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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变迁，西方哲学各种流派思潮不断地推进，女权主义批评也相应地提出了诸多关于身体理论的阐释。从早期的倾向于争取身体的“政治性”阐释的三大流派，到强调身体的“话语性”阐释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再到提出身体“多元性”实践的世纪之交女权主义，尽管每个时期对身体理论的阐释或有交叉或有不同，但其成果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对身体理论的建树，也对后继女权主义批评发展或其它理论领域研究起到借鉴启发作用。
【关键词】女权主义；身体；政治性；话语性；多元性
在古希腊时期，身体与灵魂就已不平等对待了。崇尚灵魂的柏拉图在他的《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就极力贬低身体，认为身体的贪欲是导致人间一切苦难和罪恶的根源。中世纪继承了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为了建构理性思考主体就必须用灵魂（上帝）来控制身体。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更是把灵魂所代表的的思维理性上升到第一位，把身体看成是被动的物质实体的从属地位。直到尼采、弗洛伊德等对感性和身体的强调，才使女权主义得以高喊身体是一切革命的前提和本源。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在头脑与身体、理性与感性这两种理论话语中常常缺乏自主性和整体性，这是由于在父权制的想象中将男性建构为理智的，将女性建构为身体的，甚至认为女性身体是邪恶而无法控制的，是与理性相左的。同时随着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消费主义等理论的支撑，他们在此提出了基于两性平等上的政治性批判、话语权批判和多元化批判的身体理论。
1 早期女权主义对身体的“政治性”理论阐释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在新女权运动前后的反思中一直坚定认为，两性差异是文化性差异而不是生物性差异，是政治和教育形成的不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也曾以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来证明不能用人的生理差别决定人的社会属性。虽然女性与男性生理结构不同，但如果给予女性充分教育及政治地位，她们就能够在理性、道德及社会职责上与男性并肩。因此女性应该获得更大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使女性进入就业和政治等公共领域。但在认识论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就是闭口不谈对女性身体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同样忽视身体研究，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阶级压迫而不是性别压迫，所以她们把目光集中在女性的阶级属性以及父权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女性主体意识影响上来。她们认为女性地位是由女性在生育、抚养、母职的生产社会化以及性关系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起作用的，性别分工的基础是生理机制，但家庭与女性之间的联系是社会建构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单纯的生物现象而是社会劳动分工与父权制的产物。
与上两者观点不同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所受压迫主要在于男人对女性的性和生育能力的普遍控制。她们认为男女主要差异是身体差异，女性身体是父权制对女性权力控制的主要领域。而激进女权主义在对性与生育的身体理论阐释上出现内部两派的争执。激进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就指出，性就是政治。“因为男女两性关系是所有权力关系的范式，对公共及私人领域的控制构成了父权制，妇女要解放就要铲除男性控制，消除社会性别，即男女特定的性地位、性角色和气质禀赋，因为这些都是在父权制下建构出来的。”因此米利特盼望一个雌雄同体的未来，使两种气质得以整合。激进文化派女权主义者则拒绝此概念以保持女性独特气质特征。同时在生育方面两派也有分歧，前者激进自由派主张以人工生育代替自然生育方式，使女性越少介入自然生育就越多介入生产。而后者认为女性力量源泉是孕育生命，自然生育对妇女解放最有利。剥夺女性这一力量会使男性既控制了精子又控制了生育技术，从而反抗父权制也就无从谈起。
激进女权主义者对父权制社会通过文学中女性形象建构来控制女性身体的行为提出了质疑。由于传统文学作品中主流父权话语对女性身体的表现中存在妖魔化或理想化的悖论，女性是以天使和魔鬼极端刻板形象出现。为了摆脱男性作品对女性形象再现化的桎梏，女性作家不得不把女性身体当做写作文本，从而建立女性真正的性体验和真实形象来冲破男权的统治。在文学受父权制主流思想影响下，作品中的女性总是受到男性的性羞辱和性虐待，并把男人优越女人附属的关系当作合理的行为加以强化和模式化，并使其内在化，以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男性作家就是凭借如此的性别意识，在其作品中再现现实世界的性政治。而女权主义批评家在“身体写作”中对身体支配权力的争夺就是以女性的视角来清算文学中男性的“暴政”。使得读者从女性视角对男性文学作品的性政治策略进行颠覆式的阅读有了可能。
2 后现代女权主义对身体“话语性”理论阐释
后现代女权主义绕过早期女权主义从政治层面对身体理论进行阐释，而是从话语权和身体关系的语言方法论层面上进行的。她们充分吸收拉康、福柯等精神分析语言学和解构主义理论，对早期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固定关系的独立系统和稳定媒介进行质疑。她们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指称和交流的媒介，也是意义与价值产生的场所，更是权力的场所。于是她们注意的对象由语言系统转向了说话主体。她们认为父权制下，男性占有人类语言，并用语言将他者客体化，以方便对其控制。所以后现代女权主义主张挖掘女性性别化的语言，借语言来争夺权力，建构女性主体，从而挣脱父权社会的统治。
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他认为无意识若存在，就必须经过“语言”中介起作用。“探索无意识的语言结构有助于揭示主体，因为无意识是主体欲望不能满足的结果。主体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能指，这个能指又是不断被建构和颠覆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就借用拉康理论的启发进行革命性的语言建构历程。同样福柯在身体理论上的阐释也受到了女权主义特别关注。福柯指出身体是建构人主体意识的主要权力点，身体不但是权力的结果，又是权力关系得以形成和反抗的重要载体。并且她们进一步认為女性是通过话语来理解自我身体的感受，身体不可能存在语言之外。同样身体的含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历史话语中建构的，是多种权力角逐的结果。这些理论与女权主义原有的身体理论相呼应，使之成为瓦解费勒斯中心的重要力量。 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第二性》著作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也就是说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不是天生具有的。同样，女人在整个历史上扮演“他者”角色，这种关系是被男人先以“自我”角色来界定和认可的。她认为女人应该拒绝妻职和母职以及妇女职业等女性气质角色来限制她们的身体自由，这些角色根本不是女性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被男性世界，被他的生产生活结构和制度建构所创造出来的。而接受他者的角色就是接受女性作为对象，作为被男性凝视的对象。女性用男权文化无情衡量并规定着自己不完美的身体，如此忙于照顾她那有不尽缺陷的身体而忽视去完善自己的精神。女性身体不应该被规定为固定模式而是应该为自己塑造独特的存在模式，把自我从他者凝视的身体中解放出來。
按照福柯的观点，人类不断用话语建构权力，而所有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形成新的理论，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的耳语。”女人要成为主体就必须建立自己的话语理论体系。她们把目光投向了不能再退的女性的身体。早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就认识到女性的性快感与男性不同，只是女性写作如同女性身体被排斥被忽略而历史只以男性话语构造的女性形象为真实描述。而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她们从写作理论和实践上尝试着将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提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的主张。她们倡导“身体写作”“女性写作”用女性自己身体决定女性的命运，质疑并反抗父权对女性偏见。她们通过身体写作来挖掘女性特有语言，借争取的话语权来争取权力和地位，打破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禁锢。无论是艾莉娜西苏的“阴性写作”还是露丝伊利格瑞的“女人腔”；无论是米莉亚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还是后来的酷儿理论等，都是立足于“女性话语”的探求，都是与女性身体密切相关的父权制内部的颠覆力量。当然她们试图打破父权制的二元对立，尝试着解构女权主义理论本身，表现了比较激进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但这种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身体理论，似乎缺少早期女权主义者那样富有实践精神。
3 新时代女权主义对身体“多元性”理论阐释
在世纪之交时期，诸多女权主义派别，特别是后现代女权主义借鉴后现代理论，不断探索女性身体的解构与建构理论。如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女权主义者把身体研究也随着新世纪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渐盛而走向一种多元性实践，进一步批判主流社会对女性身体的隐性压迫和权力剥夺，继续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颠覆父权制对女性身体话语的新型统治。
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权力压迫变得越来越隐秘细微，女性对社会身体规范的标准化和正常化也越来越习以为常，甚至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这正如福柯的惩戒凝视理论所说的那样：“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督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现的。”女人化妆整容不仅仅是男人压迫的结果，还是她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身体是一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社会的身体被赋予某种超越身体外观的意义。也就是说身体是被特定时空的意识形态的标准所造就的，这些标准被合法化、理想化和规范普遍化。诸如时装、化妆、减肥、整容等身体工业就是实施身体标准的某种手段，女人为追求理想化身份或取得认同愉悦感，就需要不断改造身体来巩固这种意识并使其内在化自觉化。而这些身体范式被广泛传播普遍接受后就会成为控制我们身体的有效力量。这样女人不断迫使个体来关注自己的镜像，与身体文化标准进行比照，使自身符合某种身体标准美的外在规范。而在这一过程中，自我的镜像变成了自我监视的对象，身体被潜在文化暴力所规训的意义才得以凸显。
在质疑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及建构方面，新时代女权主义者对身体消费、消费身体有不同态度。有些认为消费文化所制造的永不满足形象消费欲望，是男性窥视下女性身体符号化的权力扩张。女性身体在其标准化的窥视和监督之下，只会加快自我主体意识的湮没、自我物化的步伐，很难颠覆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话语的同化。有些在麦当娜身体现象中看到了女性用身体符号重新界定自己身份，重新塑造自己身体的反“标准化”力量。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身体应该有多元的方式发声，以动态身份来塑造自我形象，拆解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或许身份的不确定性并不能轻易地解构女性身体的客观化，犹如酷儿理论对社会性别身份漂移不定的论证，只能算是对主流话语的某种程度的解构，远离了女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也削弱了对父权话语威慑力。但是，男女生理/社会性别、气质、性倾向不是传统二元对立下的永世标准和规范，女性身体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支配，或许为文化走向多元提供了新视角和实践意义上的可能。
总之，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者都在尝试着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为女性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尝试着父权机制的逐渐解构和自我主体意识的慢慢彰显。早期女权主义对性政治的强调，使身体理论因女权主义批评崛起而为人知晓。后现代女权主义从身体写作和身体语言来解构二元对立，用身体话语反抗权力关系，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权。世纪之交女权主义把身体研究扩大到消费文化领域，以多元性的身体视角使身体理论探讨更加多样开放。尽管每个时期对身体理论的阐释侧重点不同，但无一例外都丰富了身体的理论研究，对后继女权主义批评发展或其它理论领域研究也起到某种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艾晓明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3]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4]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刘亚波（1990-），男，河南省驻马店市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供职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文艺民俗与文化批评。
作者单位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50025
【关键词】女权主义；身体；政治性；话语性；多元性
在古希腊时期，身体与灵魂就已不平等对待了。崇尚灵魂的柏拉图在他的《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就极力贬低身体，认为身体的贪欲是导致人间一切苦难和罪恶的根源。中世纪继承了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为了建构理性思考主体就必须用灵魂（上帝）来控制身体。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更是把灵魂所代表的的思维理性上升到第一位，把身体看成是被动的物质实体的从属地位。直到尼采、弗洛伊德等对感性和身体的强调，才使女权主义得以高喊身体是一切革命的前提和本源。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在头脑与身体、理性与感性这两种理论话语中常常缺乏自主性和整体性，这是由于在父权制的想象中将男性建构为理智的，将女性建构为身体的，甚至认为女性身体是邪恶而无法控制的，是与理性相左的。同时随着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消费主义等理论的支撑，他们在此提出了基于两性平等上的政治性批判、话语权批判和多元化批判的身体理论。
1 早期女权主义对身体的“政治性”理论阐释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在新女权运动前后的反思中一直坚定认为，两性差异是文化性差异而不是生物性差异，是政治和教育形成的不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也曾以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来证明不能用人的生理差别决定人的社会属性。虽然女性与男性生理结构不同，但如果给予女性充分教育及政治地位，她们就能够在理性、道德及社会职责上与男性并肩。因此女性应该获得更大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使女性进入就业和政治等公共领域。但在认识论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就是闭口不谈对女性身体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同样忽视身体研究，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阶级压迫而不是性别压迫，所以她们把目光集中在女性的阶级属性以及父权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女性主体意识影响上来。她们认为女性地位是由女性在生育、抚养、母职的生产社会化以及性关系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起作用的，性别分工的基础是生理机制，但家庭与女性之间的联系是社会建构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单纯的生物现象而是社会劳动分工与父权制的产物。
与上两者观点不同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所受压迫主要在于男人对女性的性和生育能力的普遍控制。她们认为男女主要差异是身体差异，女性身体是父权制对女性权力控制的主要领域。而激进女权主义在对性与生育的身体理论阐释上出现内部两派的争执。激进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就指出，性就是政治。“因为男女两性关系是所有权力关系的范式，对公共及私人领域的控制构成了父权制，妇女要解放就要铲除男性控制，消除社会性别，即男女特定的性地位、性角色和气质禀赋，因为这些都是在父权制下建构出来的。”因此米利特盼望一个雌雄同体的未来，使两种气质得以整合。激进文化派女权主义者则拒绝此概念以保持女性独特气质特征。同时在生育方面两派也有分歧，前者激进自由派主张以人工生育代替自然生育方式，使女性越少介入自然生育就越多介入生产。而后者认为女性力量源泉是孕育生命，自然生育对妇女解放最有利。剥夺女性这一力量会使男性既控制了精子又控制了生育技术，从而反抗父权制也就无从谈起。
激进女权主义者对父权制社会通过文学中女性形象建构来控制女性身体的行为提出了质疑。由于传统文学作品中主流父权话语对女性身体的表现中存在妖魔化或理想化的悖论，女性是以天使和魔鬼极端刻板形象出现。为了摆脱男性作品对女性形象再现化的桎梏，女性作家不得不把女性身体当做写作文本，从而建立女性真正的性体验和真实形象来冲破男权的统治。在文学受父权制主流思想影响下，作品中的女性总是受到男性的性羞辱和性虐待，并把男人优越女人附属的关系当作合理的行为加以强化和模式化，并使其内在化，以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男性作家就是凭借如此的性别意识，在其作品中再现现实世界的性政治。而女权主义批评家在“身体写作”中对身体支配权力的争夺就是以女性的视角来清算文学中男性的“暴政”。使得读者从女性视角对男性文学作品的性政治策略进行颠覆式的阅读有了可能。
2 后现代女权主义对身体“话语性”理论阐释
后现代女权主义绕过早期女权主义从政治层面对身体理论进行阐释，而是从话语权和身体关系的语言方法论层面上进行的。她们充分吸收拉康、福柯等精神分析语言学和解构主义理论，对早期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固定关系的独立系统和稳定媒介进行质疑。她们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指称和交流的媒介，也是意义与价值产生的场所，更是权力的场所。于是她们注意的对象由语言系统转向了说话主体。她们认为父权制下，男性占有人类语言，并用语言将他者客体化，以方便对其控制。所以后现代女权主义主张挖掘女性性别化的语言，借语言来争夺权力，建构女性主体，从而挣脱父权社会的统治。
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他认为无意识若存在，就必须经过“语言”中介起作用。“探索无意识的语言结构有助于揭示主体，因为无意识是主体欲望不能满足的结果。主体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能指，这个能指又是不断被建构和颠覆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就借用拉康理论的启发进行革命性的语言建构历程。同样福柯在身体理论上的阐释也受到了女权主义特别关注。福柯指出身体是建构人主体意识的主要权力点，身体不但是权力的结果，又是权力关系得以形成和反抗的重要载体。并且她们进一步认為女性是通过话语来理解自我身体的感受，身体不可能存在语言之外。同样身体的含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历史话语中建构的，是多种权力角逐的结果。这些理论与女权主义原有的身体理论相呼应，使之成为瓦解费勒斯中心的重要力量。 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第二性》著作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也就是说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不是天生具有的。同样，女人在整个历史上扮演“他者”角色，这种关系是被男人先以“自我”角色来界定和认可的。她认为女人应该拒绝妻职和母职以及妇女职业等女性气质角色来限制她们的身体自由，这些角色根本不是女性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被男性世界，被他的生产生活结构和制度建构所创造出来的。而接受他者的角色就是接受女性作为对象，作为被男性凝视的对象。女性用男权文化无情衡量并规定着自己不完美的身体，如此忙于照顾她那有不尽缺陷的身体而忽视去完善自己的精神。女性身体不应该被规定为固定模式而是应该为自己塑造独特的存在模式，把自我从他者凝视的身体中解放出來。
按照福柯的观点，人类不断用话语建构权力，而所有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形成新的理论，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的耳语。”女人要成为主体就必须建立自己的话语理论体系。她们把目光投向了不能再退的女性的身体。早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就认识到女性的性快感与男性不同，只是女性写作如同女性身体被排斥被忽略而历史只以男性话语构造的女性形象为真实描述。而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她们从写作理论和实践上尝试着将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提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的主张。她们倡导“身体写作”“女性写作”用女性自己身体决定女性的命运，质疑并反抗父权对女性偏见。她们通过身体写作来挖掘女性特有语言，借争取的话语权来争取权力和地位，打破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禁锢。无论是艾莉娜西苏的“阴性写作”还是露丝伊利格瑞的“女人腔”；无论是米莉亚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还是后来的酷儿理论等，都是立足于“女性话语”的探求，都是与女性身体密切相关的父权制内部的颠覆力量。当然她们试图打破父权制的二元对立，尝试着解构女权主义理论本身，表现了比较激进的态度和多元的视角，但这种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身体理论，似乎缺少早期女权主义者那样富有实践精神。
3 新时代女权主义对身体“多元性”理论阐释
在世纪之交时期，诸多女权主义派别，特别是后现代女权主义借鉴后现代理论，不断探索女性身体的解构与建构理论。如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女权主义者把身体研究也随着新世纪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渐盛而走向一种多元性实践，进一步批判主流社会对女性身体的隐性压迫和权力剥夺，继续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颠覆父权制对女性身体话语的新型统治。
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权力压迫变得越来越隐秘细微，女性对社会身体规范的标准化和正常化也越来越习以为常，甚至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这正如福柯的惩戒凝视理论所说的那样：“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督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现的。”女人化妆整容不仅仅是男人压迫的结果，还是她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身体是一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社会的身体被赋予某种超越身体外观的意义。也就是说身体是被特定时空的意识形态的标准所造就的，这些标准被合法化、理想化和规范普遍化。诸如时装、化妆、减肥、整容等身体工业就是实施身体标准的某种手段，女人为追求理想化身份或取得认同愉悦感，就需要不断改造身体来巩固这种意识并使其内在化自觉化。而这些身体范式被广泛传播普遍接受后就会成为控制我们身体的有效力量。这样女人不断迫使个体来关注自己的镜像，与身体文化标准进行比照，使自身符合某种身体标准美的外在规范。而在这一过程中，自我的镜像变成了自我监视的对象，身体被潜在文化暴力所规训的意义才得以凸显。
在质疑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及建构方面，新时代女权主义者对身体消费、消费身体有不同态度。有些认为消费文化所制造的永不满足形象消费欲望，是男性窥视下女性身体符号化的权力扩张。女性身体在其标准化的窥视和监督之下，只会加快自我主体意识的湮没、自我物化的步伐，很难颠覆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话语的同化。有些在麦当娜身体现象中看到了女性用身体符号重新界定自己身份，重新塑造自己身体的反“标准化”力量。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身体应该有多元的方式发声，以动态身份来塑造自我形象，拆解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或许身份的不确定性并不能轻易地解构女性身体的客观化，犹如酷儿理论对社会性别身份漂移不定的论证，只能算是对主流话语的某种程度的解构，远离了女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也削弱了对父权话语威慑力。但是，男女生理/社会性别、气质、性倾向不是传统二元对立下的永世标准和规范，女性身体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支配，或许为文化走向多元提供了新视角和实践意义上的可能。
总之，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者都在尝试着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为女性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尝试着父权机制的逐渐解构和自我主体意识的慢慢彰显。早期女权主义对性政治的强调，使身体理论因女权主义批评崛起而为人知晓。后现代女权主义从身体写作和身体语言来解构二元对立，用身体话语反抗权力关系，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权。世纪之交女权主义把身体研究扩大到消费文化领域，以多元性的身体视角使身体理论探讨更加多样开放。尽管每个时期对身体理论的阐释侧重点不同，但无一例外都丰富了身体的理论研究，对后继女权主义批评发展或其它理论领域研究也起到某种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艾晓明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3]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4]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刘亚波（1990-），男，河南省驻马店市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供职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文艺民俗与文化批评。
作者单位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