我们。当然,老师特别是文科老师的教育,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告诉我们做人要像岳飞,要像文天祥。所以说,那个时候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还是很有效果的。
说到师资,我觉得当时学校的师资状况比较好,比如说教我高中数学的毛振璿老师,用英语教课,那个时候教材是原版的,他一步一步推导,对我们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应该说就是这位毛老师教出来的。解放后,毛老师就到大学教书了。教我语文的赵继武老师,他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他上课就是两支粉笔,教科书都没有,一肚子的学问。那个时候教古文,他会一句一句地串讲。其实他当时教的是文化,也教我们做人。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教李密的《陈情表》,讲到“茕茕孑立”,“茕”怎么写法呢?就是光荣的荣一个头,下面就鲁迅的迅去掉走之底,他边讲边写在黑板上,说这个字读“穷”,下面是一竖,不是一撇,再穷脊梁骨要硬,他实际上就是教做人的道理。所以这些老师对我们很有影响。你为什么读书,读书就要懂做人的道理,懂报效国家的道理,就是要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解放以前,公立学校穷学生比较多,私立学校的学生家庭比较富裕,中学是这种情况,大学也差不多。有钱的孩子都喜欢去读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教会和私立大学。国立大学穷学生多,师范教育方向就更多了。师范教育从旧中国开始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使他们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民国时期的教育由于国内外原因虽然也取得一些成绩,终归烙上了半殖民的色彩。因此,新中国的教育必须与以前不一样。我觉得解放以后的教育,应该说是功劳很大的。
首先,改造旧教育体系。改造旧教育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公办的学校很少,大量是教会办的学校跟私人办的学校。旧学校的办学目标是为它的原来的国民党社会服务的,它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系,虽然管理严格,但是思想是完全另一个形式,完全是为它的价值观服务的。所以解放以后改造旧教育,培养人才,要为新中国服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其次,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育改革。我觉得当时没有办法就只好学苏联,因为过去的教育基本上是学英美的。我们要转向就只能从学英美转向学苏联了。实际上,当时苏联的教育还是非常不错的,教育文化很深厚,也培养出许多像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才。我们现在反思教育学习苏联,不能说当时全部不对,在那个情况下,要逐步消除殖民影响但又不能全面封闭,所以学习苏联就有其必要性。看问题不能从现在眼光来看以前,因为当时就是那个条件。当时的引进是怎么回事呢?从现在来看,苏联赞可夫的教育思想和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不过,我们引进的是凯洛夫的思想。我觉得,引进总比不引进好。我认为凯洛夫的教育思想主要就是三中心:一个就是课堂教学为中心,第二个就是教材为中心,第三个就是教师为中心。他认为学校的办学第一质量就是课堂教学要好,教材国家统一规定的即法定的,教师是传授知识的,所以有了这三个中心。而欧美的一些教育理念不大一样,杜威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不过,课堂教学却是必须的,比如芬兰也是很强调课堂教学的。大面积的培养人才必须要课堂教学。现在中国也是因为人口众多的情况,还是要进行课堂教学。现在很多人总是认为西方的教育好,殊不知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我们希望国家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话语权。
凯洛夫的理论对我们教育改造迅速走上轨道起到了很大作用,学校建制、课程教学、教材编写、大纲设计都很快弄起来了,学校都有秩序了。原来光华大学是光华大学做法,大夏大学是大夏大学的做法,私立的小学都是自己的做法。不过凯洛夫的理论也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教学程序不灵活,比较死板。比如说上课就是五个步骤,第一是组织教学,一上课要把学生全部注意力集中,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是复习旧课。第三个环节是讲解新课。第四个环节是巩固,当时五十分钟一节课,如果三十分钟教的新课,那么新课就要当堂复习,当堂巩固。第五,布置作业。什么叫好課呢?五十分钟到了,铃一打,讲话正好最后一句讲完。必须是两分钟组织教学,不超过十分钟的复习旧课。虽然这一套是有连贯性,但是这样就比较机械了。 不过,我觉得当时能够把旧社会学校,公立的、私立的全部改造过来,有一个初步的规范,已经贡献很大了。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有些做法比较僵化,不可能每堂课都是这个样子,上节课讲的学生不大掌握,多一点时间来复习或者补充原来的短板,应是可以的。我始终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把它放在历史条件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好的,是培养每个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教育是国民素质的教育,国民素质要提高必须是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所谓德,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品德要高尚。所谓智,就是得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所谓体,就是身体要健康。所谓美,就是要有高尚的审美观。
当时贯彻教育方针有很多做法也是值得借鉴的。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高中学生要求劳动卫国,学生天天早上要早锻炼跑步的,锻炼体质培养吃苦精神。那个时候的近视眼很少,学生也一样的读书呀。还有就是劳动锻炼,那个时候的劳动是真劳动,到乡下去劳动。我教高中带学生下去劳动,割麦子,弄得麦芒浑身都是,哪里有什么洗澡呀,都是打地铺在农家的。还有秋天收稻子,收了之后种油菜。我那个时候身体不好,胃溃疡,也是和学生一样劳动的,跪在地上种,腰都直不起来了。自己劳动之后,学生们都晓得劳动果实来之不易。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育人,分数没有那么重要。我一直教高二高三,没有被这个分数捆着。我从教那么多年,坚持不应考,以不变应万变,教学生真本领,告诉学生有真本领是不怕考试的。我教的学生参加高考,语文总分120分,他们有部分人都能考110多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记得有次开教育工作座谈会,要听听教师的意见。当时前面有几个人讲,讲了很多好的。领导说你们把问题讲出来,不要照着稿子念。我就不客气地讲教育一些问题要重视,不能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讲得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做的是应试教育。我们的教育的根本宗旨是育人,中国教育就是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如果没有中国心,要我们教育干什么?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为谁服务是根本问题,培养人归根到底德是第一位,不能育分不育人。教育不是育分,是育人呀!我们的义务教育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工程,有世界性的影响。最怕的是我们自己缺乏信心,看不到自己的成功。现在的教育经费已经达到4%了,原来一直都是2%。我们一直强调国际化,实际上国际化是双向的。外国好的东西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好的东西也要发扬出去,互相学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教师的要求就是“又红又专”,我觉得“又红又专”没有错。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我们现在也要讲信仰,一个人没有信仰没有信念,魂就没有了,就会失魂落魄。究竟为谁服务,这是根本性问题。服务要有真本事,不是说空话。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讲做好老师要“四有”,其一,要有理想信念;其二要有道德情操;其三,要有扎实学识;其四,要有仁爱之心。这对教师是很重要的。教师怎么样教可以各有千秋,但是“四有”是必须的。做教师如没有理想信念,把国家的未来交给你教育怎么得了?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一直强调做教师一定要有民族精神的根,有爱国主义的魂。“左”是不对的,但是理想信念“红”是没错的。人不能连魂和根都没有呀!我是搞语文的,很多单位请我去做的都是师德的报告,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最最根本的就是这一点。小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国家交给你,老百姓交给你,你负什么责任呀?因此,你必须有师德,知道为谁服务。除此之外,还要有本领。如果课都上不好,你说师德好,这是不对的。你必须把课上好,把孩子教得有本领。
西方哲学将“人”界定为用理性思考,获取最大利益的動物,因此他可以扩张,可以侵略,可以殖民。我们中国人讲“人”,是仁而爱人。什么叫“仁”,“人”字边旁一个“二”’,做人心中要有别人呀。我们“人”是一撇一捺,要互相支撑,倒掉一笔就不叫“人”,不一样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又红又专”是没错的,不一定用这个词,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必须有理想信念,也有本事。
我带过好多徒弟,好的都是有理想信念,对孩子有仁爱之心。我曾经跟学员讲,要发财就不要来做教师,你要发财还做教师干什么?什么叫教师?嘴巴说是不行的,要以身作则。要学生做到,你自己就要做到,率先垂范。一个老师做得好,最最根本的就是内心的深度觉醒。什么叫内心的深度觉醒?就是把自己日常的平凡的工作和国家的千秋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和老百姓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因为教师的工作是塑造人的灵魂。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