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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我还可以找到一个中国青年，将他比作我们今日的考菲尔德。韩寒无疑是下一代人中未遭同化、几乎孤绝的特例。
在他1月27日去世的前近半个世纪，JD·塞林格便已告别了这个世界。
他隐居于荒郊野镇，在美国东北部一处林中孤园匿而不出，只以偶尔的怨愤和控诉与世界交流。《纽约时报》将他比作文坛的葛丽泰·嘉宝，而《时代》周刊则说，他是美国文坛的寄居蟹，每次露头出来，通常都是为了抱怨有人戳他的壳。
在惊怪于他决然遁隐的同时，更多的人，尤其是美国作家们，纷纷感怀塞林格给予自己的恩泽。他那本薄薄的小长篇《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至今不衰而常青。
考菲尔德唤醒美国一代青少年
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旋即入选每月读书会的推荐书目，并迅速成为畅销书。十年后的1961年，它已经卖出了350万册。而到目前为止，《麦田》在全世界的累计销量已逾6000万册，现在仍能年销约25万册。就一个后半生拒绝出书，甚至拒绝露面的作家而言。这些数字堪称奇迹。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16岁中学生霍尔顿·考菲尔德在纽约一天两夜的流浪生活，开篇脱胎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塞林格所写首句如下：“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以马克·吐温的句式，将狄更斯的经典名作与“废话”相连，《麦田》的反传统姿态从一开始便已确定。
塞林格完全隐入学校叛逆考菲尔德的体内，不仅叙述中满是只有小考菲尔德才会说的俚俗语言，亦以其脑思考，以其身行事，出言尖刻，语多冒犯，却内心忧惧，进退难圆，时而受性驱力催动，起意嫖娼，时而陷入死亡迷恋，有心自尽。
然而考菲尔德之所以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反英雄人物，决不仅仅在于语言的颠覆性力量，而是由于书中充满了对虚伪、恶俗、保守和平庸现世——那些“婊子养的伪君子”的激烈批判。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可疑的，唯一一个受他敬重的人，似乎还有意和他搞同性恋。考菲尔德倾慕孩童的单纯与无拘束，并竭力保卫自己天性中的纯良免遭成人世界同化，后者不仅伪善，而且丑恶、淫亵与污秽。经历了孤独、沮丧、怀疑和厌世的折磨，他计划离开这个污浊的城市，到僻远的乡间寻找干净的、可以装聋作哑的生活，最好一辈子不与人交谈。
考菲尔德唤醒了冷战初期的美国一代青少年，让他们从此认清眼前的世界：现在很差，将来更糟，不幻灭也不远遁的话，只能与伪善者们同流合污，一生受控。他教会孩子们预断自己和社会的未来关系，警告他们，与其浑浑噩噩地活，不如勇敢地面对自我。《纽约时报》头牌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前几天说，某些评论家对塞林洛作品表面呈现的魅力颇有不屑，指责他矫揉造作，故弄忧愁，但其作品，如《麦田》《弗兰妮与祖伊》，以及那些广为人知的短篇，会持续影响几代作家。
论及马克·吐温的遗产，海明威有句名言：“我们全都出自哈克-芬的胯下。”美国小说家里克·穆迪则认为，对当代作家们而言，人人皆出于霍尔顿·考菲尔德胯下。考菲尔德的种子已经遍地开花，基因广布，从菲利普·罗斯的道德小说到《毕业生》这样的好莱坞电影。甚至诉诸青年刺客：1980年，奉《麦田》为人生指南的查普曼在纽约枪杀了约翰·列侬。几个月后欣克利行刺里根总统，事后在他的旅馆房间发现了一本《麦田》。
在中国，他总是不合时宜，阴差阳错
塞林格本人对声名的厌恶，已至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与各国出版商所签合同中，必有额外条款，如封面必须素净，不得用任何不必要的图案或照片装饰，免生哗众取宠之嫌。按照他的标准，则1963年的施咸荣中译首版《麦田里的守望者》想必最令人满意。此书素黄纸皮，只印书名与作者，乃当年著名的“黄皮书”之一种，更兼“内部发行”，谈不上什么宣传炒作，甚至不可能有书评公开发表，实为朴素者中的典范。
塞林格的本意，是要读者更多关注其作品，而非种种的商业花招和作者的私生活。不知道他是否晓得，这一反常之举在几十年前的中国颇为见效。由于黄皮《麦田》印量很小且控制发行(“仅供参考”)，一书难求，因而产生无数手抄本，在全国城乡的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
考菲尔德来到中国的时机非常古怪，文化大革命很快爆发，所以笔者对当年有章读到《麦田》的中学生前辈们非常好奇，更以为它可能产生的作用极其可疑：在书中的逃学者与现世的红卫兵之间，在满纸的社会批判与满世界的大字报之间，那一批热血沸腾的半大青年究竟建立起了怎样的联想?
然后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大部分知识青年们因此经历了人生头一个重大幻灭，知道了什么是欺骗，什么是伪善。考菲尔德终于接近了那一颗颗孤独而绝望的年轻的心，更别提手抄本上可能未被过滤的性描写了。然而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中学生一心奔逃出城，到荒僻的乡村寻找心灵的归宿。殊不知其中国读者，朝思暮想的就是回到城市——两种自救的道路何其不同!
1983年，《麦田里的守望者》终于由漓江出版社公开发行，笔者也在此后初读此书，但今日回想，虽然清楚记得阅读时的淋漓畅快，却万万不敢像穆迪先生那样，自称出自考菲尔德胯下。或许中国刚刚告别政治、社会和精神的长期浩劫，正欲大步向前，人人盼望未来，而一心要忘却过去。这一点与考菲尔德的心境又有天壤之别。上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冷战大幕初启，民众普遍恐惧未来，甚至留恋罗斯福或更早以前的威尔逊时代。
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中国转向重商之路。译林版《麦田》亦为迎合市场，不顾作者偏好，将封面改为浓彩，其中一个封面，考菲尔德化身甜美少年，宛如不戴眼镜的哈利·波特。另一种封面，主人公考菲尔德被描绘成街头古惑仔的模样，半裸着，露出施瓦辛格般的性感胸肌。遥想当年，漓江首版《麦田》的封面，也曾误将作者名印成了“塞格林”，似乎正是此书在中国这段暧昧接受史的真实写照。
韩寒，中国仅存的考菲尔德?
《麦田》之所以始终未能在中国引发如美国般的热情，也许因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所走的发展道路迥异。但也许，中国人根本就不想真正接受考菲尔德，更不想去体会他曾经经历的那种“崇高的痛苦”。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曾经写道：“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之后，在一个可怕的假和平时期里，《麦田里的守望者》表明，年轻人有必要对成人世界的失败提出抗议。年轻人的抗议声多种多样——愤怒、轻蔑、自怜——但最沉静的声音，也就是最正派的、迷惘的美国青年的声音，却证明是最有力的声音。”
幸亏我还可以找到一个中国青年，将他比作我们今日的考菲尔德。对韩寒，笔者不想过多赞誉。但他无疑是下一代人中未遭同化、几乎孤绝的特例。他所言所写，鲜有超出本国大多数人之所思所想者。唯一不同的是，他说出了并被听到。他的年轻和勇气，时刻映照着成人世界一贯的软弱和中产阶级固有的平庸。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有大半个知识分子阵营。他们失语的时候，是一个辛辣的年轻人站到排头。他在巨大而沉重的压抑中打开一条缝隙，身后的成人们也得以呼吸到少许新鲜的空气，尽管他们仍然蜷缩在黑屋，习惯性地缩着头。
2010年1月27日，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旧金山纪事报》日前刊文纪念，文末警告：伪君子们，小心点，霍尔顿还活着!
在他1月27日去世的前近半个世纪，JD·塞林格便已告别了这个世界。
他隐居于荒郊野镇，在美国东北部一处林中孤园匿而不出，只以偶尔的怨愤和控诉与世界交流。《纽约时报》将他比作文坛的葛丽泰·嘉宝，而《时代》周刊则说，他是美国文坛的寄居蟹，每次露头出来，通常都是为了抱怨有人戳他的壳。
在惊怪于他决然遁隐的同时，更多的人，尤其是美国作家们，纷纷感怀塞林格给予自己的恩泽。他那本薄薄的小长篇《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至今不衰而常青。
考菲尔德唤醒美国一代青少年
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旋即入选每月读书会的推荐书目，并迅速成为畅销书。十年后的1961年，它已经卖出了350万册。而到目前为止，《麦田》在全世界的累计销量已逾6000万册，现在仍能年销约25万册。就一个后半生拒绝出书，甚至拒绝露面的作家而言。这些数字堪称奇迹。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16岁中学生霍尔顿·考菲尔德在纽约一天两夜的流浪生活，开篇脱胎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塞林格所写首句如下：“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以马克·吐温的句式，将狄更斯的经典名作与“废话”相连，《麦田》的反传统姿态从一开始便已确定。
塞林格完全隐入学校叛逆考菲尔德的体内，不仅叙述中满是只有小考菲尔德才会说的俚俗语言，亦以其脑思考，以其身行事，出言尖刻，语多冒犯，却内心忧惧，进退难圆，时而受性驱力催动，起意嫖娼，时而陷入死亡迷恋，有心自尽。
然而考菲尔德之所以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反英雄人物，决不仅仅在于语言的颠覆性力量，而是由于书中充满了对虚伪、恶俗、保守和平庸现世——那些“婊子养的伪君子”的激烈批判。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可疑的，唯一一个受他敬重的人，似乎还有意和他搞同性恋。考菲尔德倾慕孩童的单纯与无拘束，并竭力保卫自己天性中的纯良免遭成人世界同化，后者不仅伪善，而且丑恶、淫亵与污秽。经历了孤独、沮丧、怀疑和厌世的折磨，他计划离开这个污浊的城市，到僻远的乡间寻找干净的、可以装聋作哑的生活，最好一辈子不与人交谈。
考菲尔德唤醒了冷战初期的美国一代青少年，让他们从此认清眼前的世界：现在很差，将来更糟，不幻灭也不远遁的话，只能与伪善者们同流合污，一生受控。他教会孩子们预断自己和社会的未来关系，警告他们，与其浑浑噩噩地活，不如勇敢地面对自我。《纽约时报》头牌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前几天说，某些评论家对塞林洛作品表面呈现的魅力颇有不屑，指责他矫揉造作，故弄忧愁，但其作品，如《麦田》《弗兰妮与祖伊》，以及那些广为人知的短篇，会持续影响几代作家。
论及马克·吐温的遗产，海明威有句名言：“我们全都出自哈克-芬的胯下。”美国小说家里克·穆迪则认为，对当代作家们而言，人人皆出于霍尔顿·考菲尔德胯下。考菲尔德的种子已经遍地开花，基因广布，从菲利普·罗斯的道德小说到《毕业生》这样的好莱坞电影。甚至诉诸青年刺客：1980年，奉《麦田》为人生指南的查普曼在纽约枪杀了约翰·列侬。几个月后欣克利行刺里根总统，事后在他的旅馆房间发现了一本《麦田》。
在中国，他总是不合时宜，阴差阳错
塞林格本人对声名的厌恶，已至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与各国出版商所签合同中，必有额外条款，如封面必须素净，不得用任何不必要的图案或照片装饰，免生哗众取宠之嫌。按照他的标准，则1963年的施咸荣中译首版《麦田里的守望者》想必最令人满意。此书素黄纸皮，只印书名与作者，乃当年著名的“黄皮书”之一种，更兼“内部发行”，谈不上什么宣传炒作，甚至不可能有书评公开发表，实为朴素者中的典范。
塞林格的本意，是要读者更多关注其作品，而非种种的商业花招和作者的私生活。不知道他是否晓得，这一反常之举在几十年前的中国颇为见效。由于黄皮《麦田》印量很小且控制发行(“仅供参考”)，一书难求，因而产生无数手抄本，在全国城乡的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
考菲尔德来到中国的时机非常古怪，文化大革命很快爆发，所以笔者对当年有章读到《麦田》的中学生前辈们非常好奇，更以为它可能产生的作用极其可疑：在书中的逃学者与现世的红卫兵之间，在满纸的社会批判与满世界的大字报之间，那一批热血沸腾的半大青年究竟建立起了怎样的联想?
然后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大部分知识青年们因此经历了人生头一个重大幻灭，知道了什么是欺骗，什么是伪善。考菲尔德终于接近了那一颗颗孤独而绝望的年轻的心，更别提手抄本上可能未被过滤的性描写了。然而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中学生一心奔逃出城，到荒僻的乡村寻找心灵的归宿。殊不知其中国读者，朝思暮想的就是回到城市——两种自救的道路何其不同!
1983年，《麦田里的守望者》终于由漓江出版社公开发行，笔者也在此后初读此书，但今日回想，虽然清楚记得阅读时的淋漓畅快，却万万不敢像穆迪先生那样，自称出自考菲尔德胯下。或许中国刚刚告别政治、社会和精神的长期浩劫，正欲大步向前，人人盼望未来，而一心要忘却过去。这一点与考菲尔德的心境又有天壤之别。上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冷战大幕初启，民众普遍恐惧未来，甚至留恋罗斯福或更早以前的威尔逊时代。
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中国转向重商之路。译林版《麦田》亦为迎合市场，不顾作者偏好，将封面改为浓彩，其中一个封面，考菲尔德化身甜美少年，宛如不戴眼镜的哈利·波特。另一种封面，主人公考菲尔德被描绘成街头古惑仔的模样，半裸着，露出施瓦辛格般的性感胸肌。遥想当年，漓江首版《麦田》的封面，也曾误将作者名印成了“塞格林”，似乎正是此书在中国这段暧昧接受史的真实写照。
韩寒，中国仅存的考菲尔德?
《麦田》之所以始终未能在中国引发如美国般的热情，也许因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所走的发展道路迥异。但也许，中国人根本就不想真正接受考菲尔德，更不想去体会他曾经经历的那种“崇高的痛苦”。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曾经写道：“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之后，在一个可怕的假和平时期里，《麦田里的守望者》表明，年轻人有必要对成人世界的失败提出抗议。年轻人的抗议声多种多样——愤怒、轻蔑、自怜——但最沉静的声音，也就是最正派的、迷惘的美国青年的声音，却证明是最有力的声音。”
幸亏我还可以找到一个中国青年，将他比作我们今日的考菲尔德。对韩寒，笔者不想过多赞誉。但他无疑是下一代人中未遭同化、几乎孤绝的特例。他所言所写，鲜有超出本国大多数人之所思所想者。唯一不同的是，他说出了并被听到。他的年轻和勇气，时刻映照着成人世界一贯的软弱和中产阶级固有的平庸。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有大半个知识分子阵营。他们失语的时候，是一个辛辣的年轻人站到排头。他在巨大而沉重的压抑中打开一条缝隙，身后的成人们也得以呼吸到少许新鲜的空气，尽管他们仍然蜷缩在黑屋，习惯性地缩着头。
2010年1月27日，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旧金山纪事报》日前刊文纪念，文末警告：伪君子们，小心点，霍尔顿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