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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谊其人，世称贾生、贾长沙，乃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其政论作品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评论时政，朴实峻拔，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而其辞赋如《吊屈原赋》、《鵩鸟赋》等则清丽流畅，开汉代骚体赋先河，形成近似楚辞风格的赋体。贾谊存世作品不多，且政论辞赋成就皆十分突出，本文便着眼于贾谊的散文与辞赋，将二者进行比较，更为清晰的讨论贾谊其人的文学风格。
【关键词】：贾谊;政论;辞赋
西汉初年，国家百废待兴，文学创作在先秦遗风的偃旗息鼓与力求独立文风的树立中逐渐发展起来。而将政论与辞赋皆书写得心应手者，唯贾谊一人矣。其文学作品虽文体不同，所表达内容也有所区别，但因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其中亦不乏格调相同之风格气质。下面便将贾谊的政论与辞赋相比较，分析一二。
一、思想情感之较
1、同以情感气势动人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提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1]而其在《风骨》中又言，“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2]，由此不难看出情感表达之于文章的重要性。而贾谊的文学作品中，不论辞赋还是政论，情感饱满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如其《陈政事疏》，开篇直言“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3]激情洋溢，言辞激烈，句句戳中要害，是其腹内情感的迸发。其名作《过秦论》虽然是论述秦帝国施政之得失，而其真正的用意却是寄希望于当世，以期总结帝国的治国方针，求取长久的安邦定国之策，于是结尾言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4]，言辞恳切，叮咛再三，其为国之热爱情感跃然纸上。其后贾谊被贬长沙，及渡湘水，写出了名垂千古的《吊屈原赋》，进而因猫头鹰停留屋上，又作《鵩鸟赋》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二赋皆为汉初名作。《吊屈原赋》中，贾谊描述了一个乌黑浑浊的政治环境，似是为屈原鸣不平，而其中则暗示了贾谊自己为谗言所害之处境，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的极大不满。言辞清丽而悲凉，感情饱满丰富，令屈原之形象跃然纸上，虽并未表现出如同屈原的杀身成仁思想，而是表示要生活下去，但作者本身的形象與屈原十分相似，更加深了作者情感的表达。《吊屈原赋》之中，贾谊以其切身之悲痛抒发哀怨之情，笔调哀伤，抑郁不平之感情在其笔下肆意流淌。
2、相异的思想内容
贾长沙的文学作品不局限于单一体裁，而是各有涉猎，各有发展。贾谊初任太中大夫便开始向文帝建言献策，先是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 而后针对当时“背本趋末”、“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可谓意气风发，风头无两。因而，朝堂之上的贾谊善用散文对君主进行劝谏，希望汉王朝能够长盛不衰，他通过一篇篇散文的描写，铺陈论证，说理明确，以求君主能够采纳建议，为汉王朝王权之巩固，为人民生活之安康略尽绵力。《过秦论》取材秦帝国覆灭之事，告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5]，其散文笔力雄厚，气势浩然，如同高山瀑布，峡谷激流，内容无一特例，皆为对朝廷政事之关心，对民生疾苦之关注，这是贾谊散文的思想落脚点，儒家的入世思想，法家的治世理论在贾谊的政论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的辞赋却转为传达失意者的个人情怀。自被绛侯周勃等人嫉妒为谗言贬谪后，贾长沙的老庄思想便日趋明显起来，在抒发己怀的骚体赋中，老庄取代了儒法的入世之道，贾谊表达出“齐死生，等祸福”的情感变化。《吊屈原赋》结尾所言，“彼其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6]，言辞悲凉，但尚存一丝求取之心，而谪居长沙后屋上停留猫头鹰的不祥事件，让贾谊在《鵩鸟赋》中把老庄思想传递到极致，“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7]等句，无一不在证实着贾谊思想的转变。
二、笔法表达之较
1、同以铺排辞藻
贾谊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劝谏说理的政论文，还是抒怀己情的骚体赋，都十分注重其修辞。与先秦朴实无华的文风不同，西汉开始，文学作品逐渐走向铺排，贾谊的政论文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战国策》的笔法，如《过秦论》（上篇），连用“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个大义相近的词组，极尽铺排能事，描写秦孝公的宏大野心，形成极强的表达效果。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对偶排比，使其政论文气势磅礴的同时凸显出修辞华丽之特点。与政论文相较，向来以辞藻闻名的赋体描写，则更不输于此，赋体文章的辞藻清丽而不失风韵。如《吊屈原赋》中写道：“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8]连用九句话来表达“逢时不详”之义，铺排酣畅，用词精准。从其政论文与骚体赋的写作风格来看，铺排的格局与华丽的辞藻，无疑是贾谊在文学创作中最大的特点。
2、异之表露方式
纵然有诸多的共同点，而辞赋与散文实为两中不同的文体。政论散文着重于从政治角度阐述相关的问题，通过多方的论证，形成自己的观点，或提出可行性建议，是应用性十分突出的文体，政论文所要突出的是明了直接，其目的是为了觐见君主，安邦定国。与政论文截然不同，赋体则作为一种楚辞衍化而生的文体，其继承了楚辞的讽刺性与含蓄表达，后人言其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9]。贾谊的散文与赋体虽有共同点，而实非能摆脱文体性质之限定，且相较于二者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有异，故而形成了表露方式的区别。其政论文多为直抒胸臆之作，心中所思所想直言不讳，如《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单从文章篇名即可轻易看出作者用意与想法。而辞赋文则迂回婉转，欲言又止，《吊屈原赋》中借描写屈原之处境暗示自己之遭遇，运用《离骚》中“香草美人”的写作手法进行象征性描写，曲折表露自己贬谪不平的抑郁心境。《鵩鸟赋》中更是将鵩鸟拟人，借与鵩鸟的问答来委婉表露出内心的忧愤不平。政论与辞赋在表达感情之中的方式由此而别。
叶燮曾将贾谊之文章称为“才人之文”，赞之曰：“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10]。的确，贾谊的文学作品，能写皆可写，能举皆可举，眼界高远，见识博大，气有浩然，“情与气谐”。不论是他的政论文还是骚体赋，都能在字里行间看出贾谊的为人与气格，虽因内容与形式略有异样，而其文字中透出文人的气质与风骨是无法因之改变，且需我们铭记的。
注释：
[1][2]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4][5] 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6][7][8] 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9]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贾谊;政论;辞赋
西汉初年，国家百废待兴，文学创作在先秦遗风的偃旗息鼓与力求独立文风的树立中逐渐发展起来。而将政论与辞赋皆书写得心应手者，唯贾谊一人矣。其文学作品虽文体不同，所表达内容也有所区别，但因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其中亦不乏格调相同之风格气质。下面便将贾谊的政论与辞赋相比较，分析一二。
一、思想情感之较
1、同以情感气势动人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提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1]而其在《风骨》中又言，“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2]，由此不难看出情感表达之于文章的重要性。而贾谊的文学作品中，不论辞赋还是政论，情感饱满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如其《陈政事疏》，开篇直言“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3]激情洋溢，言辞激烈，句句戳中要害，是其腹内情感的迸发。其名作《过秦论》虽然是论述秦帝国施政之得失，而其真正的用意却是寄希望于当世，以期总结帝国的治国方针，求取长久的安邦定国之策，于是结尾言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4]，言辞恳切，叮咛再三，其为国之热爱情感跃然纸上。其后贾谊被贬长沙，及渡湘水，写出了名垂千古的《吊屈原赋》，进而因猫头鹰停留屋上，又作《鵩鸟赋》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二赋皆为汉初名作。《吊屈原赋》中，贾谊描述了一个乌黑浑浊的政治环境，似是为屈原鸣不平，而其中则暗示了贾谊自己为谗言所害之处境，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的极大不满。言辞清丽而悲凉，感情饱满丰富，令屈原之形象跃然纸上，虽并未表现出如同屈原的杀身成仁思想，而是表示要生活下去，但作者本身的形象與屈原十分相似，更加深了作者情感的表达。《吊屈原赋》之中，贾谊以其切身之悲痛抒发哀怨之情，笔调哀伤，抑郁不平之感情在其笔下肆意流淌。
2、相异的思想内容
贾长沙的文学作品不局限于单一体裁，而是各有涉猎，各有发展。贾谊初任太中大夫便开始向文帝建言献策，先是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 而后针对当时“背本趋末”、“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可谓意气风发，风头无两。因而，朝堂之上的贾谊善用散文对君主进行劝谏，希望汉王朝能够长盛不衰，他通过一篇篇散文的描写，铺陈论证，说理明确，以求君主能够采纳建议，为汉王朝王权之巩固，为人民生活之安康略尽绵力。《过秦论》取材秦帝国覆灭之事，告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5]，其散文笔力雄厚，气势浩然，如同高山瀑布，峡谷激流，内容无一特例，皆为对朝廷政事之关心，对民生疾苦之关注，这是贾谊散文的思想落脚点，儒家的入世思想，法家的治世理论在贾谊的政论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的辞赋却转为传达失意者的个人情怀。自被绛侯周勃等人嫉妒为谗言贬谪后，贾长沙的老庄思想便日趋明显起来，在抒发己怀的骚体赋中，老庄取代了儒法的入世之道，贾谊表达出“齐死生，等祸福”的情感变化。《吊屈原赋》结尾所言，“彼其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6]，言辞悲凉，但尚存一丝求取之心，而谪居长沙后屋上停留猫头鹰的不祥事件，让贾谊在《鵩鸟赋》中把老庄思想传递到极致，“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7]等句，无一不在证实着贾谊思想的转变。
二、笔法表达之较
1、同以铺排辞藻
贾谊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劝谏说理的政论文，还是抒怀己情的骚体赋，都十分注重其修辞。与先秦朴实无华的文风不同，西汉开始，文学作品逐渐走向铺排，贾谊的政论文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战国策》的笔法，如《过秦论》（上篇），连用“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个大义相近的词组，极尽铺排能事，描写秦孝公的宏大野心，形成极强的表达效果。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对偶排比，使其政论文气势磅礴的同时凸显出修辞华丽之特点。与政论文相较，向来以辞藻闻名的赋体描写，则更不输于此，赋体文章的辞藻清丽而不失风韵。如《吊屈原赋》中写道：“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8]连用九句话来表达“逢时不详”之义，铺排酣畅，用词精准。从其政论文与骚体赋的写作风格来看，铺排的格局与华丽的辞藻，无疑是贾谊在文学创作中最大的特点。
2、异之表露方式
纵然有诸多的共同点，而辞赋与散文实为两中不同的文体。政论散文着重于从政治角度阐述相关的问题，通过多方的论证，形成自己的观点，或提出可行性建议，是应用性十分突出的文体，政论文所要突出的是明了直接，其目的是为了觐见君主，安邦定国。与政论文截然不同，赋体则作为一种楚辞衍化而生的文体，其继承了楚辞的讽刺性与含蓄表达，后人言其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9]。贾谊的散文与赋体虽有共同点，而实非能摆脱文体性质之限定，且相较于二者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有异，故而形成了表露方式的区别。其政论文多为直抒胸臆之作，心中所思所想直言不讳，如《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单从文章篇名即可轻易看出作者用意与想法。而辞赋文则迂回婉转，欲言又止，《吊屈原赋》中借描写屈原之处境暗示自己之遭遇，运用《离骚》中“香草美人”的写作手法进行象征性描写，曲折表露自己贬谪不平的抑郁心境。《鵩鸟赋》中更是将鵩鸟拟人，借与鵩鸟的问答来委婉表露出内心的忧愤不平。政论与辞赋在表达感情之中的方式由此而别。
叶燮曾将贾谊之文章称为“才人之文”，赞之曰：“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10]。的确，贾谊的文学作品，能写皆可写，能举皆可举，眼界高远，见识博大，气有浩然，“情与气谐”。不论是他的政论文还是骚体赋，都能在字里行间看出贾谊的为人与气格，虽因内容与形式略有异样，而其文字中透出文人的气质与风骨是无法因之改变，且需我们铭记的。
注释：
[1][2]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4][5] 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6][7][8] 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9]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