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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我因一篇医学稿件约见青年医生唐青青时，正值2021年初夏，此时，国内逐渐趋于平稳的新冠疫情在广东地区再次泛起波澜，广州、深圳等地都出现了快速传播的本土感染案例。一位关注此事的同事告诉我，为排查病毒携带者，广州开始了严格的全民核酸检测，由于人手不足，一些医院甚至连心理医生都被临时抽调，去为市民查验核酸。
唐青青是我们这座中部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医生，有近七年的行医经验，在2020年湖北武汉爆发疫情期间，曾请愿报名了本院支援湖北的医疗队。一张广州医护人员在暴雨中头顶塑料凳遮雨，连夜为市民采集咽拭子的新闻照片，在我的朋友圈广为传播，也成了我和唐青青谈论的焦点。
“虽然核酸检测步骤不复杂，但去年新冠刚发生那会，我们院还是专门组织了培训。”唐青青告诉我，取咽拭子，是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重要一步，整套流程完成最快只需几秒钟，即便如此，抵达防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也要对此进行培训。
“要熟悉刮取位置，因为取样棉签经过口腔，很容易被污染，一定要准确地一下够到咽后壁那个位置。”除了手法正确、保证样本不受污染，避免核酸假阴性的结果，还要考虑到受试者的配合情况，“触碰咽后壁会引起呕吐反射”，就算是动作熟练的医务人员，如果碰到特别敏感、呕吐反射明显的检测对象，也要反复操作多次才能成功。
取咽拭子的医务人员，要与被采集者正面相对，实际上承担了高度暴露风险——呕吐反射引发的咳嗽和干呕可能产生带病毒的高速气流飞沫，也许能穿过防护导致感染。
除去感染风险，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还要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虽然医院首支医疗队抵达湖北后，因为整体疫情逐渐好转，唐青青所在的第二支援队最终未被派出，但前线抗疫的“战况”，还是会不断传回她们这些留守同事的耳朵里。
“他们去的第一天，看到的场景其实都很惨。”唐青青回忆，医院派出的支援队是对接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位同事头天直接吐在了防护服的面罩里，当时物资紧张，“每人一天只有一套防护服”，为了不浪费一套装备，唐青青同事就跟呕吐物一起在防护服里沤了一整天，硬是工作到换班时间，才替换了服装。
这样的抗疫故事，其实并不罕见，疫情发生后，得益于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对医务人员“白衣天使”神圣形象的大肆宣传，我身边好像人人都能随口讲出一两个活灵活现的抗疫小故事，一度紧张的医患关系，似乎也走到了缓和的拐点。
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唐青青，与我的观感却不相同。她提到了由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的《医师报》中一篇公众号文章，里面记录：仅在2020年3月8日与3月21日，就先后发生了两起伤医事件。而文中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2%的被调查者认为疫情后医患关系会好转，69%的人则认为，医患关系并不会变好。
“在疫情期间，大家只看到医生神圣的一面。”和同事们讨论时，唐青青发现，2003年“非典”过后，医患关系也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起落，海量正面宣传进一步推高了患者对医生群体的期待值，但这，却是她和她的年轻同事们害怕的地方。
“我們医生也是人，也是人家的子女和父母。”唐青青当初不顾家人强烈反对，选择援鄂，疫情平稳后，她也要回归自己的生活。“可民众一旦看到疫情时，医生能做到那种奉献程度，就会觉得为什么你现在做不到了呢？哪有这个道理，你不是‘白衣天使’吗？”
脆弱的信任
媒体们用赞美的语言将医生捧上神坛，留给唐青青这类普通年轻医生的难题是，在治疗疾病的同时，要如何应对患者对于医生群体“非人化”的高期待。
这并不是个轻松的任务——在今天，医患关系的处理，已经比唐青青早年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因为母亲是护士，医院是唐青青童年时待得最多的地方之一。“我妈在临床时，医患关系很和谐，她当时就觉得护士尊重医生，病人也尊重医生，普罗大众都对医生很尊重。”这也是唐母坚持要女儿选择医学院就读的原因之一，但等到八年制博士毕业，在医院规培两年、轮转各个科室时，唐青青却明显感到医患关系不太好了。
与不断加码的道德期待相反的是，医患间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弱。去年，唐青青就差点被一名患者告上法庭。因为怀疑这名患者罹患肺癌，她需要提取一部分癌组织，送到基因公司检测，来确定肺癌类型，以及有无基因变异。
但患者癌变位置偏僻，传统活检针无法使用，替代的取样方式一次取出的癌组织太少，不够进行基因变异的检测。唐青青好心建议患者，可先尝试相对便利的血液检测方式。“我当着患者的面告诉他，抽血检测的阳性率和准确性都没有直接拿癌组织做高，他口头同意了我，说先去抽血看看。”
多次回忆这桩纠纷，唐青青觉得，自己唯一的疏忽在于，只将检测须知口头告知患者本人，未将其打印成文书让患者签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医疗上，要求病人签字的场合越来越多。”现在，每次口头叮嘱完患者注意事项后，唐青青一定会拿告知书让对方签字——内心深处，她确实做不到“像以前那样信任自己的病人了”。
医生无法信任病人，病人也不敢轻易相信医生，一位国内知名公立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我，近年来，他遇到的将录音笔带进诊室的病患越来越多，还有的家属会在问诊时，全程用手机录像。碰到这种情况，对于诊断结果，他选择尽量“少说一点”“更保守一些”。
医患间的脆弱信任，很可能导致双方矛盾激化，从而酿成恶性事件。“85后”微博医疗大V“眼科小超人”、北京大学眼科博士老梁，是两起暴力伤医事件的见证者。九年前，她是北京一家公立三甲医院的住院医师，曾亲眼目睹同楼层耳鼻喉科的一位主任医师被患者割喉。
这场事故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伴随老梁多年。“血压高，整一年睡不着觉，每天就像行尸走肉。”最后，她只得辞去工作，赴美留学深造，并切断了除导师、师兄陶勇和一位长辈之外，与那家公立医院其他所有同事的联系，“一看到他们，我就想起当年的痛苦”。
严格来说，公立医院带给老梁的并不只有血腥的记忆。规培时，心怀感激但收入微薄的病患，会从山西老家专程背来小米送给老梁。遇上这样的病人，她会“绞尽脑汁帮他们省钱、减免”，并试图联系一些基金会和当地的扶贫项目，看能不能为对方争取更多费用上的支持。
“但只要一个医生被砍了，大家都不干了，就像南京彭宇案，你知道吧？”經历这桩伤医事件后，老梁在内心发誓，“再不回公立医院”，并在学成归国时，拒绝了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工作的师兄陶勇的招徕，转而选择了更能带给她安全感、为高收入中产群体服务的私立医疗机构。
病患构成复杂、就医环境拥挤的公立医院，难以给老梁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她认为，健康的医患关系无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唐青青一样，老梁就读医学院，也是母亲的决定。“我姐是先天性心脏病，小时候做了三次手术。”姐姐第一次手术时，因为没有看护经验，老梁母亲和主治医生在沟通时发生了争执。“我妈说主治医生在走廊里呵斥她，她觉得特别丢脸。”老梁家中从商，但这件事后，母亲坚持要小女儿学医，“她希望有一个人能给她安全感”。
老梁能从患者和医生的角度同时感知安全感的重要性，但她也觉得，当下国内的公立医疗体系，难以为医患双方留出更多沟通空间，也无从谈及重建安全感。老梁和我分享了她在公立医院的生活，她和其他三个住院医生，一上午要看完110个病人。“5～8分钟看一个人，从早上8点到12点多，不喝水、不上厕所，我们4个人才能把这些病人全看完，毫无质量可言。”
过于饱和的病患数量意味着低质量的交流。“我根本没时间跟别人沟通，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以后需要注意什么，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甚至连病人弄不明白的检查指标，老梁都没办法一一说明。整个流程被机械简化为：赶紧坐下——查——开药——走人。这样局促的就医环境，也让老梁判断，医患纠纷频发的困境“根本改变不了”。
老梁回国第二年，2020年1月20日，她北大医学院的师兄、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生陶勇，被患者持刀重伤。在陶勇被送入手术室抢救时，老梁坐在诊室里哭了一个下午。看到医院病房外，情绪崩溃的陶勇家人和哭得一塌糊涂的导师，她感到后怕，“还好我当时拒绝了（师兄的工作邀请），不然又要亲见一场血腥。”
离开公立
“我可以预言，未来十至二十年会出现一个公立医院的辞职潮。”近年来，老梁观察到，自己同批的医学生，三分之一去了海外就业，三分之一加入了医疗相关企业，只余三分之一留在公立医院。而留下来的这一部分，到了三十五岁左右，又有一部分正在跳槽离开。
青年医生正在离开公立医院，而几年前就选择离开公立临床一线、加入互联网医疗平台的“90后”医生肖立觉得，“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除了持续紧张的医患关系，锐减的收入，也是他认为青年医生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
“挂号费以前只有几块钱，医生不可能靠这来挣钱。他们很多收入是通过开药和器械，流到自己口袋里，并不是诊疗、沟通技巧，或者说是你的医术带来的。”肖立所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医疗体系实行的“以药养医”模式;另一位受访者、中国科技大学眼科医院前院长、儿童眼科专家陈林义，为我详细拆解了这套饱受诟病的运行机制：“过去药品它本身有10%～15%的差价在里面，30块钱的药，医院还可以卖31块钱，这一来，就不止赚15%了。”
药品实现“零差价”，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众的就医成本，对各国医保政策小有研究的肖立认为，这一举措推动了医疗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一些医疗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医院收入跟药品没有任何关系，医院甚至根本不卖药。”但他也承认，改革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告别“以药养医”后，公立医院还没能找到其他提升收入的有效方式——哪怕经过调整，一线城市公立医院的普通门诊挂号费，如今最高也不过几十块钱。
“政策一直在更新，希望能把医生的收入提高，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提到那么高。”这两年，肖立留在公立医院的师兄师姐和前同事们，都收入大减，甚至腰斩。与之相反的是，医保政策的不断完善、社会人群对个体健康的高度关注，又进一步加剧了临床一线的接诊压力。
一家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一个门诊单元（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看三四十个病人很正常，很多时候还要加号，实际接诊量可达五六十人。等内科、外科这样的专科门诊下班后，病人们会被一股脑地倾泻到急诊科，而急诊就像一面镜子，集中反射出现在公立医院承受的医疗压力。
唐青青工作的公立三甲医院，像她这样升主治不滿五年的专科医生，每年都需要去急诊轮转几个月。一趟晚班下来，从18点到24点，唐青青可以收到100个病人，其中只有个别病人是心梗这类必须转诊至三甲的急症，其余95个很可能只是感冒发烧这类小毛病，完全可以自己预先简单处理，等次日白天再到专科门诊就医。
最让唐青青哭笑不得的一次，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晚上9点来医院挂急诊，只是因为感冒觉得有点不舒服。唐青青问对方，为什么要大晚上跑来看感冒？男人理直气壮地回答：“散着散着步，看到医院了，就这么过来了。”
这两年， 肖立留在公立医院的师兄师姐和前同事们， 都收入大减，甚至腰斩。
病人数量不减反增，但因收入缩减，很多医院也不会或无法及时补充新医生。肖立好友贺涛所在的省内著名公立三甲医院血液科，去年一度只余不到十名医生。“之前是二十个，都转岗的转岗，辞职的辞职。”另一位工作八年的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告诉我，2019年至2020年间，她们科室仅靠4名医生轮班运转。“有时危重病人一起来好几个，经常要晚、夜班通宵看病人。”现在，她正计划托关系，转去医院的行政部门。
收入与承担的工作强度和风险不成正比，是当下诸多青年医生颇为头疼的问题。在内科工作的唐青青，现在收入也大幅缩水，只有刚工作时的二分之一，她一些在外科工作的同学，因为手术器械价格“大跳水”，收入减少得要更多。
不久前，唐青青一个已经升上泌尿外科主治的博士同学，在工作六年后，辞职转行去了一家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工作。因为手术较多，泌尿外科在公立医院算是公认的高收入科室，唐青青和几个同学猜测，如果不是这几年收入锐减，这个同学不会轻易离开临床一线。
读完八年医学院，再捱过几年低收入的规培期，好不容易通过资格考试当上主治，这时候放弃当医生，不就等于前面的苦白吃了？换做几年前，唐青青根本不敢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
晋升之苦
想要留在公立医院提高收入，并承担相对较少的风险和压力，向上晋升，是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成为主治医生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参评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般情况下，像唐青青这样的普通年轻医生，每一职称需要待满五年，才能参评下一级。晋升还另有名额限制，而与下级公立医院或者民营医院相比，重点公立三甲医院的限制会更加严格。
“照理来说， 做手术最好的， 就应该是最好的医生， 但他不会成为最好的医生， 因为他没有学术文章。”
唐青青早就明白，如果自己不努力往上升，“可能永远都要待在最辛苦的临床一线”，临床除了病人多，讯息也更新得很快，需要不断学习。她之前负责了一个肺癌病人，光是辅助治疗的一本肿瘤指南，去年就更新了近十版。“我们需要根据新指南，不断调整给病人治疗的方案。”
与临床的压力并行的，是对于医生的科研要求。让唐青青感到焦头烂额的是，科研实力已经成为影响医院排名和医生晋升的关键指标，虽然她更倾向于临床，但也需要兼顾更多研究工作。“一个人的时间有限，我们作为医生，下班之后在学习和行业交流上，投入的时间也很多，这些时间如果要花在科研上，临床就很难顾过来。”想要两者兼得，基本意味着放弃职业以外的全部私人生活。
沉重的科研压力，是肖立选择离开公立医院的核心原因。他规培的三甲医院，所有的医生和麻醉师都知道，妇科手术做得最好的医生是一名副教授，但他们也知道，他就只能是一名副教授——因为这名医生不善科研，没有文章和学术成果，永远不可能升上主任。“照理来说，做手术最好的，就应该是最好的医生，但他不会成为最好的医生，因为他没有学术文章。”这一度成了肖立最想不明白的事。
毕业之后参加工作，肖立发现，不喜欢科研的自己，如果留在公立医院，很难在日后的晋升中取得优势，几经权衡之下，他选择加入了一家私立医疗企业。
私立医疗机构，也是老梁认为新一代青年医生适合的好去处。留学美国的五年间，因为购买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很广，老梁闲暇时会“装病”，看遍了大大小小、不同专科的私立医疗机构，“我想知道他们如何跟病人客户打交道，如何开展工作”。
几个回合下来，老梁在加州和纽约交往了很多不同科室的华人医生，她发现，国外私立医院医生的收入，基本能够养三至五个孩子，还能供他们上大学。“美国上大学多贵啊！”老梁感叹。
根据2019年美国医学网站Medscape对将近两万名医生的调查，其平均年薪可以达到31.3万美元，是美国收入最高的职业群体之一。承担几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花费自然不成问题。
除了高收入，更让老梁惊喜的是，私立医疗机构采取预约制，为医患沟通留足了沟通时间。“医生和客户沟通非常充分，让你问问题，解释得很清楚，最后走的时候还会问你，‘你再想想，还有问题问我么？’”
不少受访者表示，在医学领域，良好的沟通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和病人稳定长期的交流，能更好预防后期并发症的出现，也有助于制定对患者身体损害更小的、个体定制化治疗方案。
在加入私立医疗机构企鹅眼科诊所后，老梁开始推行自己在美国看到的家庭医生模式，规定接诊医生要留足15～30分钟与患者沟通。“我们一个医生新入职，先什么都不干，就上网络培训课，学习如何向客户解读报告、沟通疾病，如何介绍治疗方案。”
这种模式为老梁和她的病人构建了融洽的关系，她现在多接待的是儿童患者，这些孩子有什么玩具、新学的钢琴课程、棒球赛的成绩，甚至习惯从哪个罐子里拿棒棒糖，她都能知道。孩子的家长和她也是微信好友，对方常会发来暖心的祝福语。“还有小孩会拉个曲子给我，然后让她妈录个视频说，‘Helen（老梁），我今天给你唱首歌。’这是公立医院根本没有的。”
相较人才济济的公立医院，为吸引和留住新鲜血液，民营医院、私立诊所在科研学术上对医生的要求也更低。陈林义在2010年退休，为了继续发挥剩余价值，加入了几个老朋友合办的民营专科医院“名人眼科”，三年后被华厦眼科医院集团收购，成为旗下连锁私立医院。
陈林义告诉我，现在一般的民营医院招聘医生，只要求医学院毕业、取得医师资格证，他所在的“名人眼科”，青年医生晋升，对学术科研的要求不是特别严格，以国家考试为主：“只要考试过了，省里再评一轮、认证一下，证书文件一下来，我们医院就立刻给你升了，到了副主任医师，就可以挂专家号了。”
夹缝求生
虽然招募门槛较低，但并不是所有年轻医生，都能适应从公立到私立的跳转。除了看诊，老梁在企鹅诊所还要负责面试和培训新医生的工作。时间久了，她明显发现：“公立医院医生刚出来时，跟家长的沟通是端着的，他们很难降低姿态，跟家长平等交流。”
在公立医院工作过的老梁能理解他们的心态。“医生这个群体生活很狭窄，一直跟高学历的人打交道。在公立医院，你抡胳膊能打到的人，都是博士。”这导致医生们认为：“所有人的认知水平应该是相近的，他们很难把一个疾病用‘大白话’解释清楚，并且给患者进行心理按摩。”
但在价格高企的私立机构，病人是以“客户”的身份存在——老梁强调这一点，而医生是优质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有义务为其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在民营医院工作两年后，肖立也发觉，一些公立医院模式培育出来的医生，“其实很官僚，不太能理解商业世界”，在私立机构，医生讲话要学会用“您请”。“他们都不一定能接受。”
虽然身边离开公立医院的青年医生正在增加，肖立还是认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现阶段还是会留在公立。原因之一是，在依旧为公立医院所主导的中国医疗市场，私立机构的发展空间有限，营收压力很大。肖立服务的民营医院，虽然老板投入甚巨，但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经营合肥名人眼科医院十余年，陈林义更能看到民营医院一路走来的艰辛。名人眼科刚开业那一两年，基本没什么病人上门，陈林义记得，“那时，二楼门诊从东头到西头看不到一个人，大家都急得嗷嗷叫”。紧巴巴运转几年，直到被大的医疗集团收购，引进了更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名人眼科的经营才有了较大起色。
但哪怕稳定运作到今天，成了合肥市知名民营医院，相比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周末的名人眼科大厅还是有些空荡。我去拜访时看到，陈林义这样的老专家，诊室外人头攒动，而其他年轻医生的诊室，一上午却鲜有人问津。
“民营医院的病人量不能（和公立）比，年轻医生肯定觉得难度比较大。”作为安徽省内知名儿童眼科专家，陈林义的病人多是靠从医几十年积累的老病人推荐，“冲着口碑来的”，这是在私立体系成长的年轻医生难以具备的优势。
还有其他因素正在加劇这一差异。“现在公立医院都在搞医联体，民营医院没有参与”。名人眼科最初创办者之一、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朱美玲告诉我，现在病人就诊时，想要更好地享受医保基金，还是要通过公立医院体系。 名人眼科拥有3个主任医师，5个副主任医师，专攻白内障、眼底病等五大专科，临床水平很强，还拿过全国白内障手术一等奖;医院同时配备了全飞秒、德国蔡司超声乳化仪等先进设备。即便如此，朱美玲的侄儿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从地级市转来省会合肥治疗时，她也只能托在安医的老关系，排队一星期，送对方去公立医院做手术。
“我也给他看了，但医保报不了销，我不能让我亲戚在我这花钱啊。”朱美玲无奈道。
除了现实层面的“医保歧视”，在私立与公立医院的资源竞争中，让青年医生头疼的学术文章和科研任务，反而成了公立医院的“人才护城河”。年初，肖立好友、在公立三甲医院工作的贺涛，接到了一家深圳私立医院抛来的橄榄枝，“年薪三十多万，还不包括奖金”，但他不假思索就拒绝了对方。
“像我们这样的教学型、研究型医院，除了解决治病的问题，还肩负着探索和研究的任务。”贺涛用自己和好友给我打了个比方，“比如我和肖立现在都是医生，他在私立，我在公立，我们面对同一个疾病，想要知道更好的治疗方法，我可能知道怎么去探索，他只能请示上级医院的医生，或者（让病人）去别的大医院看。”
相较私立，公立医院的年轻医生需要付出更多，“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成本”，但却能换来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肖立也认同好友的这一观点，“主流医生肯定在公立医院！”去年，他跳槽到一家业内著名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对接了不同的私立医院、医生集团和家庭诊所，更能体会当前民营医疗发展的尴尬处境。
肖立和我提到了一个“学术共荣圈”的概念，在国内医学领域“唯科研论”的风气影响下，掌握科研资源的公立医院，把持着整个主流医疗圈的话语权。“在美国，梅奥诊所是私立医院，但它是全世界顶尖的医疗机构，它做出的研究，美国人都认，一视同仁，不会戴有色眼镜。但在中国，我们发一篇文章，说它的数据来源于私立医院，在某私立医院进行了很多病例研究，它可能连核心期刊都没法上。”
私立医疗，目前在国内只是公立体系的一个补充，那些更想要获得主流认同、享受“医院体系里的科研地位”的青年医生，肖立直言：“他们是出不来公立医院的。”
但肖立并不后悔自己离开公立医院的决定，他觉得体制内“靠论文、靠导师、靠科室主任”，而不是“靠患者评价来决定你有多长的路能走”的晋升机制，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他从医的初心。
何去何从
不久前，我第二次见到贺涛，他正在为自己的职业苦恼。去年，他所在的科室突然更换了科主任，新来的领导颇有能力，还带来了几个自己的得力干将。贺涛初时挺高兴，觉得能跟着新老板“有一番见识”，但他慢慢发觉，“她对我，或者说对我前老板的学生，都不感冒，无论你有能力还是没能力”。
现在，贺涛已经成了科室里的“透明人”，很可能要被排挤到其他边缘科室去。“怎么说呢，我只是前朝的臣子了，明朝已经亡了，我连头发都没剃。”和我说起这件事时，贺涛脸上难掩沮丧，他也尝试过别的出路——身为科研型博士，他去面试了另一家著名三甲公立医院的专职科研岗位，并顺利地拿到offer，但对方要求他入职后，必须花近五年时间全职做科研。贺涛一番合计，最终还是放弃了。“我要留在那，可能40岁都不一定当得了主治，而和我一起毕业的同学，40岁可能已经当上主任了。”
不过，哪怕遭遇职业重挫，贺涛还是不愿离开公立医院。他告诉我，自己将要去的科室比较偏僻，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工作压力小，不太用休息日值班。对于多出来的闲暇时间，他正打算效仿另一位医生朋友，签约一家当地的小剧场，做一名兼职脱口秀演员——他觉得自己讲段子的水平不错，这或许能为他挣来医生身份之外的“职业成就感”。
唐青青也是愿意留守公立医院的那拨年轻医生。这几年，看到身边离开的同事越来越多，她偶尔也会冒出些职业倦怠的念头。她曾跟朋友打趣，说等交满十五年社保后，就要麻利退休，去过别的生活。可当对方反问她，是否真要在医生的黄金年龄选择放弃？她又沉默了。
医疗是一个跟时间做朋友的行业，在公立系统里成长了十几年，唐青青发觉，自己在救治病人时收获的，是一种最为直接的成就感。看到带的病人一天天好转，油然而生的职业自豪感也许是从事其他行业很难得到的。“我觉得这是把很多医生留在岗位上的重要的因素。也是能剩下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因素之一。”
去年发生新冠疫情后，经济疲软，很多年轻医生开始回流到发展更稳定的公立医院，但唐青青在带学生时，还是会更加注意，“一旦出现很麻烦的情况，我都不会让他们去处理。一个是怕处理不好，但最重要的是，我怕万一在纠纷中出什么事，这个学生他以后就不会想当医生了”。
“如果有后辈来向你请教该不该学医，你会怎么告诉他们？”交谈的最后，我好奇地向唐青青提问。
“看他出于什么目的吧。”唐青青思索着开口：“如果真是想为祖国医疗事业奉献自己的话，我会先劝他想清楚，然后告诉他一些体制内比較无奈的事。”停顿几秒，她对我狡黠一笑，再次补充道：“如果他说自己想赚钱，那我就会告诉他，你呀，真是想多了。”
（应需求，文中唐青青、肖立、贺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