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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商作为明清到民国在山西乃至全国的一支重要商业力量,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变迁。在其整个兴衰过程中,晋商的乡土情结一直是它的基底,其商业经营、婚姻状况以及物化的家族宅院中处处体现着他们对乡土的深厚感情。晋商文化中形成乡土情结主要原因涉及山西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以及晋商宗族关系薄弱下地缘关系的加强与长期漂泊心理的影响。怀有深沉乡土情结的晋商,注重守成,但也极具创新能力,其乡土情结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禁锢晋商思维与发展的枷锁。
【关键词】:晋商文化;乡土情结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讲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底。在明清晋商的发展过程中,山西商人背井离乡,“走西口”到蒙古、俄罗斯,之后以万里茶路联结南北,票号生意“汇通天下”。但山西商人发家致富后大多都选择回归故里,用一辈子赚来的财富,返乡建宅。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等等,一座座古朴富丽的大院,就是他们衣锦还乡后光宗耀祖的实际证明,也是他们劳碌一生而内心思乡恋乡的质朴表达。
一、晋商文化中乡土情结的呈现
(一)经商
从历尽艰辛的走西口,到贯通南北的万里商路;从单打独斗,到结成商帮共谋发展,晋商的经营之道从一开始就和乡土有扯不断的关系。乡土情结是晋商起步时的土壤,是经营之道中的内核,是处理财富时的回归。
“走西口”是长城以里的晋西北、雁北和陕北地区的劳动人民到长城以外的西部地区谋生的社会活动。对于走西口的人来说,移民实是无奈之举。明清时期,山西人均土地减少,尖锐的人地矛盾和自然灾害,使晋北人民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晋商在其中的发达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愈来愈激烈。晋商在风险重重的生意场中认识到,必须结成帮派。在晋商会馆中,“同乡偕来于斯馆也,联乡谊,叙乡情,畅然蔼然,不独逆旅之况赖以消释,亦且相任相恤。”因此,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络计议之所的晋商商帮,不仅是“联乡情于异地”、“叙桑梓之乐”的乡人组织,还在协调内外关系、规范商人准则、维护本帮共同利益的等方法发挥着重大作用。
(二)婚姻
在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晋商商帮治理模式下,为规避内部风险,晋商规定号内人员外地经商必须不带家属,不娶外妇,不入外(省)籍,不在外置不动产。因此,“一世夫妻三年半”的漂泊思念与闺房哀怨成为了晋商婚姻家庭的普遍现象。两地分居的情况下,虽然有不少人在外地纳妾甚至嫖娼,但更多的山西商人仍然遵循着这样的约定:“业成之后,筑屋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辛勤一生,子孙即温饱矣。”
(三)信仰
外出经商的山西人,把和他们有着乡土关联的关公列为最高的崇祀。关羽是河东解州人氏,他成为了山西商人惊险商路上的保护神,其“忠”、“义”、“仁”、“勇”也成为了晋商用以规范商业行为的精神依托。山西人每到一地经商,先修关帝庙,关公崇拜就成为了晋商的一个文化符号。许多商号都有“重信义,除虚伪”等号规,禁绝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在各行各业也正因为坚持以诚待人,重义取利,赢得了广阔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在后期的汇兑业务上被世人所认可。
(四)建筑
明清晋商积累巨额财富后,受“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观念影响,大多选择回乡置地,兴建宅院。这些宅院无处不体现着晋商对待乡土、家园和人生的态度。祁县乔家大院一条甬道将六个院落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从高空俯视,六个院子呈现完整的“囍”字结构。“百寿图”、砖雕猫蝶等,寓意长寿;“鹿鹤同春”、“喜鹿封猴”等,寓意荣禄满门;楹联牌匾中,“履和”、“古风”等表达了主人中庸古朴的人生态度;“忠厚存世远,勤俭治家昌”等反映了晋商的治家之道。
二、晋商乡土情结浓重的成因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某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对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山西地处华北平原西部,黄土高原东翼,东有太行山作屏,西南有黄河为障,地形闭塞,与外界交流困难。其次,山西历史上气候宜人,宜居宜农,百姓不愿外出奔波,思想较为保守。再次,多山导致的交通不便也严重阻碍了山西人的社会交往。因此,在离开这片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时,晋商的乡情就显得更重一些,对故乡的挂念更深一些。
(二)宗族制度弱而乡土观念强
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界处,长期的民族融合使山西人的家族、婚姻关系较为复杂,“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不发达,血缘和宗族的纽带作用显现不多。因此,乡土观念成为了宗族观念的延伸与替代。在晋商商号中,伙计大多是同乡之中知根知底的邻里乡亲,对其品行、才学逐一考量,一旦聘用就用人不疑,并用股份制把伙计的工资与商号的收益联系起来,使以乡土情结为基础的商业治理模式加上制度力量,商业经营更加稳固。
(三)长期漂泊而乡情更深
外出谋生的山西商人,能够出人头地、回乡光宗耀祖的只占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山西商人终其一生都流落在外。在陌生与艰难的环境中,对故土的思念更深。程雯瑛《晋商史料研究》中写道:每年春节前后,掌柜和伙计们都十分思念家乡,但又没有通讯设施,就在早晨太阳出山前,在店铺前挖个坑,坑里立一根木杆,烧香跪拜,遥祝远方的家人平安幸福。另外,在内蒙古包头有块古坟地叫做“祁太义地”,这里葬着的大多是山西的买卖人,所有的坟冢都朝向东南方,也就是家乡的方向。这种思乡情结正是在长期的漂泊状态下愈演愈烈,日益浓重。
三、晋商乡土情结下的守成与创新
浓重的乡土情结给人守成、保守的性格,但晋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支强大的商帮,其成败原因远不能仅用乡土情结四字全然概括。
首先,晋商在商业经营上创新之处良多,如股份制经营、身股制与股权激励、所有权与经营权等。晋商并非一味守成,而有极大的开拓创新精神,且在实行创新管理知识能够稳扎稳打,不急功冒进,值得称道。
对于晋商守旧的观点,大多是对其财富处理问题的质疑。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发家致富后买田建房是所有人的愿望,并非思想保守所致。晋商窖藏金銀,急流勇退,不能不说其能审时度势;兴建义学、出国游学、倡导女教,不能不说其无首开风气之先;乔家大院中兴建的新院,融合西洋建筑美学,不能不谓其不拘泥传统格局,这些都不是以传统保守几个字就能概括和解释的。
晋商后期衰落,主观上是由于官商勾结使其经营理念发生变化,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与时俱进,以至票号业被迅速发展的银行业被取代;客观上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办厂,使晋商多年拓展的贸易渠道全部被俄日封锁和控制,经营环境严重恶化所致。
因此,乡土情结浓重的晋商,在经营与守成上不能不说受乡土情结的影响,但其仍有领先于当时中国历史环境的创新之处,值得借鉴。关于晋商的思想观念,不能以乡土情结浓重以致思想传统守旧等笼统归结。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2]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M],太原:山西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84页。
[3]程雯瑛:《晋商史料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关键词】:晋商文化;乡土情结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讲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底。在明清晋商的发展过程中,山西商人背井离乡,“走西口”到蒙古、俄罗斯,之后以万里茶路联结南北,票号生意“汇通天下”。但山西商人发家致富后大多都选择回归故里,用一辈子赚来的财富,返乡建宅。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等等,一座座古朴富丽的大院,就是他们衣锦还乡后光宗耀祖的实际证明,也是他们劳碌一生而内心思乡恋乡的质朴表达。
一、晋商文化中乡土情结的呈现
(一)经商
从历尽艰辛的走西口,到贯通南北的万里商路;从单打独斗,到结成商帮共谋发展,晋商的经营之道从一开始就和乡土有扯不断的关系。乡土情结是晋商起步时的土壤,是经营之道中的内核,是处理财富时的回归。
“走西口”是长城以里的晋西北、雁北和陕北地区的劳动人民到长城以外的西部地区谋生的社会活动。对于走西口的人来说,移民实是无奈之举。明清时期,山西人均土地减少,尖锐的人地矛盾和自然灾害,使晋北人民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晋商在其中的发达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愈来愈激烈。晋商在风险重重的生意场中认识到,必须结成帮派。在晋商会馆中,“同乡偕来于斯馆也,联乡谊,叙乡情,畅然蔼然,不独逆旅之况赖以消释,亦且相任相恤。”因此,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络计议之所的晋商商帮,不仅是“联乡情于异地”、“叙桑梓之乐”的乡人组织,还在协调内外关系、规范商人准则、维护本帮共同利益的等方法发挥着重大作用。
(二)婚姻
在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晋商商帮治理模式下,为规避内部风险,晋商规定号内人员外地经商必须不带家属,不娶外妇,不入外(省)籍,不在外置不动产。因此,“一世夫妻三年半”的漂泊思念与闺房哀怨成为了晋商婚姻家庭的普遍现象。两地分居的情况下,虽然有不少人在外地纳妾甚至嫖娼,但更多的山西商人仍然遵循着这样的约定:“业成之后,筑屋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辛勤一生,子孙即温饱矣。”
(三)信仰
外出经商的山西人,把和他们有着乡土关联的关公列为最高的崇祀。关羽是河东解州人氏,他成为了山西商人惊险商路上的保护神,其“忠”、“义”、“仁”、“勇”也成为了晋商用以规范商业行为的精神依托。山西人每到一地经商,先修关帝庙,关公崇拜就成为了晋商的一个文化符号。许多商号都有“重信义,除虚伪”等号规,禁绝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在各行各业也正因为坚持以诚待人,重义取利,赢得了广阔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在后期的汇兑业务上被世人所认可。
(四)建筑
明清晋商积累巨额财富后,受“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观念影响,大多选择回乡置地,兴建宅院。这些宅院无处不体现着晋商对待乡土、家园和人生的态度。祁县乔家大院一条甬道将六个院落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从高空俯视,六个院子呈现完整的“囍”字结构。“百寿图”、砖雕猫蝶等,寓意长寿;“鹿鹤同春”、“喜鹿封猴”等,寓意荣禄满门;楹联牌匾中,“履和”、“古风”等表达了主人中庸古朴的人生态度;“忠厚存世远,勤俭治家昌”等反映了晋商的治家之道。
二、晋商乡土情结浓重的成因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某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对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山西地处华北平原西部,黄土高原东翼,东有太行山作屏,西南有黄河为障,地形闭塞,与外界交流困难。其次,山西历史上气候宜人,宜居宜农,百姓不愿外出奔波,思想较为保守。再次,多山导致的交通不便也严重阻碍了山西人的社会交往。因此,在离开这片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时,晋商的乡情就显得更重一些,对故乡的挂念更深一些。
(二)宗族制度弱而乡土观念强
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界处,长期的民族融合使山西人的家族、婚姻关系较为复杂,“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不发达,血缘和宗族的纽带作用显现不多。因此,乡土观念成为了宗族观念的延伸与替代。在晋商商号中,伙计大多是同乡之中知根知底的邻里乡亲,对其品行、才学逐一考量,一旦聘用就用人不疑,并用股份制把伙计的工资与商号的收益联系起来,使以乡土情结为基础的商业治理模式加上制度力量,商业经营更加稳固。
(三)长期漂泊而乡情更深
外出谋生的山西商人,能够出人头地、回乡光宗耀祖的只占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山西商人终其一生都流落在外。在陌生与艰难的环境中,对故土的思念更深。程雯瑛《晋商史料研究》中写道:每年春节前后,掌柜和伙计们都十分思念家乡,但又没有通讯设施,就在早晨太阳出山前,在店铺前挖个坑,坑里立一根木杆,烧香跪拜,遥祝远方的家人平安幸福。另外,在内蒙古包头有块古坟地叫做“祁太义地”,这里葬着的大多是山西的买卖人,所有的坟冢都朝向东南方,也就是家乡的方向。这种思乡情结正是在长期的漂泊状态下愈演愈烈,日益浓重。
三、晋商乡土情结下的守成与创新
浓重的乡土情结给人守成、保守的性格,但晋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支强大的商帮,其成败原因远不能仅用乡土情结四字全然概括。
首先,晋商在商业经营上创新之处良多,如股份制经营、身股制与股权激励、所有权与经营权等。晋商并非一味守成,而有极大的开拓创新精神,且在实行创新管理知识能够稳扎稳打,不急功冒进,值得称道。
对于晋商守旧的观点,大多是对其财富处理问题的质疑。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发家致富后买田建房是所有人的愿望,并非思想保守所致。晋商窖藏金銀,急流勇退,不能不说其能审时度势;兴建义学、出国游学、倡导女教,不能不说其无首开风气之先;乔家大院中兴建的新院,融合西洋建筑美学,不能不谓其不拘泥传统格局,这些都不是以传统保守几个字就能概括和解释的。
晋商后期衰落,主观上是由于官商勾结使其经营理念发生变化,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与时俱进,以至票号业被迅速发展的银行业被取代;客观上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办厂,使晋商多年拓展的贸易渠道全部被俄日封锁和控制,经营环境严重恶化所致。
因此,乡土情结浓重的晋商,在经营与守成上不能不说受乡土情结的影响,但其仍有领先于当时中国历史环境的创新之处,值得借鉴。关于晋商的思想观念,不能以乡土情结浓重以致思想传统守旧等笼统归结。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2]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M],太原:山西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84页。
[3]程雯瑛:《晋商史料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