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亮先生曾经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我国近代文学和敦煌学研究中可说是硕果累累。《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这部刚刚问世的80多万字的巨著，则是他花了40a年心血写成的学术新著，在深化、开拓我国近代文学研究，尤其在我国近代小说研究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认真阅读完了这部书，被廷亮同志的治学精神所深深感动。在这里，我就我个人感受最深的地方谈三点看法。
　　一、思想解放是学术研究获得成果的重要前提
　　廷亮先生的成功，与他敢于解放思想、冲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是分不开的。黄世仲的研究，长期以来之所以并不景气，既与当年孙中山先生对黄有“多方煽惑，结党营私”的不准确的评价有关，也与鲁迅、胡适等“名家”以及学术界对晚清文学的许多偏见有关。廷亮先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以敢于长期坐冷板凳的决心，不受权威和名家观点的约束，通过具体材料的大量引用和论证，就黄世仲在晚清文学中的地位和贡献，得出了极有说服力的结论。如认为黄世仲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和文学家”，是“晚清民主革命派小说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来看，黄世仲是晚清最杰出的小说家”这些结论，有大量材料为基础，有深刻的考论为前提，因而是水到渠成的不刊之论，也可以说是黄世仲冤案得以彻底昭雪的得力申辩书！学术研究中的解放思想，要有面对事实的勇气、坚持真理的决心和迎接挑战的胆量。廷亮先生做到了，我们应当向他学习。
　　二、搜求第一手资料不遗余力
　　廷亮先生是一位严格要求自己的正统学者，深知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对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尽管现代文坛如阿英、冯自由、杨世骥诸先生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过有关研究黄世仲小说的文章或著作，但都因资料不足而显得过于单薄。新中国建立以来，苏兴先生曾把研究黄世仲的初步成果编成讲义，带到东北师范大学的课堂，固然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创举，但却如凤毛麟角，太少太少了。1997以后，黄世仲的外孙陈坚先生以全部精力投入黄世仲博物馆的建立、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和其他纪念活动的召集以来，黄世仲的研究工作才在全国大张旗鼓的开展起来。而这时，已辛苦耕耘了30余年的廷亮先生，更借这股东风，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向了最高境界。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抓紧对新资料的搜求。从这部专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泡过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兰州等内地的图书馆，还专门多次到香港各大学的图书馆、博物馆查找有关材料，尤其是对清末民初广州、香港和新加坡的报刊资料的搜求更是不遗余力。除了亲自搜求第一手资料外，他对其他学者有根有据的新发现也立即采用，并详述同行们的发现过程，共享发现的喜悦，如对杨国雄、胡志伟两先生发现《吴三桂演义》确凿证据的文字描述，就充分体现了廷亮先生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谦逊态度和科学的治学精神。廷亮先生提倡严肃谨慎、求真求实、尊重前贤、勇于创新的学风，坚决反对学术研究中的浮躁、失范和失德行为，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从新中国成立前发现的黄世仲的四部小说，到最近的新发现，前后已达22部之多，再加上新发现了不少记录详实的报刊资料，这可以说是廷亮先生的研究工作在近年来能够有新的收获和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学术研究永无止境
　　任何一门学问，包括对一位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不可能通过一次或一段时间的研究而一劳永逸，不可能得出所谓“终结的理论”。任何研究成果，都是阶段性的，都会受到时代和人们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廷亮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感受。他说：“这并不是说黄世仲研究已经十全十美了。不仅不能说十全十美，而且不能说已经很好了。事实上，存在的问题还很多。”“黄世仲研究目前所达到的水准还没有达到学术界习称的晚清四大小说家研究已达到的标准，和黄世仲研究本身所应达到的水平相比差距就更大了。”这些话不但表达了廷亮先生谦虚治学的科学态度，还表达了他对中青年研究家的殷切期望。因为，黄世仲生平的有些环节现在仍然还不清楚，他的作品到目前仍未全部挖掘出来，即使已发现的作品，有的尚未刊印，有的也未能得到真正的研究。包括黄世仲在内的近代作家研究，任重而道远，有待青年学子们的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