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偏僻农村，总把上学当男孩子的事。女孩的命运，似乎生来就是照顾弟妹、拔草喂猪、捡拾柴草、铲扫填炕……但父亲还算开明，让8岁的我如愿上了小学。那时，父母忙于生计，每天很晚回家，而面对家里两个整日哭闹的弟弟，我不得不结束才开始了一周的学校生活。
　　1976年的农村校园，到处都能听见打扮得花蝴蝶似的女孩子们唱样板戏的声音，偶尔还会有“送文化下乡”的活动，邻村学校的学生也经常到我们学校来汇演。我每天都拼命做完母亲留给我的家务，然后背着幼小的侄子，踮着脚尖站在学校围墙旁老榆树下的土堆上，悄悄地看着学生们排练节目。那是我当时的最大乐趣。
　　等来年春暖花开，小伙伴们又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再也按捺不住，哭闹着央求父母让我重回学校。连着闹腾了几天，直到眼睛肿得睁不开，嗓子嘶哑得说不出话，最后还是哥哥给父亲说：“就让她去吧，别待在家给我带孩子了，免得我将来后悔。”
　　重返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已11岁，因为怕被同班的小朋友笑话，我执意要和曾经的小伙伴们念同级，虽然他们已经是四年级的“大”学生了。哥哥和校长也拗不过我，只好决定让我从三年级开始。只上过一周学的我一下子就“升”到了三年级，除了很快就消逝的新鲜感，功课上的压力让我的内心充满胆怯。10以内的加减法没有学就要接触两位数乘法，一个字不会写就要进行课文阅读、写作……每次作业本发下来，除了大大的红色叉号，还有随时要接受的惩罚。
　　幸运的是，班主任发现了毫无基础却十分上进的我，便让班上两个学习最好的同学教我语文和数学。从a、o、e到1 1，即使现在，我依旧对他们心存感激。整整一学期的紧张与努力，到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期末考试，语文成绩81分，而数学只有18分。我不知道当时的自己哪里来的韧性与执拗，可能是想摆脱命运困苦的枷锁，亦或只是想学习的本能和冲动。直到初中二年级，我一直保持着班上第一名的位置。
　　我上学的那个年代，生活在农村的学生都要一边上学，一边做繁重的家务劳动。每个冬季的早晨，拉一车的苜蓿烧炕、狼吞虎咽地吃早饭、跑着去上学成了我一天忙碌的开始。放学后，还要去庄稼地里做农活，当夜色降临，回家的路上我充满了困顿与疲惫。
　　1982年，家乡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地多了，农活也多了。村里人都说：“这么大的女娃，不让在家劳动，还念什么书，迟早还不是别人家的。”母亲却笑着说：“娃爱念就让她念吧，我们吃点苦没啥。”1983年，初三毕业的我恰好赶上师范学校招第一批初中生，我幸运地以本校应届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觉它有千斤重，承载着太多的辛酸与反抗。哥哥说：“差点就把家里的秀才折腾掉了。”
　　当时的农村，人们对“大学”和“师范”的概念还不清楚，只是见我就说：“瞧，这个女娃考上大学了！”于是，我成了学校老师和村里学生的骄傲、榜样，但埋藏在我心底的，是一串串绵长、难忘的回忆。那是对于读书、上学的渴求与执著。
　　如今，在我与爱人闲聊之际，他常常也会感慨他曾经的读书经历，那种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的艰苦条件却成了珍贵的人生财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劳动，这种前途未卜的生活终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结束了。
　　那时候，爱人在邻乡的学校补习，每个周末才能回家。返回学校时，他会带上婆婆用洋麦面做的干面条，翻过一座山，趟过一条河，回到潮湿的土窑洞宿舍。夏天还好，到了冬天，简单的吃饭走路都成了大问题。早上天黑路滑，常常会掉进冰窟窿里湿了裤子和鞋，甚至冰还会割破皮肤。到了学校，教室里的小火炉也只是微微发热，冻得发抖的身体只能自己慢慢缓解。
　　午饭就啃几口结成冰的杂粮馍早已成为家常便饭，而到了晚上，只能点着煤油炉子煮干面条填充肚子。苦中作乐的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由于土炕阴冷潮湿，宿舍的两个人便做起了猜拳暖炕的游戏，输了的就得先去暖被子，一来二去被窝里也就有了温度。
　　虽然我的学生时代充满了无数坎坷，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有着特殊记忆的时光碎片，却拼凑成一条指引我自信走向未来的人生之路。我始终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仰望星空的权利，但唯有脚踏实地才能收获满天繁星。
　　（责编 亦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