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都有红利吗？——一台国家机器的顶层设计与技术操盘》
　　作者：【澳】雪珥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12月
　　自1861 年开始，中国近现代的改革史，绵延至今整整150 年。除了中间的68 年（1911—1979 年）以“革命”为主旋律之外，此前的晚清50 年（1861—1911 年）及此后的30余年，“改革”都是全民族的主旋律。
　　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的今日，正值1894 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如今，无论从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社会利益结构，乃至政治体制框架，同样走到了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读史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改革可能还会跌倒在哪里呢？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这一点史实，基本为各方所认可。推翻清政权的主流，正是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界，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贵”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利益。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的催化剂。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今有没有？其规模有多大、能量有多强？他们既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却享受着改革的成果，且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他们未必会愚蠢到公开反对改革，但为了维持、壮大既得利益，他们一定会运用已经获得的政经资源，积极影响改革的路径、方向、步骤、力度，甚至争夺下一步改革的主导权。这对下一阶段的改革，包括政改，影响极大。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改中大得其利后，积极参与到政改之中，成为所谓“立宪派”的主流，获得了政改的话语控制权。而他们主导下的政改，上掏空政权，下掏空民众，即便在形式上获得成功之后，也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游乐场，反而进一步刺激了革命——清末三年，上千起群体性事件（“民变”），都是因草根阶层不满承担过高的改革成本而起。
　　绊脚石之二：“大跃进”心态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态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理想社会。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下“大跃进”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告诫国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北洋舰队的规模和战斗力，甚至名列东亚第一，可谓成就斐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战救国），权力成为资本之母，催生并且扶持资本“大跃进”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寄生于权力母体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令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权力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权力至今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要素，既妨碍了资本的发展，也难以阻滞权力的膨胀。至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企业腐败，更是不胜枚举。 　　当代改革中，与经济超速发展伴生的资源能源低效、生态环境被破坏等，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致命因素，其害之深，已成为社会共识。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改革后，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晚清推行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 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 多年及英国的百年，但还是被人指责为太慢。责难者的主流，正是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改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力，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动听愿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其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更为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改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如今又到了政改的关键时刻。
　　《移动的帝国：日本移动互联网兴衰启示录》
　　作者：曾航 刘羽 陶旭骏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荐读理由：
　　日本是全世界移动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堪称移动的帝国。在手机游戏、手机支付、移动医疗、移动电子商务、手机电视等方面，日本都充当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的试验田。曾经傲视全球的日本运营商将怎样面对转型的挑战？iPhone来势汹汹，如何打破封闭的日本移动互联网体系？日本在智能手机时代的手机游戏、O2O、移动医疗、移动广告等方面，涌现出了哪些值得借鉴的商业模式？本书作者团队先后数次前往日本调研，拜访了多位日本移动互联网的重量级人物，在本书中第一次对日本移动互联网发展和现状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深入解读其经验教训，为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带来启迪。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实施：
　　基于金融结构的视角》
　　作者：巴曙松 金玲玲 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荐读理由：
　　国际经济金融结构的变化体现在金融监管体系上，即金融监管框架的重大调整，而在应对08年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可以说是金融监管框架调整的代表性成果，因此这一课题是包括中国金融界和美国金融界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更是关乎中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未来发展的重要现实课题。本书既对巴塞尔Ⅲ的政策修订进行了跟踪和解读，又从金融结构的视角对巴塞尔Ⅲ的国际实施进展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国际政策的推进和实施的进展情况，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理论剖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提出在中国实施巴塞尔Ⅲ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