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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埃尔默·莱斯早期、中期、晚期的三部代表作《加算器》《街景》《梦女孩》在表达了现代人存在主义式的生活困境的同时，也向逐渐被异化的现代人提供了与存在主义不尽相同的解决之道。如今，当代的读者仍然面临着和莱斯的角色们相似的人生困境和精神危机，他们可以对莱斯和存在主义给出的不同解答进行自主解读和选择。
关键词：社会功能 自我认知 自我 异化 反抗 选择 生活之爱
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颇具影响力的剧作家埃尔默·莱斯早期、中期、晚期的代表作《加算器》《街景》《梦女孩》具有一个共同主题：人在面对人性的异化这一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时产生的困惑、焦虑、愤怒、反思和反抗。至今针对莱斯作品的文学解读多强调其写作技巧和舞台效果，较少触及莱斯作品的精神内核，更没有人对这三部代表作的共同主题——自我的遗失与重建——加以统一论述，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对比解读这三部作品。
同时代的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也察觉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此前对《加算器》的存在主义解读重点在于莱斯和存在主义的共通之处，但没有探索这两者的根本不同。莱斯和存在主义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却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本文的重点。
一、自我的遗失 ——荒谬：反抗的源头
存在主义认为，现代人生活的世界荒谬而无意义，人在“日常的義务”中失去了真正的存在（科萨克， 2003：51）。莱斯的三部代表作就设置在存在主义式背景下：人处于荒谬的世界，被推至一个必须反抗的节点。荒谬性体现如下：
（一）梦想与现实的差距
莱斯非常擅长描绘底层人士面对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产生的幻灭。《加算器》中，零先生无法获得受人尊敬的人生，零夫人无法得到事业有成的丈夫，黛西无法获得调剂其枯燥生活的恋情；《梦女孩》中，女主角乔治娜在生活、事业乃至婚恋方面皆求而不得；《街景》中，莫伦特先生为我独尊，但不可能让家内家外的世界都按照他认为最理想的秩序运转；莫伦特夫人深陷于对柔情和理解的渴望与失望。于是，个人对环境及自身失去信心，丧失人格尊严。零先生的自我评价极低，《街景》中多数角色更是对没有尊严的生活都已麻木，乔治娜理想中的自我和现实中的自我的差异也在她心中根植了一种无力感，使她因自卑而变得敏感而尖锐。
（二）压抑的欲望
存在主义认为，现代化首先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人类的原始本能和激情（巴雷特， 2007： 221）”。道德伦理和原始性欲的冲突也是莱斯常写的母题。莫伦特夫人因在家庭中爱欲受挫而走向婚外情，罗斯时时遭受已婚老板的挑逗。乔治娜一面担忧年龄渐长而失去性吸引力，一面对姐夫吉姆抱有爱欲之心。零先生和同事黛西暗自互相觊觎，但黛西也不是零先生在夫妻关系中受压抑的性欲唯一的投射对象：零先生一直长期偷窥一名住在其公寓对面的妓女。性欲被压制，以错误的形式进行宣泄，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形成恶性循环。
（三）异化
存在主义认为，人类面临着三重异化：自然（宗教）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巴雷特，2007： 37）。这三重异化在莱斯的三部作品中都有体现。
社会：人被等同于他的社会功能，正如零先生被等同于加减数字的机器（戏剧的名称“加算器”不仅仅指代取代了零先生的那批机器，也指代零先生本人），他的同事也按数字命名，所有人着装相同，暗示异化在这个行业中普遍存在。《街景》则集中表现女性的异化。莫伦特先生一直试图运用社会赋予的男权控制莫伦特夫人，把她视作维持家庭的机器。罗斯的上司伊斯特以物质交易的形式向她求欢，也将她视做一件漂亮的货物。
宗教：《加算器》中，天堂被描绘成了一个车间，廉价生产灵魂，又因为地球新生儿太多、灵魂供不应求而将灵魂“重复利用”，直到灵魂破损不堪、被彻底销毁。这是神的官僚化和灵魂的物化。
个人：异化导致的结果是自我意识的丧失和自我认知的混乱。个体为了适应社会、获得认可，只能更加努力地向其社会功能靠拢，自觉深化自身的异化，正如零先生到了天堂也无法想象做除了加法之外的工作。但社会功能毕竟不是真正的自我，个体在其中无法获得真正的归属感。人被荒谬的世界推向绝望，不得已开始反抗。
二、失败的反抗——解构萨特存在主义
对于如何反抗荒谬，不同的存在主义者解答各异。而莱斯的角色的反抗，与萨特定义的反抗截然不同，这是他们根本的分歧。莱斯的角色反抗的方式各异。乔治娜寄情于不切实际的梦想进行反抗，吉姆靠逃避来进行反抗；也有人通过死亡来反抗——失去工作的零先生杀死了他的上司，莫伦特先生则杀死了妻子及其情人，黛西则选择了自杀结束虚无的生命。但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这些反抗都是失败的。
（一）关于自由选择
萨特认为反抗的意义在于寻找个人真实的存在方式，个人通过他“自由做出的”（萨特，1988：19）选择成为英雄或懦夫。但莱斯并没有赋予他的角色太多的选择自由。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承认选择自由面临着现实的局限，但他仍然相信人做出选择时的主动性力量；而莱斯笔下，现实的局限性十分强大，人物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做出的选择显得被动、无奈。不明智。他们反抗的结果也没有获得自由。零先生和莫伦特先生不但没有获得精神的解脱，也在法律的制裁下丧失了肉身的自由。自杀的黛西也由于零先生的退缩没能获得自由的爱情。
（二）萨特不承认预先存在的本质，但在莱斯的戏剧世界里，有一种预先存在的力量决定着人的本质和命运。零先生的悲剧人生是由于他的灵魂在被创造出时就属于“劣质”灵魂。“奴隶”的印记一开始就烙在他的灵魂中，他生生世世无法摆脱，冷漠的神的意志完全主宰着个体的命运。
（三）关于负责
萨特强调责任，认为个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的同时也为他人做出了选择。因此，人在为自身负责的同时，也必须为“所有人”负责（萨特，1988：9）。而莱斯笔下的角色则鲜少有为他人负责的坚强品质。剧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冲突十分尖锐，想要自我与他人兼顾也不切实际：零先生被更精确的新机器取代，这是典型的经济体系为追求经济利益牺牲个体利益的例子。三部戏剧里出现的三角恋爱模式 中，要满足爱欲更是只能摒弃责任。试图两者兼顾的人反而显得虚伪，如试图家庭与情人“兼顾”的伊斯特。 （四）关于超越
萨特希望个体能够寻到自己独立的存在方式，超越自在的存在。然而在莱斯的三部戏剧中，没有人通过反抗获得独立或超越：所有的人生剧变都没能让零先生意识到精神独立的重要性。 莫伦特夫人始终将生活的动力寄托于他人，对丈夫失望便转向情人，直至被杀都没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弑妻的莫伦特先生更是因悔恨而彻底否认了自己。
三、莱斯的答案-如何重获自我
《加算器》1923年公演，《街景》1929年公演，《梦女孩》1945年完结并公演。由此看出莱斯对人性的信心是逐渐增强的。《加算器》中所有的角色都无药可救；《街景》的多数角色都自私伪善或堕落，但心底纯善的罗斯摆脱了恶劣的生活环境；《梦女孩》中的乔治娜也最终找到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在罗斯和乔治娜身上，莱斯给出了重铸自我的答案。
（一）调试欲望
莱斯对于角色被压制的欲望报以同情，但也对他们过度的宣泄行为进行警示。对于像零先生和莫伦特夫妇那样从不调适欲求的人物，他只给他们虚幻而短暂的希望。乔治娜最终学会了调适自己的欲望，莱斯便给她重新开始的机会。罗斯则是唯一一个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人：她对伊斯特确有好感，伊斯特向她许诺的物质和情感的满足也确实构成诱惑。但罗斯有底线，不会在诱惑面前迷失做出错误的选择。她的自制力不仅帮助她抵制了饮鸩止渴的危险，也使她在现代社会严酷的生活环境下保持了心智的健全。
（二）生活之爱
爱是获得内心力量的关键，包括男女之爱，也包括更宽泛的对生活的热情。乔治娜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受到关注，因此滋生了光怪陆离的幻梦。克拉克弥合了她心中对爱与关注的渴望，将她从梦境领入真实。至此，不切实际的乔治娜日趋健康勇敢，愤世嫉俗的克拉克则日趋温和包容。
与乔治娜和克拉克这唯一的佳偶相比，莱斯笔下更多的男女之爱则显得脆弱而善变。显然，莱斯更加坚信生活之爱的力量，并把這一力量赋予了罗斯。罗斯对生活抱有热情，会从生活中一切零星的美好之处汲取能量：“我有时也会心情不好……但今天早上路过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儿一片绿荫，生机勃勃，我突然觉得，一切或许还不是那么糟糕（1.1.105-106）。”除了自然之美，她同样珍惜日常的生活乐趣：“活着，呼吸，散散步，看看你喜欢的人，听到他们的欢笑（1.2.129）”。作为唯一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物，罗斯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世界达成和解、保留了健康人格和独立自我的人物，这个安排可谓意味深长。
异化是现代社会文学、哲学和心理学常见的话题。莱斯和萨特分别从文学和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答。萨特的解决方案更趋向精英化，他的双重责任和自由选择的理念都有英雄色彩。而莱斯则更加平民化，通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表达了更朴实的重归本真之路。
参考文献
[1] 埃尔默·莱斯.埃尔默·莱斯的三部戏剧[M].希尔及王氏出版社，1965，3.
[2]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
[3] 威廉姆斯·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7.
[4] 耶日·科萨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M].王念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01-01.
关键词：社会功能 自我认知 自我 异化 反抗 选择 生活之爱
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颇具影响力的剧作家埃尔默·莱斯早期、中期、晚期的代表作《加算器》《街景》《梦女孩》具有一个共同主题：人在面对人性的异化这一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时产生的困惑、焦虑、愤怒、反思和反抗。至今针对莱斯作品的文学解读多强调其写作技巧和舞台效果，较少触及莱斯作品的精神内核，更没有人对这三部代表作的共同主题——自我的遗失与重建——加以统一论述，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对比解读这三部作品。
同时代的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也察觉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此前对《加算器》的存在主义解读重点在于莱斯和存在主义的共通之处，但没有探索这两者的根本不同。莱斯和存在主义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却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本文的重点。
一、自我的遗失 ——荒谬：反抗的源头
存在主义认为，现代人生活的世界荒谬而无意义，人在“日常的義务”中失去了真正的存在（科萨克， 2003：51）。莱斯的三部代表作就设置在存在主义式背景下：人处于荒谬的世界，被推至一个必须反抗的节点。荒谬性体现如下：
（一）梦想与现实的差距
莱斯非常擅长描绘底层人士面对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产生的幻灭。《加算器》中，零先生无法获得受人尊敬的人生，零夫人无法得到事业有成的丈夫，黛西无法获得调剂其枯燥生活的恋情；《梦女孩》中，女主角乔治娜在生活、事业乃至婚恋方面皆求而不得；《街景》中，莫伦特先生为我独尊，但不可能让家内家外的世界都按照他认为最理想的秩序运转；莫伦特夫人深陷于对柔情和理解的渴望与失望。于是，个人对环境及自身失去信心，丧失人格尊严。零先生的自我评价极低，《街景》中多数角色更是对没有尊严的生活都已麻木，乔治娜理想中的自我和现实中的自我的差异也在她心中根植了一种无力感，使她因自卑而变得敏感而尖锐。
（二）压抑的欲望
存在主义认为，现代化首先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人类的原始本能和激情（巴雷特， 2007： 221）”。道德伦理和原始性欲的冲突也是莱斯常写的母题。莫伦特夫人因在家庭中爱欲受挫而走向婚外情，罗斯时时遭受已婚老板的挑逗。乔治娜一面担忧年龄渐长而失去性吸引力，一面对姐夫吉姆抱有爱欲之心。零先生和同事黛西暗自互相觊觎，但黛西也不是零先生在夫妻关系中受压抑的性欲唯一的投射对象：零先生一直长期偷窥一名住在其公寓对面的妓女。性欲被压制，以错误的形式进行宣泄，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形成恶性循环。
（三）异化
存在主义认为，人类面临着三重异化：自然（宗教）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巴雷特，2007： 37）。这三重异化在莱斯的三部作品中都有体现。
社会：人被等同于他的社会功能，正如零先生被等同于加减数字的机器（戏剧的名称“加算器”不仅仅指代取代了零先生的那批机器，也指代零先生本人），他的同事也按数字命名，所有人着装相同，暗示异化在这个行业中普遍存在。《街景》则集中表现女性的异化。莫伦特先生一直试图运用社会赋予的男权控制莫伦特夫人，把她视作维持家庭的机器。罗斯的上司伊斯特以物质交易的形式向她求欢，也将她视做一件漂亮的货物。
宗教：《加算器》中，天堂被描绘成了一个车间，廉价生产灵魂，又因为地球新生儿太多、灵魂供不应求而将灵魂“重复利用”，直到灵魂破损不堪、被彻底销毁。这是神的官僚化和灵魂的物化。
个人：异化导致的结果是自我意识的丧失和自我认知的混乱。个体为了适应社会、获得认可，只能更加努力地向其社会功能靠拢，自觉深化自身的异化，正如零先生到了天堂也无法想象做除了加法之外的工作。但社会功能毕竟不是真正的自我，个体在其中无法获得真正的归属感。人被荒谬的世界推向绝望，不得已开始反抗。
二、失败的反抗——解构萨特存在主义
对于如何反抗荒谬，不同的存在主义者解答各异。而莱斯的角色的反抗，与萨特定义的反抗截然不同，这是他们根本的分歧。莱斯的角色反抗的方式各异。乔治娜寄情于不切实际的梦想进行反抗，吉姆靠逃避来进行反抗；也有人通过死亡来反抗——失去工作的零先生杀死了他的上司，莫伦特先生则杀死了妻子及其情人，黛西则选择了自杀结束虚无的生命。但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这些反抗都是失败的。
（一）关于自由选择
萨特认为反抗的意义在于寻找个人真实的存在方式，个人通过他“自由做出的”（萨特，1988：19）选择成为英雄或懦夫。但莱斯并没有赋予他的角色太多的选择自由。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承认选择自由面临着现实的局限，但他仍然相信人做出选择时的主动性力量；而莱斯笔下，现实的局限性十分强大，人物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做出的选择显得被动、无奈。不明智。他们反抗的结果也没有获得自由。零先生和莫伦特先生不但没有获得精神的解脱，也在法律的制裁下丧失了肉身的自由。自杀的黛西也由于零先生的退缩没能获得自由的爱情。
（二）萨特不承认预先存在的本质，但在莱斯的戏剧世界里，有一种预先存在的力量决定着人的本质和命运。零先生的悲剧人生是由于他的灵魂在被创造出时就属于“劣质”灵魂。“奴隶”的印记一开始就烙在他的灵魂中，他生生世世无法摆脱，冷漠的神的意志完全主宰着个体的命运。
（三）关于负责
萨特强调责任，认为个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的同时也为他人做出了选择。因此，人在为自身负责的同时，也必须为“所有人”负责（萨特，1988：9）。而莱斯笔下的角色则鲜少有为他人负责的坚强品质。剧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冲突十分尖锐，想要自我与他人兼顾也不切实际：零先生被更精确的新机器取代，这是典型的经济体系为追求经济利益牺牲个体利益的例子。三部戏剧里出现的三角恋爱模式 中，要满足爱欲更是只能摒弃责任。试图两者兼顾的人反而显得虚伪，如试图家庭与情人“兼顾”的伊斯特。 （四）关于超越
萨特希望个体能够寻到自己独立的存在方式，超越自在的存在。然而在莱斯的三部戏剧中，没有人通过反抗获得独立或超越：所有的人生剧变都没能让零先生意识到精神独立的重要性。 莫伦特夫人始终将生活的动力寄托于他人，对丈夫失望便转向情人，直至被杀都没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弑妻的莫伦特先生更是因悔恨而彻底否认了自己。
三、莱斯的答案-如何重获自我
《加算器》1923年公演，《街景》1929年公演，《梦女孩》1945年完结并公演。由此看出莱斯对人性的信心是逐渐增强的。《加算器》中所有的角色都无药可救；《街景》的多数角色都自私伪善或堕落，但心底纯善的罗斯摆脱了恶劣的生活环境；《梦女孩》中的乔治娜也最终找到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在罗斯和乔治娜身上，莱斯给出了重铸自我的答案。
（一）调试欲望
莱斯对于角色被压制的欲望报以同情，但也对他们过度的宣泄行为进行警示。对于像零先生和莫伦特夫妇那样从不调适欲求的人物，他只给他们虚幻而短暂的希望。乔治娜最终学会了调适自己的欲望，莱斯便给她重新开始的机会。罗斯则是唯一一个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人：她对伊斯特确有好感，伊斯特向她许诺的物质和情感的满足也确实构成诱惑。但罗斯有底线，不会在诱惑面前迷失做出错误的选择。她的自制力不仅帮助她抵制了饮鸩止渴的危险，也使她在现代社会严酷的生活环境下保持了心智的健全。
（二）生活之爱
爱是获得内心力量的关键，包括男女之爱，也包括更宽泛的对生活的热情。乔治娜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受到关注，因此滋生了光怪陆离的幻梦。克拉克弥合了她心中对爱与关注的渴望，将她从梦境领入真实。至此，不切实际的乔治娜日趋健康勇敢，愤世嫉俗的克拉克则日趋温和包容。
与乔治娜和克拉克这唯一的佳偶相比，莱斯笔下更多的男女之爱则显得脆弱而善变。显然，莱斯更加坚信生活之爱的力量，并把這一力量赋予了罗斯。罗斯对生活抱有热情，会从生活中一切零星的美好之处汲取能量：“我有时也会心情不好……但今天早上路过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儿一片绿荫，生机勃勃，我突然觉得，一切或许还不是那么糟糕（1.1.105-106）。”除了自然之美，她同样珍惜日常的生活乐趣：“活着，呼吸，散散步，看看你喜欢的人，听到他们的欢笑（1.2.129）”。作为唯一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物，罗斯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世界达成和解、保留了健康人格和独立自我的人物，这个安排可谓意味深长。
异化是现代社会文学、哲学和心理学常见的话题。莱斯和萨特分别从文学和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答。萨特的解决方案更趋向精英化，他的双重责任和自由选择的理念都有英雄色彩。而莱斯则更加平民化，通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表达了更朴实的重归本真之路。
参考文献
[1] 埃尔默·莱斯.埃尔默·莱斯的三部戏剧[M].希尔及王氏出版社，1965，3.
[2]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
[3] 威廉姆斯·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7.
[4] 耶日·科萨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M].王念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