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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魏晋风度的内涵的诠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美学史的研究中可谓见仁见智,但有一点,似乎形成了共识,那就是魏晋时代对“人的主题”的全新认识,对“生命的发现和表达”成为那一时代最具代表的思想成果和艺术成果。
关键词:魏晋风度生命的发现生命的表达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魏晋时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战争、混乱、苦难、痛苦、无常……同时也是一个精神自觉和个性解放的时代,后世将这个时代的精神概括为魏晋风度。
魏晋时代的政治、社会的大动荡,使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裂变。面对着人命如蚁、白骨遍野的现实景象,名士们把内心的哀伤和悲愤沉淀下来,转换成对生命存在的探索和询问,开始在苦难中对宇宙人生进行审美观照和另类思考,并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对“人”、“个体生命”、“生命价值”的发现和确认。这种发现又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深刻地表达出来,因此形成了中国文明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而这一特殊景观的代表人物就是以阮籍、嵇康为主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
在魏晋名士尤其是“竹林七贤”那里,对生命的思考和发现,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呈放出来的。那时,他们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因此,产生了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生命颤栗,这确实是一种关于生命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是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过的独特感受。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人生若晨露,天道邈悠悠。”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对生命易逝的无奈和悲凉。
王振复先生在《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中说:
“清谈是魏晋名士的一种美丽的生活事件和精神事件,是文人学子逃避政治事功,崇尚思辨理性,开展名理辩诘与打造人格范型的一种文化方式,体现出独有的魏晋风度。”
名士们相聚而坐,娓娓而谈,崇尚老庄,探求理想人格,由惊惧而玄谈,由清谈而感受,魏晋名士们对生存、对生命、对个体人格有了新的体味。在玄谈中,他们对生命的“自由”和“解放”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和追求,为了维护心灵的那份清爽,他们表现出了对世俗的极大蔑视,用一种潇洒不群、超然自得、任诞放旷、旷达傲视的风度发现着生命,感受着生命,欣赏着生命,表达着生命。
与清淡相对应,嵇康从另一角度为生命表达方式提供了参照和指向。他的“外不殊俗,内不失正”成为千万正直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据记载,他“刚肠疾恶,遇事便发”。对司马氏的权倾朝野、不可一世,他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为此,他与好友山涛分道扬镳,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看,这是道不同不足与谋的观念分歧,实际上深藏于文字背后的是生命悲情的袒露,其浩然正气,为后世仰慕。
嵇康的死,将魏晋风度,将生命的表达推向了极致。生命富有感性才是鲜活的,官场湮没掉的正是生命的感性和个性,而嵇康及其同道者们对权势的不合作态度,就像茫茫黑夜中划过的美丽的弧光,映照着生命的艰难路程,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个体生命是需要张力的,在呆板、凝重的道德礼教束缚下,个体生命将日益失去感性状态,而经过玄学浸染的魏晋名士,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自然、率真、超逸脱俗,不为事务所累、不为世情所拘的人性之美,于是就引出了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药和酒。
药是魏晋名士们感受生命、表达生命的重要载体,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有一种药叫五石散,配以温酒服下,使身体处于微醉状态,然后出去散步,这些名士们身穿宽大轻柔的衣服,踏着木屐,神情高迈地行走在路上,是何等的飘逸,何等的潇洒,在这种对仪态和风度的追崇中,跃动的是一个个鲜活可感又惊世骇俗的个体生命,他们飘逸、狂傲的宽袍大袖中包裹着的不正是摆脱了名教经学桎梏的富有自然之性情的心灵吗?
酒是中国文化大戏中的一个重要道具,也成为魏晋名士们表达生命的重要方式,既是麻醉自己,解脱心灵痛苦的的良剂,又是彰显个性、摆脱功力,追求精神自由的药方,更是他们在清醒的认识到世事、人生之后,在死亡与附庸的艰难选择之间,保全生命、维护独立人格的武器。因此,酒与狂往往相伴而生,集中表现着他们傲岸绝俗的个性精神。《世说新语·任诞》中,就生动的描写了刘伶醉酒的酣与狂: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宇,屋室为衣,诸君为何入我中。”
阮籍与酒的故事,更是让人唏嘘不已。他本是一个大孝子,有一天,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他正好和别人下围棋,棋友叫他快回去看看,他却非要下完不可,下完棋,他要过酒杯,痛喝两斗,然后放聲大哭,一边哭一边口吐鲜血,几乎死去。阮籍以另类的酣和狂,表达了对母亲的至爱至孝,同时也表达出了生命的真实和自在。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以他们的深沉思考发现着生命,又以服药炼丹、纵酒酣醉、清谈玄论诠释着生命,感受着生命,表达着生命,体会着自我生命的挣扎和抗争,体会着自我存在的更新和超越。他们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既是现实之痛,也是精神之痛,生命之痛;他们又是快乐的,是洗刷了礼教的束缚,掀开了神学的遮蔽,获得一种飘逸玄远境界的生命的快乐。可以说,他们为中国的文明创造了一个任诞、狂狷的奇绝风景,而到了东晋,一个真心向往平淡,在平淡质朴中思考和感受生命的另一个独特的景观出现了,创造这一景观的就是陶渊明。
“死生都寂寞,悲欢皆如梦”,对死亡的思考,是陶渊明生命表达的重大课题。陶渊明在《自祭文》中,以近乎幽默的笔调描绘了自己临死的情景:
“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于嘉蔬,荐以清酌。侯颜已冥,聆音愈漠。”
这里已经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悲哀和凄凉,有的是摆脱了死的忧惧,获得生命快乐的平和。这种情感不仅不会使人灰心丧气,还能使人产生深层意义的人生领悟。
他的《自挽歌》,写了他想象中自己死后,亲朋的反应和周围的情景: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蕉。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是对世俗的通透,对死亡的终极领悟。它不是死的哀伤,也不是生的执着,而是放下和超然,有了这种超然,再将自己的生命融于山水田园之中就成了陶渊明生命的必然归宿。
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山水诗,但大多数的山水诗都把山水田园作为欣赏的对象,因此,主客观之间总有一种对应的关系,而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则成为其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失掉了那山、那水、那村落,也就失去了陶渊明的心灵史、精气神。
生命的本质是自在的,对“自由”和“快乐”的向往和渴望,是陶渊明对生命最质朴、率真的表达——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陶渊明对生命自由的感受和表达,始终标示着人性的高度、审美的力度。
向往生命自由的本真状态,当然需要“宁静”和“和谐”,因此,宁静”和“和谐”成为陶渊明最重要的生命意象。“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错落的小村,袅袅的炊烟,平阔的田野,朴拙的乡乐,构成了陶渊明的生命世界,他将自己对生命的内在追求化成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营造了一个物我两忘的和谐体。
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初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风度,还是末期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晋末风流,无论是惊惧、颤栗、痛苦和哀伤,还是平淡、冲和、浅斟和低唱,无论是任诞、忧愤,还是质朴和率真,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发现着生命,表达着生命,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为自己活着的人。虽然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活法显得那么艰难、那么沉重,但是他们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无法复制的历史,这是人类精神的探索史,生命成长的心灵史。当历史翻到了21世纪,当“以人为本”已成为普世价值,当我们把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时,我们再回眸千年,那些先哲们探索和发现生命价值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参考文献:
[1]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杨国凤:《魏晋风度解读》,《杭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 年第1期。
[3] 《鲁迅全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4] 余秋雨:《晨雨初听 遥远的绝响》,文汇出版社,2006年。
[5] 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6] 郝跃南、刘文勇:《魏晋风度类型论》,《天府新论》,1999 年第4期。
作者简介:董以平,女,1965—,河北秦皇岛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高职语文教学,工作单位: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关键词:魏晋风度生命的发现生命的表达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魏晋时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战争、混乱、苦难、痛苦、无常……同时也是一个精神自觉和个性解放的时代,后世将这个时代的精神概括为魏晋风度。
魏晋时代的政治、社会的大动荡,使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裂变。面对着人命如蚁、白骨遍野的现实景象,名士们把内心的哀伤和悲愤沉淀下来,转换成对生命存在的探索和询问,开始在苦难中对宇宙人生进行审美观照和另类思考,并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对“人”、“个体生命”、“生命价值”的发现和确认。这种发现又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深刻地表达出来,因此形成了中国文明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而这一特殊景观的代表人物就是以阮籍、嵇康为主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
在魏晋名士尤其是“竹林七贤”那里,对生命的思考和发现,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呈放出来的。那时,他们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因此,产生了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生命颤栗,这确实是一种关于生命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是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过的独特感受。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人生若晨露,天道邈悠悠。”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对生命易逝的无奈和悲凉。
王振复先生在《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中说:
“清谈是魏晋名士的一种美丽的生活事件和精神事件,是文人学子逃避政治事功,崇尚思辨理性,开展名理辩诘与打造人格范型的一种文化方式,体现出独有的魏晋风度。”
名士们相聚而坐,娓娓而谈,崇尚老庄,探求理想人格,由惊惧而玄谈,由清谈而感受,魏晋名士们对生存、对生命、对个体人格有了新的体味。在玄谈中,他们对生命的“自由”和“解放”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和追求,为了维护心灵的那份清爽,他们表现出了对世俗的极大蔑视,用一种潇洒不群、超然自得、任诞放旷、旷达傲视的风度发现着生命,感受着生命,欣赏着生命,表达着生命。
与清淡相对应,嵇康从另一角度为生命表达方式提供了参照和指向。他的“外不殊俗,内不失正”成为千万正直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据记载,他“刚肠疾恶,遇事便发”。对司马氏的权倾朝野、不可一世,他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为此,他与好友山涛分道扬镳,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看,这是道不同不足与谋的观念分歧,实际上深藏于文字背后的是生命悲情的袒露,其浩然正气,为后世仰慕。
嵇康的死,将魏晋风度,将生命的表达推向了极致。生命富有感性才是鲜活的,官场湮没掉的正是生命的感性和个性,而嵇康及其同道者们对权势的不合作态度,就像茫茫黑夜中划过的美丽的弧光,映照着生命的艰难路程,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个体生命是需要张力的,在呆板、凝重的道德礼教束缚下,个体生命将日益失去感性状态,而经过玄学浸染的魏晋名士,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自然、率真、超逸脱俗,不为事务所累、不为世情所拘的人性之美,于是就引出了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药和酒。
药是魏晋名士们感受生命、表达生命的重要载体,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有一种药叫五石散,配以温酒服下,使身体处于微醉状态,然后出去散步,这些名士们身穿宽大轻柔的衣服,踏着木屐,神情高迈地行走在路上,是何等的飘逸,何等的潇洒,在这种对仪态和风度的追崇中,跃动的是一个个鲜活可感又惊世骇俗的个体生命,他们飘逸、狂傲的宽袍大袖中包裹着的不正是摆脱了名教经学桎梏的富有自然之性情的心灵吗?
酒是中国文化大戏中的一个重要道具,也成为魏晋名士们表达生命的重要方式,既是麻醉自己,解脱心灵痛苦的的良剂,又是彰显个性、摆脱功力,追求精神自由的药方,更是他们在清醒的认识到世事、人生之后,在死亡与附庸的艰难选择之间,保全生命、维护独立人格的武器。因此,酒与狂往往相伴而生,集中表现着他们傲岸绝俗的个性精神。《世说新语·任诞》中,就生动的描写了刘伶醉酒的酣与狂: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宇,屋室为衣,诸君为何入我中。”
阮籍与酒的故事,更是让人唏嘘不已。他本是一个大孝子,有一天,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他正好和别人下围棋,棋友叫他快回去看看,他却非要下完不可,下完棋,他要过酒杯,痛喝两斗,然后放聲大哭,一边哭一边口吐鲜血,几乎死去。阮籍以另类的酣和狂,表达了对母亲的至爱至孝,同时也表达出了生命的真实和自在。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以他们的深沉思考发现着生命,又以服药炼丹、纵酒酣醉、清谈玄论诠释着生命,感受着生命,表达着生命,体会着自我生命的挣扎和抗争,体会着自我存在的更新和超越。他们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既是现实之痛,也是精神之痛,生命之痛;他们又是快乐的,是洗刷了礼教的束缚,掀开了神学的遮蔽,获得一种飘逸玄远境界的生命的快乐。可以说,他们为中国的文明创造了一个任诞、狂狷的奇绝风景,而到了东晋,一个真心向往平淡,在平淡质朴中思考和感受生命的另一个独特的景观出现了,创造这一景观的就是陶渊明。
“死生都寂寞,悲欢皆如梦”,对死亡的思考,是陶渊明生命表达的重大课题。陶渊明在《自祭文》中,以近乎幽默的笔调描绘了自己临死的情景:
“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于嘉蔬,荐以清酌。侯颜已冥,聆音愈漠。”
这里已经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悲哀和凄凉,有的是摆脱了死的忧惧,获得生命快乐的平和。这种情感不仅不会使人灰心丧气,还能使人产生深层意义的人生领悟。
他的《自挽歌》,写了他想象中自己死后,亲朋的反应和周围的情景: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蕉。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是对世俗的通透,对死亡的终极领悟。它不是死的哀伤,也不是生的执着,而是放下和超然,有了这种超然,再将自己的生命融于山水田园之中就成了陶渊明生命的必然归宿。
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山水诗,但大多数的山水诗都把山水田园作为欣赏的对象,因此,主客观之间总有一种对应的关系,而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则成为其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失掉了那山、那水、那村落,也就失去了陶渊明的心灵史、精气神。
生命的本质是自在的,对“自由”和“快乐”的向往和渴望,是陶渊明对生命最质朴、率真的表达——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陶渊明对生命自由的感受和表达,始终标示着人性的高度、审美的力度。
向往生命自由的本真状态,当然需要“宁静”和“和谐”,因此,宁静”和“和谐”成为陶渊明最重要的生命意象。“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错落的小村,袅袅的炊烟,平阔的田野,朴拙的乡乐,构成了陶渊明的生命世界,他将自己对生命的内在追求化成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营造了一个物我两忘的和谐体。
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初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风度,还是末期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晋末风流,无论是惊惧、颤栗、痛苦和哀伤,还是平淡、冲和、浅斟和低唱,无论是任诞、忧愤,还是质朴和率真,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发现着生命,表达着生命,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为自己活着的人。虽然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活法显得那么艰难、那么沉重,但是他们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无法复制的历史,这是人类精神的探索史,生命成长的心灵史。当历史翻到了21世纪,当“以人为本”已成为普世价值,当我们把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时,我们再回眸千年,那些先哲们探索和发现生命价值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参考文献:
[1]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杨国凤:《魏晋风度解读》,《杭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 年第1期。
[3] 《鲁迅全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4] 余秋雨:《晨雨初听 遥远的绝响》,文汇出版社,2006年。
[5] 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6] 郝跃南、刘文勇:《魏晋风度类型论》,《天府新论》,1999 年第4期。
作者简介:董以平,女,1965—,河北秦皇岛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高职语文教学,工作单位: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