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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高职院校的命名呈现诸多“乱象”，这与职业教育的名称之争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定位职业教育的应然名称需厘清“职业”与“技术”、“职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关系，需正确处理职业教育名称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就科学性、规范性和现实需要考量，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名称，宜基于不同层面的视角作多元化调和：在国家意志层面，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在学术研究层面，使用“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在施教机构层面，将各类职业院校的名称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院（校）”。
关键词 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31-0039-05
职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其名称标识着一个概念，有独特的内涵，反映职业教育性质的规定性[1]。不同的名称体现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性质、培养目标等重大基本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定位。
张三的姓名就是“张三”，职业教育的名称也当然是“职业教育”。其实，问题没那么简单，“职业教育的应然名称是什么？”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认识上的纠结和尴尬。一方面，无论政策法律文本还是公众舆论，“职业教育”的称谓也成为事实上的主流，但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名称在学术界和职业教育实践中，广泛存在不同的声音，同时，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其名称也不统一。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名称使用的不统一、不规范，在教育领域是极其罕见的，其反映了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的不成熟。
本文拟从我国高职高专院校校名差异入手，探析影响职业教育名称定位的关键问题，尝试提出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相关建议。
一、高职院校校名分析
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信息，截至2017年5月31日，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其中，高职高专院校1390所，其名称存在较大差异。
（一）高职院校校名类型的总体差异
经过梳理，从名称上的差异将高职高专院校归纳为“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及“其他”四大类，各类名称数量参见表1。
表1 高职院校校名类型统计
校名类型 学校数（所） 占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总数的比例（%）
职业技术学院 659 47.41
职业学院 576 41.44
高等专科学校 123 8.88
其他 33 2.37
合计 1390 100
从表1可以看出，就名称而言，“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学院”是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的主体，占高职高专院校的88.85%，它们从校名上直接标识了自身办学的“职业”类属，属“高职院校”，这一点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但“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学院”究竟有何区别，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高职院校校名的地域差异
对各省（市、区）高职院校校名进行了整理，抽取了有代表性的山东、江苏两省以“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进行统计分析，见表2。
表2 山东、江苏两省以“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校名类型统计
地域 校名类型 数量（所） 占区域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总数的比例（%）
山东 职业学院 53 73.6
职业技术学院 19 26.4
小计 72 100
江苏 职业学院 21 26.3
职业技术学院 59 73.7
小计 80 100
基于表2数据，不难发现，山东、江苏两省在高职院校的命名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其他各省（市、区）也程度不同的存在这种现象。
（三）行业性高职院校校名差异
对三类产业22种行业以“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校名作了统计，见表3。
表3 归于不同产业的行业性高职院校校名类型统计
产业类型 行业 校名类型 数量
（所） 占行业内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总数的比例（%）
第一產业 农业 职业学院 5 33.3
职业技术学院 10 66.7
第二产业 机电、电力、交通等8个行业 职业学院 27 21.4
职业技术学院 99 78.6
第三产业 信息、卫生、艺术等13个行业 职业学院 175 73.5
职业技术学院 63 26.5
从表3可知，不同产业类型的行业性高职院校，在校名定位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归于不同产业的高职院校为何出现如此显著的名称差异？同一行业的高职院校，其办学类型和培养目标等理应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但名称选择上为何存在“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学院”的差异？“职业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究竟有何区别？
因缺乏专门的研究成果，要回答上述问题，还有相当大的难度。笔者认为，我国目前高职院校的命名呈现出诸多“乱象”，其根源与职业教育的名称之争有着必然联系。从逻辑上讲，职业教育的名称是职业院校命名的基础，“职业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表达上虽然只有“技术”二字的差异，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语义内涵，这种语义内涵上的差异是“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名称之争在职业教育实践中的重要体现。
二、定位职业教育应然名称应厘清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关于职业和技术的关系
“职业”和“技术”是职业教育概念内涵重要的关键词。所谓职业，一般认为是个体在社会中所从事的能获得报酬的稳定工作。社会意义上的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一部分人从事的专门劳动;个体意义上的职业意味着劳动者承担的一种专门工作和社会角色，通过职业活动，劳动者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作为生活来源[2]。 技术的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目前，关于技术比较一致的定义是指一种创造出可再现的方法或手段的能力，这些方法或手段可能导致产品、工艺过程或服务的改进[3]。传统的技术概念多限于造“物”，目前已扩展到广阔的管理和服务领域。姜大源认为，就存在方式即载体而言，技术可分为“物化的技术”和“人化的技术”。物化的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種工具和规则体系”，也可称为“去身的技术”;人化的技术也称“具身的技术”，通常指个体的技能[4]。
职业和技术是高度关联的两个概念。首先，技术是职业分类的重要依据。基于社会分工的各种职业，必然意味着不同的专门技术，职业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技术要求的差异，职业分类以工作性质的同一性为基本原则[5]。 其次，技术革新和进步不断催生新的职业。一般而言，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源于科学发现，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创造发明，创立新的技术，由此催生新的产业乃至行业。例如，利用互联网技术，产生了信息技术产业以及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化的相应职业。
既然职业和技术高度关联、密不可分，从语言表达的逻辑上讲，有必要将二者组合起来，构成“职业技术”这一特定词汇和概念吗？如果有必要，试问，“职业技术”的内涵是什么？它和现代意义的“技术”有什么区别？难道存在脱离职业的技术？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
（二）关于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关系
从语义逻辑上讲，技术教育就是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专业技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育，也可理解为关于技术学习的专门教育。根据姜大源的观点，就是将“物化的技术”转化为“人化的技术”的过程，也即是将关于产品、工艺、装置、流程等的技术转化为“受教育者以操作为主要特征的方法和能力的技术”[6]。受教育者一旦完成这一转化，即表明其掌握了某一特定技术。在日常实践中，我们通常说“这台机器‘技术’含量高”，“张三操作这台机器很熟练，‘技术’好”，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职业教育领域概念的杂糅和交叉，当出于研究目的，对职业技术教育作定义性分析时，我们发现这是十分困难和尴尬的，按“职业”“技术”“教育”相互限定的结果，职业技术教育理应属于职业教育的下位概念，可理解为“关于特定职业领域内的技术教育”。基于此，职业技术教育果真是职业教育的下位概念吗？职业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究竟是什么关系？分析发现，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者的内涵缺乏清晰的界限，存在明显的交叉、包含，甚至混乱。
首先，技术教育是任何职业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离开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就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的关系来看，任何能够成为职业的领域，必然是技术积累已达到相当的数量和高度。此外，在现代社会，任何专门技术，最终必须依附于某一特定的职业，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因此，技术教育只能是职业教育的一部分，是职业教育中的“技术性”教育范畴，以“技术教育”表征一种教育类型是不科学的[7]。
其次，就职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关系来看，如果说职业技术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下位概念，那么，除了职业技术教育之外，职业教育就应当还包含有与“职业技术教育”并列存在的其他方面内容，诸如职业伦理、职业态度等“非技术性”内容。就职业教育的本质来讲，这些内容的确存在，也必不可少，但将其与“职业技术教育”并列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二者原本就是相互融合、有机统一的关系，这也正是技术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不必再用‘职业技术教育’来表达与职业教育相同的概念。”[8]“职业技术教育”名称的广泛存在，与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战略意图有着密切关系，现阶段，这种战略意图仍在职业教育领域不断地渲染和强化，这也是国情之应然。
（三）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国际化和本土化
英语语境中，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有三个概念，即Vocation education，Technical education和Professional education，一般分别译为“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专业教育”，对应培养“熟练工”“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因此，西方的职业教育有不同的概念，从培养目标的角度，也体现出不同的层次，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9]。为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4年11月第十八届大会通过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将“技术与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综合性名词使用，“这种解释反映了对各国在职业教育上不同称谓的折中”[10]。1999年4月，第二届国际职业与技术教育大会，又将这一称谓变换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不仅将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区别开来，也进一步把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加以区别[11]。目前，职业教育的这一称谓，国际上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职业教育在我国有本土化的称谓，现阶段有代表性的是“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职业技术教育”曾是职业教育名称的主流，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以后，在法律上确定了“职业教育”名称的“正统”地位，此后，政策法律层面使用的均是“职业教育”这一名称。但政策法律文本的固化，并未因此达成职业教育名称事实上的统一，从某种程度上讲，还进一步加剧了职业教育名称的争论：理论界出现了赞成“职业教育”的北派和赞成“职业技术教育”的南派;在实践领域，“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概念的使用频率不相上下，且职业教育工作者对此均不“计较”，教育部主管职业教育的机构是“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我国职业教育最高层次的研究机构叫“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最高层次的学术团体称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实施职业教育的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有的是“职业学院”，有的是“职业技术学院”。
三、对我国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建议
解决我国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乱象”问题，有两种取向，一种是统一规范，要么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使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名称，要么综合考虑概念的规范性、科学性，对职业教育的名称进行一元化处理，在“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二者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虑及我国职业教育各种不同名称的使用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已“深入人心”，以及职业教育概念内涵的复杂性等因素，根据我国实际，于不同层面多元化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 我国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由来已久，名称的多元源于对职业教育规律探究的不同视角。在对职业教育规律认识还不深刻，还未形成基本共识的背景下，就职业教育名称作单纯的“一元化”规范，或是按国际惯例，直接使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名称，或是单纯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都是不合时宜的非理性之举，势必导致职业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不利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發展。事实上，任何社会现象或问题，从“乱”到“治”均应有一个“博弈”——“统一”的过程、消化“惯性”的过程、调和各方分歧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应具有的态度就是理性。“若找不到超越性的名称，‘调和’多元影响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12]因此，现阶段，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名称使用，宜基于以下不同层面的视角作多元化调和。
（一）基于国家意志层面的“规范”：职业教育
从贯彻国家意志的层面考量，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体现政策法律的权威性。本世纪以来，无论是《宪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还是国家重要的教育政策，使用的名称均是“职业教育”。因此，凡是于国家及各级政府意志层面使用职业教育的概念，都应与政策法律保持一致，清晰国家文本与学术文本的界限，赋予“职业教育”名称的正统地位，体现政策法律的规范效能，这是原则性问题，不能动摇。二是彰显职业教育的思想、理念。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也是一种教育思想，它强调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强调受教育者未来生计即终身发展。“如果说‘职业教育’曾经作为一种具体的学校或教育类型的话，在今天，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观念，成为一种教育的指导思想。”[13]一类教育的指导思想，不论是内涵，还是名称形式的表达，均应统一和规范。因此，在国家意志层面使用“职业教育”的概念，以表征特定的教育类型和教育思想，是恰当的，也是必须的，“职业技术教育”难以担此重任。
（二）基于研究者层面的“学术”：职业技术教育
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适应社会职业活动要求的应用型人才，技术教育是其核心。技术教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其要求受教育者深刻理解特定技术的内涵和逻辑，并通过实践训练将“物化的技术”转换为“人化的技术”，即形成熟练的操作技能。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深入研究技术教育的本质规律，深入研究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成长规律，并探究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深化技术教育的学术研究，为职业教育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仍是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一项重要基础性任务。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职业教育的名称定位于“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突出研究的重心和取向，与学术研究相关的职业教育概念，使用“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
如前文所述，“技术”和“职业”是高度关联的两个概念，现代社会，不存在无需技术的职业，也不存在脱离职业的技术。实际上，“职业技术教育”中的“职业”和“技术”二词，并非偏正关系，而是一种基于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的“修饰”和“强调”。虽然这种语言习惯是不合逻辑的，但在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术研究中，“职业”并不构成对“技术”的事实上的混淆和干扰。只要不影响概念核心元素的清晰度和凸显度，学术研究领域，沿袭某些不合逻辑但业已大众化的语言习惯，也是可以宽容的。事实上，不合逻辑的概念名称使用在学术领域并不少见，例如，“德育教育”“体育运动会”等。
（三）基于施教机构层面的“标识”：职业技术学院（校）
各级职业技术院（校）是职业教育主要的施教机构，其名称既要从符号上体现与他类院校的区别，更要从内涵上彰显自身的本质属性和独特功效。基于此，将职业教育施教机构的名称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院（校）”，是应然的选择。
首先，“职业技术院（校）”的名称更能体现技术教育的地位。技术教育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最重要依据。相较“职业学院（校）”，“职业技术学院（校）”更能从名称上标识自身的关键属性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应然使命。即便是归于第三产业，目前多以“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其人才培养也必须体现技术教育的核心地位。
其次，“职业技术院（校）”的名称定位更能忠实体现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意图。职业院校的名称，既要符合科学性要求，也要呼应社会现实需要。技术技能人才的匮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意图，实际上就是培养各种技术人才。”[14]这与我国国家层面职业教育政策确定的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是一致的。
第三，“职业技术院（校）”的名称定位符合政策规范的要求。200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规定，“实施高中阶段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要逐步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院’”。但是，目前以“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仍占高职院校总数的41.44%，未能体现政策的效力，就此而言，是极不严肃的，须进一步规范。
四、结语
职业教育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体系、施教机构等各个方面。我国职业教育长期的名称争论即是源于以上不同的视角，甚至不同的取向。对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上述建议，绝非无原则的“中庸”，虑及职业教育的复杂性以及现阶段人们对职业教育认识的局限，调和各方争议，清晰并规范各种差异性的名称使用是理性之举。事实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名称何尝不是一种调和。“调和”并不意味着最终的结论，其价值在于引导人们理性地、多视角地看待问题，这恰好有助于深化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参 考 文 献
[1]郑娟新.文化再造职业教育[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2]姜大源.关于职业教育供需关系的理性思考[J].江苏教育，2010（18）：23-25.
[3]杨金土，孟广平，严雪怡，等.对技术、技术型人才和技术教育的再认识[J].职业技术教育，2002（22）：5-10. [4]董仁忠.論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及其启示[J].教育与职业，2007（23）：5-7.
[5]田犇.对“职业技术教育”称谓的评价——兼论高职教育的本质[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1）：45-48.
[6]郑余.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概念辨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11.
[7]姜大源.技术与技能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4）：71-82.
[8]李守福.职业教育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
[9]辛浚.需要尽快规范职业教育的名称[J].教育与职业，1994（4）：5-6.
[10][11]孟景舟.文本之误：职业教育的语言学与历史学视角（上）——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原由[J].机械职业教育，2005（10）：3-5.
[12]唐振华，孙志河.历史的视角：职业教育名称的演绎之途[J].职教通讯，2011（9）：9-13.
[13][14]孟景舟.回归本义：关于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思考和选择[J].职教论坛，2012（31）：4-7.
Rational Choice of the Nam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Diversified Conciliation
——From the Thinking on the Nam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ao Chequan
Abstract
关键词 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31-0039-05
职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其名称标识着一个概念，有独特的内涵，反映职业教育性质的规定性[1]。不同的名称体现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性质、培养目标等重大基本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定位。
张三的姓名就是“张三”，职业教育的名称也当然是“职业教育”。其实，问题没那么简单，“职业教育的应然名称是什么？”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认识上的纠结和尴尬。一方面，无论政策法律文本还是公众舆论，“职业教育”的称谓也成为事实上的主流，但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名称在学术界和职业教育实践中，广泛存在不同的声音，同时，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其名称也不统一。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名称使用的不统一、不规范，在教育领域是极其罕见的，其反映了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的不成熟。
本文拟从我国高职高专院校校名差异入手，探析影响职业教育名称定位的关键问题，尝试提出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相关建议。
一、高职院校校名分析
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信息，截至2017年5月31日，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其中，高职高专院校1390所，其名称存在较大差异。
（一）高职院校校名类型的总体差异
经过梳理，从名称上的差异将高职高专院校归纳为“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及“其他”四大类，各类名称数量参见表1。
表1 高职院校校名类型统计
校名类型 学校数（所） 占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总数的比例（%）
职业技术学院 659 47.41
职业学院 576 41.44
高等专科学校 123 8.88
其他 33 2.37
合计 1390 100
从表1可以看出，就名称而言，“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学院”是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的主体，占高职高专院校的88.85%，它们从校名上直接标识了自身办学的“职业”类属，属“高职院校”，这一点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但“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学院”究竟有何区别，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高职院校校名的地域差异
对各省（市、区）高职院校校名进行了整理，抽取了有代表性的山东、江苏两省以“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进行统计分析，见表2。
表2 山东、江苏两省以“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校名类型统计
地域 校名类型 数量（所） 占区域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总数的比例（%）
山东 职业学院 53 73.6
职业技术学院 19 26.4
小计 72 100
江苏 职业学院 21 26.3
职业技术学院 59 73.7
小计 80 100
基于表2数据，不难发现，山东、江苏两省在高职院校的命名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其他各省（市、区）也程度不同的存在这种现象。
（三）行业性高职院校校名差异
对三类产业22种行业以“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校名作了统计，见表3。
表3 归于不同产业的行业性高职院校校名类型统计
产业类型 行业 校名类型 数量
（所） 占行业内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总数的比例（%）
第一產业 农业 职业学院 5 33.3
职业技术学院 10 66.7
第二产业 机电、电力、交通等8个行业 职业学院 27 21.4
职业技术学院 99 78.6
第三产业 信息、卫生、艺术等13个行业 职业学院 175 73.5
职业技术学院 63 26.5
从表3可知，不同产业类型的行业性高职院校，在校名定位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归于不同产业的高职院校为何出现如此显著的名称差异？同一行业的高职院校，其办学类型和培养目标等理应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但名称选择上为何存在“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学院”的差异？“职业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究竟有何区别？
因缺乏专门的研究成果，要回答上述问题，还有相当大的难度。笔者认为，我国目前高职院校的命名呈现出诸多“乱象”，其根源与职业教育的名称之争有着必然联系。从逻辑上讲，职业教育的名称是职业院校命名的基础，“职业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表达上虽然只有“技术”二字的差异，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语义内涵，这种语义内涵上的差异是“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名称之争在职业教育实践中的重要体现。
二、定位职业教育应然名称应厘清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关于职业和技术的关系
“职业”和“技术”是职业教育概念内涵重要的关键词。所谓职业，一般认为是个体在社会中所从事的能获得报酬的稳定工作。社会意义上的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一部分人从事的专门劳动;个体意义上的职业意味着劳动者承担的一种专门工作和社会角色，通过职业活动，劳动者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作为生活来源[2]。 技术的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目前，关于技术比较一致的定义是指一种创造出可再现的方法或手段的能力，这些方法或手段可能导致产品、工艺过程或服务的改进[3]。传统的技术概念多限于造“物”，目前已扩展到广阔的管理和服务领域。姜大源认为，就存在方式即载体而言，技术可分为“物化的技术”和“人化的技术”。物化的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種工具和规则体系”，也可称为“去身的技术”;人化的技术也称“具身的技术”，通常指个体的技能[4]。
职业和技术是高度关联的两个概念。首先，技术是职业分类的重要依据。基于社会分工的各种职业，必然意味着不同的专门技术，职业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技术要求的差异，职业分类以工作性质的同一性为基本原则[5]。 其次，技术革新和进步不断催生新的职业。一般而言，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源于科学发现，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创造发明，创立新的技术，由此催生新的产业乃至行业。例如，利用互联网技术，产生了信息技术产业以及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化的相应职业。
既然职业和技术高度关联、密不可分，从语言表达的逻辑上讲，有必要将二者组合起来，构成“职业技术”这一特定词汇和概念吗？如果有必要，试问，“职业技术”的内涵是什么？它和现代意义的“技术”有什么区别？难道存在脱离职业的技术？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
（二）关于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关系
从语义逻辑上讲，技术教育就是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专业技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育，也可理解为关于技术学习的专门教育。根据姜大源的观点，就是将“物化的技术”转化为“人化的技术”的过程，也即是将关于产品、工艺、装置、流程等的技术转化为“受教育者以操作为主要特征的方法和能力的技术”[6]。受教育者一旦完成这一转化，即表明其掌握了某一特定技术。在日常实践中，我们通常说“这台机器‘技术’含量高”，“张三操作这台机器很熟练，‘技术’好”，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职业教育领域概念的杂糅和交叉，当出于研究目的，对职业技术教育作定义性分析时，我们发现这是十分困难和尴尬的，按“职业”“技术”“教育”相互限定的结果，职业技术教育理应属于职业教育的下位概念，可理解为“关于特定职业领域内的技术教育”。基于此，职业技术教育果真是职业教育的下位概念吗？职业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究竟是什么关系？分析发现，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者的内涵缺乏清晰的界限，存在明显的交叉、包含，甚至混乱。
首先，技术教育是任何职业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离开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就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的关系来看，任何能够成为职业的领域，必然是技术积累已达到相当的数量和高度。此外，在现代社会，任何专门技术，最终必须依附于某一特定的职业，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因此，技术教育只能是职业教育的一部分，是职业教育中的“技术性”教育范畴，以“技术教育”表征一种教育类型是不科学的[7]。
其次，就职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关系来看，如果说职业技术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下位概念，那么，除了职业技术教育之外，职业教育就应当还包含有与“职业技术教育”并列存在的其他方面内容，诸如职业伦理、职业态度等“非技术性”内容。就职业教育的本质来讲，这些内容的确存在，也必不可少，但将其与“职业技术教育”并列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二者原本就是相互融合、有机统一的关系，这也正是技术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不必再用‘职业技术教育’来表达与职业教育相同的概念。”[8]“职业技术教育”名称的广泛存在，与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战略意图有着密切关系，现阶段，这种战略意图仍在职业教育领域不断地渲染和强化，这也是国情之应然。
（三）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国际化和本土化
英语语境中，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有三个概念，即Vocation education，Technical education和Professional education，一般分别译为“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专业教育”，对应培养“熟练工”“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因此，西方的职业教育有不同的概念，从培养目标的角度，也体现出不同的层次，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9]。为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4年11月第十八届大会通过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将“技术与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综合性名词使用，“这种解释反映了对各国在职业教育上不同称谓的折中”[10]。1999年4月，第二届国际职业与技术教育大会，又将这一称谓变换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不仅将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区别开来，也进一步把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加以区别[11]。目前，职业教育的这一称谓，国际上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职业教育在我国有本土化的称谓，现阶段有代表性的是“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职业技术教育”曾是职业教育名称的主流，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以后，在法律上确定了“职业教育”名称的“正统”地位，此后，政策法律层面使用的均是“职业教育”这一名称。但政策法律文本的固化，并未因此达成职业教育名称事实上的统一，从某种程度上讲，还进一步加剧了职业教育名称的争论：理论界出现了赞成“职业教育”的北派和赞成“职业技术教育”的南派;在实践领域，“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概念的使用频率不相上下，且职业教育工作者对此均不“计较”，教育部主管职业教育的机构是“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我国职业教育最高层次的研究机构叫“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最高层次的学术团体称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实施职业教育的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有的是“职业学院”，有的是“职业技术学院”。
三、对我国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建议
解决我国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乱象”问题，有两种取向，一种是统一规范，要么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使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名称，要么综合考虑概念的规范性、科学性，对职业教育的名称进行一元化处理，在“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二者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虑及我国职业教育各种不同名称的使用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已“深入人心”，以及职业教育概念内涵的复杂性等因素，根据我国实际，于不同层面多元化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 我国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由来已久，名称的多元源于对职业教育规律探究的不同视角。在对职业教育规律认识还不深刻，还未形成基本共识的背景下，就职业教育名称作单纯的“一元化”规范，或是按国际惯例，直接使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名称，或是单纯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都是不合时宜的非理性之举，势必导致职业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不利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發展。事实上，任何社会现象或问题，从“乱”到“治”均应有一个“博弈”——“统一”的过程、消化“惯性”的过程、调和各方分歧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应具有的态度就是理性。“若找不到超越性的名称，‘调和’多元影响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12]因此，现阶段，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名称使用，宜基于以下不同层面的视角作多元化调和。
（一）基于国家意志层面的“规范”：职业教育
从贯彻国家意志的层面考量，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体现政策法律的权威性。本世纪以来，无论是《宪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还是国家重要的教育政策，使用的名称均是“职业教育”。因此，凡是于国家及各级政府意志层面使用职业教育的概念，都应与政策法律保持一致，清晰国家文本与学术文本的界限，赋予“职业教育”名称的正统地位，体现政策法律的规范效能，这是原则性问题，不能动摇。二是彰显职业教育的思想、理念。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也是一种教育思想，它强调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强调受教育者未来生计即终身发展。“如果说‘职业教育’曾经作为一种具体的学校或教育类型的话，在今天，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观念，成为一种教育的指导思想。”[13]一类教育的指导思想，不论是内涵，还是名称形式的表达，均应统一和规范。因此，在国家意志层面使用“职业教育”的概念，以表征特定的教育类型和教育思想，是恰当的，也是必须的，“职业技术教育”难以担此重任。
（二）基于研究者层面的“学术”：职业技术教育
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适应社会职业活动要求的应用型人才，技术教育是其核心。技术教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其要求受教育者深刻理解特定技术的内涵和逻辑，并通过实践训练将“物化的技术”转换为“人化的技术”，即形成熟练的操作技能。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深入研究技术教育的本质规律，深入研究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成长规律，并探究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深化技术教育的学术研究，为职业教育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仍是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一项重要基础性任务。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职业教育的名称定位于“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突出研究的重心和取向，与学术研究相关的职业教育概念，使用“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
如前文所述，“技术”和“职业”是高度关联的两个概念，现代社会，不存在无需技术的职业，也不存在脱离职业的技术。实际上，“职业技术教育”中的“职业”和“技术”二词，并非偏正关系，而是一种基于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的“修饰”和“强调”。虽然这种语言习惯是不合逻辑的，但在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术研究中，“职业”并不构成对“技术”的事实上的混淆和干扰。只要不影响概念核心元素的清晰度和凸显度，学术研究领域，沿袭某些不合逻辑但业已大众化的语言习惯，也是可以宽容的。事实上，不合逻辑的概念名称使用在学术领域并不少见，例如，“德育教育”“体育运动会”等。
（三）基于施教机构层面的“标识”：职业技术学院（校）
各级职业技术院（校）是职业教育主要的施教机构，其名称既要从符号上体现与他类院校的区别，更要从内涵上彰显自身的本质属性和独特功效。基于此，将职业教育施教机构的名称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院（校）”，是应然的选择。
首先，“职业技术院（校）”的名称更能体现技术教育的地位。技术教育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最重要依据。相较“职业学院（校）”，“职业技术学院（校）”更能从名称上标识自身的关键属性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应然使命。即便是归于第三产业，目前多以“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其人才培养也必须体现技术教育的核心地位。
其次，“职业技术院（校）”的名称定位更能忠实体现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意图。职业院校的名称，既要符合科学性要求，也要呼应社会现实需要。技术技能人才的匮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意图，实际上就是培养各种技术人才。”[14]这与我国国家层面职业教育政策确定的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是一致的。
第三，“职业技术院（校）”的名称定位符合政策规范的要求。200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规定，“实施高中阶段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要逐步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院’”。但是，目前以“职业学院”命名的高职院校仍占高职院校总数的41.44%，未能体现政策的效力，就此而言，是极不严肃的，须进一步规范。
四、结语
职业教育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体系、施教机构等各个方面。我国职业教育长期的名称争论即是源于以上不同的视角，甚至不同的取向。对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上述建议，绝非无原则的“中庸”，虑及职业教育的复杂性以及现阶段人们对职业教育认识的局限，调和各方争议，清晰并规范各种差异性的名称使用是理性之举。事实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名称何尝不是一种调和。“调和”并不意味着最终的结论，其价值在于引导人们理性地、多视角地看待问题，这恰好有助于深化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参 考 文 献
[1]郑娟新.文化再造职业教育[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2]姜大源.关于职业教育供需关系的理性思考[J].江苏教育，2010（18）：23-25.
[3]杨金土，孟广平，严雪怡，等.对技术、技术型人才和技术教育的再认识[J].职业技术教育，2002（22）：5-10. [4]董仁忠.論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及其启示[J].教育与职业，2007（23）：5-7.
[5]田犇.对“职业技术教育”称谓的评价——兼论高职教育的本质[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1）：45-48.
[6]郑余.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概念辨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11.
[7]姜大源.技术与技能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4）：71-82.
[8]李守福.职业教育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
[9]辛浚.需要尽快规范职业教育的名称[J].教育与职业，1994（4）：5-6.
[10][11]孟景舟.文本之误：职业教育的语言学与历史学视角（上）——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原由[J].机械职业教育，2005（10）：3-5.
[12]唐振华，孙志河.历史的视角：职业教育名称的演绎之途[J].职教通讯，2011（9）：9-13.
[13][14]孟景舟.回归本义：关于职业教育名称使用的思考和选择[J].职教论坛，2012（31）：4-7.
Rational Choice of the Nam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Diversified Conciliation
——From the Thinking on the Nam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ao Chequan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