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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或社会对贫困者维持生存提供物质援助的一种社会行为，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社会救助，《周礼》中的“荒政十二策”即是政府在应付突如其来的灾害时所采取的救助措施。我国历代政府都有各种恤贫救荒的措施，以帮助民众维持基本生存。发展到唐代，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实施效果也比较显著。本文试从唐代官方社会救助机构、佛教的慈善救助机构和民间的自助机构三个方面对唐代的社会救助机构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
【关键词】唐代；社会救助；救助机构
一、唐代官方社会救助机构
不管是灾时救助还是日常救助，唐代社会救助的决策权都紧紧地掌握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中枢决策机构手中，这就鲜明地体现了唐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点。唐代官方的社会救助机构，在中央，主要是户部，其他的如工部的水部司、都水监等机构，也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救助的职责。而在地方上，则主要由地方官吏主管，协同中央实施相关救助事宜。
（一）唐代的防灾机构
唐代的防灾机构主要有工程防灾机构和医疗救助机构。工程防灾机构主要以防止水旱灾害为主的水利防灾部门为主，主要有工部的水部司以及都水监下的河渠署、河堤谒者、诸津等。其中工部下设的水部“掌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皑之事”1，主要掌管天下川渎陂池的政令，水利工程的兴修，进行沟洫、河渠、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疏导等。都水监“掌川泽、津梁、渠堰、陂池之政，总河渠、诸津监署。” 2凡渔捕有禁，溉田自远始，先稻后陆，渠长、斗门长调节水量。其下所设的河渠署掌维护修补堤堰等水利工程，“掌河渠、坡地、堤堰、鱼醢之事” 3，凡沟渠开塞，渔捕时禁，都属于其专职管辖范围。河堤谒者“掌完隄堰、利沟洫、渔捕之事” 4，主要是河渠的完缮督视，其中定期检查沟渠、巡视堤坝等亦是其职责范围内之事。此外，在全国的主要桥梁渡口还设有诸津，派遣专门的官吏进行管理，并设有专门的工匠进行维护。
工程防灾机构兴修水利，防止水旱灾害，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较安定的环境；而医疗防灾机构则主要预防疫病，救助病人。唐代的医疗制度有了极大的改善，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救助体系。在中央，有太医署等机构，这是国家的主要的医疗机关，也是主要的医学教育机构。《新唐书》记载太医署“令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一曰医师，二曰针师，三曰按摩师，四曰咒禁师……岁给药以防民疾……” 5。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太医署下设有医、针、按摩、咒禁四科。据《新唐书》记载，地方上，一般都设有医学博士一人，掌疗民疾。此外，地方上的功曹、司功参军也兼有管理医疗卫生事业的职责，各地的地方官员也有直接管理公共医疗的职责。《唐六典》中规定：凡诸州每年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皆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形成了我国早期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二）唐代的救灾机构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户部郎中、员外郎，掌户口、土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婚姻、继嗣之事，一男女之黄、小、中、丁、老为之帐籍，以永业、口分、园宅均其土田，以租、庸、调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户，以为尚书、侍郎之贰。” 6其中的“蠲免”一项就涉及到了唐代社会救助的内容，这一般是发生在灾害后政府所采取的的赋税减免的政策。唐代的救灾机构主要有度支、仓部、司农卿、太府卿等。
度支是户部的一个重要机构，“度支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途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以近及远，与中书门下议定乃奏。” 7度支总天下经费，每年计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转运征敛送纳，核准路程而节制迟速。此外，和籴和市，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平抑物价；制定救灾额度等等也是度支的重要职能。
至德、乾元年间置度支使，度支使几经废置，最后形成定制，与度支共同在救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到唐代后期，原本归金部、仓部主管的事务，改由度支使担任。而且度支使下还有巡院等相关机构，其“属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军府纤芥，莫不先知焉” 8，在灾害发生之前做好前期调查工作。因此可以在实际救灾中“委度支逐便支遣” 9，给予地方极大的救灾自主权。
此外，仓部、司农卿、太府卿等机构在救灾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仓部，主要是掌判天下仓储，收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其所掌管的义仓主要用来备岁不足，常平仓主要是为了平谷价。由此可见，对救灾物资的调配和供应是仓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司农卿主管农功仓廪，统太仓、导官、籍田、上林令等。司农卿下设太仓署、诸仓监等掌仓廪出纳。太府卿主要掌管金帛府帑，统领左右藏令、上库丞，掌太仓、南北市令，救灾职能也是极大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春正月，唐玄宗就曾派遣“太府卿严挺之、户部侍郎裴宽于河南存问赈给” 10。唐代在实际救灾过程中不仅下诏书命令各州府组织救灾，开仓赈济，而且各救灾机构也积极调配救灾物资，配合各州府的救灾。
（三）唐代救助的审计监察机构
按照唐制规定：“度支、太府、金部、仓部等官并掌出纳，以比部勾稽，而以御史监察之。” 11唐代救灾物资的调配、防灾工程的修筑所花费的钱财要交由刑部的比部司给予审计核查，再经由御史监察。
比部为刑部属官，“掌勾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逋欠之物，及军资、械器、和糴、屯收所入。” 12有审计监察之责，是我国较早独立于财政管理机构之外的审计机构，亦包含有执行救灾财政监督之责。救灾物资的出纳、水利防灾工程的营造以及税赋征收减免等都需要比部的审计勾稽。
仓廪制度、救灾财务、救灾实效等的监察则是御史的重要职责。御史隶属于御史台，其下设有三院：一曰台院，设侍御史；二曰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设监察御史。在唐代，御史在财务制度监察中的职责已经较为明确，其中殿中侍御史“一人同知东推，监太仓出纳；一人同知西推，监左藏出纳” 13。监察御史掌分察尚书省户部，巡按州县，巡查地方灾情、清查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仓库减耗，营作、太府出纳等。因此，御史在救灾过程中就会被派往灾区，亲自考察灾情以及制定救灾赈济措施，并且还有对受灾地区行使监察的职责。 遣使救灾也是唐朝的一大特色。一些大规模灾害发生之后，由皇帝亲自派遣使臣对灾情进行现场勘察，制定救灾计划、赈灾额度、安抚灾民，这就有效的避免了地方官员瞒报灾情。比部的审计与御史的监察以及遣使救灾使得唐代中央的社会救助机构更加健全，能更好的发挥社会救助的作用。
二、佛教的慈善救助机构
自南北朝佛教的福田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后，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机制就与佛教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据《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记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可知我国早在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受佛教教义影响而创办的救助机构。这种六疾馆，就是当时安置疾疫、贫苦、老弱、孤幼等弱势群体的机构。当然，此时的六疾馆与唐代的病坊是有所区别的。据史料我们可知：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均是当时的贵族，而且都是非僧侣，所以可以断定这种六疾馆不会设置在佛寺之中，与唐代的病坊多置佛寺中，并由僧人主持有所不同。至梁武帝统治时期，因其个人笃信佛教，于普通二年（521年）下诏：“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这显然是一种政府救助行为，梁武帝此举开启了后世由政府开办救助机构的先河。14在郡县令收养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当亦有相应的机构或机制，只是史书无载。永平三年（510年）十月，魏宣武帝下诏在太常寺内设一别馆，专门收养“京畿内外疾病之徒”，为其免费医疗。魏宣武帝此举可作为我国有史记载最早的由政府设置的专门性的医疗救治机构。15从以上情况看，南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存在类似于印度佛教典籍中病坊的机构。
到了唐代，出现了专门的慈善机构——病坊。病坊最初是属于佛教寺院所创办的社会救助机构，政府并不参与，由寺院负责全权管理。如释智岩，“贞观十七年，还归建业依山结草，性度果决，不以形骸为累，出处随机，请法僧众百有余人，所在施化。……后往石头城病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灌，无所不为。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终龄疡所，颜色不变，伸屈如恒，室有异香经旬，年七十八矣。” 16从上述智岩“为其说法”，并亲自“吮脓洗灌，无所不为”这段材料，可以断定这个病坊当是由僧人主持的。另据《太平广记》卷九五《洪防禅师》载：“防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防曰：此事诚不为劳，然病坊之中，病者数百，待防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流连讲经，人间动涉年月，恐病人馁死，今也固辞。”洪防于陕城中先建立龙光寺，再于寺中立病坊养病者，当时处武则天统治时期。可知在唐朝前期的病坊均属佛教所创办的慈善事业，属于民间自发的慈善机构，与政府无涉。
唐代官方最先将佛教的悲田病坊与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能联系起来的是武则天朝，因为她本人崇佛，受佛教影响较深，故能够将寺院的悲田病坊引入到政府社会救助机制中来。根据《唐会要》卷四九《病坊》载：“开元五年，宋憬奏：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此后，病坊性质发生了改变，纳入了国家控制的轨道。学术界均认为武则天此次设置专官监管病坊，是唐朝政府参与病坊管理的开始。但此时设使专知，仅是设置专使监督指导。
三、民间自助救助机构
官方救助存在着不及时的弊端，佛教的慈善救助范围有限，这就使得民间百姓不得不互助自救。而这种自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官方救助弊病。
在民间，自助互助的救助机构主要是由乡村居民自由自愿结合的“私社”。这些私社可通称为“社”、“社邑”、“义社”、“义邑”等，还有很多私社按自己的主要活动或者按照社人成分而另有专名，如由妇女结成的女人社、专门从事丧葬互助的亲情社、兄弟社，农民集资买牛的牛社等等。民间私社与官方乡里组织是唐代并存的两种社会组织形式， 在社会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民间私社虽然是民间自行结合的组织， 但一经成立， 也就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独特的活动方式。
社的活动开支来源主要有两个：临时缴纳和公共积累。唐代民间私社在立社之初，就规定临事由社人按规定缴纳一定数量的物品；除了社人临事缴纳的一定物品外，还有一部分开支来源于社内的公共积累，又称为“义聚”，斯二Ο四一号社约云： “所置义聚， 备凝凶祸， 相共助诚， 益期赈济急难。” 17一般说来，作为私社公共积累的“义聚”，其贮存物品的数量是比较大的，这就为社邑举行各类活动提供了物质保证，并能在某些方面真正实现对社人的资助。
私社的活动通过转帖的方式告知社人，转帖将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纳赠数目及
处罚标准一一载明， 凡被通知参加活动的人， 名字都列于转帖之上。转帖的传递是由社人轮流担任， 社人家中只要有十岁以上的人在， 都须接收文帖， 并在自家名字的后面做个表示已知的记号。若不及时示名， 则会以滞帖论处。转帖遍示众人后， 最后要交回社司或集合处， 作为对临事不到或纳物不足者处罚的依据。
唐代民间私社救助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包括帮助社人营葬、管理水利灌溉，有些社还兼营社人的婚嫁，立庒造设的操办及困难的周济、远行回归的慰劳等等。其中对亲族散施财物进行救济应该是最常见的，在平时或凶荒饥年多施援手于亲族，助其渡过难关。还有一些救助突破了家族血亲和地域的限制，救济范围更加广泛。
由上可见，唐代的社会救助已相当完善，救助机构也比较齐全。在中央，各个机构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地方上，各级政府机构密切配合中央，积极应对；再加上佛教慈善救助机构和民间自助机构的有效管理与实施，为朝廷的救助赢得了时间，很好地补充了政府救助的不足。
注释：
[1]《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2页。
[2]《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6页。
[3]《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7页。
[4]《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7页。
[5]《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44页。
[6]《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92页。
[7]《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93页。
[8]《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18页。
[9]《全唐文》卷75，文宗《赈恤诸道百姓德音》，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6页。
[10]《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0页。
[11]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卷659，中华书局1985年。
[12]《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0页。
[13]《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9页。
[14]盛会莲：《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
[15]盛会莲：《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
[16]道宣：《续高僧传二集》卷二五《丹阳沙门释智岩传》，民国十九年影印本，第18页。
[17]唐耕耦，陆定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
黄美（1988-）女，安徽怀宁人，安徽大学 2011 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唐代；社会救助；救助机构
一、唐代官方社会救助机构
不管是灾时救助还是日常救助，唐代社会救助的决策权都紧紧地掌握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中枢决策机构手中，这就鲜明地体现了唐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点。唐代官方的社会救助机构，在中央，主要是户部，其他的如工部的水部司、都水监等机构，也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救助的职责。而在地方上，则主要由地方官吏主管，协同中央实施相关救助事宜。
（一）唐代的防灾机构
唐代的防灾机构主要有工程防灾机构和医疗救助机构。工程防灾机构主要以防止水旱灾害为主的水利防灾部门为主，主要有工部的水部司以及都水监下的河渠署、河堤谒者、诸津等。其中工部下设的水部“掌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皑之事”1，主要掌管天下川渎陂池的政令，水利工程的兴修，进行沟洫、河渠、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疏导等。都水监“掌川泽、津梁、渠堰、陂池之政，总河渠、诸津监署。” 2凡渔捕有禁，溉田自远始，先稻后陆，渠长、斗门长调节水量。其下所设的河渠署掌维护修补堤堰等水利工程，“掌河渠、坡地、堤堰、鱼醢之事” 3，凡沟渠开塞，渔捕时禁，都属于其专职管辖范围。河堤谒者“掌完隄堰、利沟洫、渔捕之事” 4，主要是河渠的完缮督视，其中定期检查沟渠、巡视堤坝等亦是其职责范围内之事。此外，在全国的主要桥梁渡口还设有诸津，派遣专门的官吏进行管理，并设有专门的工匠进行维护。
工程防灾机构兴修水利，防止水旱灾害，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较安定的环境；而医疗防灾机构则主要预防疫病，救助病人。唐代的医疗制度有了极大的改善，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救助体系。在中央，有太医署等机构，这是国家的主要的医疗机关，也是主要的医学教育机构。《新唐书》记载太医署“令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一曰医师，二曰针师，三曰按摩师，四曰咒禁师……岁给药以防民疾……” 5。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太医署下设有医、针、按摩、咒禁四科。据《新唐书》记载，地方上，一般都设有医学博士一人，掌疗民疾。此外，地方上的功曹、司功参军也兼有管理医疗卫生事业的职责，各地的地方官员也有直接管理公共医疗的职责。《唐六典》中规定：凡诸州每年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皆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形成了我国早期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二）唐代的救灾机构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户部郎中、员外郎，掌户口、土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婚姻、继嗣之事，一男女之黄、小、中、丁、老为之帐籍，以永业、口分、园宅均其土田，以租、庸、调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户，以为尚书、侍郎之贰。” 6其中的“蠲免”一项就涉及到了唐代社会救助的内容，这一般是发生在灾害后政府所采取的的赋税减免的政策。唐代的救灾机构主要有度支、仓部、司农卿、太府卿等。
度支是户部的一个重要机构，“度支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途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以近及远，与中书门下议定乃奏。” 7度支总天下经费，每年计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转运征敛送纳，核准路程而节制迟速。此外，和籴和市，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平抑物价；制定救灾额度等等也是度支的重要职能。
至德、乾元年间置度支使，度支使几经废置，最后形成定制，与度支共同在救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到唐代后期，原本归金部、仓部主管的事务，改由度支使担任。而且度支使下还有巡院等相关机构，其“属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军府纤芥，莫不先知焉” 8，在灾害发生之前做好前期调查工作。因此可以在实际救灾中“委度支逐便支遣” 9，给予地方极大的救灾自主权。
此外，仓部、司农卿、太府卿等机构在救灾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仓部，主要是掌判天下仓储，收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其所掌管的义仓主要用来备岁不足，常平仓主要是为了平谷价。由此可见，对救灾物资的调配和供应是仓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司农卿主管农功仓廪，统太仓、导官、籍田、上林令等。司农卿下设太仓署、诸仓监等掌仓廪出纳。太府卿主要掌管金帛府帑，统领左右藏令、上库丞，掌太仓、南北市令，救灾职能也是极大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春正月，唐玄宗就曾派遣“太府卿严挺之、户部侍郎裴宽于河南存问赈给” 10。唐代在实际救灾过程中不仅下诏书命令各州府组织救灾，开仓赈济，而且各救灾机构也积极调配救灾物资，配合各州府的救灾。
（三）唐代救助的审计监察机构
按照唐制规定：“度支、太府、金部、仓部等官并掌出纳，以比部勾稽，而以御史监察之。” 11唐代救灾物资的调配、防灾工程的修筑所花费的钱财要交由刑部的比部司给予审计核查，再经由御史监察。
比部为刑部属官，“掌勾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逋欠之物，及军资、械器、和糴、屯收所入。” 12有审计监察之责，是我国较早独立于财政管理机构之外的审计机构，亦包含有执行救灾财政监督之责。救灾物资的出纳、水利防灾工程的营造以及税赋征收减免等都需要比部的审计勾稽。
仓廪制度、救灾财务、救灾实效等的监察则是御史的重要职责。御史隶属于御史台，其下设有三院：一曰台院，设侍御史；二曰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设监察御史。在唐代，御史在财务制度监察中的职责已经较为明确，其中殿中侍御史“一人同知东推，监太仓出纳；一人同知西推，监左藏出纳” 13。监察御史掌分察尚书省户部，巡按州县，巡查地方灾情、清查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仓库减耗，营作、太府出纳等。因此，御史在救灾过程中就会被派往灾区，亲自考察灾情以及制定救灾赈济措施，并且还有对受灾地区行使监察的职责。 遣使救灾也是唐朝的一大特色。一些大规模灾害发生之后，由皇帝亲自派遣使臣对灾情进行现场勘察，制定救灾计划、赈灾额度、安抚灾民，这就有效的避免了地方官员瞒报灾情。比部的审计与御史的监察以及遣使救灾使得唐代中央的社会救助机构更加健全，能更好的发挥社会救助的作用。
二、佛教的慈善救助机构
自南北朝佛教的福田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后，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机制就与佛教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据《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记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可知我国早在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受佛教教义影响而创办的救助机构。这种六疾馆，就是当时安置疾疫、贫苦、老弱、孤幼等弱势群体的机构。当然，此时的六疾馆与唐代的病坊是有所区别的。据史料我们可知：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均是当时的贵族，而且都是非僧侣，所以可以断定这种六疾馆不会设置在佛寺之中，与唐代的病坊多置佛寺中，并由僧人主持有所不同。至梁武帝统治时期，因其个人笃信佛教，于普通二年（521年）下诏：“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这显然是一种政府救助行为，梁武帝此举开启了后世由政府开办救助机构的先河。14在郡县令收养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当亦有相应的机构或机制，只是史书无载。永平三年（510年）十月，魏宣武帝下诏在太常寺内设一别馆，专门收养“京畿内外疾病之徒”，为其免费医疗。魏宣武帝此举可作为我国有史记载最早的由政府设置的专门性的医疗救治机构。15从以上情况看，南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存在类似于印度佛教典籍中病坊的机构。
到了唐代，出现了专门的慈善机构——病坊。病坊最初是属于佛教寺院所创办的社会救助机构，政府并不参与，由寺院负责全权管理。如释智岩，“贞观十七年，还归建业依山结草，性度果决，不以形骸为累，出处随机，请法僧众百有余人，所在施化。……后往石头城病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灌，无所不为。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终龄疡所，颜色不变，伸屈如恒，室有异香经旬，年七十八矣。” 16从上述智岩“为其说法”，并亲自“吮脓洗灌，无所不为”这段材料，可以断定这个病坊当是由僧人主持的。另据《太平广记》卷九五《洪防禅师》载：“防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防曰：此事诚不为劳，然病坊之中，病者数百，待防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流连讲经，人间动涉年月，恐病人馁死，今也固辞。”洪防于陕城中先建立龙光寺，再于寺中立病坊养病者，当时处武则天统治时期。可知在唐朝前期的病坊均属佛教所创办的慈善事业，属于民间自发的慈善机构，与政府无涉。
唐代官方最先将佛教的悲田病坊与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能联系起来的是武则天朝，因为她本人崇佛，受佛教影响较深，故能够将寺院的悲田病坊引入到政府社会救助机制中来。根据《唐会要》卷四九《病坊》载：“开元五年，宋憬奏：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此后，病坊性质发生了改变，纳入了国家控制的轨道。学术界均认为武则天此次设置专官监管病坊，是唐朝政府参与病坊管理的开始。但此时设使专知，仅是设置专使监督指导。
三、民间自助救助机构
官方救助存在着不及时的弊端，佛教的慈善救助范围有限，这就使得民间百姓不得不互助自救。而这种自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官方救助弊病。
在民间，自助互助的救助机构主要是由乡村居民自由自愿结合的“私社”。这些私社可通称为“社”、“社邑”、“义社”、“义邑”等，还有很多私社按自己的主要活动或者按照社人成分而另有专名，如由妇女结成的女人社、专门从事丧葬互助的亲情社、兄弟社，农民集资买牛的牛社等等。民间私社与官方乡里组织是唐代并存的两种社会组织形式， 在社会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民间私社虽然是民间自行结合的组织， 但一经成立， 也就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独特的活动方式。
社的活动开支来源主要有两个：临时缴纳和公共积累。唐代民间私社在立社之初，就规定临事由社人按规定缴纳一定数量的物品；除了社人临事缴纳的一定物品外，还有一部分开支来源于社内的公共积累，又称为“义聚”，斯二Ο四一号社约云： “所置义聚， 备凝凶祸， 相共助诚， 益期赈济急难。” 17一般说来，作为私社公共积累的“义聚”，其贮存物品的数量是比较大的，这就为社邑举行各类活动提供了物质保证，并能在某些方面真正实现对社人的资助。
私社的活动通过转帖的方式告知社人，转帖将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纳赠数目及
处罚标准一一载明， 凡被通知参加活动的人， 名字都列于转帖之上。转帖的传递是由社人轮流担任， 社人家中只要有十岁以上的人在， 都须接收文帖， 并在自家名字的后面做个表示已知的记号。若不及时示名， 则会以滞帖论处。转帖遍示众人后， 最后要交回社司或集合处， 作为对临事不到或纳物不足者处罚的依据。
唐代民间私社救助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包括帮助社人营葬、管理水利灌溉，有些社还兼营社人的婚嫁，立庒造设的操办及困难的周济、远行回归的慰劳等等。其中对亲族散施财物进行救济应该是最常见的，在平时或凶荒饥年多施援手于亲族，助其渡过难关。还有一些救助突破了家族血亲和地域的限制，救济范围更加广泛。
由上可见，唐代的社会救助已相当完善，救助机构也比较齐全。在中央，各个机构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地方上，各级政府机构密切配合中央，积极应对；再加上佛教慈善救助机构和民间自助机构的有效管理与实施，为朝廷的救助赢得了时间，很好地补充了政府救助的不足。
注释：
[1]《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2页。
[2]《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6页。
[3]《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7页。
[4]《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7页。
[5]《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44页。
[6]《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92页。
[7]《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93页。
[8]《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18页。
[9]《全唐文》卷75，文宗《赈恤诸道百姓德音》，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6页。
[10]《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0页。
[11]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卷659，中华书局1985年。
[12]《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0页。
[13]《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9页。
[14]盛会莲：《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
[15]盛会莲：《唐代的病坊与医疗救助》，《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
[16]道宣：《续高僧传二集》卷二五《丹阳沙门释智岩传》，民国十九年影印本，第18页。
[17]唐耕耦，陆定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
黄美（1988-）女，安徽怀宁人，安徽大学 2011 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