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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伺的眼睛，混在几百道满溢着激情和焦灼的目光中，一起等待着主角的登场。下午三点钟，已经被唾沫飞溅的致辞和介绍鼓动得心潮澎湃的听众，终于等到了他们心目中的传奇偶像闪亮登场。孙文，缔造亚洲第一民主共和国的革命领袖，穿着他常穿的深色西装，留着他招牌的日式胡须，用带着浓重广东腔的国语站在台上侃侃而谈，很令台下的听众陶醉倾倒。尽管演讲的时间足有一个小时，但并没有人感到厌倦，根据那名混在人群中的窥伺者干巴巴的记录——“大家非常感动”。
就像那个时代革命者演讲时的所有套话一样，“为国尽力”、“东亚和平”、“诚心诚意”、“努力奋争”这些词语就像磁粉一样各就各位，吸附在整个演讲的内容当中，充当调动情绪必不可少的调味品——20世纪初的中国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内乱不已，外强环伺，倘使不能努力奋争，那么亡国灭种就为时不远，唯有尖刻刺痛的鼓噪呐喊方是疗救这个国家嗜睡症的一剂猛药。
台上奋臂高呼，台下群情激奋，你不能说这场演讲不成功，如果它是在1912年到1913年7月前的任何一个时间的任何一个地点发生，它都将是一场极为成功的集会。但实际上，当时间冷漠地进入1914年并为这场集会安排了7月8日这个时间时，它就成了一场弥漫着失败气氛的集会。此时距离那场失败的二次革命的发动刚好过去一年，麇集会场的一大帮人，从演讲者到听众都是在这场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异乡的失败革命者。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场集会选择的地点——日本东京的精养轩也颇具深意——逮自清末之时，精养轩就被作为激进的留学生和反政府会党进行密谋或进行秘密集会之所。对这场集会的主角孙文来说，此地甚至还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12年前，旅日留学生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就预定在这里举行，孙文是其中主要的赞成人之一。但就像曾在这里举行的其它秘密集会和密谋一样，这场纪念会也同样以失败告终——就在集会举行那天，大群的日本警察突然赶往精养轩，武力驱散了所有赴会人群。
但无论如何，这座对警察和密探有着极强吸引力的东京地标建筑，仍然被孙文和他的革命同志定为秘密集会的场所。尽管号称秘密集会，但上百名胸前别着红白缎织别针的中国人进进出出，不可能不引起注意，所以这场集会上宣布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也成为了日本警视厅密切监视的对象。那名从旁窥伺的日本密探的报告，也成了关于这场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唯一保存下来的全程记录。
这多少出乎人的意料——当革命、反叛、秘密集会、侦探这些关键词被搁在一起时，总会让人心生一种半惊半险的刺激感，但实际情况是，唯一打扰这场集会的人，只是一个名叫胡昂的冒失的革命同志，没有人捣乱会场、没有闯入会场的警察，甚至连窗外一晃而过的人影都没有。为这场历史性集会充当背景的只有室内的激情和室外的平静，一切如常。这个国家似乎与孙文这群流亡的革命者达成了一种古怪的默契：只要这群革命者不安分的行为时刻在他的注视之下，不安分就是被允许的——他们只是一群失败的流亡者。
失败的账簿
“我们同志目下虽流亡日本，但追慕母国之念一时也未离开脑际。将来如何使我民国得屹立于世界，此乃与诸君共谋之大事。”
身在异乡，心怀故国，颠沛流离，不忘大志。日本密探记录下的孙文的演说词充满了激励人心的乐观主义，但与演说中巨大的乐观相对的，是现实中的落魄彷徨，前途晦暗不明。1913年8月17日，在横滨登陆的那个人脸上挂着的绝不是对前景的乐观和胜利的希望，而是写满疲惫和挫败。相比1913年2月作为中华民国铁路督办赴日访问所受到的隆重欢迎和国宾礼遇，6个月后沦为流亡者的孙文在横滨秘密登岸时，面对的只有浓黑的深夜和排斥的目光，只是靠着他在日本几位有通天之能的挚友的奔走请托，以及他本人的“暂居日本观察中国时局，然后决定自己之进退”的保证，孙文才勉强在这个前恭后倨的国家保有一席之地。到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召开的1914年7月8日，这位保证“暂居日本”的流亡革命者已在日本客居已近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去筹谋未来和回顾往昔。
1914年孙文已然四十有八，遭遇了他自己的“中年危机”。说起来，这位流亡者在东京的生活还算舒适，热情的东道头山满说动福冈煤矿主安川敬一郎为这位流亡的革命者每月提供一万日元的日常花销，保证生活无忧困乏。但他并无余力帮助追随他的流亡同志，确保他们衣食无虞。在一封写给南洋华侨领袖邓泽如的信中，孙提到这些追随他的“在东之亡命客”，“不特目前无进行之款，即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者”，甚至“前日大雪”时，“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人心更是一盘散沙，不少人“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
相比整日萦绕耳畔让人焦虑的流亡同志的“互相诟谇”，那个“一时也未离开脑际”所深深追慕的“母国”，却平静得令人绝望。1913年那场失败的革命后，孙文最大的政敌袁世凯俨然大权在握，所有反对者都已噤声。为了祝贺这场绝对的大捷，袁世凯选择在1913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两周年纪念这天举行正式大总统就职大典，以这种奢华的讽刺为自己的胜利加冕。一位敏锐的记者发现，悬挂在革命纪念大厅里的革命伟人画像已经经过了一遍彻底的清洗，孙中山和他的亲密战友黄兴的画像被置于别室，封门加锁，与此同时的是对孙文和他过往历史的有计划的忽视和抹去。孙文作为革命元勋的荣典被袁世凯下令褫夺，他的事迹被从报刊书籍中剔除，到1914年年初，唯一能让人想起这位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事，只有这一年2月教育部下达的一条命令，要求各学校、商店将教科书中刊有孙文、黄兴照片及对孙、黄赞扬之词一律删除净尽。对政敌施以的这一除忆诅咒，隔海远望的孙文别无他法，只得看着政治铁拳在他曾播下革命种子的大地撒下遗忘之盐——1914年摊在孙文面前的是一本失败的账簿。
流亡的先知
1914年的失败账簿不过是孙文一连串失败账目的一笔新的记账而已，从后来看，这个账本还会不断加厚起来。或者用革命派惯常使用的修辞术，也可以被称为“屡败屡战”。从1894年他创立兴中会开始，失败女神和革命女神便一道挽臂而来。如果说1895年的广州首义是因为新手登场经验不足而流产的话，那么之后的九次起义失败则证明孙文确实越来越蒙受失败女神异乎寻常的垂青。与失败相生相伴的是流亡，从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孙文就开始了他的流亡之路。从此之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孙文都未曾一履他所深深追慕的母国故土。每一次国内发生的起义，孙文大都只是遥控指挥或隔岸观火，再从幸存者的口中或是报纸上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而每一次失败，又为孙文增添了更多的流亡革命同志。 流亡加失败，几乎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循环套，孙文身陷其中难以自拔。
长久以来的流亡生涯为孙文在海外建立了广泛的声誉，但1913年二次革命如此惨重的失败，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原因才能服众。但问题在于，谁应当承担失败的责任？
宋案发生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入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
这个罪魁祸首在1914年5月29日，孙文写给他曾经的亲密战友，和他并称“孙黄”的革命最佳拍档黄兴的信中被揭露出来。在孙文看来，正是他这位昔日战友将革命带入了失败的深渊，如果不是黄兴一再贻误战机，给了袁世凯充足的准备时间，则这场革命“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在革命中，黄兴擅自逃离已被革命党占领的南京，导致南方重镇失守，引发一连串失败的连锁效应，更是罪无可绾。到了革命之末，大事已去，孙文打算动员第八师营长“冒险一发，求一死所”时，又被黄兴所阻拦。
贻误战机、临阵脱逃、阻碍发兵，黄兴作为革命失败罪魁祸首的罪名，已经被孙文盖棺定论。而真正不幸的则是他这位战败后被迫流亡异域的先知，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卡珊德拉一样，徒劳地在人群中做出灾难的预言，想要挽回败局，却被他昔日的拍档和同志扼住了喉咙，在给一位美国金主的信中，孙文抱怨“第一次革命在我回国前已经爆发……第二次革命我没有参加，因我以为那里的很多人完全有能力把事情办好……可是，厨子多了煮坏汤！”正是他先知先觉的判断未能践行，所以才招致失败的厄运——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绝佳的说辞。
“南京事变，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黄兴认下了所有的罪责，并没有任何赌气的成分在内。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孙文在二次革命开始时曾提出过这些使“吾党有百胜之道”的意见，但黄兴对失败责任的承担以及他流亡日本的苦闷都完善了他作为一个受尽背叛和无能为力的流亡先知的形象。在1911年前，孙文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失败英雄，屡战屡败，从失败中获得教训和力量，为追求最终胜利而一次次地进行尝试，但在1914年，这位失败英雄已经成了一个流亡的先知，哀叹自己面对可预见的结局却无力旋乾转坤。根据孙文未来的妹夫孔祥熙的观察，这位流亡先知的“不安和焦虑，已经影响了他的神经系统”，尽管这个说法确实夸大其辞，但孙文确实陷入了一种个人危机之中。“失败”曾将他造就为革命英雄，现在则将他塑造成阴郁的先知，他过去寻求命运的指引，现在却自信已洞悉命运的巨网：
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是豪杰！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
服从我吧
服从应当如何表现？这一点并不困难，只需要经过一个简单的服从仪式即可。参加仪式的人需要亲手书写一份誓约，发誓自己“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并且志愿“实行宗旨；服从命令；尽忠职务；严守秘密；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然后由介绍人引至效忠对象孙文面前，高举左手，手心向天，立正宣读这份誓约。读毕，按上左中指指模，将其“捧呈”到孙文手中，和孙文握个手，再祗聆其一番简单的训誓后，整场服从仪式便宣告结束，而立誓人也成为了一名孙文麾下的中华革命党党员。
孙文本人的誓约也在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被宣读，并当众摁下指模以示大公至正。革命党魁的誓约与普通党员的誓约只有一个微小但关键的差别，那就是“附从孙先生”变成了“统率同志”，一句之差，使服从与被服从，统率与执行，判若云泥。
立誓容易，但下定决心却难，中华革命党的入党仪式更像是传统中国的秘密会党，“附从孙文”一如江湖会党门徒效忠大佬，“甘受极刑”的狠誓也与纵横四海的“天地会”中天诛地灭的誓词无二。孙文于1913年开始筹建的中华革命党更像是一个小型的秘密黑帮组织，入党人士可谓帮会小弟，而孙文自然就是头把龙头交椅的江湖大佬。这不由得让人感到孙文是把1904年倡导革命时曾立誓加入秘密会社洪门，并被封为“洪棍”的故事，在10年后改头换面重新上演。
但这一相隔十载的仿效实在具有某种凄凉的讽刺味道。孙文早年革命生涯确实仰赖洪门等秘密会党助力尤巨，不特因其本人即为会党高层，其革命事业更是藉会党之力招揽捐助，吸引人气。“革命与洪门，气味相投，声应气求，非同运用”，孙文对洪门的啧啧称颂言尚在耳，而其态度却在民国建立，自己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翻然变脸，曾经“气味相投”的秘密会党转眼间就被斥为“会匪”惩办围剿。曾为孙文担任总统大张声势的美国致公堂魁首黄三德试图融入民国，再三请求孙文为洪门立案，更是皆遭拒绝，备受白眼，甚至连请求代筹返回船费，孙文都“靳而不予”——孙文欲漂白自己出身的行径让会党心死如灰。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陷入困境的孙文却又再次想起了自己的旧日盟友，在抄袭了洪门的入会仪式后，更是广发传单动员致公堂改为中华革命党，预备革命筹款。但孙文最终只是收到了被其抛弃的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的一封冷漠的回信：
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尽管如此，孙文仍然相信乞灵于他曾一度弃若敝履的秘密会党组织型态乃是救赎之道，他要建立一个纪律森严、效忠于己的革命政党，确立革命领袖也就是他本人的绝对权威。
如果说服从效忠的行为使中华革命党犹如秘密会党，则其垄断政治权力的做法，更像是20世纪兴起的极权政党，每个党员的地位和权力将由与孙文本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入党时间来决定。凡在革命之前入党者，即为“首义党员”，日后将为“元勋公民”，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特权；而在革命开始之后，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者，则为“协助党员”，日后为“有功公民”，但只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革命胜利之后始入党者为“普通党员”，日后则为“先进公民”，赋予他们的权力只剩下了选举权，而非党员则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这种将特权在最开始即等级化的架构，如果它成功的话，那么几乎可以想见，所有的权力将全都被那些“元勋党员”所完全垄断，而大多数缺乏先见之明的人将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公共事务的背景中可有可无的嘈杂声。 孙文的提议自然遭到大量的反对和抵抗，而反对最力的正是那位被孙文斥为二次革命罪魁的昔日战友黄兴。黄兴本人并不反对政党的服从和纪律原则，但他认为在誓约中加上“附从孙先生”的字样，无异于一种新的个人独裁，而在誓约内印上指模，这是等于犯罪的人写供状一样。“前者是不平等，后者是太侮辱人了”，曾在广州起义中被炸断两根手指的黄兴叹道。总而言之，在1914年6月2日致孙文的信中，黄兴委婉地劝谏道：“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黄兴徒劳地试图用友谊来劝说孙文放弃他的独裁党纲，但最终换来的是两个人的决裂。在对孙文和他共同的挚友宫崎寅藏留下一句“孙先生发疯了”后，黄兴离开日本，前赴美国。在那里，黄兴仍不断在各个场合夸赞孙文的过人的识见和能力，请求有力者襄赞孙文的革命事业。而孙文则一面在给黄兴的信中表示他二人只是主义不同，友谊不变，一面在致他自1914年8月以来便不断骚扰的美国金主戴德律的密函中告诉他“不要和黄以及黄的人过多来往，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我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创建的新团体。除非他发誓对我效忠，绝对地服从我的命令，我和他以及他的人就将毫无关系。”
“好人都跑了，剩下的尽是些阿谀奉承的家伙。”孙文的挚友宫崎寅藏无可奈何地感叹道。遭到旧日战友离弃的孙文，不得不寻找新人来填补空缺。一张被认为是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的照片中，坐在孙文左边那个原先属于黄兴的“荣耀之位”的人，就是他新近引为臂膂的陈其美。
这个戴着“猫头鹰一样圆片眼镜”的人，镜片后面藏着的是一双像猫头鹰一样鸷忍阴狠的眼睛。在孙文筹谋的革命初起时他就以不择手段而著称，谋刺暗杀更是不在话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枪口甚至可以对准他的同志。上海光复初期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被刺一案就是陈其美主使，此事闹得如此之大，以致陈犯下的其它几宗非法滥捕和暗杀凶案都被一并遮掩过去。而社会各界也不断上递呈文请求民国政府约束这位大都督纵兵劫掠和宿妓嫖娼的恶行。
这样一个“迹近盗匪”之人，却被孙文引为革命元勋，唯一的原因在于其对孙文绝对无贰的效忠，尽管这种效忠很大程度上是以逢迎的方式进行的——“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像你这样的人？”除了这些吹捧外，对不服从孙文的革命同志，譬如黄兴的攻击，陈也总能恰到好处地“表现”，除了指责黄兴在二次革命中“时机坐失，计划不成”外，更宣扬黄兴“置产若干”“存款若干”，言下之意，黄兴不仅应当为二次革命的失败负责，更挪用经费，中饱私囊，品行败坏。当然没有证据指明这些诽谤出自孙文授意，但孙文诚然认为陈深获己心——“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了。”
善解人意的心腹、服从效忠的党员、说一不二的威权，中华革命党领袖孙文看来已经万事俱备，从袁世凯的专制中拯救民众于水火，再造民国的宏图伟愿也自然计日克成。但这位流亡的先知却发现自己在1914年所经历的，却是1911年他早期革命生涯的翻版——在其指示下各地党员的起事和谋叛全部失败，甚至都没能在报纸上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他所发布的讨袁檄文也是从者寥寥。而最令人迷惑而焦虑的是，直到这一年的年底，中华革命党的入党人数也未能凑足一支小规模的精锐先锋。革命的前景看来也遥遥无期。
就像那个时代革命者演讲时的所有套话一样，“为国尽力”、“东亚和平”、“诚心诚意”、“努力奋争”这些词语就像磁粉一样各就各位，吸附在整个演讲的内容当中，充当调动情绪必不可少的调味品——20世纪初的中国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内乱不已，外强环伺，倘使不能努力奋争，那么亡国灭种就为时不远，唯有尖刻刺痛的鼓噪呐喊方是疗救这个国家嗜睡症的一剂猛药。
台上奋臂高呼，台下群情激奋，你不能说这场演讲不成功，如果它是在1912年到1913年7月前的任何一个时间的任何一个地点发生，它都将是一场极为成功的集会。但实际上，当时间冷漠地进入1914年并为这场集会安排了7月8日这个时间时，它就成了一场弥漫着失败气氛的集会。此时距离那场失败的二次革命的发动刚好过去一年，麇集会场的一大帮人，从演讲者到听众都是在这场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异乡的失败革命者。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场集会选择的地点——日本东京的精养轩也颇具深意——逮自清末之时，精养轩就被作为激进的留学生和反政府会党进行密谋或进行秘密集会之所。对这场集会的主角孙文来说，此地甚至还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12年前，旅日留学生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就预定在这里举行，孙文是其中主要的赞成人之一。但就像曾在这里举行的其它秘密集会和密谋一样，这场纪念会也同样以失败告终——就在集会举行那天，大群的日本警察突然赶往精养轩，武力驱散了所有赴会人群。
但无论如何，这座对警察和密探有着极强吸引力的东京地标建筑，仍然被孙文和他的革命同志定为秘密集会的场所。尽管号称秘密集会，但上百名胸前别着红白缎织别针的中国人进进出出，不可能不引起注意，所以这场集会上宣布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也成为了日本警视厅密切监视的对象。那名从旁窥伺的日本密探的报告，也成了关于这场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唯一保存下来的全程记录。
这多少出乎人的意料——当革命、反叛、秘密集会、侦探这些关键词被搁在一起时，总会让人心生一种半惊半险的刺激感，但实际情况是，唯一打扰这场集会的人，只是一个名叫胡昂的冒失的革命同志，没有人捣乱会场、没有闯入会场的警察，甚至连窗外一晃而过的人影都没有。为这场历史性集会充当背景的只有室内的激情和室外的平静，一切如常。这个国家似乎与孙文这群流亡的革命者达成了一种古怪的默契：只要这群革命者不安分的行为时刻在他的注视之下，不安分就是被允许的——他们只是一群失败的流亡者。
失败的账簿
“我们同志目下虽流亡日本，但追慕母国之念一时也未离开脑际。将来如何使我民国得屹立于世界，此乃与诸君共谋之大事。”
身在异乡，心怀故国，颠沛流离，不忘大志。日本密探记录下的孙文的演说词充满了激励人心的乐观主义，但与演说中巨大的乐观相对的，是现实中的落魄彷徨，前途晦暗不明。1913年8月17日，在横滨登陆的那个人脸上挂着的绝不是对前景的乐观和胜利的希望，而是写满疲惫和挫败。相比1913年2月作为中华民国铁路督办赴日访问所受到的隆重欢迎和国宾礼遇，6个月后沦为流亡者的孙文在横滨秘密登岸时，面对的只有浓黑的深夜和排斥的目光，只是靠着他在日本几位有通天之能的挚友的奔走请托，以及他本人的“暂居日本观察中国时局，然后决定自己之进退”的保证，孙文才勉强在这个前恭后倨的国家保有一席之地。到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召开的1914年7月8日，这位保证“暂居日本”的流亡革命者已在日本客居已近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去筹谋未来和回顾往昔。
1914年孙文已然四十有八，遭遇了他自己的“中年危机”。说起来，这位流亡者在东京的生活还算舒适，热情的东道头山满说动福冈煤矿主安川敬一郎为这位流亡的革命者每月提供一万日元的日常花销，保证生活无忧困乏。但他并无余力帮助追随他的流亡同志，确保他们衣食无虞。在一封写给南洋华侨领袖邓泽如的信中，孙提到这些追随他的“在东之亡命客”，“不特目前无进行之款，即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者”，甚至“前日大雪”时，“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人心更是一盘散沙，不少人“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
相比整日萦绕耳畔让人焦虑的流亡同志的“互相诟谇”，那个“一时也未离开脑际”所深深追慕的“母国”，却平静得令人绝望。1913年那场失败的革命后，孙文最大的政敌袁世凯俨然大权在握，所有反对者都已噤声。为了祝贺这场绝对的大捷，袁世凯选择在1913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两周年纪念这天举行正式大总统就职大典，以这种奢华的讽刺为自己的胜利加冕。一位敏锐的记者发现，悬挂在革命纪念大厅里的革命伟人画像已经经过了一遍彻底的清洗，孙中山和他的亲密战友黄兴的画像被置于别室，封门加锁，与此同时的是对孙文和他过往历史的有计划的忽视和抹去。孙文作为革命元勋的荣典被袁世凯下令褫夺，他的事迹被从报刊书籍中剔除，到1914年年初，唯一能让人想起这位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事，只有这一年2月教育部下达的一条命令，要求各学校、商店将教科书中刊有孙文、黄兴照片及对孙、黄赞扬之词一律删除净尽。对政敌施以的这一除忆诅咒，隔海远望的孙文别无他法，只得看着政治铁拳在他曾播下革命种子的大地撒下遗忘之盐——1914年摊在孙文面前的是一本失败的账簿。
流亡的先知
1914年的失败账簿不过是孙文一连串失败账目的一笔新的记账而已，从后来看，这个账本还会不断加厚起来。或者用革命派惯常使用的修辞术，也可以被称为“屡败屡战”。从1894年他创立兴中会开始，失败女神和革命女神便一道挽臂而来。如果说1895年的广州首义是因为新手登场经验不足而流产的话，那么之后的九次起义失败则证明孙文确实越来越蒙受失败女神异乎寻常的垂青。与失败相生相伴的是流亡，从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孙文就开始了他的流亡之路。从此之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孙文都未曾一履他所深深追慕的母国故土。每一次国内发生的起义，孙文大都只是遥控指挥或隔岸观火，再从幸存者的口中或是报纸上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而每一次失败，又为孙文增添了更多的流亡革命同志。 流亡加失败，几乎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循环套，孙文身陷其中难以自拔。
长久以来的流亡生涯为孙文在海外建立了广泛的声誉，但1913年二次革命如此惨重的失败，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原因才能服众。但问题在于，谁应当承担失败的责任？
宋案发生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入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
这个罪魁祸首在1914年5月29日，孙文写给他曾经的亲密战友，和他并称“孙黄”的革命最佳拍档黄兴的信中被揭露出来。在孙文看来，正是他这位昔日战友将革命带入了失败的深渊，如果不是黄兴一再贻误战机，给了袁世凯充足的准备时间，则这场革命“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在革命中，黄兴擅自逃离已被革命党占领的南京，导致南方重镇失守，引发一连串失败的连锁效应，更是罪无可绾。到了革命之末，大事已去，孙文打算动员第八师营长“冒险一发，求一死所”时，又被黄兴所阻拦。
贻误战机、临阵脱逃、阻碍发兵，黄兴作为革命失败罪魁祸首的罪名，已经被孙文盖棺定论。而真正不幸的则是他这位战败后被迫流亡异域的先知，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卡珊德拉一样，徒劳地在人群中做出灾难的预言，想要挽回败局，却被他昔日的拍档和同志扼住了喉咙，在给一位美国金主的信中，孙文抱怨“第一次革命在我回国前已经爆发……第二次革命我没有参加，因我以为那里的很多人完全有能力把事情办好……可是，厨子多了煮坏汤！”正是他先知先觉的判断未能践行，所以才招致失败的厄运——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绝佳的说辞。
“南京事变，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黄兴认下了所有的罪责，并没有任何赌气的成分在内。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孙文在二次革命开始时曾提出过这些使“吾党有百胜之道”的意见，但黄兴对失败责任的承担以及他流亡日本的苦闷都完善了他作为一个受尽背叛和无能为力的流亡先知的形象。在1911年前，孙文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失败英雄，屡战屡败，从失败中获得教训和力量，为追求最终胜利而一次次地进行尝试，但在1914年，这位失败英雄已经成了一个流亡的先知，哀叹自己面对可预见的结局却无力旋乾转坤。根据孙文未来的妹夫孔祥熙的观察，这位流亡先知的“不安和焦虑，已经影响了他的神经系统”，尽管这个说法确实夸大其辞，但孙文确实陷入了一种个人危机之中。“失败”曾将他造就为革命英雄，现在则将他塑造成阴郁的先知，他过去寻求命运的指引，现在却自信已洞悉命运的巨网：
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是豪杰！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
服从我吧
服从应当如何表现？这一点并不困难，只需要经过一个简单的服从仪式即可。参加仪式的人需要亲手书写一份誓约，发誓自己“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并且志愿“实行宗旨；服从命令；尽忠职务；严守秘密；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然后由介绍人引至效忠对象孙文面前，高举左手，手心向天，立正宣读这份誓约。读毕，按上左中指指模，将其“捧呈”到孙文手中，和孙文握个手，再祗聆其一番简单的训誓后，整场服从仪式便宣告结束，而立誓人也成为了一名孙文麾下的中华革命党党员。
孙文本人的誓约也在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被宣读，并当众摁下指模以示大公至正。革命党魁的誓约与普通党员的誓约只有一个微小但关键的差别，那就是“附从孙先生”变成了“统率同志”，一句之差，使服从与被服从，统率与执行，判若云泥。
立誓容易，但下定决心却难，中华革命党的入党仪式更像是传统中国的秘密会党，“附从孙文”一如江湖会党门徒效忠大佬，“甘受极刑”的狠誓也与纵横四海的“天地会”中天诛地灭的誓词无二。孙文于1913年开始筹建的中华革命党更像是一个小型的秘密黑帮组织，入党人士可谓帮会小弟，而孙文自然就是头把龙头交椅的江湖大佬。这不由得让人感到孙文是把1904年倡导革命时曾立誓加入秘密会社洪门，并被封为“洪棍”的故事，在10年后改头换面重新上演。
但这一相隔十载的仿效实在具有某种凄凉的讽刺味道。孙文早年革命生涯确实仰赖洪门等秘密会党助力尤巨，不特因其本人即为会党高层，其革命事业更是藉会党之力招揽捐助，吸引人气。“革命与洪门，气味相投，声应气求，非同运用”，孙文对洪门的啧啧称颂言尚在耳，而其态度却在民国建立，自己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翻然变脸，曾经“气味相投”的秘密会党转眼间就被斥为“会匪”惩办围剿。曾为孙文担任总统大张声势的美国致公堂魁首黄三德试图融入民国，再三请求孙文为洪门立案，更是皆遭拒绝，备受白眼，甚至连请求代筹返回船费，孙文都“靳而不予”——孙文欲漂白自己出身的行径让会党心死如灰。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陷入困境的孙文却又再次想起了自己的旧日盟友，在抄袭了洪门的入会仪式后，更是广发传单动员致公堂改为中华革命党，预备革命筹款。但孙文最终只是收到了被其抛弃的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的一封冷漠的回信：
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尽管如此，孙文仍然相信乞灵于他曾一度弃若敝履的秘密会党组织型态乃是救赎之道，他要建立一个纪律森严、效忠于己的革命政党，确立革命领袖也就是他本人的绝对权威。
如果说服从效忠的行为使中华革命党犹如秘密会党，则其垄断政治权力的做法，更像是20世纪兴起的极权政党，每个党员的地位和权力将由与孙文本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入党时间来决定。凡在革命之前入党者，即为“首义党员”，日后将为“元勋公民”，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特权；而在革命开始之后，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者，则为“协助党员”，日后为“有功公民”，但只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革命胜利之后始入党者为“普通党员”，日后则为“先进公民”，赋予他们的权力只剩下了选举权，而非党员则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这种将特权在最开始即等级化的架构，如果它成功的话，那么几乎可以想见，所有的权力将全都被那些“元勋党员”所完全垄断，而大多数缺乏先见之明的人将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公共事务的背景中可有可无的嘈杂声。 孙文的提议自然遭到大量的反对和抵抗，而反对最力的正是那位被孙文斥为二次革命罪魁的昔日战友黄兴。黄兴本人并不反对政党的服从和纪律原则，但他认为在誓约中加上“附从孙先生”的字样，无异于一种新的个人独裁，而在誓约内印上指模，这是等于犯罪的人写供状一样。“前者是不平等，后者是太侮辱人了”，曾在广州起义中被炸断两根手指的黄兴叹道。总而言之，在1914年6月2日致孙文的信中，黄兴委婉地劝谏道：“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黄兴徒劳地试图用友谊来劝说孙文放弃他的独裁党纲，但最终换来的是两个人的决裂。在对孙文和他共同的挚友宫崎寅藏留下一句“孙先生发疯了”后，黄兴离开日本，前赴美国。在那里，黄兴仍不断在各个场合夸赞孙文的过人的识见和能力，请求有力者襄赞孙文的革命事业。而孙文则一面在给黄兴的信中表示他二人只是主义不同，友谊不变，一面在致他自1914年8月以来便不断骚扰的美国金主戴德律的密函中告诉他“不要和黄以及黄的人过多来往，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我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创建的新团体。除非他发誓对我效忠，绝对地服从我的命令，我和他以及他的人就将毫无关系。”
“好人都跑了，剩下的尽是些阿谀奉承的家伙。”孙文的挚友宫崎寅藏无可奈何地感叹道。遭到旧日战友离弃的孙文，不得不寻找新人来填补空缺。一张被认为是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的照片中，坐在孙文左边那个原先属于黄兴的“荣耀之位”的人，就是他新近引为臂膂的陈其美。
这个戴着“猫头鹰一样圆片眼镜”的人，镜片后面藏着的是一双像猫头鹰一样鸷忍阴狠的眼睛。在孙文筹谋的革命初起时他就以不择手段而著称，谋刺暗杀更是不在话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枪口甚至可以对准他的同志。上海光复初期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被刺一案就是陈其美主使，此事闹得如此之大，以致陈犯下的其它几宗非法滥捕和暗杀凶案都被一并遮掩过去。而社会各界也不断上递呈文请求民国政府约束这位大都督纵兵劫掠和宿妓嫖娼的恶行。
这样一个“迹近盗匪”之人，却被孙文引为革命元勋，唯一的原因在于其对孙文绝对无贰的效忠，尽管这种效忠很大程度上是以逢迎的方式进行的——“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像你这样的人？”除了这些吹捧外，对不服从孙文的革命同志，譬如黄兴的攻击，陈也总能恰到好处地“表现”，除了指责黄兴在二次革命中“时机坐失，计划不成”外，更宣扬黄兴“置产若干”“存款若干”，言下之意，黄兴不仅应当为二次革命的失败负责，更挪用经费，中饱私囊，品行败坏。当然没有证据指明这些诽谤出自孙文授意，但孙文诚然认为陈深获己心——“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了。”
善解人意的心腹、服从效忠的党员、说一不二的威权，中华革命党领袖孙文看来已经万事俱备，从袁世凯的专制中拯救民众于水火，再造民国的宏图伟愿也自然计日克成。但这位流亡的先知却发现自己在1914年所经历的，却是1911年他早期革命生涯的翻版——在其指示下各地党员的起事和谋叛全部失败，甚至都没能在报纸上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他所发布的讨袁檄文也是从者寥寥。而最令人迷惑而焦虑的是，直到这一年的年底，中华革命党的入党人数也未能凑足一支小规模的精锐先锋。革命的前景看来也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