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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1]，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2]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包括生产分工关系、交换和分配关系、消费关系、所有制关系。而上层建筑是指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等制度和机构，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诸如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观念。二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3]鉴于“唯物史观自创立以来就引发了多样性解释”[4]，学术界对此有着复杂的理解和阐释，因此，在教学实践中贯彻落实唯物史观素养的渗透与培育，面临不少挑战。本文意在对这一原理在教学中的运用作浅层例说，欢迎广大同仁指正。
案例一、近现代中国的近（现）代化
中国近代化举步维艰，对此不少教师多注重揭示西方殖民侵略使然。毫无疑问，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却也忽略了从国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即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来解释。
近代中国的衰落有多方面原因，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国家政权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使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能力大打折扣。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不同政治力量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但直到1949年为止，中国远未实现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启动现代化的基本政治前提，与近代历届政府相比，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具有最强的社会整合与动员能力。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迅速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使得现代化建设取得非凡成就。其中的关键便是，新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着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而其中“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国家力量’”[5]。从国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近代以来国家的近（现）代化，不仅贯彻落实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而且学生获得的认识也更为全面而深刻。
案例二、中国近代“反孔”运动
近代中国在探索中出现多次“反孔”，但成果寥寥。对此，不少教师多从“反孔”的阶级局限和方式上解释，未及根源。“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本质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6]。传统社会中，儒学长期作为意识形态存在，影响深远。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把孔子装扮成一位改革家，表面上尊崇和弘扬孔子，实际重塑了一个承载变法意愿的“新孔子”。这种做法最终失败，乃源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依然利于孔学立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运用民主革命理论批判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专制帝制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但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依然没变，尊孔复古之风不久便回潮;新文化運动时期，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对传统儒学展开猛烈批判，思想文化救国终难济世。
“只要当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处在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为主的阶段时，人们关于自己个人的地位和权利的观念必然包含着对等级身份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认同和尊崇”。[7]这就说明，不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共和国体的确立便缺乏牢固根基。如此解释，才能让学生从历史繁复的现象中洞察历史“命运的牵引力”，加深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解。
案例三、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
对于宗教改革的出现，教师在备课时不能仅仅强调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使然，也不单是德意志这个“教皇的奶牛”身份下的矛盾所致，而要看到自新航路开辟以来，德意志社会乃至欧洲社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以及君主国家崛起的影响。
改革前，西欧社会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天主教会凌驾于王国、诸侯之上。相比于教权，王权过于弱小，结果王权总是敌不过教权。但15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君主国的崛起，宗教改革也就在所难免。特别是近代君主国的崛起，既是资本主义发展所推动的一场社会重构，也使西欧的政教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王权有能力与教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相抗衡，从而为宗教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
改革后的新教，因信称义、天职观、预定论有助于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营的形成，基督教伦理因此向着亲资本-利润-财富的方向靠拢。[8]由此，基督教伦理发生革命性变化，新教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提供了“外衣”和原则[9]，宗教改革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充分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助于学生从中深刻把握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
从上可见，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或现象都可以运用这一原理来加强解释。笔者进一步要说，教学中运用这一原理时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1. 要动态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
唯物史观没有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绝对化地对立起来，而是“承认两者之间的界限的相对性……经济基础概念所指的东西会与上层建筑所指的东西之间发生交叉和重叠。而这两者之间的交叉和重叠又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社会境遇中，其重叠的部分也是完全不同的。”[10]因此要动态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以及相互关系。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福利政策而言，从表面上看，这是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主义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属于经济基础。但其出现也是资产阶级为巩固统治而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也与资本主义国家人权观的进步相联。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利政策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它属于上层建筑。再如，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一般把它视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属于经济基础。但是也要注意，垄断组织是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通过干预国家政治生活、推动国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来攫取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它属于上层建筑。
特别是“上层建筑处在伴随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历史延续过程中，其内在结构及各个相关的组成部分，其具体形式、性质和职能都历史地变化着。”[11]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资本形式有一个从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发展变化的过程，相对应的政治形式也经历了从议会分权民主政治到行政集权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资本与政治在互动、互适中互择与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 2. 要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相结合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则更多的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反映。经济结构内的矛盾是本质的矛盾，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内的矛盾则是反映着本质的现象，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则更像是本质与现象的矛盾关系。”[12]這说明，在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例如，对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原因分析，国内的多数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加深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13]从生产力发展看，依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市场的狂热需求，美国工业生产在20年代出现了繁荣高涨。从生产关系看，与工农业生产增长相比较，国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私人占有制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来看，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距离日益扩大，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减小了国内市场的容量。而此时，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美国的国际市场日益缩小且竞争激烈。从经济基础来看，早在19世纪后期，美国已经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柯立芝繁荣”期间全国范围内工业经济发展太快，工业经济所占份额太多，加上贷款消费、股票投机的盛行，这些极大刺激了工业生产并制造了市场的虚假繁荣。从上层建筑来看，当时工业经济发展的状态决定了以总统为首的政治上层建筑将牢牢掌握在大工业资本家和垄断财阀的手中。柯立芝时期政府忽视农业，对于经济管理采取“无为而治”，随后的胡佛依然信奉“自由放任”，没有从根本上对这些大企业进行管制，更没有从危机的实质——限制生产着手。可见，30年代大危机是20年代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张与消费市场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美国工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在“自由放任”的政府政策引导下只是被极度增强而已。所以说，只有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起来，才能在分析事件或现象时获得全面科学的认识。
3. 要避免形成“单一经济决定论”
历史是“……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4]唯物史观从不否认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向前发展是通过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合力”思想有助于我们获得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如上述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的案例中，推动宗教改革出现的原因，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决定作用，也有君主国家崛起的影响使然，当然还包括罗马教皇利用德意志政治上四分五裂而对德意志的盘剥、教会的腐败对于矛盾的激化等。
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单一经济决定论”的失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归结为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突出强调“一大二公”，其他个体经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农副产品的出售等等，在理论上得不到承认，结果是理论上的单一带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损失。因此，教师在运用这一原理时，要从根本上挖掘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注释】
[1] 《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研究：基于国家议题的论述》课题组：《重建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在当代的解释力》，《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14日第5版。
[2]黄光秋、黄光顺：《恩格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解读》，《学习论坛》2017年第3期。
[3] 《史学概论》编写组：《史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4]吴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5]荣剑：《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3页。
[7]庞卓恒、吴英、刘方现：《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8]吕富渊：《从资本主义发展角度看宗教改革对基督教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9]万斌、金利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互动关系的基本论述》，《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0]王晓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观献疑——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再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1]胡为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
[12]胡懋仁：《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社会基本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3]韩毅：《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案例一、近现代中国的近（现）代化
中国近代化举步维艰，对此不少教师多注重揭示西方殖民侵略使然。毫无疑问，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却也忽略了从国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即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来解释。
近代中国的衰落有多方面原因，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国家政权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使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能力大打折扣。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不同政治力量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但直到1949年为止，中国远未实现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启动现代化的基本政治前提，与近代历届政府相比，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具有最强的社会整合与动员能力。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迅速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使得现代化建设取得非凡成就。其中的关键便是，新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着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而其中“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国家力量’”[5]。从国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近代以来国家的近（现）代化，不仅贯彻落实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而且学生获得的认识也更为全面而深刻。
案例二、中国近代“反孔”运动
近代中国在探索中出现多次“反孔”，但成果寥寥。对此，不少教师多从“反孔”的阶级局限和方式上解释，未及根源。“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本质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6]。传统社会中，儒学长期作为意识形态存在，影响深远。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把孔子装扮成一位改革家，表面上尊崇和弘扬孔子，实际重塑了一个承载变法意愿的“新孔子”。这种做法最终失败，乃源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依然利于孔学立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运用民主革命理论批判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专制帝制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但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依然没变，尊孔复古之风不久便回潮;新文化運动时期，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对传统儒学展开猛烈批判，思想文化救国终难济世。
“只要当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处在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为主的阶段时，人们关于自己个人的地位和权利的观念必然包含着对等级身份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认同和尊崇”。[7]这就说明，不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共和国体的确立便缺乏牢固根基。如此解释，才能让学生从历史繁复的现象中洞察历史“命运的牵引力”，加深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解。
案例三、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
对于宗教改革的出现，教师在备课时不能仅仅强调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使然，也不单是德意志这个“教皇的奶牛”身份下的矛盾所致，而要看到自新航路开辟以来，德意志社会乃至欧洲社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以及君主国家崛起的影响。
改革前，西欧社会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天主教会凌驾于王国、诸侯之上。相比于教权，王权过于弱小，结果王权总是敌不过教权。但15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君主国的崛起，宗教改革也就在所难免。特别是近代君主国的崛起，既是资本主义发展所推动的一场社会重构，也使西欧的政教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王权有能力与教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相抗衡，从而为宗教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
改革后的新教，因信称义、天职观、预定论有助于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营的形成，基督教伦理因此向着亲资本-利润-财富的方向靠拢。[8]由此，基督教伦理发生革命性变化，新教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提供了“外衣”和原则[9]，宗教改革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充分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助于学生从中深刻把握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
从上可见，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或现象都可以运用这一原理来加强解释。笔者进一步要说，教学中运用这一原理时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1. 要动态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
唯物史观没有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绝对化地对立起来，而是“承认两者之间的界限的相对性……经济基础概念所指的东西会与上层建筑所指的东西之间发生交叉和重叠。而这两者之间的交叉和重叠又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社会境遇中，其重叠的部分也是完全不同的。”[10]因此要动态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以及相互关系。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福利政策而言，从表面上看，这是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主义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属于经济基础。但其出现也是资产阶级为巩固统治而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也与资本主义国家人权观的进步相联。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利政策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它属于上层建筑。再如，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一般把它视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属于经济基础。但是也要注意，垄断组织是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通过干预国家政治生活、推动国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来攫取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它属于上层建筑。
特别是“上层建筑处在伴随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历史延续过程中，其内在结构及各个相关的组成部分，其具体形式、性质和职能都历史地变化着。”[11]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资本形式有一个从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发展变化的过程，相对应的政治形式也经历了从议会分权民主政治到行政集权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资本与政治在互动、互适中互择与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 2. 要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相结合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则更多的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反映。经济结构内的矛盾是本质的矛盾，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内的矛盾则是反映着本质的现象，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则更像是本质与现象的矛盾关系。”[12]這说明，在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例如，对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原因分析，国内的多数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加深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13]从生产力发展看，依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市场的狂热需求，美国工业生产在20年代出现了繁荣高涨。从生产关系看，与工农业生产增长相比较，国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私人占有制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来看，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距离日益扩大，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减小了国内市场的容量。而此时，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美国的国际市场日益缩小且竞争激烈。从经济基础来看，早在19世纪后期，美国已经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柯立芝繁荣”期间全国范围内工业经济发展太快，工业经济所占份额太多，加上贷款消费、股票投机的盛行，这些极大刺激了工业生产并制造了市场的虚假繁荣。从上层建筑来看，当时工业经济发展的状态决定了以总统为首的政治上层建筑将牢牢掌握在大工业资本家和垄断财阀的手中。柯立芝时期政府忽视农业，对于经济管理采取“无为而治”，随后的胡佛依然信奉“自由放任”，没有从根本上对这些大企业进行管制，更没有从危机的实质——限制生产着手。可见，30年代大危机是20年代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张与消费市场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美国工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在“自由放任”的政府政策引导下只是被极度增强而已。所以说，只有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起来，才能在分析事件或现象时获得全面科学的认识。
3. 要避免形成“单一经济决定论”
历史是“……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4]唯物史观从不否认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向前发展是通过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合力”思想有助于我们获得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如上述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的案例中，推动宗教改革出现的原因，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决定作用，也有君主国家崛起的影响使然，当然还包括罗马教皇利用德意志政治上四分五裂而对德意志的盘剥、教会的腐败对于矛盾的激化等。
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单一经济决定论”的失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归结为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突出强调“一大二公”，其他个体经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农副产品的出售等等，在理论上得不到承认，结果是理论上的单一带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损失。因此，教师在运用这一原理时，要从根本上挖掘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注释】
[1] 《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研究：基于国家议题的论述》课题组：《重建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在当代的解释力》，《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14日第5版。
[2]黄光秋、黄光顺：《恩格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解读》，《学习论坛》2017年第3期。
[3] 《史学概论》编写组：《史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4]吴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5]荣剑：《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3页。
[7]庞卓恒、吴英、刘方现：《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8]吕富渊：《从资本主义发展角度看宗教改革对基督教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9]万斌、金利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互动关系的基本论述》，《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0]王晓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观献疑——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再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1]胡为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
[12]胡懋仁：《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社会基本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3]韩毅：《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