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的庭审，真是怎一个“混乱”可以形容。法学院老师可以把它当做程序正义的反面案例；逻辑学老师可以让学生分析辩诉双方都犯了哪些逻辑错误；传播学教授和研究大众心理的教授则可以分析在消息传递的过程中，猪一样的对手是如何让被诉人变成一个英雄角色的。
　　撇开这场闹剧中搅混了的正义、公正和法律，我来问一个有点恶俗的问题：如果快播在美国，它会怎么样？直接展开想象力来说事，未免和公诉人一样不够？实事求是。所幸我能找到一家类似的公司，而且3年前采访过。
　　这家公司叫BitTorrent，对，你们熟悉的BT下载就是它家的工具。这家公司的创始人Bram Cohen在2001年想到了将大文件分解成小块，同时在多个计算机上下载以加快速度的点子，并因此开发了P2P技术。所以，BitTorrent还可以说是快播的前辈，快播在庭审中所自豪的技术也是打这儿开始的。
　　说起来，利用色情来让自己的软件得到传播，这也不是快播的首创，BitTorrent算是始作俑者。为了让自己的软件得到传播，Cohen在2002年搜集了一些免费的色情电影，美其名曰吸引人们来测试程序。被吸引来的人的确超乎想象，色情和盗版都开始蓬蓬勃勃起来，甚至海盗湾这样提供盗版内容的网站因之迅速成长。甚至你可以说，如果没有P2P技术，就不会有影响力如此巨大的海盗湾。
　　当然，技术的确是中立的，你能看到这一技术的很多正当用途。例如暴雪在2004年将BitTorrent用在魔兽世界Beta版的测试和发布上，Facebook和Twitter也都曾利用这一技术对服务器上的数据做更新。
　　事实上，没有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存储侵权文件这一点的确使得BitTorrent从来没有遭遇过诉讼的麻烦。一直以来，被起诉的都是类似海盗湾这样提供盗版内容的平台，或是下载了侵权内容的个人。
　　但“技术中立”或者“技术无罪”这一说法，从来没有让BitTorrent逃脱争议，Cohen也并未安于这种“合法”。最初，他看起来是在规避风险，例如不再提供搜索引擎，使自己免于受到提供盗版索引的指控。在2007年，他开始了一系列尝试，例如和好莱坞合作，推出了一个类似iTunes的内容商店，不过最后没有成功；此后，它还尝试了付费软件的商业模式，期望通过收费版软件来增加盈利渠道；在3年前我采访它时，它刚开发了在种子分享中增加被称为Bundle的文件锁功能，解锁的规则可以是付费、转发亦或其他，版权者因此能对分发的方式有更多控制。
　　我不能说BitTorrent的改变很成功，因为你绝对不会将它和Google、Facebook及Netflix相提并论；在新秀不断涌出的硅谷，它现在也很少有什么创新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我知道，它现在的状态对整个行业都有好处，毕竟，我无法想象在盗版猖獗的地方，Netflix可以成长起来，并投以重资拍出《纸牌屋》这样精彩的片子。
　　王欣在庭审上被广为转发的一句话是：“技术并不可耻。”但如何使用技术却亦正亦邪。3年前《第一财经周刊》编者的话中所说的依然可以重提：“技术是民主的，它让小公司得到更多机会，这是它好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我们要时刻警觉的：工具的强大有可能让我们失去对方向的判断，对底线的控制。”
　　BitTorrent的故事能给的更多的信息是，有时你无法要求每个创新者都以道德自律并设立底线，需要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法律。最初的民事侵权诉讼不会毁掉一个公司，只会让聪明的创始人意识到模糊的边界所在，意识到问题，并拿出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也许是改变产品或商业模式，也可能是对立法者的游说、推动法律的改变（例如Uber）。这样的正向反馈能让聪明的创业者将自己的才能用在更好的地方，带来对社会更有价值的创新。
　　从不辜负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方面来讲，我们的法律制度在拘捕王欣之前就毁了他。现在，只能空余感慨，他在法庭上展示的强大心理素质和清晰思维无法再用在商业创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