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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极为偶然的机缘,有幸拜会了一处并不为多数外人知晓的名人故居。
据《平顺县志·民国卷》记载,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平顺历经恢复立县、废县、重又复置的过程。此事件之始末,始终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崔维新。崔维新(1859—1922),字子焕,号东皋,今长治市平顺县阳高乡享禄最村人。“清末廪贡,性情倜傥,有不可一世之概,经史兼邃,胆识并尤,回复县治经营最力,为第二届县议会议长”。疑文中“回复”应为“恢复”。
设无此公,历史也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来呈现。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名士。生于山环水绕、鱼鳖成群的漳河岸边,名唤香炉嘴的小山村里。
过去村民在河对岸地里劳作,不经意问的观望,竟然发现村子极似一座香炉,台地里长有三颗茂盛的穿天杨树,恰如三炷高香。香炉乃一方圣物,承人间烟火,籍神灵意志,寓意极佳,古人遂将村名确定为“香炉嘴”。几孔窑洞,数间民房点缀其间,背后则是黛青色的太行东山屏障,灵山秀水之畔,情景倒有几分“日照香炉生紫烟”的诗意况味。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期盼上苍眷顾,祖先保佑,能有个好收成,子女有出息,也就知足了。
村民主要为崔姓一族,清乾隆初年从崔家庄移至本村,看中的就是此处一洼沃土。世代辛劳的崔氏先祖,靠汗水生生打造出一层层梯田,券起一孔孔窑洞。尤为注重家风传承,注重文化教育。繁衍至今,已逾八代。民国初年本族出了位县议会议长,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便将村名易为“享禄最”三字,发音仍相同,前者以形取名,后者则植入了更多人文期盼、感激,两者皆备极为美好的寓意联想。
话说光绪年间初春时节,漳河沿岸已是桃杏花开,柳絮纷飞,灰雀衔枝,百草返青。河水中时不时冒出几只移动的小点点,原来是成群的小野鸭在觅食,微风拂面,春风无限,让人浑身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惬意。远处走来一位青年,中等身材偏瘦,上身着灰色罗衣,外罩短褂,下身著青黑色短袍,黑皂靴。其五官轮廓俊朗,鼻梁微挺,目光深邃如炬,面色红润,下巴方折有力,一头乌黑长辫垂于脑后,少年老成,满腹诗书,挥斥方遒,志得意满。来者正是崔维新,骑驴携族叔挑书上京参加春闱科考。二人有说有笑,对前路充满了未知与向往。行至潞城南街一窄巷,族叔正走在前面,忽然对面急匆匆过来一群人拥着一顶轿子,躲闪不及的族叔直接被撞倒在地。不等理论,对方一群人已仗势拳脚相加。路人与看热闹的人蜂拥而至,将路堵了个水泄不通,崔维新被人流涌到了圈外。他没有冲动,索性拴好驴,抿上一锅烟,且观且抽且思。围观的人们指指点点使得逞凶之人也有所顾忌,甩出几句狠话,遣散人群扬长而去。族叔浑身是土满脸是血,一个劲地埋怨为何不上前帮忙,让他受这等冤气。维新不语,赶紧帮他打打身上的灰土,在附近找个药店清洗包扎。突如其来的变故却让人始料不及,为此次行程蒙上一层灰色的不快。
听一位甩饼店老板讲,凶手是城南一毛不拔的张员外府上人。只要人没事就快走吧,惹不起啊。崔维新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人证物证俱在,王法何在?当即根据实情书写一纸诉状,没有去县衙而是直奔张府。因他已是秀才身份,虽无实职,却已是身有功名之人,到张府直接面见张员外本人,逐将事情原委详加陈述,并拿出诉状,直言自己要进京赶考,如若处理不力,定将此事上诉至京城,到时候罪责可就不好说了。义正辞严,凛然怒目。此时的张员外早已不再飞扬跋扈,一个劲地擦汗,心想遇上茬口了,没辙!便说,崔先生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最后双方达成私了协议,由张员外赔付族叔医疗、保养、误工等费用共计纹银十二两,张贴告示承认所犯罪过,由打人凶手于告示前面当众逐字检读,并负责派车把伤者送回老家。
待事毕之后,崔维新独自一人骑驴去往京城方向。他智斗张员外一事被当地人一时传为佳话。
民国时期,平顺的两次复县,均有崔维新的奔走、呼吁之功。他担任议会议长期间,兴学助教,兴修水利,革除陋俗,化解纠纷,主持公道(曾親自调查审理,阳高田家武举一案),教化乡民,提倡孝俭等,社会面貌呈一时之新风,深深赢得百姓的拥护称赞。
崔维新后人现仍居住在老院里,同时期弟兄崔易新、崔更新院系清代建筑遗存,共四座院落。拾阶而上,岸边有一株数百年树龄的针刺灌木,现已长成碗口般粗的树状,枝子枝孙也有胳膊粗细,印证了数百年来的沧桑变迁。沿着岸边的是锻做精细的长条四方青石护栏,宽约四十厘米,厚约十多厘米,有的条石竟长达五米多,平整如镜。顺着石径延伸向南约有六七十米远,坐在上面乘凉吃饭,一举两得。随处散落的碾磙、磨盘诉说着曾经的丰盈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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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门楼约有五米高,土坯结构,樨头雕刻简单,甚至都有些寒酸,与普通百姓民房庶无差别,怎么看也不像官宅。我稍稍有些失望,一时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唯一不同的是门壁左右两侧嵌有一幅石刻对联,锻磨精细,书写有力,刻工上乘,显得尤为抢眼:“退让神机真进取,痴愚妙处至聪明。”其中“明”字用目旁“明”。读来与郑板桥的“聪明难糊涂更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门口右边叠放着两块八十厘米见方,有特定造型且锻做细密的青石块,曾为一副分置左右两侧的斗杆,寓意步步高升。东侧还立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家训碑一通。 院落呈日字型二进院,均为二裹三,典型的清中后期建筑式样。院子不大,小巧而清秀,依然是一派旧日时光的凝聚、定格。地面用砖石硬化,砖已风化残缺,院石被磨得溜光圆润。房屋不高,青石作基,土坯作壁,灰瓦顶,木栅拱窗,一株瘦梨长在二门左角边,枝叶婆娑,光影斑驳,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时空画卷当中,透出一股超脱自信的气场。不用繁缛的装饰去显示财力,不用冷峻高大的形制来彰显身份,而就像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一样,极具亲和力,仿佛回到自己家里一般,有德之人靠的是内在的修养,而非外在的奢华铺陈,堪比陶公之草庐。
后院是三孔石券窑洞,背依土崖,两个石刻外方内八棱形窗户,给石窑平添些许活泼灵秀气息。门上方镶刻有一块打磨更加精细的石匾,一整块青石,阴刻手法,行楷字体,字大约四十厘米左右,敦方遒劲,气势磅礴。“是亦为政”四字,出自《论语·为政》原文“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帷孝,友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门框左右角刻有两方小字“无逸”,出自《尚书》“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一股悠悠古风士人风尚迎面而至,折射出强烈的耕读廉孝精神,担当作为意识。与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进步思想尤为相近。
一位生逢末世,自强自省,忧国忧民的官员形象渐渐在我脑中浮现,这时才相信此处确为一处官邸。
窑内方砖铺地干净整洁,顶部是一个大大的拱圈,进深约五米有余,高近五米,宽约四米左右,靠左边墙壁有一小拱券,连通另外一孑L窑,形成少见的里外间,里面窑洞过去曾有暗格密室,可通往后面山坡,应为以备不时之需。
南面窑洞石联为“渡世方针帷道德,传家彝鼎在诗书”。窑脸石匾被文革时期抹上白灰,毛笔书写“为民服务”四字,原为三字,中间隐约露出一“善”字。仍属“五常”之范畴,寄予后生晚辈读书、修德。这些道理放至现在仍不为过。此窑洞前面一座泥坯瓦房曾作为崔维新日常待客、处理政务之所。在特殊年代,对外他散尽家财帮助乡邻,造福百姓,见义勇为,口碑较好,威望甚高。对内孝敬父母,帮助兄弟姊妹,督促子侄读书,家庭和睦,家风和畅。应该剩余财产不多,庆幸老院仍为嫡系子孙居有,其政治眼光、判断与远见亦非常人所能及,着实令人佩服。
又看了相邻的几所院落,均低调而朴实,既无雕梁画栋般的华丽,也无深宅大院般的迷离,普通之中深藏睿智,凡俗之中蕴涵哲理。可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主人深得隐忍之道,不忘本,不忘形,不张扬,知进退。
走出故居,来到崔家祠堂前,遗构为清代建筑式样。屋子面阔三间,前出檐,木结构门窗前脸,褪色的彩绘梁架,简洁的木刻纹样,同民居相比已算奢华,一处静穆崇高之地。两根廊柱为通高四米多的方形青石楹联石刻,上书“念先代我祖宗无非艰难创业,愿后世尔子孙都学忠孝完人”。祠堂除供奉祖先牌位外,对后世子孙的教化,以及优良家风的传承,品德人格的塑造等功能亦十分突出。不然也不会将这些深刻的理念勒进石头,相比之下赠与子孙道理甚至比留与钱财更加受用。
祠堂南邊是关帝庙,昭示子孙做人定要讲究信义。再往前面是龙王庙,建筑规格较其他更加讲究,装饰也异常华丽,说明雨对于农耕而言其意义重大。距故居东八百米的地方就是崔维新的墓地,高大的墓碑上镌刻着他荣光而富有建树的一生。
崔氏民居清晰保留了几百年来人们对农耕信仰、祖先崇拜、忠孝勤俭、家风训诫、诗书礼仪、正义仁爱等等生动详实的传统社会家孝文化精神脉络,一条十分完整清晰的实物链条构架,实谓珍贵而不可多得。
此访,彻底颠覆了我对建筑必然反映主人身份的认同,貌可媚人,相易惑人。表面看建筑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其工艺水平,营造规格,却往往忽略了建筑内在的文化、精神、道德、品格、信义等相关属性的传达,那么崔氏民居便是最好的注解。险些造成错误解读,否则真是罪莫大焉!
虽为官宅居然如此简朴,且匠心独运,标榜什么,告诫什么,倡导什么,追求什么,主人对后世子孙的期望全都历历在目,已超越了建筑本身单一的居住功能,成为更具精神内涵特指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