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极为偶然的机缘，有幸拜会了一处并不为多数外人知晓的名人故居。
　　据《平顺县志·民国卷》记载，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平顺历经恢复立县、废县、重又复置的过程。此事件之始末，始终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崔维新。崔维新（1859—1922），字子焕，号东皋，今长治市平顺县阳高乡享禄最村人。“清末廪贡，性情倜傥，有不可一世之概，经史兼邃，胆识并尤，回复县治经营最力，为第二届县议会议长”。疑文中“回复”应为“恢复”。
　　设无此公，历史也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来呈现。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名士。生于山环水绕、鱼鳖成群的漳河岸边，名唤香炉嘴的小山村里。
　　过去村民在河对岸地里劳作，不经意问的观望，竟然发现村子极似一座香炉，台地里长有三颗茂盛的穿天杨树，恰如三炷高香。香炉乃一方圣物，承人间烟火，籍神灵意志，寓意极佳，古人遂将村名确定为“香炉嘴”。几孔窑洞，数间民房点缀其间，背后则是黛青色的太行东山屏障，灵山秀水之畔，情景倒有几分“日照香炉生紫烟”的诗意况味。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期盼上苍眷顾，祖先保佑，能有个好收成，子女有出息，也就知足了。
　　村民主要为崔姓一族，清乾隆初年从崔家庄移至本村，看中的就是此处一洼沃土。世代辛劳的崔氏先祖，靠汗水生生打造出一层层梯田，券起一孔孔窑洞。尤为注重家风传承，注重文化教育。繁衍至今，已逾八代。民国初年本族出了位县议会议长，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便将村名易为“享禄最”三字，发音仍相同，前者以形取名，后者则植入了更多人文期盼、感激，两者皆备极为美好的寓意联想。
　　话说光绪年间初春时节，漳河沿岸已是桃杏花开，柳絮纷飞，灰雀衔枝，百草返青。河水中时不时冒出几只移动的小点点，原来是成群的小野鸭在觅食，微风拂面，春风无限，让人浑身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惬意。远处走来一位青年，中等身材偏瘦，上身着灰色罗衣，外罩短褂，下身著青黑色短袍，黑皂靴。其五官轮廓俊朗，鼻梁微挺，目光深邃如炬，面色红润，下巴方折有力，一头乌黑长辫垂于脑后，少年老成，满腹诗书，挥斥方遒，志得意满。来者正是崔维新，骑驴携族叔挑书上京参加春闱科考。二人有说有笑，对前路充满了未知与向往。行至潞城南街一窄巷，族叔正走在前面，忽然对面急匆匆过来一群人拥着一顶轿子，躲闪不及的族叔直接被撞倒在地。不等理论，对方一群人已仗势拳脚相加。路人与看热闹的人蜂拥而至，将路堵了个水泄不通，崔维新被人流涌到了圈外。他没有冲动，索性拴好驴，抿上一锅烟，且观且抽且思。围观的人们指指点点使得逞凶之人也有所顾忌，甩出几句狠话，遣散人群扬长而去。族叔浑身是土满脸是血，一个劲地埋怨为何不上前帮忙，让他受这等冤气。维新不语，赶紧帮他打打身上的灰土，在附近找个药店清洗包扎。突如其来的变故却让人始料不及，为此次行程蒙上一层灰色的不快。
　　听一位甩饼店老板讲，凶手是城南一毛不拔的张员外府上人。只要人没事就快走吧，惹不起啊。崔维新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人证物证俱在，王法何在？当即根据实情书写一纸诉状，没有去县衙而是直奔张府。因他已是秀才身份，虽无实职，却已是身有功名之人，到张府直接面见张员外本人，逐将事情原委详加陈述，并拿出诉状，直言自己要进京赶考，如若处理不力，定将此事上诉至京城，到时候罪责可就不好说了。义正辞严，凛然怒目。此时的张员外早已不再飞扬跋扈，一个劲地擦汗，心想遇上茬口了，没辙！便说，崔先生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最后双方达成私了协议，由张员外赔付族叔医疗、保养、误工等费用共计纹银十二两，张贴告示承认所犯罪过，由打人凶手于告示前面当众逐字检读，并负责派车把伤者送回老家。
　　待事毕之后，崔维新独自一人骑驴去往京城方向。他智斗张员外一事被当地人一时传为佳话。
　　民国时期，平顺的两次复县，均有崔维新的奔走、呼吁之功。他担任议会议长期间，兴学助教，兴修水利，革除陋俗，化解纠纷，主持公道（曾親自调查审理，阳高田家武举一案），教化乡民，提倡孝俭等，社会面貌呈一时之新风，深深赢得百姓的拥护称赞。
　　崔维新后人现仍居住在老院里，同时期弟兄崔易新、崔更新院系清代建筑遗存，共四座院落。拾阶而上，岸边有一株数百年树龄的针刺灌木，现已长成碗口般粗的树状，枝子枝孙也有胳膊粗细，印证了数百年来的沧桑变迁。沿着岸边的是锻做精细的长条四方青石护栏，宽约四十厘米，厚约十多厘米，有的条石竟长达五米多，平整如镜。顺着石径延伸向南约有六七十米远，坐在上面乘凉吃饭，一举两得。随处散落的碾磙、磨盘诉说着曾经的丰盈与富足。

　　故居门楼约有五米高，土坯结构，樨头雕刻简单，甚至都有些寒酸，与普通百姓民房庶无差别，怎么看也不像官宅。我稍稍有些失望，一时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唯一不同的是门壁左右两侧嵌有一幅石刻对联，锻磨精细，书写有力，刻工上乘，显得尤为抢眼：“退让神机真进取，痴愚妙处至聪明。”其中“明”字用目旁“明”。读来与郑板桥的“聪明难糊涂更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门口右边叠放着两块八十厘米见方，有特定造型且锻做细密的青石块，曾为一副分置左右两侧的斗杆，寓意步步高升。东侧还立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家训碑一通。 　　院落呈日字型二进院，均为二裹三，典型的清中后期建筑式样。院子不大，小巧而清秀，依然是一派旧日时光的凝聚、定格。地面用砖石硬化，砖已风化残缺，院石被磨得溜光圆润。房屋不高，青石作基，土坯作壁，灰瓦顶，木栅拱窗，一株瘦梨长在二门左角边，枝叶婆娑，光影斑驳，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时空画卷当中，透出一股超脱自信的气场。不用繁缛的装饰去显示财力，不用冷峻高大的形制来彰显身份，而就像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一样，极具亲和力，仿佛回到自己家里一般，有德之人靠的是内在的修养，而非外在的奢华铺陈，堪比陶公之草庐。
　　后院是三孔石券窑洞，背依土崖，两个石刻外方内八棱形窗户，给石窑平添些许活泼灵秀气息。门上方镶刻有一块打磨更加精细的石匾，一整块青石，阴刻手法，行楷字体，字大约四十厘米左右，敦方遒劲，气势磅礴。“是亦为政”四字，出自《论语·为政》原文“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帷孝，友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门框左右角刻有两方小字“无逸”，出自《尚书》“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一股悠悠古风士人风尚迎面而至，折射出强烈的耕读廉孝精神，担当作为意识。与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进步思想尤为相近。
　　一位生逢末世，自强自省，忧国忧民的官员形象渐渐在我脑中浮现，这时才相信此处确为一处官邸。
　　窑内方砖铺地干净整洁，顶部是一个大大的拱圈，进深约五米有余，高近五米，宽约四米左右，靠左边墙壁有一小拱券，连通另外一孑L窑，形成少见的里外间，里面窑洞过去曾有暗格密室，可通往后面山坡，应为以备不时之需。
　　南面窑洞石联为“渡世方针帷道德，传家彝鼎在诗书”。窑脸石匾被文革时期抹上白灰，毛笔书写“为民服务”四字，原为三字，中间隐约露出一“善”字。仍属“五常”之范畴，寄予后生晚辈读书、修德。这些道理放至现在仍不为过。此窑洞前面一座泥坯瓦房曾作为崔维新日常待客、处理政务之所。在特殊年代，对外他散尽家财帮助乡邻，造福百姓，见义勇为，口碑较好，威望甚高。对内孝敬父母，帮助兄弟姊妹，督促子侄读书，家庭和睦，家风和畅。应该剩余财产不多，庆幸老院仍为嫡系子孙居有，其政治眼光、判断与远见亦非常人所能及，着实令人佩服。
　　又看了相邻的几所院落，均低调而朴实，既无雕梁画栋般的华丽，也无深宅大院般的迷离，普通之中深藏睿智，凡俗之中蕴涵哲理。可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主人深得隐忍之道，不忘本，不忘形，不张扬，知进退。
　　走出故居，来到崔家祠堂前，遗构为清代建筑式样。屋子面阔三间，前出檐，木结构门窗前脸，褪色的彩绘梁架，简洁的木刻纹样，同民居相比已算奢华，一处静穆崇高之地。两根廊柱为通高四米多的方形青石楹联石刻，上书“念先代我祖宗无非艰难创业，愿后世尔子孙都学忠孝完人”。祠堂除供奉祖先牌位外，对后世子孙的教化，以及优良家风的传承，品德人格的塑造等功能亦十分突出。不然也不会将这些深刻的理念勒进石头，相比之下赠与子孙道理甚至比留与钱财更加受用。
　　祠堂南邊是关帝庙，昭示子孙做人定要讲究信义。再往前面是龙王庙，建筑规格较其他更加讲究，装饰也异常华丽，说明雨对于农耕而言其意义重大。距故居东八百米的地方就是崔维新的墓地，高大的墓碑上镌刻着他荣光而富有建树的一生。
　　崔氏民居清晰保留了几百年来人们对农耕信仰、祖先崇拜、忠孝勤俭、家风训诫、诗书礼仪、正义仁爱等等生动详实的传统社会家孝文化精神脉络，一条十分完整清晰的实物链条构架，实谓珍贵而不可多得。
　　此访，彻底颠覆了我对建筑必然反映主人身份的认同，貌可媚人，相易惑人。表面看建筑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其工艺水平，营造规格，却往往忽略了建筑内在的文化、精神、道德、品格、信义等相关属性的传达，那么崔氏民居便是最好的注解。险些造成错误解读，否则真是罪莫大焉！
　　虽为官宅居然如此简朴，且匠心独运，标榜什么，告诫什么，倡导什么，追求什么，主人对后世子孙的期望全都历历在目，已超越了建筑本身单一的居住功能，成为更具精神内涵特指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