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像毒品，一旦有谁成瘾，戒起来很难。2011年5月我们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5.5%。克制通貨膨胀的最有效办法是加息，但许多央行都不愿意加息，我们这里最喜欢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早在2011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便提出，要考虑所有政策工具抗通胀。很对，抗击通货膨胀是全方位的斗争，仅靠人民银行一家是不行的。比如，《证券市场周刊》一篇文章就称“银监会两只手”：“今年以来，银监会金融创新部下设的理财产品部一个仅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6名工作人员在前4个月审批新发了4万亿元的银行理财产品……仿佛是2009年高额放贷周期的重现。”过去人们常说，地方政府经常不能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但从银监会的做法看，现在是中央不听中央的了。
　　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其结果都是提高货币流通量。2010年11月，证监会会严打农产品期市过度投机，各种交易保证金提高到10%以上，同时大幅提高日内回转交易成本。资本市场就是推高物价的一大祸首，连证监会这支轻易不出动的劲旅，也投身于抗击通货膨胀的伟大斗争。只是很可惜，我们抗击通货膨胀的劲头远没有搞金融创新产品来得高。
　　在抗击通货膨胀的战斗中，发改委则勇敢地冲了上去，拿外资企业联合利华开刀，试图借此遏制涨价势头。但万万没有想到，联合利华被罚款之后，各方批评发改委之声不断，中外企业不退反进，争相涨价，而发改委也只是坐视。
　　打击通货膨胀，各方只能倚重人民银行，首先应当加息。只要利率高，金融创新产品就成了无“本”之源——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在很大程度靠的是廉价资本。当初将人民银行的监管银行的职能分离出来，专门新设立银监会，制度设计者也是用心良苦，力图让央行更加纯洁一些。
　　我们应当加息，也能够加息。第一，通货膨胀率与利率之差就是转移广大储户的财富，而且主要是穷人的财富被转移给富人。通货膨胀率是5.5%，如果利率也是5.5%，那么即便没有能够遏制住通货膨胀，储户可以少受损失或是不受损失。这个朴素的道理不用学过经济学也懂。
　　第二，有些人担心，加息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在9%左右。应当加息，以免经济过热。现在不加息，更待何时？
　　2011年3月24日，易纲还表示，“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利率‘很舒服’，太高了会吸引热钱”。这里的因果关系就奇怪了，外汇管理局的存在就是为了制止热钱的涌入。如果热钱涌入，那是外汇管理局的工作没有做好，不应当成为不加息的理由。如果借通货膨胀来抵挡热钱的涌入，外汇管理局是舒服了，广大百姓就苦了。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经理撰文指出，如果食品价格上涨20%，中国2011年年内通货膨胀率可达5.8%，年底可达7.8%。如果食品价格年内上涨30%，则通货膨胀率可达到6.5%。我觉得这种分析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没有提到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产品。如前所述，金融弄潮儿爱煞低利率。外国金融机构看中我们数万亿外汇储备这一大块肥肉。低利率再加金融创新，就为它们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即便国内农产品紧缺，也不应当成为通货膨胀的理由。我们不是有很多外汇吗？以外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也可以为中投公司减少一些投资压力，何必舍近求远，到其他国家去搞什么充满变数和风险的所谓长期投资呢？
　　2011年3月，易纲预测，通货膨胀2011年的高位可达到5%。2011年5月，通货膨胀已经高达5.5%，超出易纲估计高位的5%。
　　我以为，5.5%的通货膨胀率还不足以让易纲和他的兄弟们痛下决心、壮士断臂。从历史上看，不到最紧要关头，决策者总是希望通货膨胀自行退出。可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迟加息不如早加息。197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最后以20％以上的利息才将其压下，美国债券市场也因此被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