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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之于每一个运动员，都是一场关于友谊、挑战与梦想的角力。北京奥运会也不例外。然而，在运动员汗水与成绩的背后，有另外一群人在另外的赛场上，也在孜孜不倦地比赛，这便是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奥运会、残奥会的每一个比赛日里，他们为运动员的清白和成绩的公正而不倦努力着。
场馆中心主任赵健，正是其中的一名老兵……
位于北京北四环奥林匹克东门内，眦临院墙的一座三层灰、红相间的小楼，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所在地。相比奥林匹克公园和距此不太远的鸟巢、水立方，这座小楼显得实在不起眼，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场馆主任赵健的办公室，也布置得十分简单，然而，这里却是北京奥运会安保级别最高的地点之一所有的安全防卫技术设备都要在这个检测中心配备，24小时荷枪实弹安保巡逻，这是即便主场馆鸟巢也难以企及的。
“兴奋剂问题是一个国际社会或者公众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个赛事当中，如果出现兴奋剂问题，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会给予高度关注，而且给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的运动队或者国家协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检查和检测的安全性就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赵健解释道，正是兴奋剂问题所带来的影响，让它在奥运会期间成为赛事之外的又一场竞技。
这是白与黑、公平与作弊、透明与猥琐的较量。
我们对北京奥运会兴奋剂“零容忍”
2007年11月召开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提出，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兴奋剂的容忍度是零。这无疑受到国际体育界的普遍欢迎，赵健所在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也以最充分的准备投入到北京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中。
“我们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作为检查全国运动员兴奋剂情况的唯一单位，拥有目前世界最大、设备最多、最先进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2008年奥运会，几千名运动员的成绩是否有效，所有的样本检测都在这里。”赵健身为场馆主任，对检测中心的每一个角落都如数家珍。
本届奥运会中，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为了满足奥运会需要，实验室里的仪器已经翻了三倍还多。“我们配备了近20名国际专家和志愿者，来自其他国家认证实验室，协助我们开展工作。”赵健告诉记者，这样可以加强人才配备，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监督作用，证明实验室是公开、透明的。
奥运会的日子里，每天晚上十点多，当天的比赛基本上结束，观众带着激动和满意离去；运动员收获成功或遗憾结束比赛；场馆工作人员清扫、检查完毕之后，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而这个时候，往往赵健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当天最后一批运动员尿样送达检测中心时，往往已是凌晨时分。比赛场馆的灯陆续熄灭，检测中心灯火通明，彻夜不息。
为了配合完成北京奥运会一个月内4500例的检查工作，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实验室和检测中心奥运会期间24小时不间断工作，而到奥运会闭幕时，中心共检测4700多例样本，超过原计划200例。“根据目前的技术手段，只要服用兴奋剂又被抽检到，很难逃脱。”赵健对此胸有成竹。从奥运会到残奥会，每一天，赵健就在检测中心朝东南的办公室里，随时协调解决检查、检测中发生的各方面问题。赵健的办公室里，不仅有电水壶等小家电，办公桌上还有吃了一半的曲奇饼干，烟灰缸里布满了烟头……每天二十小时坚守岗位，让赵健把这里已经当成了自家。
与很多工作不同，兴奋剂检查、检测不能任意发挥，而是以严格遵守国际标准为准则，这样才能保证公正公平。样品运输则是用专业的运钞车。
虽然在制度与程序上要严格按照国际规定，但是，赵健还是将人性化的服务贯穿到兴奋剂检查的每一个环节。中心特意招募了多语种的志愿者，让他们能够在顺畅的交流中完成尿样留取，中心为运动员提供了相对舒适、轻松的候检环境，运动员留取尿液以后，检测中心为他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务等等，这种人性化的温暖与舒适，让运动员得到了真诚的尊重。“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基础上，我们要尽量提供细心周到的‘增值服务’。”赵健是一个看起来一脸严肃的人，但是聊得久了，就会感受到他的幽默、仔细与耐心。也许，这就是反兴奋剂工作帮助他建立起来的性格，便于他与别人的沟通和交流，也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才让他更加适合做这一行。
从最初的留取样品，到样品送达检测中心实验室，赵健带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为保证兴奋剂检测的真实性建立起一条绝对严密的安全链。截止目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共抽检运动员4700例，比雅典奥运会高出30％。共查出9例违禁运动员，这一数字甚至出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预测，当奥运会闭幕的一刻，赵健感慨道：“这是北京奥运会的胜利，是国际奥委会的胜利，也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胜利。”亲历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测历程，赵健深知这数字沉甸甸，得来不易。
将近二十年的中国反兴奋剂之路
1984年，赵健从成都体育学院毕业，进入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2005年获得悉尼科技大学体育管理硕士。1989年，我国成立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1994年，赵健开始参与反兴奋剂工作，翌年，正式进入反兴奋剂委员会。光阴荏苒，赵健已经在反兴奋剂工作领域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十五年里，他从一名新兵历练成一位老将，见证了中国反兴奋剂历程中每一座里程碑式的大跨越。
1990年，中国兴奋剂实验室正式启用。“兴奋剂”悄然走进人们的视野。当时，很少有人明白兴奋剂的危害，很长一段时间，反兴奋剂工作异常艰难。“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录节目时，现场还有观众问道，不就是吃一片药嘛!”当时他们去进行兴奋剂检测时，经常遭遇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不解，有的甚至很不客气地当面质疑：“如果人家都用，我们不用，不是吃亏吗?”“他们都用我也用。”这两种“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泛使用。
近年来，随着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和处罚的严格，加之北京申奥成功后，将反兴奋剂工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因此近年来，赵健也亲身感受到大家对兴奋剂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北京奥运会期间，赵健特意上网浏览网友对于兴奋剂问题的看法，“现在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反对兴奋剂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2007年5月，一场针对运动员用药安全的大检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赵健亲自参与这次行动，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家反兴奋剂中心配合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共同对药品生产和销售流程进行监管，督促药厂将部分含兴奋剂物质的药品贴上“运动员慎用”的标签，以从源头杜绝运动员服用、误用违禁药品。这个过程很顺畅，在赵健眼里，这也充分显示了大家对反兴奋剂工作的广泛认可。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也多次亲往国家反兴奋剂中心，他在实验室里仔细询问仪器工作状况，与赵健等中心领导、工作人员交谈，商讨有效的反 兴奋剂办法。北京奥运会之前，刘鹏反复强调：坚决严查我国运动员，不许出现一例兴奋剂事件。
目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中国兴奋剂反兴奋剂中心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全部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很多人都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反兴奋剂工作队伍，也在不断进步和壮大。
“大考”之后，面向未来
2007年5月，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紧随国家反贪局正式挂牌成立。一时各方反响强烈。在赵健看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成立，将反兴奋剂工作相对独立于体育组织之外，是中国作为体育大国对体育界“腐败”问题的整治决心。从一个部门到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在赵健眼里，这绝不只是级别的提升，更意味着国家责任的表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长期的，纳入机制的、纳入管理体制的工作来反兴奋剂。”
2004年，我国制定《反兴奋剂条例》，成为国际上少数拥有反兴奋剂法律法规的国家之一。2006年我国是亚洲第一个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兴奋剂公约的国家，这也是表明政府对这个问题一种非常清楚的态度。但是，怎样推动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严格执法，对于赵健他们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努力和司法部门相连接，但目前还没做到。”2007年辽宁鞍山田径学校兴奋剂事件之后，当事人最终只受到“双开”的行政处理。目前《反兴奋剂条例》更多地起到行政条例作用，难以进行深层次的监督和处罚。“其实，面对这样的事件，我们更需要司法部门追究‘处方药何处得来’、‘是否属于组织青少年集体服药和故意伤害他人健康’等相关法律问题。”同时，青少年服药的苗头也有显现，如何遏制，赵健正在日夜不停地思考。
众所周知，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成立之后面临的第一场大考。但是，赵健则说，中心的成立并非专为北京奥运会。“一般人理解的反兴奋剂就是查尿样，其实对反兴奋剂中心来说，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赵健说，“反兴奋剂中心一共有8项职能，检查、检测只是其中一项。其他的工作还有研究反兴奋剂的相关规定，制订兴奋剂药品目录，对违规者的进一步调查，开展宣传教育等，这都是反兴奋剂中心的任务。”
面对一场成功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反兴奋剂工作者丝毫不敢懈怠，“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对于兴奋剂，不能掉以轻心。”
大学时，赵健是一名篮球前锋。今天，他仍然喜欢篮球，每周都喜欢在自己单位的篮球队里一展身手。从篮球中，他体会着运动的乐趣，前锋的位置更让他找到自己在工作中的感觉。身处反兴奋剂前沿，作为一名“体育反腐战士”，赵健看到更多的是体育界里的阴暗面，但是，这却从来没有让他心中的体育事业有任何的褪色。他曾数次描述自己对工作的感受：“我觉得体育事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业，兴奋剂和这样一种体育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在维护这样一种体育的崇高、光明和健康的这样一种形象。北京奥运会，我们肩负的责任就是在一个方面我们来维护奥林匹克这样一种精神，和奥运会的这样一种纯洁，这是我们的责任。”
场馆中心主任赵健，正是其中的一名老兵……
位于北京北四环奥林匹克东门内，眦临院墙的一座三层灰、红相间的小楼，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所在地。相比奥林匹克公园和距此不太远的鸟巢、水立方，这座小楼显得实在不起眼，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场馆主任赵健的办公室，也布置得十分简单，然而，这里却是北京奥运会安保级别最高的地点之一所有的安全防卫技术设备都要在这个检测中心配备，24小时荷枪实弹安保巡逻，这是即便主场馆鸟巢也难以企及的。
“兴奋剂问题是一个国际社会或者公众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个赛事当中，如果出现兴奋剂问题，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会给予高度关注，而且给当事者及其所代表的运动队或者国家协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检查和检测的安全性就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赵健解释道，正是兴奋剂问题所带来的影响，让它在奥运会期间成为赛事之外的又一场竞技。
这是白与黑、公平与作弊、透明与猥琐的较量。
我们对北京奥运会兴奋剂“零容忍”
2007年11月召开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提出，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兴奋剂的容忍度是零。这无疑受到国际体育界的普遍欢迎，赵健所在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也以最充分的准备投入到北京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中。
“我们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作为检查全国运动员兴奋剂情况的唯一单位，拥有目前世界最大、设备最多、最先进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2008年奥运会，几千名运动员的成绩是否有效，所有的样本检测都在这里。”赵健身为场馆主任，对检测中心的每一个角落都如数家珍。
本届奥运会中，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为了满足奥运会需要，实验室里的仪器已经翻了三倍还多。“我们配备了近20名国际专家和志愿者，来自其他国家认证实验室，协助我们开展工作。”赵健告诉记者，这样可以加强人才配备，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监督作用，证明实验室是公开、透明的。
奥运会的日子里，每天晚上十点多，当天的比赛基本上结束，观众带着激动和满意离去；运动员收获成功或遗憾结束比赛；场馆工作人员清扫、检查完毕之后，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而这个时候，往往赵健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当天最后一批运动员尿样送达检测中心时，往往已是凌晨时分。比赛场馆的灯陆续熄灭，检测中心灯火通明，彻夜不息。
为了配合完成北京奥运会一个月内4500例的检查工作，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实验室和检测中心奥运会期间24小时不间断工作，而到奥运会闭幕时，中心共检测4700多例样本，超过原计划200例。“根据目前的技术手段，只要服用兴奋剂又被抽检到，很难逃脱。”赵健对此胸有成竹。从奥运会到残奥会，每一天，赵健就在检测中心朝东南的办公室里，随时协调解决检查、检测中发生的各方面问题。赵健的办公室里，不仅有电水壶等小家电，办公桌上还有吃了一半的曲奇饼干，烟灰缸里布满了烟头……每天二十小时坚守岗位，让赵健把这里已经当成了自家。
与很多工作不同，兴奋剂检查、检测不能任意发挥，而是以严格遵守国际标准为准则，这样才能保证公正公平。样品运输则是用专业的运钞车。
虽然在制度与程序上要严格按照国际规定，但是，赵健还是将人性化的服务贯穿到兴奋剂检查的每一个环节。中心特意招募了多语种的志愿者，让他们能够在顺畅的交流中完成尿样留取，中心为运动员提供了相对舒适、轻松的候检环境，运动员留取尿液以后，检测中心为他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务等等，这种人性化的温暖与舒适，让运动员得到了真诚的尊重。“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基础上，我们要尽量提供细心周到的‘增值服务’。”赵健是一个看起来一脸严肃的人，但是聊得久了，就会感受到他的幽默、仔细与耐心。也许，这就是反兴奋剂工作帮助他建立起来的性格，便于他与别人的沟通和交流，也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才让他更加适合做这一行。
从最初的留取样品，到样品送达检测中心实验室，赵健带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为保证兴奋剂检测的真实性建立起一条绝对严密的安全链。截止目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共抽检运动员4700例，比雅典奥运会高出30％。共查出9例违禁运动员，这一数字甚至出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预测，当奥运会闭幕的一刻，赵健感慨道：“这是北京奥运会的胜利，是国际奥委会的胜利，也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胜利。”亲历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测历程，赵健深知这数字沉甸甸，得来不易。
将近二十年的中国反兴奋剂之路
1984年，赵健从成都体育学院毕业，进入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2005年获得悉尼科技大学体育管理硕士。1989年，我国成立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1994年，赵健开始参与反兴奋剂工作，翌年，正式进入反兴奋剂委员会。光阴荏苒，赵健已经在反兴奋剂工作领域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十五年里，他从一名新兵历练成一位老将，见证了中国反兴奋剂历程中每一座里程碑式的大跨越。
1990年，中国兴奋剂实验室正式启用。“兴奋剂”悄然走进人们的视野。当时，很少有人明白兴奋剂的危害，很长一段时间，反兴奋剂工作异常艰难。“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录节目时，现场还有观众问道，不就是吃一片药嘛!”当时他们去进行兴奋剂检测时，经常遭遇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不解，有的甚至很不客气地当面质疑：“如果人家都用，我们不用，不是吃亏吗?”“他们都用我也用。”这两种“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泛使用。
近年来，随着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和处罚的严格，加之北京申奥成功后，将反兴奋剂工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因此近年来，赵健也亲身感受到大家对兴奋剂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北京奥运会期间，赵健特意上网浏览网友对于兴奋剂问题的看法，“现在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反对兴奋剂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2007年5月，一场针对运动员用药安全的大检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赵健亲自参与这次行动，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家反兴奋剂中心配合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共同对药品生产和销售流程进行监管，督促药厂将部分含兴奋剂物质的药品贴上“运动员慎用”的标签，以从源头杜绝运动员服用、误用违禁药品。这个过程很顺畅，在赵健眼里，这也充分显示了大家对反兴奋剂工作的广泛认可。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也多次亲往国家反兴奋剂中心，他在实验室里仔细询问仪器工作状况，与赵健等中心领导、工作人员交谈，商讨有效的反 兴奋剂办法。北京奥运会之前，刘鹏反复强调：坚决严查我国运动员，不许出现一例兴奋剂事件。
目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中国兴奋剂反兴奋剂中心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全部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很多人都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反兴奋剂工作队伍，也在不断进步和壮大。
“大考”之后，面向未来
2007年5月，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紧随国家反贪局正式挂牌成立。一时各方反响强烈。在赵健看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成立，将反兴奋剂工作相对独立于体育组织之外，是中国作为体育大国对体育界“腐败”问题的整治决心。从一个部门到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在赵健眼里，这绝不只是级别的提升，更意味着国家责任的表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长期的，纳入机制的、纳入管理体制的工作来反兴奋剂。”
2004年，我国制定《反兴奋剂条例》，成为国际上少数拥有反兴奋剂法律法规的国家之一。2006年我国是亚洲第一个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兴奋剂公约的国家，这也是表明政府对这个问题一种非常清楚的态度。但是，怎样推动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严格执法，对于赵健他们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努力和司法部门相连接，但目前还没做到。”2007年辽宁鞍山田径学校兴奋剂事件之后，当事人最终只受到“双开”的行政处理。目前《反兴奋剂条例》更多地起到行政条例作用，难以进行深层次的监督和处罚。“其实，面对这样的事件，我们更需要司法部门追究‘处方药何处得来’、‘是否属于组织青少年集体服药和故意伤害他人健康’等相关法律问题。”同时，青少年服药的苗头也有显现，如何遏制，赵健正在日夜不停地思考。
众所周知，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成立之后面临的第一场大考。但是，赵健则说，中心的成立并非专为北京奥运会。“一般人理解的反兴奋剂就是查尿样，其实对反兴奋剂中心来说，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赵健说，“反兴奋剂中心一共有8项职能，检查、检测只是其中一项。其他的工作还有研究反兴奋剂的相关规定，制订兴奋剂药品目录，对违规者的进一步调查，开展宣传教育等，这都是反兴奋剂中心的任务。”
面对一场成功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反兴奋剂工作者丝毫不敢懈怠，“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对于兴奋剂，不能掉以轻心。”
大学时，赵健是一名篮球前锋。今天，他仍然喜欢篮球，每周都喜欢在自己单位的篮球队里一展身手。从篮球中，他体会着运动的乐趣，前锋的位置更让他找到自己在工作中的感觉。身处反兴奋剂前沿，作为一名“体育反腐战士”，赵健看到更多的是体育界里的阴暗面，但是，这却从来没有让他心中的体育事业有任何的褪色。他曾数次描述自己对工作的感受：“我觉得体育事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业，兴奋剂和这样一种体育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在维护这样一种体育的崇高、光明和健康的这样一种形象。北京奥运会，我们肩负的责任就是在一个方面我们来维护奥林匹克这样一种精神，和奥运会的这样一种纯洁，这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