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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为供应宫廷所需瓷器而设的机构。嘉靖时期，由于嘉靖皇帝个人推崇道教文化，道教文化在瓷器上的反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以嘉靖皇帝个人思想观念对瓷器造型、色彩、纹饰等方面以及对御窑厂瓷器发展的影响为视角，了解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对整个时代的影响，也可以从艺术角度了解道教文化对当时社会的渗透，从而更好把握文化与艺术的相互交融。
嘉靖皇帝崇道原因
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就多信奉道教，以达到神化君权，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在儒、道、佛“三教共宏”的唐朝，由于唐朝是李姓王朝，为了巩固君权，奉老子为先祖，视道教为国教，唐高祖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大力扶持道教，此后，多数皇帝为求长生不老，沉迷于修道，其中唐玄宗推崇道教尤力。继唐之后，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佶更是疯狂崇拜道教，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将崇道热情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道教在此时的地位大大提高，几乎成为国教。明朝开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全国只准佛道存在，其他宗教一律禁止，这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到了朱棣，其自称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大力推崇道教借此巩固君权，之后的诸位皇帝及皇室成员也继承了朱棣崇道的热情，有增无减，至此，道家发展也愈加成熟，到嘉靖一朝，更是达到巅峰。
嘉靖皇帝生于湖广安陆的兴王府，古属荆州。荆州是楚国故都，楚文化的发祥地，文化源远流长，在荆州民间，信仰鬼神和巫术，这也是原始道教产生的源头。而嘉靖皇帝自出生到继位之前，一直生长在这样一个道教文化兴盛的地方，深受其文化熏陶。加之其父亲朱佑杬也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并与玄妙观纯一道人交往甚密，两人经常一起谈玄悟道。据《钟祥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纯一道人居玄妙观，道行甚高，兴王（朱佑杬）常与之游……”正德二年八月十日，纯一道人逝世时恰逢朱厚熜出世，这一巧合导致朱佑杬认为世子是纯一道人的转世，这无形中又加深了嘉靖皇帝与道教的渊源。
嘉靖皇帝自出生以来就体弱多病，自称“生长南方多脆，非北地可比”，死亡的阴影使他渴求长生不老。在《嘉靖遗诏》中“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也可看出，嘉靖皇帝崇道也想通过修炼道家方术强身健体，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除此之外，嘉靖皇帝继位后，一直没有子嗣，嘉靖皇帝便命道士设道场求子，经过齐云山、南海祈嗣，皇子相继出世，虽然嘉靖皇帝的孩子先后夭折，但求嗣成功使他对道家文化更加深信不疑。
道教思想影响下的瓷器风格
在道教文化中，葫芦是使用率极高的器物，它和青袍、宝剑同是道士的必备之物。众多道家神仙也都以葫芦作为法器，南极仙翁、铁拐李葫不离身，太上老君用紫金葫芦盛灵丹妙药，悬壶济世的“壶”为葫芦。风水经典《雪心赋》云：“葫芦山现，术数医流”意指它能起到有煞化煞，无煞纳祥的作用。葫芦口小肚大能积聚财运，故民间盛传“葫芦压窗台，财源滚滚来”;葫芦藤蔓绵延、结子繁盛，象征着子孙万代、人丁兴旺。同时，葫芦声同“福禄”，且器形像“吉”字，故又名“大吉瓶”，寓意大吉大利，吉祥长寿，集“福禄寿”为一身的葫芦遂成为经典器形，常被选作为皇帝祝寿的贡品。
嘉靖年间，由于全国道士人数剧增，道士用器自然增多。因此，嘉靖一朝瓷制葫芦瓶数量激增，造型样式各异，除普通形状外，还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等。不仅如此，嘉靖葫芦瓶大多数还都绘有八仙、暗八仙、云鹤、灵芝、仙桃等道教纹饰。葫芦瓶成为嘉靖时期最为典型的器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黄地红彩缠枝莲纹葫芦瓶，通体黄釉红彩，十分艳丽，造型为普通葫芦状，器型硕大，瓶身绘有云纹、缠枝莲纹等精美的图案，是嘉靖时期大型琢器的代表作品。
五彩，最初是指白、青、黑、红、黄五色，这与道教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说”密切相关。在道教文化中，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象征东、西、南、北、中，蕴含着五方神力，通常道士们在斋蘸祭祀时，使用“五彩令旗”召集五方神仙，在驱鬼辟邪时常常使用“五彩符”震慑妖魔鬼怪，且色彩极为浓艳。五彩被应用在瓷器上，起源于传统的彩绘装饰。通过各个朝代的不断发展完善，到嘉靖一朝，五彩器趋于成熟。但此时五彩器不再局限于白、青、黑、红、黄五色，而是以红、黄、绿、蓝、紫五色为主，间以黑白二色绘制的彩瓷器物，形式上也更加多样化，一种是单纯的釉上五彩，突出使用红、绿二彩，并以黄、黑、紫彩作为局部的点缀，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另一种是青花五彩，五彩器色彩丰富的同时也极为鲜艳，这与道教文化中颜色越艳越辟邪的理念相同，正因如此，五彩器也得以在嘉靖时期发展到了顶峰。
在道教文化中，金是富贵的象征，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用金器。因此，在道教语言中，许多事物的命名中都含有“金”字，玉帝用“金牌”，颁“金旨”，道士炼“金丹”，斋醮法事活动中用金器、焚烧“金纸”，道家甚至认为“饮金长生”，由此可见，“金”在道教文化中备受推崇。很早以前，大炼丹家魏伯阳说：“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因此，秦始皇曾吞服真金以求长生，此后，寻求“长生”者便与“金”结下了不解之缘。
历朝历代最盛行描金器的是嘉靖时期。常见的有矾红描金、蓝釉描金、绿釉描金、黄地描金、紫金地描金等，这前所未有的描金器盛况与嘉靖皇帝崇道密切相关，各种规模的斋醮频繁，礼仪繁复，配器繁多，但黄金毕竟贵重稀少，因此描金器应运而生。描金器的出现不仅符合道家尚“金”的文化理念，又能体现皇家尊贵的身份地位，还可以使器物更加精美，例如红地黄彩海水云龙纹盖罐（如图1），直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以下收敛，圈足。罐身外壁及盖面红地黄彩海水云龙纹装饰，图案轮廓及细部均用金彩勾描，富丽堂皇，极具时代特色。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物形象的描绘最能反映一个朝代或社会的形态。嘉靖时期，人物纹题材和种类逐渐丰富多彩起来，与道教文化相关的各类神仙形象及其相关的神话故事开始频繁出现在瓷器装饰上，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八仙纹及与之相关的神话故事，如“八仙过海”“八仙捧祝寿”“八仙炼丹”等广为流传的故事都被描绘在瓷器上。纹饰中所描绘的神仙形象特征鲜明，各具特色，深受人们的喜欢，以艺术的形式展现道教文化思想，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更利于道教文化的传播。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嘉靖青花八仙祝寿纹罐，颈绘菱形锦纹，肩绘云鹤间杂宝纹，罐身绘制八仙庆寿图，人物形态丰富，环境優美，鹤、鹿、松等相伴，整个画面看起来喜庆吉祥，图案寓意长寿福禄，极具道教色彩。 除此之外，由于老子是道教始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敬仰爱戴。老子在世时，在楼观台写下了《道德经》，并经常在此讲经论道，最终开创道教。为了追随当时社会崇道的思想潮流，此时的艺术创作者们在陶瓷上绘制了许多“老子讲经”图（如图2），仙风道骨的老子盘坐于中央，细心聆听的学生围在老子四周，图中还绘有大量祥云纹、缠枝莲纹等精美的装饰纹样，整体画面营造的故事感极其强烈，成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动物纹在瓷器纹饰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在嘉靖一朝，由于道教文化的盛行，大量与道教文化相关的动物图案开始出现。其中被应用最广泛的是仙鹤。道教认为，鹤是“孕天地之粹，得金火之精”的神鸟，是仙人的坐骑，因此鹤是长寿的象征。
在瓷器上，鹤纹通常与八仙、符箓、八卦等极具道教色彩的纹饰组合构成一幅装饰纹样，不同组合代表着不同的寓意。松鹤象征松鹤长春，桃鹤象征鹤寿延年，与鹿和梧桐组合寓意鹤鹿同春，其中最为流行的当属云鹤纹。在嘉靖之前，鹤纹在瓷器上并不常见，且多为直立状，直至嘉靖一朝，由于道教文化的兴盛，鹤纹成为一种独特的时代特征大量出现在瓷器上，此时鹤纹形象多为写实，展翅飞舞的形象将仙鹤的优美仙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五彩云鹤纹罐（如图3），通体以青花加红、黄、绿彩装饰，主题纹饰以云鹤为主，飞舞盘旋的仙鹤与极富流动性的云相互映衬，使画面充满了神秘的道教色彩，反映了当时社会崇道的思想观念。
桃原产于我国，因其造型独特、色彩柔和、味美多汁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早在远古时期，桃便与女性的生育特点联系在一起，蕴含生殖崇拜的原始信仰，象征着生育、长寿、多子多福。在神话传说中，西王母所种植的蟠桃树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因此有“榴开百子福，桃献千年寿”之说。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写道：“玉桃，服之长生不死”，明确记载了食桃可长生。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神仙方术之学大肆兴起，象征长寿的桃频繁出现在道教文化中。到明代，桃纹更是成为瓷器装饰的重要题材，尤其在嘉靖时期，瓷器装饰中常见桃纹与蝙蝠、灵芝等组合成具有长寿寓意的图案。
除桃纹被广泛应用以外，被道教视为“仙草”的灵芝也大量出现在嘉靖时期的瓷器上。灵芝，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长寿吉祥的文化内涵，因其富含丰富的营养与药用价值，道教信仰者认为服灵芝可长寿成仙。因此，灵芝频繁地出现在道教的神话故事中，广为流传的有嫦娥食灵芝奔月、白娘子盗灵芝救许仙、麻姑献寿灵芝酒、秦始皇蓬莱寻灵芝等等，灵芝可以说是长生的象征。嘉靖时期的陶瓷作品中，灵芝常常单独出现，或与其他纹饰组合表达吉祥长寿的寓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五彩灵芝桃树纹盘（如图4）是桃纹和灵芝纹完美结合的最好诠释，此盘内底外壁均绘桃树，树干盘绕成“寿”字，树上结满寿桃，树下长有灵芝，纹饰构图更是新奇雅致，寓意长寿吉祥，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通过简单了解嘉靖皇帝对嘉靖时期御窑厂瓷器的影响，我们可以知道在封建王朝下，皇帝个人的思想观念对当朝艺术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也知道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作品是多么地富有魅力，每件精美瓷器背后所包含的手掌温度，传递出来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是许多利用现代科技生產出来的瓷器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嘉靖时期道教文化与瓷器艺术的高度融合发展是嘉靖个人对道教思想文化推崇的结果，但这也对瓷器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嘉靖时期瓷器的梳理，可以学习到瓷器艺术中的民族性，也对我们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艺术设计中带来许多启示。
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嘉靖皇帝崇道原因
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就多信奉道教，以达到神化君权，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在儒、道、佛“三教共宏”的唐朝，由于唐朝是李姓王朝，为了巩固君权，奉老子为先祖，视道教为国教，唐高祖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大力扶持道教，此后，多数皇帝为求长生不老，沉迷于修道，其中唐玄宗推崇道教尤力。继唐之后，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佶更是疯狂崇拜道教，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将崇道热情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道教在此时的地位大大提高，几乎成为国教。明朝开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全国只准佛道存在，其他宗教一律禁止，这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到了朱棣，其自称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大力推崇道教借此巩固君权，之后的诸位皇帝及皇室成员也继承了朱棣崇道的热情，有增无减，至此，道家发展也愈加成熟，到嘉靖一朝，更是达到巅峰。
嘉靖皇帝生于湖广安陆的兴王府，古属荆州。荆州是楚国故都，楚文化的发祥地，文化源远流长，在荆州民间，信仰鬼神和巫术，这也是原始道教产生的源头。而嘉靖皇帝自出生到继位之前，一直生长在这样一个道教文化兴盛的地方，深受其文化熏陶。加之其父亲朱佑杬也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并与玄妙观纯一道人交往甚密，两人经常一起谈玄悟道。据《钟祥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纯一道人居玄妙观，道行甚高，兴王（朱佑杬）常与之游……”正德二年八月十日，纯一道人逝世时恰逢朱厚熜出世，这一巧合导致朱佑杬认为世子是纯一道人的转世，这无形中又加深了嘉靖皇帝与道教的渊源。
嘉靖皇帝自出生以来就体弱多病，自称“生长南方多脆，非北地可比”，死亡的阴影使他渴求长生不老。在《嘉靖遗诏》中“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也可看出，嘉靖皇帝崇道也想通过修炼道家方术强身健体，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除此之外，嘉靖皇帝继位后，一直没有子嗣，嘉靖皇帝便命道士设道场求子，经过齐云山、南海祈嗣，皇子相继出世，虽然嘉靖皇帝的孩子先后夭折，但求嗣成功使他对道家文化更加深信不疑。
道教思想影响下的瓷器风格
在道教文化中，葫芦是使用率极高的器物，它和青袍、宝剑同是道士的必备之物。众多道家神仙也都以葫芦作为法器，南极仙翁、铁拐李葫不离身，太上老君用紫金葫芦盛灵丹妙药，悬壶济世的“壶”为葫芦。风水经典《雪心赋》云：“葫芦山现，术数医流”意指它能起到有煞化煞，无煞纳祥的作用。葫芦口小肚大能积聚财运，故民间盛传“葫芦压窗台，财源滚滚来”;葫芦藤蔓绵延、结子繁盛，象征着子孙万代、人丁兴旺。同时，葫芦声同“福禄”，且器形像“吉”字，故又名“大吉瓶”，寓意大吉大利，吉祥长寿，集“福禄寿”为一身的葫芦遂成为经典器形，常被选作为皇帝祝寿的贡品。
嘉靖年间，由于全国道士人数剧增，道士用器自然增多。因此，嘉靖一朝瓷制葫芦瓶数量激增，造型样式各异，除普通形状外，还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等。不仅如此，嘉靖葫芦瓶大多数还都绘有八仙、暗八仙、云鹤、灵芝、仙桃等道教纹饰。葫芦瓶成为嘉靖时期最为典型的器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黄地红彩缠枝莲纹葫芦瓶，通体黄釉红彩，十分艳丽，造型为普通葫芦状，器型硕大，瓶身绘有云纹、缠枝莲纹等精美的图案，是嘉靖时期大型琢器的代表作品。
五彩，最初是指白、青、黑、红、黄五色，这与道教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说”密切相关。在道教文化中，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象征东、西、南、北、中，蕴含着五方神力，通常道士们在斋蘸祭祀时，使用“五彩令旗”召集五方神仙，在驱鬼辟邪时常常使用“五彩符”震慑妖魔鬼怪，且色彩极为浓艳。五彩被应用在瓷器上，起源于传统的彩绘装饰。通过各个朝代的不断发展完善，到嘉靖一朝，五彩器趋于成熟。但此时五彩器不再局限于白、青、黑、红、黄五色，而是以红、黄、绿、蓝、紫五色为主，间以黑白二色绘制的彩瓷器物，形式上也更加多样化，一种是单纯的釉上五彩，突出使用红、绿二彩，并以黄、黑、紫彩作为局部的点缀，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另一种是青花五彩，五彩器色彩丰富的同时也极为鲜艳，这与道教文化中颜色越艳越辟邪的理念相同，正因如此，五彩器也得以在嘉靖时期发展到了顶峰。
在道教文化中，金是富贵的象征，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用金器。因此，在道教语言中，许多事物的命名中都含有“金”字，玉帝用“金牌”，颁“金旨”，道士炼“金丹”，斋醮法事活动中用金器、焚烧“金纸”，道家甚至认为“饮金长生”，由此可见，“金”在道教文化中备受推崇。很早以前，大炼丹家魏伯阳说：“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因此，秦始皇曾吞服真金以求长生，此后，寻求“长生”者便与“金”结下了不解之缘。
历朝历代最盛行描金器的是嘉靖时期。常见的有矾红描金、蓝釉描金、绿釉描金、黄地描金、紫金地描金等，这前所未有的描金器盛况与嘉靖皇帝崇道密切相关，各种规模的斋醮频繁，礼仪繁复，配器繁多，但黄金毕竟贵重稀少，因此描金器应运而生。描金器的出现不仅符合道家尚“金”的文化理念，又能体现皇家尊贵的身份地位，还可以使器物更加精美，例如红地黄彩海水云龙纹盖罐（如图1），直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以下收敛，圈足。罐身外壁及盖面红地黄彩海水云龙纹装饰，图案轮廓及细部均用金彩勾描，富丽堂皇，极具时代特色。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物形象的描绘最能反映一个朝代或社会的形态。嘉靖时期，人物纹题材和种类逐渐丰富多彩起来，与道教文化相关的各类神仙形象及其相关的神话故事开始频繁出现在瓷器装饰上，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八仙纹及与之相关的神话故事，如“八仙过海”“八仙捧祝寿”“八仙炼丹”等广为流传的故事都被描绘在瓷器上。纹饰中所描绘的神仙形象特征鲜明，各具特色，深受人们的喜欢，以艺术的形式展现道教文化思想，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更利于道教文化的传播。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嘉靖青花八仙祝寿纹罐，颈绘菱形锦纹，肩绘云鹤间杂宝纹，罐身绘制八仙庆寿图，人物形态丰富，环境優美，鹤、鹿、松等相伴，整个画面看起来喜庆吉祥，图案寓意长寿福禄，极具道教色彩。 除此之外，由于老子是道教始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敬仰爱戴。老子在世时，在楼观台写下了《道德经》，并经常在此讲经论道，最终开创道教。为了追随当时社会崇道的思想潮流，此时的艺术创作者们在陶瓷上绘制了许多“老子讲经”图（如图2），仙风道骨的老子盘坐于中央，细心聆听的学生围在老子四周，图中还绘有大量祥云纹、缠枝莲纹等精美的装饰纹样，整体画面营造的故事感极其强烈，成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动物纹在瓷器纹饰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在嘉靖一朝，由于道教文化的盛行，大量与道教文化相关的动物图案开始出现。其中被应用最广泛的是仙鹤。道教认为，鹤是“孕天地之粹，得金火之精”的神鸟，是仙人的坐骑，因此鹤是长寿的象征。
在瓷器上，鹤纹通常与八仙、符箓、八卦等极具道教色彩的纹饰组合构成一幅装饰纹样，不同组合代表着不同的寓意。松鹤象征松鹤长春，桃鹤象征鹤寿延年，与鹿和梧桐组合寓意鹤鹿同春，其中最为流行的当属云鹤纹。在嘉靖之前，鹤纹在瓷器上并不常见，且多为直立状，直至嘉靖一朝，由于道教文化的兴盛，鹤纹成为一种独特的时代特征大量出现在瓷器上，此时鹤纹形象多为写实，展翅飞舞的形象将仙鹤的优美仙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五彩云鹤纹罐（如图3），通体以青花加红、黄、绿彩装饰，主题纹饰以云鹤为主，飞舞盘旋的仙鹤与极富流动性的云相互映衬，使画面充满了神秘的道教色彩，反映了当时社会崇道的思想观念。
桃原产于我国，因其造型独特、色彩柔和、味美多汁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早在远古时期，桃便与女性的生育特点联系在一起，蕴含生殖崇拜的原始信仰，象征着生育、长寿、多子多福。在神话传说中，西王母所种植的蟠桃树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因此有“榴开百子福，桃献千年寿”之说。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写道：“玉桃，服之长生不死”，明确记载了食桃可长生。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神仙方术之学大肆兴起，象征长寿的桃频繁出现在道教文化中。到明代，桃纹更是成为瓷器装饰的重要题材，尤其在嘉靖时期，瓷器装饰中常见桃纹与蝙蝠、灵芝等组合成具有长寿寓意的图案。
除桃纹被广泛应用以外，被道教视为“仙草”的灵芝也大量出现在嘉靖时期的瓷器上。灵芝，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长寿吉祥的文化内涵，因其富含丰富的营养与药用价值，道教信仰者认为服灵芝可长寿成仙。因此，灵芝频繁地出现在道教的神话故事中，广为流传的有嫦娥食灵芝奔月、白娘子盗灵芝救许仙、麻姑献寿灵芝酒、秦始皇蓬莱寻灵芝等等，灵芝可以说是长生的象征。嘉靖时期的陶瓷作品中，灵芝常常单独出现，或与其他纹饰组合表达吉祥长寿的寓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五彩灵芝桃树纹盘（如图4）是桃纹和灵芝纹完美结合的最好诠释，此盘内底外壁均绘桃树，树干盘绕成“寿”字，树上结满寿桃，树下长有灵芝，纹饰构图更是新奇雅致，寓意长寿吉祥，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通过简单了解嘉靖皇帝对嘉靖时期御窑厂瓷器的影响，我们可以知道在封建王朝下，皇帝个人的思想观念对当朝艺术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也知道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作品是多么地富有魅力，每件精美瓷器背后所包含的手掌温度，传递出来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是许多利用现代科技生產出来的瓷器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嘉靖时期道教文化与瓷器艺术的高度融合发展是嘉靖个人对道教思想文化推崇的结果，但这也对瓷器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嘉靖时期瓷器的梳理，可以学习到瓷器艺术中的民族性，也对我们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艺术设计中带来许多启示。
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