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经济的本质是提倡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制度设计者仍然延续了用行政意志干预经济、实施价格调控的强势，因此，丧失利益的企业只好“被包容”。
　　
　　眼下，“中国式价格平抑”又粉墨登场了。今天查粮油，明天查蔬菜。一时间，似乎有效控制了价格上涨，保障了民众利益，但因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却“误中副车”，典型表现是殃及了企业——面对冗长的供应链，相关部门无法逐一核定每个环节的价格，终端控制成为了管制焦点，可一旦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企业的成本必然与终端价格倒挂。
　　据相关报道，工业企业由于原料价格上涨而终端价格受调控，已经开始出现明显减产的迹象。企业家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而紧接着，又有人祭起“包容经济”的大旗，此举将企业私产的损益捆绑上民生和国民经济的兴衰，也令不少企业家有苦难言。
　　
　　“包容”的本质究竟为何
　　
　　包容经济的本质是提倡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强调对市场中所有(而非单一)群体的关注，其基本主张是“希望”和“参与”。在包容经济的语境下，一旦市场主体拥有了“共同成长”的美好希望，就会更倾向于承受当前的损失。
　　这里有两项基本主张：一方面，“包容经济”敦促制度设计者要关注各类市场主体，以消除分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包容经济”倡导市场主体在面对利益丧失时保留对于美好未来的希望，以更大的容忍挺过今天的困难。
　　上述主张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不言而喻，但由于该理念针对不同主体提出，往往遭到误读。利益丧失者要求制度设计者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分配，而制度设计者要求利益丧失者更大程度的容忍。于是，矛盾仍未解决，对立依然存在。从目前控制通胀的举措来看，制度设计者仍然延续了一贯的强势，继续用行政意志干预经济，实施价格调控。因此，丧失利益的企业只好“被包容”。
　　传统经济学中，个人行为由其行为导致的货币损益决定，当其预期某项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该行为将发生，反之，则该行为不被采纳。这里的损益既包括当期损益，也包括远期损益。包容经济提倡对于未来的希望，就是要让利益丧失者忍受眼前的损失，获得更多远期收益，从而在自己的损益函数中计量这一部分的“净现值”，得出益大于损的结果，从“不容忍”变为“容忍”。这是包容经济的第一个意义。
　　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突破了关于货币损益的计量，认为在个人的行为函数中还应加上情感损益的部分。换句话说，某些行为单从货币损益的角度看是不划算的，但加上了情感损益，就有可能变得划算。包容经济提倡“共同成长”，也提倡在共同成长中为集体利益的“容忍”，倡导一种“平等”与“惠及他人”的利他价值观，使市场由冰冷走向温情。这是包容经济的第二个意义。
　　
　　“被包容”与“被利他”
　　
　　制度设计者的期许是美好的，但市场主体却不会“莫名”包容，尤其是在价格调控中受伤的企业家。对于远期利益的获取，必须有明确的信号或可信的“承诺”，否则，一切美好必然犹如镜花水月，企业家自然不会将其纳入计量。
　　当前的市场机制运行往往逃不脱行政力量的干预。以发改委的价格调控为例，并非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作用，不仅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更破坏了原本精准的价格信号。这种做法使企业无法通过价格信号有效配置资源，又如何有效预期它们的远期收益?眼见权力的威力强大，也深知权力行使的无常，不少企业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与其将自己的牺牲支付于一个虚无庞大的公共利益，为公共利益容忍，不如转向权力的所有者，为特定对象“容忍”。于是权力寻租大行其道。此类现象，恰恰验证了企业家们对于“通过包容获取远期收益”这一愿望的虚无缥缈。
　　另一方面，对于“利他”而获得的情感愉悦(效用)，必然要求市场主体共同奉行一种以“平等”和“惠及他人”为内容的高尚价值观。请记住，一定是“共同奉行”!因为一旦有相当部分的市场主体坚守狭隘的利己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在市场的博弈中，善良的一方就必然遭受损失，形成囚徒困境：双方明知道合作的结果优于对抗，却因为缺乏统一的信号，不得不选择对抗。
　　这个统一的信号来自哪里?当然是政策及制度设计者——通过建立经济运行的制度，赋予市场主体平等的地位；并对遵守制度、容忍的市场主体给予奖励，对违反制度、短视的市场主体给予惩罚，市场机制才能得以有效运行，高尚的利他主义文化才能得以形成。
　　换句话说，有关政策制定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宣传一种高尚文化，而在于维护一种合理的制度，这是形成高尚市场文化的基础。精明的市场主体信奉的价值观并不来自政府的文化引导，而在于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今天，当企业家的资产可能变成明天的负债时，其最关心的显然不是如何惠及他人，而是如何自我保全。如此格局，企业家何以高尚，何以包容?当“平等”与“惠及他人”的价值观都得不到普遍认同时，企业家们也显然不会计量“利他”获得的情感愉悦，无暇“容忍”，更无暇“利他”。倘若真的要容忍，也只能是“被容忍”；而倘若利他，也只能是“被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