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词典的“规定性”与“描写性”之争中，“描写主义”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原则。然而，关于“描写主义”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单语词典领域，双语词典涉及较少。文章从描写主义的视角，以《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为例，对双语词典的收词、释义、语用标注、惯用法说明、义项排列、编者立场等方面进行描写性研究，力图拓宽词典研究中描写主义的内涵，为双语词典研究、双语词典评论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双语词典描写主义《英汉大词典》第二版
引言
词典编纂和研究中素有“规定主义”和“描写主义”之争。约翰逊在《英语词典》序言中提出，词典的作用应是“固定我们语言的发音，促进语言的成熟，保持语言的纯洁，确立它的用法，延长它的持久性”[实际上，同样是在这篇序言中，约翰逊的观点随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李荫华1980)]，这一向被词典学界认为是规定主义的滥觞。20世纪以来，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描写主义语言学主张不以经典传统为依据而是以对语言全面的、系统的、客观的描写资料为依据进行词典编纂，对有争议的语言现象如实记录，不作正误优劣的主观判断。这给英语词典的传统编纂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就是深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产物，被视为描写主义的代表作。此后的词典编纂都用侧重描写的“实用性”取代了“纯正性”。沈家煊(2005)指出，回顾17世纪以来国际上词典编纂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定主义”已经是一个相对陈旧的观念，词典编纂的发展趋势是从规定性转向描写性，从强制性规范转向指导性规范，而不是相反。
然而，国内目前对词典编纂中描写主义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单语词典，尤其是英语词典上。如对《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中描写主义编纂思想的研究(李荫华1980)。这类研究多关注对拼写、读音、例证选用(从已故名家著作中的书证到在世一般作家作品、电视报刊用语甚至俚俗口语的转变)、语用语域标注以及用法说明等的描写研究。双语词典描写主义的相关研究(盛培林1999；李明，周敬华2000)也都以《英汉大词典》中用例证显示语法信息(是否及物、是否可数等)为例，论证《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在该词典第一版前言中提出的“尽量避免作孰优孰劣的评判和孰可孰不可的裁断”这一描写主义思想。本文以《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为例，指出双语词典应该恪守描写主义尊重语言现实的原则，适当兼顾规定性(详见“语用标注”和“惯用法说明”部分)。具体表现在：在新词、新义的收录上，《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应继续发扬《新英汉词典》开创的大胆收录新词的传统；在释义方面，尽量采用已被社会和相关行业和学科领域接受的汉语对应词，避免冗长的解释性释义；根据语言的最新发展，描写和规定兼顾，提供必要的语用标注和惯用法说明；义项排列尽量充分反映语言的变化；在编者立场上，力求客观公允。本文力图拓宽词典研究中描写主义的内涵，为双语词典在收词、释义、语用标注、惯用法说明、义项排列、编者立场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也为双语词典研究、双语词典评论提供新的视角。
一、对源语词目收录的描写
描写主义“照实收录”的方针反映在收词上，主要表现为注意口语词语的收取和对新词选取尺度的放宽(李荫华1979)。因此，双语词典在侧重稳定性的同时，在新词收录上也要注重实用性即查得率，充分应用注重实录的描写主义原则。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词的涌现速度和规模今非昔比，加之词典对新词收录多持保守态度，双语词典对新词的收录往往略显滞后。
据笔者粗略统计，nutrition facts(营养标志)、environmental hormone(环境激素)、carbonfootprint(碳足迹，一种新的用来测量某个公司、家庭或个人因每日消耗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影响的指标)、bird flu(禽流感)、street spam(街头小广告)、wardrobe mal—function(服装故障，走光)、drama queen(小题大作、大惊小怪的人)、paraskevidekatriaphobia(13号星期五恐惧症)、divot stomping(踏草皮，马球运动中场休息时，观众将因为赛马的奔驰和急停而被掘出的草皮放回原处，用力踏实)等新词，escort(陪游，妓女)、bank(用于循环再利用的废旧物品回收站)、nerd(电脑高手)、decanter(醒酒器)、initiative(计划，战略，项目)等词的新义，《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均漏收，应引起注意。
二、对释义的描写
在1983年的国际词典学研讨会上，Zgusta提出，双语词典不应提供解释或定义，而应该提供目的语中的真正词汇单位，如果嵌入上下文中可以使得译文流畅(Zgusta1984)。从这个意义上讲，双语词典也被经典地称作翻译词典，因为它给用户提供语义对等词(Hartmann 1989)。可见，双语词典肩负着为源语词汇在目的语中找到准确对应词的艰巨任务。
描写主义尊重语言现实的主旨同样适用于双语词典对释义的描写。于海江(2006)指出，双语词典的词目和释义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既然是描写，就应该对两种语言都采取描写主义的态度。但《英汉大词典》第一版的描写主要是针对英文而言的，其汉语释义仍未摆脱规定主义的观念。这种情况在新词的释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对应词都是编者自创的，汉语中已经流行的用语却未被采用。第二版试图把描写主义贯彻到汉语译文当中，尽量使用汉语习惯用语，避免杜撰。(于海江，陆谷孙2006)
尽管双语词典的编纂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双语词典提供的译名与社会和业界通用译法不相吻合的情况还是时有出现。对此，一些批评者(金其斌2007a，2007b)已提出了商榷意见。类似情况在《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中依然存在：
从上表可以看出，《英汉大词典》第二版部分词目的释义还有待改进。观察源语词目在汉语中的定名过程以及如实记录最后确定的译名，对双语词典编纂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是职责所在。 三、语用标注
在描写主义的编纂理念指导下，如何处理词目的语用标注是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语用标注可以很好地帮助读者了解词目的使用场合、语用规则、语用功能等信息，如语词的褒贬、语体、正式与非正式、口语与书面语等。另一方面，标签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容易落入规定主义的窠臼。近年来韦氏系列词典一直在设法少加这类标签，从而使词典显得不那么武断地下规范化的结论。(夸克1980)
笔者认为，在语用标注这一问题上，不做语言的立法者，减少诸如“错误用语”(errone—OU$)、“不正确用语”(ineorreet)、“文盲用语”(illiterate)等下权威结论的标注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对母语非英语的使用者而言，由于缺少西方文化的长期浸淫，对英语不够敏感，这时，描写主义和规定主义兼顾，贯彻“既描写又规定”的原则，适时地提供一些诸如“口语”、“书面语”、“禁忌”、“俚语”、“粗俗”、“委婉”一类的语体、语域标注是十分必要的。
以下列几个词目为例，与《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相比，《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在提供语用标注方面还有待改进：
从上表可以看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和《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对cow、crumpet、fealty和faqade四个词使用了警示符号、“贬”、“俚”、“性别偏见”、“古”、“文”、“喻”、“史”、“书”等用法标注，如实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部分词目在语体、语域方面的变化，为词典使用者提供了大量全面、准确的语用信息。《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则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粗俗、禁忌、古词、书面语的标注，这一点应该引起编者的注意。
四、惯用法说明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惯用法说明(usage note)可以说是描写主义编纂思想下力戒武断性、权威性的语用标注的衍生物。美国大学版词典的一个趋势是尽量少用标签，这方面的变化，可以从一些词典在某些词条后面所加的“用法说明”中看出来(李荫华1979)。惯用法说明没有了语用标签的武断和规定性，但提供的信息同样丰富。李荫华就修辞标志对《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和《韦氏二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做比较后指出，《三版》意在对用法做客观介绍，《二版》措辞则是权威性的、告诫性的；尽管是客观介绍，使用者要从中得出结论还是十分便当的(李荫华1980)。可见，惯用法说明虽然没有对词语用法做出直接的规定，但对词典用户正确使用词汇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种注重对惯用法进行客观描述，不做强制性规定的做法，葛传槊先生也持赞成态度。有人建议《英语惯用法词典》增订时做到是则是，非则非，使人一看就明白可用不可用。葛传槊(1979)指出，这种prescriptive(规定性的)和proscriptive(禁止性的)态度，是旧式的语法教科书和旧式的作文手册的态势，是教schoolma’am English的教本的态度，是脱离实际、只凭逻辑推理的态度；惯用法是客观存在而又不断变动的东西，谁也不能为它“仲裁”或“立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惯用法说明实际上肩负着“描写”和“规定”的双重使命。它一方面展现了英语国家对英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附加惯用法和语用学知识，为读者正确、得体地使用英语提供指导性意见，可以说是既反映实际又引导规范，起到了指导性规范的作用。
《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给nigger和disabled等词提供了惯用法说明：
◇nigger初只是negro的方言变体，现在黑人英语中已广为使用，而在非黑人中则由于历史上种
族仇恨的积淀被视作带侮慢色彩的禁忌语。
◇disabled纵然被认为“政治上不正确”，却远比“crippled”、“defective”、“handicapped”常用；别
出心裁的“differently abled”或“physically challenged”远未取而代之。
可见，为词目提供一些简单的语用说明，客观描写、褐橥语言的变化过程，可以帮助词典使用者更好地把握英语惯用法(usage)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的变化，及时记录、追踪英语惯用法的最新动向，从而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遗憾的是，有些词目却缺少必要的语用说明，试比较《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和《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对以下几个词语的处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给February，data，queer和Eskimo分别提供了语音、语法和词源等方面的惯用法说明，忠实地记录了英语语言的发展变化，这是非常必要的。February的用法说明中“常常”一词在描写读音变异的同时，避免了规定性的口吻；而data的用法说明中，“在书面语中，这一用法尚未为多数人所接受”一句与当年《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对ain’t的注释“虽然不被许多人认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言语中更为常见，但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口语中仍为许多有教养的人所使用……”在客观记录语言当前用法方面如出一辙。此外，在《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fault，professor，quit，man等词目下都能找到类似的惯用法说明，使读者受益良多，值得同类词典学习。《英汉大词典》若能对这类词提供简洁的用法说明，反映这类词语的使用动态，对读者将大有裨益。
五、义项排列的描写
本着“用户友善”的原则，中型词典的义项应按出现频率的高低来排列。《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就根据最新语料数据统计，对部分词语的义项排序做了调整，如gay条“同性恋者”一义由第七义提前到第一义(于海江，陆谷孙2006)。但是笔者在对有些词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义项排列上，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以ejaculate一词为例，几部大型词典的义项排列顺序分别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四版、《韦氏大学词典》第十一版、《牛津英语词典》简编本、《新时代英汉大词典》都把“射精”作为ejaculate的第一义项，只有《英汉大词典》第二版把ejaculate的古义“突然说出，喊出”作为第一义项。
ejaculate这类词语由于受“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理论)的影响，不雅义已占主导地位，同时使得本义带上了“过时”(old-fashioned)或“文，正式”一类的标签，在义项排列上也向词典编纂者提出了挑战。《英汉大词典》应考虑向其他词典借鉴，对ejaculate的义项排列做出调整。其他这类词如intercourse，erection，queer等均可考虑做相应处理。这几个词在LDOCE(4th edition)中都是以不雅义作为第一义项的。
六、客观中立的立场
词典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知识。因此，用第三人称作客观陈述，而不作主观评判就成了辞书体的必然要求(徐庆凯2006)。在认识并消除意识形态对词典编纂的影响方面，辞书译者和编者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双语词典编纂者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尊重当前的价值判断趋向，注意语言使用上的“与时俱进”，做到“政治上正确”(金其斌2007)。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和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一些诸如同性恋、异性、易装等亚文化在逐渐得到社会的宽容和理解，词典也应对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进行客观描写。《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改进，如：
wifeswapping n.(口)集体易妻奸淫a.集体易妻奸淫的：a～party集体易妻奸淫团伙(第一版，1993年缩印本)
wifeswapping n.(口)换妻(第二版)可以看出，反映编者价值判断的“奸淫”二字在二版中悄然退场，值得称道。但下列号性、同性恋有关的词目释义、例证翻译中“滥交”、“乱搞”、“烂污”等措辞却没能删去。试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中的相应内容做一对比：
显而易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的释义和例证翻译要比《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客观、中立得多，值得我们反思。
结束语：描写主义为词典编纂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打破了规定主义无视语言发展、为语言立法的沉闷局面。正如本文所讨论的，描写主义尊重语言现实、客观记录语言变化的理念对双语词典在收录新词、提供对应词、为一些敏感词汇提供语用标注和惯用法说明、义项排列和编者的客观立场等六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 王慧敏)
关键词
双语词典描写主义《英汉大词典》第二版
引言
词典编纂和研究中素有“规定主义”和“描写主义”之争。约翰逊在《英语词典》序言中提出，词典的作用应是“固定我们语言的发音，促进语言的成熟，保持语言的纯洁，确立它的用法，延长它的持久性”[实际上，同样是在这篇序言中，约翰逊的观点随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李荫华1980)]，这一向被词典学界认为是规定主义的滥觞。20世纪以来，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描写主义语言学主张不以经典传统为依据而是以对语言全面的、系统的、客观的描写资料为依据进行词典编纂，对有争议的语言现象如实记录，不作正误优劣的主观判断。这给英语词典的传统编纂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就是深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产物，被视为描写主义的代表作。此后的词典编纂都用侧重描写的“实用性”取代了“纯正性”。沈家煊(2005)指出，回顾17世纪以来国际上词典编纂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定主义”已经是一个相对陈旧的观念，词典编纂的发展趋势是从规定性转向描写性，从强制性规范转向指导性规范，而不是相反。
然而，国内目前对词典编纂中描写主义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单语词典，尤其是英语词典上。如对《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中描写主义编纂思想的研究(李荫华1980)。这类研究多关注对拼写、读音、例证选用(从已故名家著作中的书证到在世一般作家作品、电视报刊用语甚至俚俗口语的转变)、语用语域标注以及用法说明等的描写研究。双语词典描写主义的相关研究(盛培林1999；李明，周敬华2000)也都以《英汉大词典》中用例证显示语法信息(是否及物、是否可数等)为例，论证《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在该词典第一版前言中提出的“尽量避免作孰优孰劣的评判和孰可孰不可的裁断”这一描写主义思想。本文以《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为例，指出双语词典应该恪守描写主义尊重语言现实的原则，适当兼顾规定性(详见“语用标注”和“惯用法说明”部分)。具体表现在：在新词、新义的收录上，《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应继续发扬《新英汉词典》开创的大胆收录新词的传统；在释义方面，尽量采用已被社会和相关行业和学科领域接受的汉语对应词，避免冗长的解释性释义；根据语言的最新发展，描写和规定兼顾，提供必要的语用标注和惯用法说明；义项排列尽量充分反映语言的变化；在编者立场上，力求客观公允。本文力图拓宽词典研究中描写主义的内涵，为双语词典在收词、释义、语用标注、惯用法说明、义项排列、编者立场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也为双语词典研究、双语词典评论提供新的视角。
一、对源语词目收录的描写
描写主义“照实收录”的方针反映在收词上，主要表现为注意口语词语的收取和对新词选取尺度的放宽(李荫华1979)。因此，双语词典在侧重稳定性的同时，在新词收录上也要注重实用性即查得率，充分应用注重实录的描写主义原则。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词的涌现速度和规模今非昔比，加之词典对新词收录多持保守态度，双语词典对新词的收录往往略显滞后。
据笔者粗略统计，nutrition facts(营养标志)、environmental hormone(环境激素)、carbonfootprint(碳足迹，一种新的用来测量某个公司、家庭或个人因每日消耗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影响的指标)、bird flu(禽流感)、street spam(街头小广告)、wardrobe mal—function(服装故障，走光)、drama queen(小题大作、大惊小怪的人)、paraskevidekatriaphobia(13号星期五恐惧症)、divot stomping(踏草皮，马球运动中场休息时，观众将因为赛马的奔驰和急停而被掘出的草皮放回原处，用力踏实)等新词，escort(陪游，妓女)、bank(用于循环再利用的废旧物品回收站)、nerd(电脑高手)、decanter(醒酒器)、initiative(计划，战略，项目)等词的新义，《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均漏收，应引起注意。
二、对释义的描写
在1983年的国际词典学研讨会上，Zgusta提出，双语词典不应提供解释或定义，而应该提供目的语中的真正词汇单位，如果嵌入上下文中可以使得译文流畅(Zgusta1984)。从这个意义上讲，双语词典也被经典地称作翻译词典，因为它给用户提供语义对等词(Hartmann 1989)。可见，双语词典肩负着为源语词汇在目的语中找到准确对应词的艰巨任务。
描写主义尊重语言现实的主旨同样适用于双语词典对释义的描写。于海江(2006)指出，双语词典的词目和释义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既然是描写，就应该对两种语言都采取描写主义的态度。但《英汉大词典》第一版的描写主要是针对英文而言的，其汉语释义仍未摆脱规定主义的观念。这种情况在新词的释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对应词都是编者自创的，汉语中已经流行的用语却未被采用。第二版试图把描写主义贯彻到汉语译文当中，尽量使用汉语习惯用语，避免杜撰。(于海江，陆谷孙2006)
尽管双语词典的编纂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双语词典提供的译名与社会和业界通用译法不相吻合的情况还是时有出现。对此，一些批评者(金其斌2007a，2007b)已提出了商榷意见。类似情况在《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中依然存在：
从上表可以看出，《英汉大词典》第二版部分词目的释义还有待改进。观察源语词目在汉语中的定名过程以及如实记录最后确定的译名，对双语词典编纂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是职责所在。 三、语用标注
在描写主义的编纂理念指导下，如何处理词目的语用标注是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语用标注可以很好地帮助读者了解词目的使用场合、语用规则、语用功能等信息，如语词的褒贬、语体、正式与非正式、口语与书面语等。另一方面，标签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容易落入规定主义的窠臼。近年来韦氏系列词典一直在设法少加这类标签，从而使词典显得不那么武断地下规范化的结论。(夸克1980)
笔者认为，在语用标注这一问题上，不做语言的立法者，减少诸如“错误用语”(errone—OU$)、“不正确用语”(ineorreet)、“文盲用语”(illiterate)等下权威结论的标注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对母语非英语的使用者而言，由于缺少西方文化的长期浸淫，对英语不够敏感，这时，描写主义和规定主义兼顾，贯彻“既描写又规定”的原则，适时地提供一些诸如“口语”、“书面语”、“禁忌”、“俚语”、“粗俗”、“委婉”一类的语体、语域标注是十分必要的。
以下列几个词目为例，与《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相比，《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在提供语用标注方面还有待改进：
从上表可以看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和《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对cow、crumpet、fealty和faqade四个词使用了警示符号、“贬”、“俚”、“性别偏见”、“古”、“文”、“喻”、“史”、“书”等用法标注，如实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部分词目在语体、语域方面的变化，为词典使用者提供了大量全面、准确的语用信息。《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则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粗俗、禁忌、古词、书面语的标注，这一点应该引起编者的注意。
四、惯用法说明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惯用法说明(usage note)可以说是描写主义编纂思想下力戒武断性、权威性的语用标注的衍生物。美国大学版词典的一个趋势是尽量少用标签，这方面的变化，可以从一些词典在某些词条后面所加的“用法说明”中看出来(李荫华1979)。惯用法说明没有了语用标签的武断和规定性，但提供的信息同样丰富。李荫华就修辞标志对《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和《韦氏二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做比较后指出，《三版》意在对用法做客观介绍，《二版》措辞则是权威性的、告诫性的；尽管是客观介绍，使用者要从中得出结论还是十分便当的(李荫华1980)。可见，惯用法说明虽然没有对词语用法做出直接的规定，但对词典用户正确使用词汇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种注重对惯用法进行客观描述，不做强制性规定的做法，葛传槊先生也持赞成态度。有人建议《英语惯用法词典》增订时做到是则是，非则非，使人一看就明白可用不可用。葛传槊(1979)指出，这种prescriptive(规定性的)和proscriptive(禁止性的)态度，是旧式的语法教科书和旧式的作文手册的态势，是教schoolma’am English的教本的态度，是脱离实际、只凭逻辑推理的态度；惯用法是客观存在而又不断变动的东西，谁也不能为它“仲裁”或“立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惯用法说明实际上肩负着“描写”和“规定”的双重使命。它一方面展现了英语国家对英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附加惯用法和语用学知识，为读者正确、得体地使用英语提供指导性意见，可以说是既反映实际又引导规范，起到了指导性规范的作用。
《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给nigger和disabled等词提供了惯用法说明：
◇nigger初只是negro的方言变体，现在黑人英语中已广为使用，而在非黑人中则由于历史上种
族仇恨的积淀被视作带侮慢色彩的禁忌语。
◇disabled纵然被认为“政治上不正确”，却远比“crippled”、“defective”、“handicapped”常用；别
出心裁的“differently abled”或“physically challenged”远未取而代之。
可见，为词目提供一些简单的语用说明，客观描写、褐橥语言的变化过程，可以帮助词典使用者更好地把握英语惯用法(usage)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的变化，及时记录、追踪英语惯用法的最新动向，从而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遗憾的是，有些词目却缺少必要的语用说明，试比较《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和《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对以下几个词语的处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给February，data，queer和Eskimo分别提供了语音、语法和词源等方面的惯用法说明，忠实地记录了英语语言的发展变化，这是非常必要的。February的用法说明中“常常”一词在描写读音变异的同时，避免了规定性的口吻；而data的用法说明中，“在书面语中，这一用法尚未为多数人所接受”一句与当年《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对ain’t的注释“虽然不被许多人认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言语中更为常见，但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口语中仍为许多有教养的人所使用……”在客观记录语言当前用法方面如出一辙。此外，在《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fault，professor，quit，man等词目下都能找到类似的惯用法说明，使读者受益良多，值得同类词典学习。《英汉大词典》若能对这类词提供简洁的用法说明，反映这类词语的使用动态，对读者将大有裨益。
五、义项排列的描写
本着“用户友善”的原则，中型词典的义项应按出现频率的高低来排列。《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就根据最新语料数据统计，对部分词语的义项排序做了调整，如gay条“同性恋者”一义由第七义提前到第一义(于海江，陆谷孙2006)。但是笔者在对有些词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义项排列上，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以ejaculate一词为例，几部大型词典的义项排列顺序分别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四版、《韦氏大学词典》第十一版、《牛津英语词典》简编本、《新时代英汉大词典》都把“射精”作为ejaculate的第一义项，只有《英汉大词典》第二版把ejaculate的古义“突然说出，喊出”作为第一义项。
ejaculate这类词语由于受“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理论)的影响，不雅义已占主导地位，同时使得本义带上了“过时”(old-fashioned)或“文，正式”一类的标签，在义项排列上也向词典编纂者提出了挑战。《英汉大词典》应考虑向其他词典借鉴，对ejaculate的义项排列做出调整。其他这类词如intercourse，erection，queer等均可考虑做相应处理。这几个词在LDOCE(4th edition)中都是以不雅义作为第一义项的。
六、客观中立的立场
词典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知识。因此，用第三人称作客观陈述，而不作主观评判就成了辞书体的必然要求(徐庆凯2006)。在认识并消除意识形态对词典编纂的影响方面，辞书译者和编者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双语词典编纂者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尊重当前的价值判断趋向，注意语言使用上的“与时俱进”，做到“政治上正确”(金其斌2007)。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和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一些诸如同性恋、异性、易装等亚文化在逐渐得到社会的宽容和理解，词典也应对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进行客观描写。《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改进，如：
wifeswapping n.(口)集体易妻奸淫a.集体易妻奸淫的：a～party集体易妻奸淫团伙(第一版，1993年缩印本)
wifeswapping n.(口)换妻(第二版)可以看出，反映编者价值判断的“奸淫”二字在二版中悄然退场，值得称道。但下列号性、同性恋有关的词目释义、例证翻译中“滥交”、“乱搞”、“烂污”等措辞却没能删去。试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中的相应内容做一对比：
显而易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的释义和例证翻译要比《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客观、中立得多，值得我们反思。
结束语：描写主义为词典编纂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打破了规定主义无视语言发展、为语言立法的沉闷局面。正如本文所讨论的，描写主义尊重语言现实、客观记录语言变化的理念对双语词典在收录新词、提供对应词、为一些敏感词汇提供语用标注和惯用法说明、义项排列和编者的客观立场等六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 王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