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音变的问题一个多世纪来都受到语言学家们的热心关注，可惜却与一辈辈杰出的语言学家们失之交臂，很少有新的成果和新的突破诞生。正如索绪尔所说，音变，尤其是音变产生的原因是语言学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音变；语言接触；习惯
一、概说“音变”
音变的研究由来已久。19世纪初诞生的“格里姆定律”、“格拉斯曼定律”、“维纳尔定律”等理论使音变规律的观念深入人心。稍后的新语法学派提出“音变规律无例外”，揭示的是以语音条件为转移的音位或音位变体的演变规律，徐通锵先生把这一理论称为“连续式音变”。有的语言学家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例外”是在一般性的语音演变以外的其他变异，这些变异可以找到自身特殊的音变规律。因此应该承认有例外，因为任何音变的例外都是有原因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以音位为单位，注重共时结构系统的格局，采取内部拟测法研究音变。施密特的“波浪说”把横向“扩散”的观念引入到音变理论，形成注重音变传播方式的语言扩散理论。后来的语言变异理论、语音学、方言地理学等诸多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研究领域对音变做过深入探寻。
刑福义先生(1991)给音变的定义是：“在言语活动中。由于相连音节的相互影响或表情达意的需要，有些音节的语音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语流音变。”他关注的是音节之间的相互作用，音节是语流中自然的发音单位和听感单位。伍铁平先生(1993)对音变下定义：“说话时音位之间能够互相影响而使前音或后音发生某种临时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语流中，所以叫做‘语流音变’，又叫‘联音音变’。”他关注的是音位之间的相互作用，音位是从语音的社会性质角度划分出来的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
我们知道，音素是从语音的物理性质即音质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一个音位可以只包含一个音素，也可以含有几个不能区别意义的发音相近的音素。同一音位的各个音素，是这个音位的变体。一个音节可以由一个音素构成，也可以由几个音素构成。当一个音节由多个音素构成的时候，音节内部就有不同的层次和结构。无论是基于音节角度研究音变，还是基于音位角度研究音变，均在充分考虑了音素的重要性而提出的。骆小所先生(1999)提出：“音变是语音在语流中的变化，人们说话总是连续发出许多音素或音节来形成一股语流的。在语流中，音节与音节之间、音素与音素之间往往会互相影响而产生一些语音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就称为音变。”王希杰先生(2003)的观点与骆小所先生的如出一辙，也把语音的变化看作语流音变最明显的特征，而隐去了对音节、音位的陈说。他是这么定义的：“在说话的时候，语音并不是一个个孤立地发出来的，而是连续地发出来。在这个连续的语流之中，有些语音，由于在语流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或说话的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受到临近的音的影响往往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叫做语流音变。”
轻声、儿化、变声、变韵、变调、小称是现代汉语特有的音变现象，富含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各种语流音变就更具特色了。汉语音变的总体趋势是浊声母逐步变成轻声母，失去清与浊的对立。同时，声调也发生变化，形成四个基本声调平、上、去、人。其中平声区分阴平、阳平。又如广州地区方言按原有的清、浊音节位置分化为九个声调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人、阳人、中人。但北方方言却没有发生一致或共同的声调分化。这就是音变的时空规律。音变在时空结构上，其运动方向或状态总是呈现一致性和非一致性交相存在的局面。中国语言学家赵杰教授提出有名的“多项式系列性音变规律”论断，它包括融合式音变和连锁式音变。前者是以多项式特点分阶段进行的，融合过程中，从上一阶段到下一阶段是由一系列的语音演变连接起来的，由此归纳出五个语音融合的模式。后者是渐进推移的过程，强调发音习惯对音变产生至关的作用。这与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布龙菲尔德关于音变产生原因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音变的发生探源
1、语言接触论是产生语流音变的重要原因
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从印欧语系中如日耳曼语族、拉丁语族等之间观察到一系列语音上的对应。两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可以进行语音上的比较，确实可以找到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但事实上，并不存在音变关系。因为音变的产生一定得把语音放在语流之中，而语流又得置于语境之中。直到20世纪初，以布龙菲尔德、索绪尔为首的语言学大师，对日耳曼语的辅音转移，尤其是英语中高元音复化等问题进行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这些变化是由于语言接触产生的，提出语言的融合、习惯、借用等一系列的语言接触论上的概念。由此，音变现象的解释才开始深入到语言接触理论的腹地。
布龙菲尔德针对当时冯特的观点“音变是由于说话速度的增加，而说话速度的增加是由于社会文化和一般智慧的进步”提出置疑。他的看法是人们说话如果尽量快，可尽量少费力气，几乎达到听话者要求重复一遍的程度，许多音变确实与这个因素有某种联系，但找不到一种永恒的因素能说明这种音变只发生在某个时间和地点，而不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此外，他否定了种族、气候、地理条件、饮食、职业、生活方式等是音变的原因，因为音变的原因太繁多、太经常，不可能仅能由这些表层的现象就能完全归纳。他不赞成“底层说”从种族到种族的观点，认为该学说故弄玄虚地把现代日耳曼语族诸语言中的变化归因于“凯尔特”底层(语言的代际传递)，因为这只能企图说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音变事例中表现出来的隐约模糊的倾向，不能真正诠释音变的根源。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音变原因是布龙菲尔德所支持的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借助了新语法学家的理论。新语法学家认为音变决不受意义特征的牵制，只跟发音习惯有关。把音变解说为纯语音的过程，它感染一个音位或同一类型的几个音位，或是普遍地或是受某种严格的语音条件所制约，至于包括这个音位的形式的意义特征既不起助长作用也不起阻碍作用。鉴于新语法学家对音变的这一理论是假设的，并相信该假设是正确的，布龙菲尔德在此基础上假设小语言包含两个习惯层次。一个层次是音位的：说话人有声带颤动，舌位转移，以及类似的一些习惯，这些习惯组成了语言的音系。另一个层次包含形式——意义习惯：说话人经常发小一定的音位组合来反应一定类型的刺激，并且听到同样的这些组合便作出适当的反应，这些习惯组成了语言的语法和问汇。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个人可能获得某种语言的发音习惯而并不使用其具有意义的任何形式，歌唱家就如此，学唱一支法语歌曲做到发音正确，或者不懂法语的演员也能简单模仿法国人讲英语。“习惯”的观点是布龙菲尔德音变理论的核心，也是对语言接触学说的初步探索。“只有当习惯的改变导致了语言结构中发生某种替换，才谈得到音变。”这些论断，无疑是相当严谨，相当科 学的。
2、值得思索的几种音变原因
索绪尔罗列了那个时代及其的人对音变原因的七种阐释。遗憾的是，他又找出诸多关于这七种解释的反面实例，并对其提出质疑。正如他陈说的：“没有一种解释是能够完全说明问题。”最终，索绪尔本人也未能提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但无论如何，这七种解释不管是对上两个世纪，还是对现当代的音变研究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种解释是：人种有一些素质预先光划定了语音变化的方向。这一观点认为不同种族的发音器官具有特殊的生理结构，是先天素质造成的，不可更改。索绪尔驳斥了该观点：“这种错误无异于用现在时表述语音现象”、“一个出生后就移居法国的黑人说的法语，跟法国本地人所说的一样漂亮”。
第二种解释是：把音变看作时对土壤和气候情况的适应。索绪尔用北方与南方的语言中元音、辅音的分析，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的片面性。
第三种解释是：省力律，即用一次发音来代替两次发音，或用比较方便的发音来代替困难的发音。索绪尔指出该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某些音变现象的原因。但要为每种语言规定什么音比较易发，什么音比较难发是非常困难的事。
第四种解释是：归因于幼年时代所受的语音教育。认为某些未经纠正的不正确的发音在成长的一代中固定了下来。索绪尔却认为“看不出为什么某一代人同意保存某些不正确的发音而排除另外一些不正确的发音，尽管他们都同样自然。”
第五种解释是：从民族在某一时期的一般状况去找一种决定的原因。索绪尔认为“谁都无法承认一种语言声音的急速发展会跟民族历史的动荡时代相符。”
第六种解释是：由于新来的民族并吞当地居民所产生的结果。索绪尔认为这种观点是以很少见的情况为依据，不能代表普遍的情况。
第七种解释是：把语音变化看作和风尚的变化一样。风尚的变化要取决于模仿规律，音变是否也取决于模仿规律呢?显然具有模糊性，索绪尔当然要质疑。
王力先生对音变原因的分析相当独到。他认为音变的原因有二：一是自然的变化。即自然的演变，不受任何条件的制约。二是条件的变化。即某个音素由于各种不同环境，或者是它的地位和某一类语音相接触，受那语音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符合音变规律的。如：[k]，[Kω]，[kj]绝大部分来自古代汉语的见母，而今天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声母，另外两个是其变化，这样的变化十分细微，不容易觉察，而且是非常自然的过程。有的语言学家还把音变的原因划分出外因及内因。外因来自共同语、方言、亲属语言等的影，内因来自省力以清晰、经济原则等的作用与制衡。
关键词：音变；语言接触；习惯
一、概说“音变”
音变的研究由来已久。19世纪初诞生的“格里姆定律”、“格拉斯曼定律”、“维纳尔定律”等理论使音变规律的观念深入人心。稍后的新语法学派提出“音变规律无例外”，揭示的是以语音条件为转移的音位或音位变体的演变规律，徐通锵先生把这一理论称为“连续式音变”。有的语言学家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例外”是在一般性的语音演变以外的其他变异，这些变异可以找到自身特殊的音变规律。因此应该承认有例外，因为任何音变的例外都是有原因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以音位为单位，注重共时结构系统的格局，采取内部拟测法研究音变。施密特的“波浪说”把横向“扩散”的观念引入到音变理论，形成注重音变传播方式的语言扩散理论。后来的语言变异理论、语音学、方言地理学等诸多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研究领域对音变做过深入探寻。
刑福义先生(1991)给音变的定义是：“在言语活动中。由于相连音节的相互影响或表情达意的需要，有些音节的语音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语流音变。”他关注的是音节之间的相互作用，音节是语流中自然的发音单位和听感单位。伍铁平先生(1993)对音变下定义：“说话时音位之间能够互相影响而使前音或后音发生某种临时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语流中，所以叫做‘语流音变’，又叫‘联音音变’。”他关注的是音位之间的相互作用，音位是从语音的社会性质角度划分出来的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
我们知道，音素是从语音的物理性质即音质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一个音位可以只包含一个音素，也可以含有几个不能区别意义的发音相近的音素。同一音位的各个音素，是这个音位的变体。一个音节可以由一个音素构成，也可以由几个音素构成。当一个音节由多个音素构成的时候，音节内部就有不同的层次和结构。无论是基于音节角度研究音变，还是基于音位角度研究音变，均在充分考虑了音素的重要性而提出的。骆小所先生(1999)提出：“音变是语音在语流中的变化，人们说话总是连续发出许多音素或音节来形成一股语流的。在语流中，音节与音节之间、音素与音素之间往往会互相影响而产生一些语音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就称为音变。”王希杰先生(2003)的观点与骆小所先生的如出一辙，也把语音的变化看作语流音变最明显的特征，而隐去了对音节、音位的陈说。他是这么定义的：“在说话的时候，语音并不是一个个孤立地发出来的，而是连续地发出来。在这个连续的语流之中，有些语音，由于在语流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或说话的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受到临近的音的影响往往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叫做语流音变。”
轻声、儿化、变声、变韵、变调、小称是现代汉语特有的音变现象，富含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各种语流音变就更具特色了。汉语音变的总体趋势是浊声母逐步变成轻声母，失去清与浊的对立。同时，声调也发生变化，形成四个基本声调平、上、去、人。其中平声区分阴平、阳平。又如广州地区方言按原有的清、浊音节位置分化为九个声调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人、阳人、中人。但北方方言却没有发生一致或共同的声调分化。这就是音变的时空规律。音变在时空结构上，其运动方向或状态总是呈现一致性和非一致性交相存在的局面。中国语言学家赵杰教授提出有名的“多项式系列性音变规律”论断，它包括融合式音变和连锁式音变。前者是以多项式特点分阶段进行的，融合过程中，从上一阶段到下一阶段是由一系列的语音演变连接起来的，由此归纳出五个语音融合的模式。后者是渐进推移的过程，强调发音习惯对音变产生至关的作用。这与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布龙菲尔德关于音变产生原因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音变的发生探源
1、语言接触论是产生语流音变的重要原因
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从印欧语系中如日耳曼语族、拉丁语族等之间观察到一系列语音上的对应。两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可以进行语音上的比较，确实可以找到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但事实上，并不存在音变关系。因为音变的产生一定得把语音放在语流之中，而语流又得置于语境之中。直到20世纪初，以布龙菲尔德、索绪尔为首的语言学大师，对日耳曼语的辅音转移，尤其是英语中高元音复化等问题进行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这些变化是由于语言接触产生的，提出语言的融合、习惯、借用等一系列的语言接触论上的概念。由此，音变现象的解释才开始深入到语言接触理论的腹地。
布龙菲尔德针对当时冯特的观点“音变是由于说话速度的增加，而说话速度的增加是由于社会文化和一般智慧的进步”提出置疑。他的看法是人们说话如果尽量快，可尽量少费力气，几乎达到听话者要求重复一遍的程度，许多音变确实与这个因素有某种联系，但找不到一种永恒的因素能说明这种音变只发生在某个时间和地点，而不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此外，他否定了种族、气候、地理条件、饮食、职业、生活方式等是音变的原因，因为音变的原因太繁多、太经常，不可能仅能由这些表层的现象就能完全归纳。他不赞成“底层说”从种族到种族的观点，认为该学说故弄玄虚地把现代日耳曼语族诸语言中的变化归因于“凯尔特”底层(语言的代际传递)，因为这只能企图说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音变事例中表现出来的隐约模糊的倾向，不能真正诠释音变的根源。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音变原因是布龙菲尔德所支持的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借助了新语法学家的理论。新语法学家认为音变决不受意义特征的牵制，只跟发音习惯有关。把音变解说为纯语音的过程，它感染一个音位或同一类型的几个音位，或是普遍地或是受某种严格的语音条件所制约，至于包括这个音位的形式的意义特征既不起助长作用也不起阻碍作用。鉴于新语法学家对音变的这一理论是假设的，并相信该假设是正确的，布龙菲尔德在此基础上假设小语言包含两个习惯层次。一个层次是音位的：说话人有声带颤动，舌位转移，以及类似的一些习惯，这些习惯组成了语言的音系。另一个层次包含形式——意义习惯：说话人经常发小一定的音位组合来反应一定类型的刺激，并且听到同样的这些组合便作出适当的反应，这些习惯组成了语言的语法和问汇。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个人可能获得某种语言的发音习惯而并不使用其具有意义的任何形式，歌唱家就如此，学唱一支法语歌曲做到发音正确，或者不懂法语的演员也能简单模仿法国人讲英语。“习惯”的观点是布龙菲尔德音变理论的核心，也是对语言接触学说的初步探索。“只有当习惯的改变导致了语言结构中发生某种替换，才谈得到音变。”这些论断，无疑是相当严谨，相当科 学的。
2、值得思索的几种音变原因
索绪尔罗列了那个时代及其的人对音变原因的七种阐释。遗憾的是，他又找出诸多关于这七种解释的反面实例，并对其提出质疑。正如他陈说的：“没有一种解释是能够完全说明问题。”最终，索绪尔本人也未能提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但无论如何，这七种解释不管是对上两个世纪，还是对现当代的音变研究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种解释是：人种有一些素质预先光划定了语音变化的方向。这一观点认为不同种族的发音器官具有特殊的生理结构，是先天素质造成的，不可更改。索绪尔驳斥了该观点：“这种错误无异于用现在时表述语音现象”、“一个出生后就移居法国的黑人说的法语，跟法国本地人所说的一样漂亮”。
第二种解释是：把音变看作时对土壤和气候情况的适应。索绪尔用北方与南方的语言中元音、辅音的分析，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的片面性。
第三种解释是：省力律，即用一次发音来代替两次发音，或用比较方便的发音来代替困难的发音。索绪尔指出该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某些音变现象的原因。但要为每种语言规定什么音比较易发，什么音比较难发是非常困难的事。
第四种解释是：归因于幼年时代所受的语音教育。认为某些未经纠正的不正确的发音在成长的一代中固定了下来。索绪尔却认为“看不出为什么某一代人同意保存某些不正确的发音而排除另外一些不正确的发音，尽管他们都同样自然。”
第五种解释是：从民族在某一时期的一般状况去找一种决定的原因。索绪尔认为“谁都无法承认一种语言声音的急速发展会跟民族历史的动荡时代相符。”
第六种解释是：由于新来的民族并吞当地居民所产生的结果。索绪尔认为这种观点是以很少见的情况为依据，不能代表普遍的情况。
第七种解释是：把语音变化看作和风尚的变化一样。风尚的变化要取决于模仿规律，音变是否也取决于模仿规律呢?显然具有模糊性，索绪尔当然要质疑。
王力先生对音变原因的分析相当独到。他认为音变的原因有二：一是自然的变化。即自然的演变，不受任何条件的制约。二是条件的变化。即某个音素由于各种不同环境，或者是它的地位和某一类语音相接触，受那语音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符合音变规律的。如：[k]，[Kω]，[kj]绝大部分来自古代汉语的见母，而今天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声母，另外两个是其变化，这样的变化十分细微，不容易觉察，而且是非常自然的过程。有的语言学家还把音变的原因划分出外因及内因。外因来自共同语、方言、亲属语言等的影，内因来自省力以清晰、经济原则等的作用与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