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叶子铭老师门下读研究生的时候，陈思和已是著名的青年学者。学生时代读陈思和的文章，大概是我们那一代青年学子共有的学术经历，他的一些深具启发性的学术观点，也就成为我们那一代“后备学人”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指南。现在我们都知道，陈思和特别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陈思和学术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学术视野及其学术体系建构。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思和就从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层面，提出了“新文学整体观”，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相继提出了“民间”、“广场”与“岗位”、“共名”和“无名”、“潜在写作”、“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等一系列原创性的概念、理论和角度，为深入解析和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结构性变化。很显然，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众多学者中，陈思和是既注重文本细读又自觉追求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的一位。
　　对于陈思和在学术上的成就和“风格”，我在佩服尊敬之余，也充满了好奇—面对他“呈现”的这些学术成果和学术姿态，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一切是如何形成和产生的？
　　《1966-1970暗淡岁月》这本回忆性质的随笔集，也许并不能完全满足我的好奇心，可是读完这本散文集，它在某种程度上，已部分地回答了我的追问。
　　虽然书名为“1966-1970暗淡岁月”，但陈思和在书中对过往人生的回忆，却并不只限于一九六六至一九七○这几年，而是涵盖了他的部分童年岁月。在《代序—上海的旧居》中，陈思和以自己居住过的几处“老房子”为线索，简单地勾勒出他在那个时间段之前的“前史”，并引出了他的父母、外祖父母、两个舅舅等家庭成员。来自家人（亲人）的种种影响，以及他以后在邻居、同学、老师等“社会成员”那里，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种种“人生阅历”，共同构成了他的少年成长历程的重要内容。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年的陈思和正值青少年时期，在“文革”的历史洪流裹挟下，陈思和（及其家人）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被卷入这个震荡了五洲四海的巨大洪流，《1966-1970暗淡岁月》就是以这样的历史洪流为背景写就的。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已经不太知道“支边/支内”“批斗会”“串联”“学工”“学农”“上山下乡”“文攻武卫”“公审大会”这些名词了，可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这些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最强音”。陈思和的父亲在他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响应政府的号召去了西安，在陈思和童年时期对他影响至深的，是他的外祖父。外祖父曾在英商公司工作过，既能讲“洋泾浜”英语，旧学底子也很好，外祖父的“教育”和“熏陶”，在陈思和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对陈思和未来知识谱系的建立和学术眼光的养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陈思和笔下的外祖父最有兴趣的工作就是对外孙陈思和进行文化启蒙和文化教育，为了哄幼年陈思和吃饭，“他收集了一套画着《水浒》人物的旧香烟牌子，一张张贴在窗下的墙壁上，每天喂饭的时候，就把我（陈思和—引者注，以下同）放在窗下，指着墙上的人物兴致勃勃地讲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寓教于乐的过程中，我三岁就成了《水浒》专家，可以把一百零八将连绰号带姓名背得滚瓜烂熟”。这样的“学术训练”在陈思和的同时代人中大概也属“另类”，可是恰恰就是这种“另类”的启蒙教育，使陈思和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含有“知识”，更包含有“见识”：外祖父为陈思和“解读”的《水浒传》并不仅仅只是一百零八将姓名与绰号的简单罗列，在他将鲁达拳打镇关西与批判《海瑞罢官》联系到一起的时候（鲁达的目的就是要打镇关西，所以，镇关西讨饶也要挨打，不讨饶也要挨打，而且讨饶本身也是一种挨打的理由）;在他将自己理解的宋江与晁盖/林冲两股势力之间暗潮汹涌的“博弈”分析给陈思和听的时候，历史与现实惊人的相似性和“同构”性，无疑使陈思和从外祖父“讲解”的传统“旧小说”中，获得了对现实“新社会”的某种“异乎”主流话语的认识。
　　获得对现实社会“异乎寻常”认识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陈思和的舅舅。舅舅曾不止一次地对外甥说：“你别相信现在‘革命’‘革命’叫得震天响，等過了这阵风，国家又需要文化科学，那个时候人才都荒废了，谁来搞文化建设？你应该目光放远点，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以后就能派上用场了”，“革命高潮以后一定是文化高潮，人家忙革命的时候你就埋头学文化，以后一旦国家需要文化时，人家什么也没有，你就可以发挥作用了”。舅舅的这些话，使陈思和在外祖父的“另类”教育之外，获得了另一种有别于主流话语“另类”—那是一种对未来充满个人规划的认识、判断和设计。
　　外祖父的“旧学根底、世界眼光、独立判断和怀疑精神”、舅舅的“未来观”，都对少年陈思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下，显然是一种与时代节拍不相符的“家庭教育”，在那个“公共领域”占绝对优势、个人“私领域”几乎被完全取消的年代，少年陈思和能获得这样一种在当时属于“另类”的“家庭教育”，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
　　父亲在陈思和青少年时期生活中的“缺席”是时代造成的后果，而另一个后果则是父亲的“历史问题”（因爱好文艺，受朋友牵连，曾遭日本人逮捕）给少年陈思和带来的“隐忧”。“所谓隐忧，指的是一种心理。在内心里有一个不宜示人的隐秘，如果一旦公开，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麻烦，这是一个恐惧”，在“文革”那样一个“乱哄哄的乌合之众时代”，“恐惧会时时提醒你，你必须与众人的狂欢区分开来，与集体保持距离，这是我在‘文革’中精神成长的出发点，隐忧伴随我走向成熟”。正是这种“隐忧”，使少年陈思和在“面向社会”的时候，背负着只能深藏心底独自咀嚼的精神负担，而这种精神负担，在形成他内心隐忧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与时代主流相疏离、以理性思考为基础的怀疑精神。“隐忧”在陈思和形成以怀疑精神为基础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有了怀疑精神，以及建立在怀疑精神之上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陈思和对“文革”时期的种种倒行逆施，也就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是非判断。“在青少年时代，我既没有串联，也没有上山下乡”，虽然在中学时也和同学一起“荡马路”（从而看到了市长曹荻秋被批斗），去看“公审大会”（见证了复旦前辈应功九被枪决），但目睹到的这些人间悲剧（包括幼年时邻居方家两女儿遭到“斗争”），激起他的是“同情”和“惊讶”这类不同于时代洪流的感受，而这也正是一个学者的最基本素质。
　　少年陈思和的“独特性”，除了表现在对时代在内心保持距离并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之外，还体现在他对文化学习的重视和自我规划上。一九六九年“文革”正在热火朝天，那一年陈思和十五岁，却已“对学习文化知识有了自觉”，不但制定了自学计划，而且还自我励志：“我绝不辜负自己的年龄。”陈思和的自学计划不但包括了中学课程中的语文、数学和英语，而且还感应着社会上对鲁迅的推崇和对毛泽东的崇拜，开始接触鲁迅的著作，并对毛泽东的诗词进而对中国传统旧体诗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幼时外祖父的传统文化熏陶，至此似乎产生了某种文化记忆的回应，而从外祖父那里开始的英语学习，经过中学读书时对英语學习的坚持，此时已有了能阅读英语读物《青春之歌》的基础。
　　时代的“营养”也有，除了前面提到的目睹各种人间不幸、顺应时代的提倡阅读鲁迅和毛泽东之外，看“批判电影”、读“红色经典”、着迷巴金（地下阅读），都是少年陈思和在“文革”时期获得时代赋予的“知识营养”（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的途径，这些“营养”对陈思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当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文革’初期的那几年里，文学作品受到普遍的禁止，但是我还是在最混乱的时代里，读完了大部分当代长篇小说”。
　　那时候陈思和非常迷巴金（虽然在电视中也看到巴金被批斗，在中学也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的种种负面说辞），若干年后他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第一个选择，就是研究巴金的思想和著作”，陈思和对巴金《憩园》的阅读“体会”，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并因此被同学“笑说你都成了知识分子了，希望你成为未来的巴金”。在陈思和的学术生涯中，巴金是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并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陈思和学术历史的全过程。而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特别是在读巴金著作时，又与贾植芳教授（既是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又是比较文学专家）结缘，更使得这两位既正直又“文学”的一刚（贾植芳）一柔（巴金），以他们的为人风范和文学“形象”，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成为陈思和文学世界的指引者和精神上的“父亲”。
　　陈思和的《1966-1970暗淡岁月》，为我们从他的少年成长历程中寻索到他学术姿态的“历史背景”提供了依据，那就是：青少年时代传统与现代、中文与英文齐头并进的教育视野，使他能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广阔的学术视野、中西比较的自觉意识;而建立在怀疑精神基础上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又使他能走出固化思维，努力进行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从而在学术上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话语;至于“批判电影”和“红色经典”、毛泽东诗词和巴金小说，则为陈思和后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知识积累……毫无疑问，青少年时代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为陈思和后来在学术上形成自己的独特姿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