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当第三野战军指战员排着整齐的队列踏入这座素有“十里洋场”“东方巴黎”“远东第一都市”之称的大都市时，面临着比解放其他城市更为复杂和严峻的考验。与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相比，上海具有经济地位突出、帝国主义活动猖獗、国民党长期固守等特点，部分上海市民对于解放军的抵触与误解根深蒂固。如何争取市民支持，成为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此，三野司令员陈毅指出，入城部队一律不准进入民宅，即使生病的战士也不行。上海解放时，入城部队恰逢大雨，参战人员极为疲惫，但是他们全部露宿街头，大多人自带干粮用来充饥。对于違反法纪的现象，解放军也进行了严格的惩处，用严守纪律、秋毫无犯的实际举动，一步步争取了上海市民的认同。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对一起军车肇事案件的妥善处理，就是用严格纪律规范军民关系的典型事例。
　　1949年6月3日下午4时，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一区驾驶员王国瑞，驾驶着临字第19号道奇大卡车，白天平路由南向北行驶。王国瑞是从国民党37军204师收编解放仅5天的战士。当行至广元路时，恰巧同济大学学生熊恭礼骑着自行车从十字路口穿过，眼见前方有人，王国瑞并未放慢速度，只听见一声剧烈的碰撞声，卡车当场将熊恭礼碾伤致死，并有一名电车乘客手指被切断，一位三轮车夫被撞伤。
　　卡车司机肇事案件震惊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严整军纪，淞沪警备司令部组织全体驾驶员进行专题教育，作出具体规定一命令大卡车不准随意进入市区，在市区行驶时车速不得超过15码：并决定对肇事人员执行纪律，对今后驾车肇事者，明令规定乘车者于必要时亦须受到一定的适当处分。
　　事故发生后，解放军第20军第60师当即安排人员到警察局了解情况，慰问家属并赔偿500元银元。6月5日，第60师师长陈挺、政治委员邱相田等人，联名给同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写信，表达歉意：第60师政治部主任姚念等8人，参加熊恭礼的殡葬仪式，送上花圈以致哀悼，妥善处置了善后事宜。
　　6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为教育警醒司机队伍和全体官兵，确保人民生命安全与革命秩序，淞沪警备司令部判处王国瑞死刑，并向市民公开了这一判决。
　　消息公开后，同济大学接连召开3次紧急会议，并派代表赴淞沪警备司令部送函请求减免死刑。与此同时，上海市工人、商人、学生、法律界人士等纷纷投书上海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既对解放军严明纪律表示钦佩，又有现场目击者提出事故双方皆有责任，对司机处以极刑似嫌过重，请求减轻处分，给予王国瑞立功赎罪机会。
　　在充分分析事故原因的基础上，6月1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布法字第1号布告，宣布免除王国瑞死刑，减为3年徒刑。
　　此后不久，同济大学工学院用部队赔偿的500元银元设立了“熊恭礼奖学金”，购置37册专业书籍和152册社会科学类书籍，供同学们学习使用，以此纪念这份深厚的军民情谊。
　　（易茗摘自《看历史》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