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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机到MP3、从MP4到电视机、从笔记本电脑到汽车，各种各样的“山寨”产品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分析人士认为，“山寨”现象可能成为最终阻碍中国民族产业创新力进发的潜在隐患。对有关部门和企业家而言，如何采取合适的路径变“山寨军”为“正规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2009年初，华强北依然人头攒动。
华强北位于深圳福田区，拥有规模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通讯市场35家，日均人流量达40到50万人次，年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元，是中国最大的手机集散地，也是“山寨手机”的主要集散地。
有人说，深圳是“山寨机”的天堂。这里，流传着诸多以“山寨”发家的“创富”神话；这里，不仅生产商，销售商云集，产品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
小学毕业就能做手机
2005年，手机生产领域经历过一次重大“革命”，台湾联发科技公司推出单芯片(MTK)解决方案，把需要几十人、年多才能完成的手机主板、软件集成到一起。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技术创新竟成为“山寨机”在深圳“繁荣昌盛”的重要基础。
“过去生产手机投入过亿元，山寨工厂”根本做不了。联发科的这种芯片让手机生产没有了门槛。现在的情况是，小学毕业就能做手机了。在深圳拥有一家“山寨工厂”的孙云说。
MTK不仅破除了手机生产的技术壁垒，还将手机的研发时间，从原来的6到8个月，缩短到了50到60天，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每部手机单机成本只需200到600元。
“在这里，整个手机产业的分工十分细致，从研发到销售各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不夸张地说，连个螺丝，电阻也会有专厂制造。”孙云说，在深圳，数千家手机相关厂商在主板、外观，包装和销售各个环节各有所长。手机厂商只需要把芯片和相关配件采购回来，就可以组装出款手机。
这种门槛的破除让“山寨手机”产业在深圳如花怒放。“开一个加工厂，几十万元就可以!小作坊在家里生产也行，买些配件回去凑，手工就做出了，一天可以做几百台。”孙云告诉记者说。
“手机有几十个部件，包括液晶屏、耳机，电池，充电器，手写笔甚至摄像头镜片，防尘网等等，都有专业厂家在做。”孙云说，在这种专业分工的格局下，真正生产手机的“制造商”可能只有几个业务人员，一间办公室，原料来自采购，加工也是交给专业的“代工厂”。当然，也有一些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主要负责主板设计，功能设计、外观设计、组装等工作。
违法的只有极少环节
“深圳周边虽然是‘山寨手机’的主要产地，但在生产环节，很难找到一家违法企业。”深圳市工商局福田分局经济检查科的姚雪雄这样说。
“大多数企业都是合法生产企业。可能这个企业为‘山寨手机’甚至其中的‘高仿机’生产配件，但这个企业的行为是合法行为。”深圳市福田区工商部门的稽查人员说。
产业链的细分令有关方面的打击有点无从下手。由于手机生产涉及数道工序，数十个部件，在深圳，跟“山寨手机”相关的中小企业有数万家，而相关从业人员，据业内称至少有几十万人。这根链条囊括了组成一部手机的所有环节，从方案设计，软件开发，模具制作，主板配件的供应，装配加工、印刷包装、到营销推广、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
“很长一根链条，一直是白的，到了生产的末端突然变得发灰甚至有些发黑。产业链上，构成违法的只有极少几个环节。”上述稽查人员说。
在华强北的一些数码城，一度曾经出现过“店铺一开门，工商就上门”的局面。但即便是这样的力度，对“山寨手机”中的“高仿机”也无法构成有效威胁。在华强北，只要花500到1000元，就可以购买到各种不同的“苹果”、“诺基亚N95”、“摩托A1200”、“三星伯爵”等手机。
“‘高仿机’的生产也是细分的。”华强北的手机经销商陈平告诉记者说。在深圳，有一些开发模具的企业专门生产畅销机型的零部件“公模”。“高仿机”生产商只要委托不同工厂加工，加以简单拼装，刻上“LOGO”，就可以生产出各种翻版的“名牌手机”。
“高仿机”刻“LOGO”，也是一道分工，业内称为“刻字”。在华强北一家数码城，记者找到了一家专业“刻字”的工作间，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的价钱是4毛一部，如果有数百台，可以优惠到3毛一部。
“只有在拼装、刻‘LOGO’等个别环节能够进行打击。由于生产过程中的违法环节短，在销售环节往往又只能查到几部样机，所以打击起来很难。”姚雪雄说。
惩处与收益不相匹配
除了产业链细分带来的打击难外，“山寨手机”久剿未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山寨手机”游走于灰色地带，生产销售者可能受到的惩处与其获得的巨大收益不相匹配。
“一款‘山寨手机’销售到几万台，就非常成功了，这意味着起码能赚上几百万元。”陈平说。
孙云告诉记者，做“山寨手机”，首先要到手机研发公司购买设计方案，然后到模具厂去开塑料模具，第三步是将所有模具送至OEM代工厂委托加工，生产出各个主机的零部件，最后再加上屏幕、充电器摄像头、键盘、光盘等进行组装。
孙云说，根据零部件材质的不同，一部“山寨手机”的成本也就在一百多元至三、四百元之间，生产商赚百分之几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润，代理商赚几十元，零售商再赚取一、两百元，这部“山寨手机”到了市场上的价格也就只有400到1000元，竞争力还是相当强的。
与丰厚的利润与高度转动的资金流相比，大部分“山寨手机”的生产销售商按当前法规所可能面临的惩处相当微不足道。
“以‘山寨手机’中最多的‘三码机’为例。‘三码机’是什么?就是没有经过入网检测，没有全国、全省的‘三包’服务。这类手机大部分不标或胡乱标个牌子、生产地址，算得上‘三无产品’。但按有关规定来处理，罚款也就在500元到1万元之间。”姚雪雄说。
有意思的是，在深圳，生产“三码机”的企业往往就是生产同型号“五码机”(往往是贴牌生产，是合法行为)的企业。在推陈出新的激烈竞争中，一些企业为争取时间，没有经过入网检测就把没有标识的机器投入到市场中，然后才推“五码机”。
“只要交纳费用，委托贴牌的企业默许厂商‘三码’、‘五码’并推。“陈平说，在深圳，有个别企业的“创牌”甚至仅仅就是为了“卖牌”，而这一局面则令有关职能部门的执法更为艰难。
“现在的情况是，‘灰兔’要比‘白兔’多，‘山寨手机’越打击越多。”孙云认为。
分析人士认为，“山寨”现象可能成为最终阻碍中国民族产业创新力进发的潜在隐患。对有关部门和企业家而言，如 何采取合适的路径变“山寨军”为“正规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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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政府引导扶持山寨产品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在日前召开的深圳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指出，如果政府对深圳红火“山寨”电子产品加以引导扶持，使“山寨”手机走出“山寨”，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山寨军”有望成为深圳建设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的一支生力军。
乐正呼吁，深圳在建设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的过程中，不可忽视“山寨”电子产品的作用。要重视对“山寨”电子产品的引导，支持他们加大技术改造创新投入，通过国际技术合作、国际技术贸易、企业收购等策略，积极扩大附加应用功能的创新含量，支持他们申报发明专利，走上升级转型、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乐正表示，政府要支持他们培育发展自有品牌，支持他们在发展自有技术品牌的基础上，占领国内相关产业的制高点，以进口替代战略拓展国内市场，扩大深圳电子信息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
“我用的也是从‘山寨’起家的手机。”乐正掏出自己的手机酷派。据了解，酷派刚刚得到福田区的资金扶持，已成功地走出了“山寨”阵营。“‘山寨’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义，只是一种状态。”乐正认为，“山寨机”是自主创新的初级产品，华为、康佳、神州电脑都是靠“山寨”起家的，是做得最成功的“山寨产品”。华为、中兴走在自主创新的高级阶段，而属于草根阶层的“山寨机”抢占的是中低端市场，因而“山寨机”是电子信息产品走进口替代战略的生力军。
乐正产生“扶持山寨产品”的念头，来自于每晚内地卫视的广告时段，他发现卖的大都是“山寨机”。众所周知，全国“山寨机”的大本营就在深圳，就在华强北。对城市发展素有研究的乐正联想到，中国46％的城市人口消费80％的产品，54％的农村人口消费20％的产品。一台“山寨机”的价格几百元，农民兄弟完全消费得起，可见中国农村对于“山寨机”而言是个潜力无穷的广袤市场，而乡村市场的“枪声”仍未打响。
政府具体能为“山寨”企业做些什么?“要像扶持中小企业一样去扶持‘山寨机’。”乐正建议，一是政府设立公共技术平台，配备专门的研发人员；二是针对“山寨机”融资困难的问题，予以贷款方面的支持；三是大力促销，组织下乡产品，在国内定期开深圳电子产品展销订货会，在场地租金方面给予减免。
2009年初，华强北依然人头攒动。
华强北位于深圳福田区，拥有规模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通讯市场35家，日均人流量达40到50万人次，年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元，是中国最大的手机集散地，也是“山寨手机”的主要集散地。
有人说，深圳是“山寨机”的天堂。这里，流传着诸多以“山寨”发家的“创富”神话；这里，不仅生产商，销售商云集，产品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
小学毕业就能做手机
2005年，手机生产领域经历过一次重大“革命”，台湾联发科技公司推出单芯片(MTK)解决方案，把需要几十人、年多才能完成的手机主板、软件集成到一起。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技术创新竟成为“山寨机”在深圳“繁荣昌盛”的重要基础。
“过去生产手机投入过亿元，山寨工厂”根本做不了。联发科的这种芯片让手机生产没有了门槛。现在的情况是，小学毕业就能做手机了。在深圳拥有一家“山寨工厂”的孙云说。
MTK不仅破除了手机生产的技术壁垒，还将手机的研发时间，从原来的6到8个月，缩短到了50到60天，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每部手机单机成本只需200到600元。
“在这里，整个手机产业的分工十分细致，从研发到销售各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不夸张地说，连个螺丝，电阻也会有专厂制造。”孙云说，在深圳，数千家手机相关厂商在主板、外观，包装和销售各个环节各有所长。手机厂商只需要把芯片和相关配件采购回来，就可以组装出款手机。
这种门槛的破除让“山寨手机”产业在深圳如花怒放。“开一个加工厂，几十万元就可以!小作坊在家里生产也行，买些配件回去凑，手工就做出了，一天可以做几百台。”孙云告诉记者说。
“手机有几十个部件，包括液晶屏、耳机，电池，充电器，手写笔甚至摄像头镜片，防尘网等等，都有专业厂家在做。”孙云说，在这种专业分工的格局下，真正生产手机的“制造商”可能只有几个业务人员，一间办公室，原料来自采购，加工也是交给专业的“代工厂”。当然，也有一些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主要负责主板设计，功能设计、外观设计、组装等工作。
违法的只有极少环节
“深圳周边虽然是‘山寨手机’的主要产地，但在生产环节，很难找到一家违法企业。”深圳市工商局福田分局经济检查科的姚雪雄这样说。
“大多数企业都是合法生产企业。可能这个企业为‘山寨手机’甚至其中的‘高仿机’生产配件，但这个企业的行为是合法行为。”深圳市福田区工商部门的稽查人员说。
产业链的细分令有关方面的打击有点无从下手。由于手机生产涉及数道工序，数十个部件，在深圳，跟“山寨手机”相关的中小企业有数万家，而相关从业人员，据业内称至少有几十万人。这根链条囊括了组成一部手机的所有环节，从方案设计，软件开发，模具制作，主板配件的供应，装配加工、印刷包装、到营销推广、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
“很长一根链条，一直是白的，到了生产的末端突然变得发灰甚至有些发黑。产业链上，构成违法的只有极少几个环节。”上述稽查人员说。
在华强北的一些数码城，一度曾经出现过“店铺一开门，工商就上门”的局面。但即便是这样的力度，对“山寨手机”中的“高仿机”也无法构成有效威胁。在华强北，只要花500到1000元，就可以购买到各种不同的“苹果”、“诺基亚N95”、“摩托A1200”、“三星伯爵”等手机。
“‘高仿机’的生产也是细分的。”华强北的手机经销商陈平告诉记者说。在深圳，有一些开发模具的企业专门生产畅销机型的零部件“公模”。“高仿机”生产商只要委托不同工厂加工，加以简单拼装，刻上“LOGO”，就可以生产出各种翻版的“名牌手机”。
“高仿机”刻“LOGO”，也是一道分工，业内称为“刻字”。在华强北一家数码城，记者找到了一家专业“刻字”的工作间，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的价钱是4毛一部，如果有数百台，可以优惠到3毛一部。
“只有在拼装、刻‘LOGO’等个别环节能够进行打击。由于生产过程中的违法环节短，在销售环节往往又只能查到几部样机，所以打击起来很难。”姚雪雄说。
惩处与收益不相匹配
除了产业链细分带来的打击难外，“山寨手机”久剿未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山寨手机”游走于灰色地带，生产销售者可能受到的惩处与其获得的巨大收益不相匹配。
“一款‘山寨手机’销售到几万台，就非常成功了，这意味着起码能赚上几百万元。”陈平说。
孙云告诉记者，做“山寨手机”，首先要到手机研发公司购买设计方案，然后到模具厂去开塑料模具，第三步是将所有模具送至OEM代工厂委托加工，生产出各个主机的零部件，最后再加上屏幕、充电器摄像头、键盘、光盘等进行组装。
孙云说，根据零部件材质的不同，一部“山寨手机”的成本也就在一百多元至三、四百元之间，生产商赚百分之几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润，代理商赚几十元，零售商再赚取一、两百元，这部“山寨手机”到了市场上的价格也就只有400到1000元，竞争力还是相当强的。
与丰厚的利润与高度转动的资金流相比，大部分“山寨手机”的生产销售商按当前法规所可能面临的惩处相当微不足道。
“以‘山寨手机’中最多的‘三码机’为例。‘三码机’是什么?就是没有经过入网检测，没有全国、全省的‘三包’服务。这类手机大部分不标或胡乱标个牌子、生产地址，算得上‘三无产品’。但按有关规定来处理，罚款也就在500元到1万元之间。”姚雪雄说。
有意思的是，在深圳，生产“三码机”的企业往往就是生产同型号“五码机”(往往是贴牌生产，是合法行为)的企业。在推陈出新的激烈竞争中，一些企业为争取时间，没有经过入网检测就把没有标识的机器投入到市场中，然后才推“五码机”。
“只要交纳费用，委托贴牌的企业默许厂商‘三码’、‘五码’并推。“陈平说，在深圳，有个别企业的“创牌”甚至仅仅就是为了“卖牌”，而这一局面则令有关职能部门的执法更为艰难。
“现在的情况是，‘灰兔’要比‘白兔’多，‘山寨手机’越打击越多。”孙云认为。
分析人士认为，“山寨”现象可能成为最终阻碍中国民族产业创新力进发的潜在隐患。对有关部门和企业家而言，如 何采取合适的路径变“山寨军”为“正规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相关链接
专家呼吁政府引导扶持山寨产品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在日前召开的深圳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指出，如果政府对深圳红火“山寨”电子产品加以引导扶持，使“山寨”手机走出“山寨”，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山寨军”有望成为深圳建设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的一支生力军。
乐正呼吁，深圳在建设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的过程中，不可忽视“山寨”电子产品的作用。要重视对“山寨”电子产品的引导，支持他们加大技术改造创新投入，通过国际技术合作、国际技术贸易、企业收购等策略，积极扩大附加应用功能的创新含量，支持他们申报发明专利，走上升级转型、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乐正表示，政府要支持他们培育发展自有品牌，支持他们在发展自有技术品牌的基础上，占领国内相关产业的制高点，以进口替代战略拓展国内市场，扩大深圳电子信息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
“我用的也是从‘山寨’起家的手机。”乐正掏出自己的手机酷派。据了解，酷派刚刚得到福田区的资金扶持，已成功地走出了“山寨”阵营。“‘山寨’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义，只是一种状态。”乐正认为，“山寨机”是自主创新的初级产品，华为、康佳、神州电脑都是靠“山寨”起家的，是做得最成功的“山寨产品”。华为、中兴走在自主创新的高级阶段，而属于草根阶层的“山寨机”抢占的是中低端市场，因而“山寨机”是电子信息产品走进口替代战略的生力军。
乐正产生“扶持山寨产品”的念头，来自于每晚内地卫视的广告时段，他发现卖的大都是“山寨机”。众所周知，全国“山寨机”的大本营就在深圳，就在华强北。对城市发展素有研究的乐正联想到，中国46％的城市人口消费80％的产品，54％的农村人口消费20％的产品。一台“山寨机”的价格几百元，农民兄弟完全消费得起，可见中国农村对于“山寨机”而言是个潜力无穷的广袤市场，而乡村市场的“枪声”仍未打响。
政府具体能为“山寨”企业做些什么?“要像扶持中小企业一样去扶持‘山寨机’。”乐正建议，一是政府设立公共技术平台，配备专门的研发人员；二是针对“山寨机”融资困难的问题，予以贷款方面的支持；三是大力促销，组织下乡产品，在国内定期开深圳电子产品展销订货会，在场地租金方面给予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