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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描写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是“五四”以来作家们关注的题材领域。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城乡矛盾的凸显期。新世纪浙江作家钟求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零年代》没有走传统的路数，尤其在艺术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这样的探索对提升小说的审美高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关键词：当代小说 钟求是 零年代 城乡二元结构 笔法运用
浙江温州的钟求是，在创作了如《谢雨的大学》《未完成的夏天》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之后，在2009年9月，发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零年代》（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人文原创”系列之一）。他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小说创作的路数下，没有被束缚住，在新的城、乡矛盾异常激烈的时代，描写被社会挤压到最底层的小人物拥有的对人的尊严、对生命的尊重的“新质”的追求。主题外，这里仅就其艺术上的探索简略述之。
一、设计得体的精巧的结构
“在艺术创作中，结构是表现作品主题、展示人物性格的重要艺术手段，是构成作品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结构的好坏，直接影响作品主题的表达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影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因此，历来的优秀艺术家都十分重视作品的结构工作。”[1]钟求是多年来创作中短篇小说，而中短篇小说由于截取生活的断面，人物较少，生活容量较小，势必要求作家必须在结构艺术上匠心独运、精心设计，以有限的篇幅最大化地充实艺术的空间。所以结构一般显得小巧精致。在《零年代》里，作者发挥了多年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的优势，在艺术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秉持艺术创作的理念，精心设计，采用葫芦型，或者马鞍型、哑铃型、褡裢型的方式结构文本，显得精巧别致。全书38章，前19章，主人公赵伏文“大学毕业后侥幸变成吃官饭的人，被丢到这个城市里”，成为在宗教局办公室摆弄文字的小公务员。在老克介绍下，认识了小学音乐教师林心并恋爱起来。在去林心村游玩的晚上，他们尝了禁果。林心怀孕了。楠溪江游玩不慎从竹排落水，水中赵伏文阴差阳错地在林心凸起的腹上踹了一脚。林心耿耿于怀那一脚，起了深的误解，拒绝和赵伏文结婚。任性乃至幼稚的她，轻信父母的安排，在医院被医生拿掉了孩子。当她清醒过来以后，便绝望地跳楼自杀。赵伏文怀着精神救赎的心理，舍弃了城里工作，携着存有“纸灰”的林心骨灰盒，上了荒凉的“林心村”，他陪着村中土坡上的“林心”，以寄托对林心的爱，更主要是为了寻找那份爱，守住那份爱。林心的爱是在林心村，她让赵伏文“再带我去林心村吧，那是我的村子，也是赵所以诞生的地方，我要在那儿住着”。所以，赵伏文再回到那情感开始的地方。而与林心的情感破灭，意味着要从“零”开始。后來，在村中遇到在城里打工被男人所骗回村生孩子的王云琴。在其死缠硬磨下，赵伏文与她在山上结合了。和王云琴的一系列故事，都可看做是为了坚持、守住那份爱情。八年山里枯寂的岁月，他们的四个孩子相继要上学了。为了让孩子们有好的学习环境，赵伏文夫妇决定离开山村去城里。后19章，他们进城后，为城市所不容。城市现代文明的炫目的色彩没有照到最底层的黑暗，反而阴冷和隔膜无情地抛弃了在街道角落里苦苦挣扎的弱小者。赵伏文的几年离去，城里对他已经非常的陌生，时时刻刻在挤兑着他。纵然他拼搏努力，如卖过彩票、编过小报、做过报贩，但统统半途而废。为了生存，王云琴也曾努力过，比如重操旧业走进吧台，乃至“代人怀孕”，均遭凌辱，陷入尴尬和窘迫。一年半的城里生活出现的种种辛酸经历，终于让赵伏文在城里无法生存下去，最后做出令人吃惊而又无奈的决定——自己养不起，但为了孩子能有好前程，决然把四个孩子分别送人。送走了四个孩子，他带着身患重症肌无力病的王云琴回到荒芜的林心村，重又过起了乡野生活。“作家用文学这种形式表现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困境都既与别人的困境有相通性，又与别人的困境有不同性，每个人迎受困境、超越困境的方式都是特殊的，值得关怀与注目的。”[2]钟求是何尝不是这样呢？
作者就是这样架构葫芦的两头或马鞍的两端，一端是城市的现代文明侵蚀下的乡村单调纯朴的生活，表现赵伏文的精神救赎；另一端是乡村农业文化张望下的城市复杂冷漠的生活，表现赵伏文的生存追求。这样独特的结构设计，源自作者的人生追求，正如他在《写作是一种逃离》中所言：“大学毕业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在政府机关上班，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单位待着，平时比较严肃，说的都是挺没意思的公共话语，明显的假，时间一长，就没有了自我……所幸的是我选择了写作，写作帮助了我的逃离。”后来他到温州的文联工作。三四年前，受省作协的派遣，到一个叫瑞安的地方挂一个闲职。他在《关于〈零年代〉的一些思想碎片》中又说：“开始的时候，我整天在县城里东逛西走，企图讨到一些新鲜。但这个县城太繁华了，有着大城市一样的景象和气味。于是我把目光挪向了远处的田间。我拿着乡村地图，从这个乡奔到那个乡，从这个村窜到那个村，像一位游手好闲的猎奇者。有一天，我瞄上了一个叫燕子窝的小村。这个小村处在山腰里……”作者根据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生活体验，艺术地再现了社会图景，让“城”的这一头与“乡”的那一头构成鲜明的对比，以彰显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此时，想到评者评《山南水北》的话：“不时有对比着谈到城市与人的话题，但在我看来，韩少功始终没有在城与乡的对立中来寻找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他只是把被城市压迫了的‘人’挪到了乡村的空地上。在生态史和底层史的构架中，城乡的结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3]”钟求是没有把人“挪”到乡村空地上，而是让人有意识地“回归”山村，也许韩少功不太注重“城乡结构”，但钟求是却努力想打通连接“城”“乡”的通道，然而又不太可能。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世间万事万物，他以感同身受的体验抒写人的生存困境，他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可是很困难。因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形成合力，影响着作家笔下人物走出困境。而农业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文明的撞击，在城市文明膨化的今天，乡村文明显得何等单薄而又无助。因而对现代都市文明背后的很多东西予以反思和拷问，这就凸显了作品的深沉的主题意蕴。 二、直逼现实的精悍的笔锋
独特的结构便于作品主题的开掘，而主题无法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它必须坐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文学需要对严峻的现实做出深刻的关注与反思，文学不能回避社会而沉浸在自己虚构的肤浅的理想图景里自言自语。” [4]作者在“两端”的对比中不是回避，而是更加深入地反映出深沉的社会话题，在表现的时候，作者没有选取笔卷惊涛、墨泻江潮、壮士拂剑、纵横排奡、石破天惊、夺魂褫魄的方式，因为小说没有惊尘蔽天的场面，没有奇崛诡谲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选取阴柔娟秀的内敛式的叙述、清净蕴藉的外射式的对话，把日常生活场景切入文本，让读者在阅读极富张力的文本语言时，又感到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抖落，勇敢直面；对生活问题的解剖，笔锋显得外柔内刚、深沉卓特，极富爆发力和穿透力，印证了一位编辑的评语：“不动声色写残酷。” “浙江的小说在延续传统的抒情品格之外，有了更深刻更厚重的批判精神。” [5]作为浙江作家的后起之秀，钟求是在创作的笔法上，秉承前辈的传统，似在“不动声色”中，把锋芒刺向社会的底层。如小说24章写到重返城市后，“赵伏文没找到差事”，面对“一颗颗打来的子弹”——水费、电费、房租费，他“有些窝囊有些殘废了”。王云琴为了一家的生计，不得不重操旧业又去了KTV。赵伏文“默着脸”，“叹口气”，显得无助又无奈。八年过去了，王云琴已不是“轻嫩的女人了”，与“一群没心没肺的年少女子”相比，她失去竞争力了。但“要让全家六口人的日子湿润起来”，她想到了与客人喝酒，喝得烂醉，就是为了得到双份小费。多么卑微的生活希求啊，多么痛心的社会现实啊，作者似轻描淡写，却重重地甩到读者的面前，痛痛地砸在读者的内心，沉沉地牵起读者的思索——“背景制约下的人生必然状态与作品中人物力图挣脱背景制约而朝向美善的努力之间所形成的悖性，便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悲剧力度。[6]”再如26章写到“长条脸”跟她谈“借腹生子”的事，开初她是瞒着赵伏文的，跟人家立字据、签协议，为的是赚取代孕费。当那“十六万元数字” “能干些什么”或者说“等于什么”的一长串数字像蚂蚁一样爬在作者笔端的时候，又何尝不是爬在读者的心头撕咬着？看到这里，我想每一个读者的心都被震撼了。在社会文明尤其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不是作者抖搂出来，谁会相信竟然还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出现！但为了房租，为了清明的唇裂手术，为了全家的春节，这些只是生活在城市底层人的可怜的生存要求呀！“底层的人也是人，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可笑，但实际上，在很多作家的笔下底层的人确实没有从人的意义上被关怀。底层的人同样是社会中的个体，他们与另外的阶层有着一样的人生感受、生理需求、思想欲望，但是因为缺少了表达的能力与机会，他们的这些需要就被忽略了。” [7]钟求是没有“忽略”底层人的艰苦、艰难、艰辛乃至艰巨，而是以作家的职业敏感去发现他们，以人性的高度去关心他们。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 [8]钟求是的“勘探”是努力的、出色的。透过字里行间，我们感到作者的笔力雄健、入木三分、笔锋犀利，锋芒所到，真有鲜血淋漓的感觉。
由以上两点足以说明作家钟求是在《零年代》小说创作中作了一定的艺术探索。这种探索是有益的。但也应看到一些不足，如结构上的马蹄鞍型失去了“城” “乡”两头的中间过渡地带，还显得生涩阻滞，某种角度影响到了对主题的开掘。
参考文献
[1] 叶子铭.子夜的结构艺术[J].江海学刊，1962（11）.
[2] 姜桂华.执着于困境的发现与出路的寻找——迟子建中短篇小说通解[A]//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中国当代文学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2.
[3] 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24.
[4] 王福和.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325.
[5] 王嘉良.浙江20世纪文学史（修订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50.
[6] 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68.
[7] 王辉，李军.穿越文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极阅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1.
[8]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43.
关键词：当代小说 钟求是 零年代 城乡二元结构 笔法运用
浙江温州的钟求是，在创作了如《谢雨的大学》《未完成的夏天》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之后，在2009年9月，发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零年代》（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人文原创”系列之一）。他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小说创作的路数下，没有被束缚住，在新的城、乡矛盾异常激烈的时代，描写被社会挤压到最底层的小人物拥有的对人的尊严、对生命的尊重的“新质”的追求。主题外，这里仅就其艺术上的探索简略述之。
一、设计得体的精巧的结构
“在艺术创作中，结构是表现作品主题、展示人物性格的重要艺术手段，是构成作品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结构的好坏，直接影响作品主题的表达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影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因此，历来的优秀艺术家都十分重视作品的结构工作。”[1]钟求是多年来创作中短篇小说，而中短篇小说由于截取生活的断面，人物较少，生活容量较小，势必要求作家必须在结构艺术上匠心独运、精心设计，以有限的篇幅最大化地充实艺术的空间。所以结构一般显得小巧精致。在《零年代》里，作者发挥了多年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的优势，在艺术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秉持艺术创作的理念，精心设计，采用葫芦型，或者马鞍型、哑铃型、褡裢型的方式结构文本，显得精巧别致。全书38章，前19章，主人公赵伏文“大学毕业后侥幸变成吃官饭的人，被丢到这个城市里”，成为在宗教局办公室摆弄文字的小公务员。在老克介绍下，认识了小学音乐教师林心并恋爱起来。在去林心村游玩的晚上，他们尝了禁果。林心怀孕了。楠溪江游玩不慎从竹排落水，水中赵伏文阴差阳错地在林心凸起的腹上踹了一脚。林心耿耿于怀那一脚，起了深的误解，拒绝和赵伏文结婚。任性乃至幼稚的她，轻信父母的安排，在医院被医生拿掉了孩子。当她清醒过来以后，便绝望地跳楼自杀。赵伏文怀着精神救赎的心理，舍弃了城里工作，携着存有“纸灰”的林心骨灰盒，上了荒凉的“林心村”，他陪着村中土坡上的“林心”，以寄托对林心的爱，更主要是为了寻找那份爱，守住那份爱。林心的爱是在林心村，她让赵伏文“再带我去林心村吧，那是我的村子，也是赵所以诞生的地方，我要在那儿住着”。所以，赵伏文再回到那情感开始的地方。而与林心的情感破灭，意味着要从“零”开始。后來，在村中遇到在城里打工被男人所骗回村生孩子的王云琴。在其死缠硬磨下，赵伏文与她在山上结合了。和王云琴的一系列故事，都可看做是为了坚持、守住那份爱情。八年山里枯寂的岁月，他们的四个孩子相继要上学了。为了让孩子们有好的学习环境，赵伏文夫妇决定离开山村去城里。后19章，他们进城后，为城市所不容。城市现代文明的炫目的色彩没有照到最底层的黑暗，反而阴冷和隔膜无情地抛弃了在街道角落里苦苦挣扎的弱小者。赵伏文的几年离去，城里对他已经非常的陌生，时时刻刻在挤兑着他。纵然他拼搏努力，如卖过彩票、编过小报、做过报贩，但统统半途而废。为了生存，王云琴也曾努力过，比如重操旧业走进吧台，乃至“代人怀孕”，均遭凌辱，陷入尴尬和窘迫。一年半的城里生活出现的种种辛酸经历，终于让赵伏文在城里无法生存下去，最后做出令人吃惊而又无奈的决定——自己养不起，但为了孩子能有好前程，决然把四个孩子分别送人。送走了四个孩子，他带着身患重症肌无力病的王云琴回到荒芜的林心村，重又过起了乡野生活。“作家用文学这种形式表现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困境都既与别人的困境有相通性，又与别人的困境有不同性，每个人迎受困境、超越困境的方式都是特殊的，值得关怀与注目的。”[2]钟求是何尝不是这样呢？
作者就是这样架构葫芦的两头或马鞍的两端，一端是城市的现代文明侵蚀下的乡村单调纯朴的生活，表现赵伏文的精神救赎；另一端是乡村农业文化张望下的城市复杂冷漠的生活，表现赵伏文的生存追求。这样独特的结构设计，源自作者的人生追求，正如他在《写作是一种逃离》中所言：“大学毕业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在政府机关上班，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单位待着，平时比较严肃，说的都是挺没意思的公共话语，明显的假，时间一长，就没有了自我……所幸的是我选择了写作，写作帮助了我的逃离。”后来他到温州的文联工作。三四年前，受省作协的派遣，到一个叫瑞安的地方挂一个闲职。他在《关于〈零年代〉的一些思想碎片》中又说：“开始的时候，我整天在县城里东逛西走，企图讨到一些新鲜。但这个县城太繁华了，有着大城市一样的景象和气味。于是我把目光挪向了远处的田间。我拿着乡村地图，从这个乡奔到那个乡，从这个村窜到那个村，像一位游手好闲的猎奇者。有一天，我瞄上了一个叫燕子窝的小村。这个小村处在山腰里……”作者根据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生活体验，艺术地再现了社会图景，让“城”的这一头与“乡”的那一头构成鲜明的对比，以彰显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此时，想到评者评《山南水北》的话：“不时有对比着谈到城市与人的话题，但在我看来，韩少功始终没有在城与乡的对立中来寻找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他只是把被城市压迫了的‘人’挪到了乡村的空地上。在生态史和底层史的构架中，城乡的结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3]”钟求是没有把人“挪”到乡村空地上，而是让人有意识地“回归”山村，也许韩少功不太注重“城乡结构”，但钟求是却努力想打通连接“城”“乡”的通道，然而又不太可能。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世间万事万物，他以感同身受的体验抒写人的生存困境，他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可是很困难。因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形成合力，影响着作家笔下人物走出困境。而农业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文明的撞击，在城市文明膨化的今天，乡村文明显得何等单薄而又无助。因而对现代都市文明背后的很多东西予以反思和拷问，这就凸显了作品的深沉的主题意蕴。 二、直逼现实的精悍的笔锋
独特的结构便于作品主题的开掘，而主题无法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它必须坐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文学需要对严峻的现实做出深刻的关注与反思，文学不能回避社会而沉浸在自己虚构的肤浅的理想图景里自言自语。” [4]作者在“两端”的对比中不是回避，而是更加深入地反映出深沉的社会话题，在表现的时候，作者没有选取笔卷惊涛、墨泻江潮、壮士拂剑、纵横排奡、石破天惊、夺魂褫魄的方式，因为小说没有惊尘蔽天的场面，没有奇崛诡谲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选取阴柔娟秀的内敛式的叙述、清净蕴藉的外射式的对话，把日常生活场景切入文本，让读者在阅读极富张力的文本语言时，又感到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抖落，勇敢直面；对生活问题的解剖，笔锋显得外柔内刚、深沉卓特，极富爆发力和穿透力，印证了一位编辑的评语：“不动声色写残酷。” “浙江的小说在延续传统的抒情品格之外，有了更深刻更厚重的批判精神。” [5]作为浙江作家的后起之秀，钟求是在创作的笔法上，秉承前辈的传统，似在“不动声色”中，把锋芒刺向社会的底层。如小说24章写到重返城市后，“赵伏文没找到差事”，面对“一颗颗打来的子弹”——水费、电费、房租费，他“有些窝囊有些殘废了”。王云琴为了一家的生计，不得不重操旧业又去了KTV。赵伏文“默着脸”，“叹口气”，显得无助又无奈。八年过去了，王云琴已不是“轻嫩的女人了”，与“一群没心没肺的年少女子”相比，她失去竞争力了。但“要让全家六口人的日子湿润起来”，她想到了与客人喝酒，喝得烂醉，就是为了得到双份小费。多么卑微的生活希求啊，多么痛心的社会现实啊，作者似轻描淡写，却重重地甩到读者的面前，痛痛地砸在读者的内心，沉沉地牵起读者的思索——“背景制约下的人生必然状态与作品中人物力图挣脱背景制约而朝向美善的努力之间所形成的悖性，便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悲剧力度。[6]”再如26章写到“长条脸”跟她谈“借腹生子”的事，开初她是瞒着赵伏文的，跟人家立字据、签协议，为的是赚取代孕费。当那“十六万元数字” “能干些什么”或者说“等于什么”的一长串数字像蚂蚁一样爬在作者笔端的时候，又何尝不是爬在读者的心头撕咬着？看到这里，我想每一个读者的心都被震撼了。在社会文明尤其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不是作者抖搂出来，谁会相信竟然还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出现！但为了房租，为了清明的唇裂手术，为了全家的春节，这些只是生活在城市底层人的可怜的生存要求呀！“底层的人也是人，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可笑，但实际上，在很多作家的笔下底层的人确实没有从人的意义上被关怀。底层的人同样是社会中的个体，他们与另外的阶层有着一样的人生感受、生理需求、思想欲望，但是因为缺少了表达的能力与机会，他们的这些需要就被忽略了。” [7]钟求是没有“忽略”底层人的艰苦、艰难、艰辛乃至艰巨，而是以作家的职业敏感去发现他们，以人性的高度去关心他们。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 [8]钟求是的“勘探”是努力的、出色的。透过字里行间，我们感到作者的笔力雄健、入木三分、笔锋犀利，锋芒所到，真有鲜血淋漓的感觉。
由以上两点足以说明作家钟求是在《零年代》小说创作中作了一定的艺术探索。这种探索是有益的。但也应看到一些不足，如结构上的马蹄鞍型失去了“城” “乡”两头的中间过渡地带，还显得生涩阻滞，某种角度影响到了对主题的开掘。
参考文献
[1] 叶子铭.子夜的结构艺术[J].江海学刊，1962（11）.
[2] 姜桂华.执着于困境的发现与出路的寻找——迟子建中短篇小说通解[A]//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中国当代文学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2.
[3] 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24.
[4] 王福和.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325.
[5] 王嘉良.浙江20世纪文学史（修订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50.
[6] 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68.
[7] 王辉，李军.穿越文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极阅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1.
[8]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