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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古代的艺术圈里扬名立万，不仅要身怀“诗书画”的高超技艺，还要掌握送礼与收礼的娴熟技巧。
古代的艺术家常常互赠书画礼物，礼物互赠是艺术家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艺术圈的文化，一种划分阶层的重要手段。古代的艺术家要闯出名堂，除了“文化资本”之外，还需要“社会资本”，艺术圈里人际关系的维持；地位与派别的区分；契约关系与情感交流，都要通过礼物来实现。礼物的流动受到圈子文化的制约，同时又在流动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圈子文化。
礼物是艺术圈社交的润滑剂，文化交流的催化剂。但是许多时候，送礼与回礼也是一种压力，一种必须偿还的雅债。艺术家有时候也会哀叹：“纷纷画债未能偿，日日挥毫不下堂。”从送礼与回礼的“义务”可以看出，艺术家的创作并不全是无拘束的理想表达，不少时候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任务。
礼物的交换在表面上是自愿的，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具有义务性和契约性。圈中人收到礼物之后必须予以回应——“他日当有无声诗润笔”，以后会有画作回赠你。拒绝送礼与回礼的行为，都是对众人的宣战与对圈子文化的背叛。艺术圈中人如果彼此脾性相投，品位相近，则通过礼物的互赠，逐渐建立一种长期的交往与互惠的关系。如果彼此地位悬殊，品位有别，那么礼物的互赠交换可能只是一次性。
“回礼”的漫不经心与时间上的耽误，仿佛是艺术家有意造就的风格。流传至今的文徵明信札中，有不少致歉信。在写给上海富绅朱察卿的一封信中，文徵明说：“入春来偶感小疾，不得稍闲”，因此耽误了之前承诺送出的作品，感到“不胜惶悚”。虽然常常致歉，文徵明还是不慌不忙地还着他的“雅债”，无所拘束、随心所欲，这是文人画家需要强调的风度与格调。
尽管“酬对终日，不少厌怠”——但是依然要送礼。尽管礼物已经成为艺术家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雅债，“吾在，此债不休。吾死，则已矣。”——但是依然要回礼。因为礼物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权力符号，意味着艺术家进入了精英文化圈。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通过礼物的交换来建立自己的名誉、地位和声望。
一、人情礼物
书画礼物的交换，不仅代表着艺术圈的情感伦理与文化交流，并且能够拓展艺术家人际关系网的广度和强度。礼物，成为了艺术家的一种雅债。这种雅债不但是艺术家生活中的一种义务，也是一种享受。
在艺术史的记载中，艺术家的创作要么自由自在，要么受限于政治或者商业的原因，极少提及因为人情、关系、义务而作的“应酬画”。而事实上，书画家的作品中，作为礼物送出的比例相当高。根据刘九庵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文徵明作于1495年到1559年间、现藏中国大陆的作品共121件，其中20件在画跋或标题中明确提及受赠的对象。还有许多作品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实际上也担负着礼物的功能。
有些艺术家的礼物比较容易获取，例如沈周。作为明代早中期江南艺术圈的领袖人物，“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虽然一时风头无两，但是沈周对求画者几乎来者不拒，走卒贩夫也能获得他的书画礼物。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当红艺术家都像沈周一样，愿意“白做人情白结缘”。时人想求一幅倪瓒的画作为礼物，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事者多得之，庸人俗流求，终不予。”彼时的“好事者”是指有鉴赏品位的爱好者。傲娇的倪瓒认为自己的作品清雅脱俗，不屑于与一般凡夫俗子作利益交换。强调“我画不可贿得也”。有人以礼物送他，期待回赠画作，倪瓒会说：“是欲工艺我耳！”——当我是工匠啊！
古时的文人画家常常在各种典礼或者派对上互赠礼物，譬如：生日、结婚、升官、生病、生子、乔迁、丧礼，等等。
朋友婚宴时，赠送书画是常事。沈周曾送给友人一幅《石榴图扇》，祝贺他新婚之喜，并题诗云：“我写君家多子榴，今年消息在枝头。”——对朋友夫人的肚皮颇为关心，并作了美好预言，颇如今天的李兆基对徐子淇的殷殷期待之情。
今天的六十几岁的同志在政治局里还算小弟弟，宛如汪洋无边，前程无量。但是古人六十岁已是夕阳晚照，人约黄昏后也是有心无力。因此古人对六十大寿非常看重，沈周就曾送出许多贺寿的礼物，譬如：《大夫松图》、《双松图》、《古松图》、《乔松图》等等。
庆贺金榜题名也是画家们绘制赠礼画的重要题材。江南文人画家都作过不少《折桂图轴》送给高中及第的朋友。记忆中，好像文徵明和唐寅两人的作品都比较少涉及庆贺登科的题材。事出有因，科举考试对曾经十次落第的文徵明来说，是往事不要再提；对身涉“科举作弊案”的唐寅来说，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除了文人领袖组织的派对外，豪门世家也常常搞文人雅集，虽然没有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那么夸张的演绎，但是明清时期的盐商巨富的派对也是号召力无穷，捧场的书家如云，画家如织。著名的徽州盐商吴廷的新居落成，到场的文人无数，收到许多书画礼物，其中包括沈周、文徵明、徐贞卿、祝枝山等人合作的《钓月亭图卷》，以贺新堂落成之喜。富甲一方的王鏊拥有颇具规模的收藏，文徵明与他交往多年，曾送他七十大寿的贺寿图。明代名臣王献臣，文徵明多次给他送画、题跋和作诗。1533年，文徵明给王献臣著名的“拙政园”绘制了《拙政园图册》，内有三十一开书画。
古代的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自主、自由、独立的个体，他需要背负家族的声望、朋友的义务、师长的期待。他的身份、名誉与地位都由一张关系网决定。送礼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有时候也因为家族的人情而需要送礼，这种人情债虽然有些勉强，偶尔也会出精品。
文徵明的母亲去世时，一位名叫李生的陌生人前来拜祭，并随厚礼。在平时，一个陌生人要想获得吴门画派掌门人的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母亲的祭奠之上，文徵明无法拒绝。晚上两人探讨绘画，文徵明当场画了《仿李营丘寒林图》送给李生，作为他拜祭亡母的人情回报。当年文徵明73岁，此画是文徵明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种回礼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不愿背负长远的人情债，马上给对方同等分量的回礼。这种礼尚往来是一次性的。 有时候，艺术圈里的送礼是一场戏谑的玩笑。徐贞卿、祝枝山、钱同爱等数位江南才子，有一次筹钱送了一头驴子给他们的朋友朱存理，并郑重其事地作了一幅《募驴图》。朱存理出身世家，收藏古董珍品颇多，显然不会拮据到买不起一头驴。这种古代文人间的游戏，相当于今天的几个美国后生凑钱送一个脱衣舞女郎给某位过生日的朋友。
艺术圈内，朋友与同志之间的互赠礼物的行为，在根本上是反经济学原理的。只有社会学意义，而无经济学意义。这种赠礼与回礼，不属于自然经济或功利主义经济。更多地体现一种文化与情感的色彩。
二、折合货币的礼物
如果说艺术品作为人情礼物是一种长期互惠的关系，是一种文化秩序与圈子潜规则的基石。那么还有一种礼物是一种短期交换经济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等值物品交易的商业行为，相当于卖画。
酒，是深受艺术家欢迎的礼物。吴道子收下了一座寺庙赠送的一百升酒作为礼物，作为回报，他为寺庙绘制佛教壁画。
徐渭在收下晚辈送来的八升美酒、一百只螃蟹和一条羊腿作为礼物之后，“指生风雷”，绘制了一幅泼墨花卉作为礼物回赠。
画家吴待秋与一家饭店约定，一张册页换一顿午餐。有一天吴待秋跟店小二抱怨：“你们的饭菜越来越差了。”店小二不慌不忙地回应道：“那是因为你近来也越画越差了。”
高凤翰在一封流传至今的信函中，要求某人送来菊花与桂花作为画作的交换礼物。沈周和文徵明常常收到各式各样的礼物，包括：药物、佳肴、香几、鲫鱼、孔雀、新茶，等等。沈周与文徵明通常都会回赠小画或者扇面，并且客气地回信：“不足为报也。”
有一次，黄慎去朋友家赴宴的路上，偶见路边豆腐店有一美少女，归家后，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地念念不忘。于是精心绘制了一幅道教仙人图，悬挂于装裱店内。一名扬州盐商看中了这幅画，黄慎却表示不愿收酬金，只愿用画来换取豆腐店的美少女，于是富商买下少女送给黄慎，作为交换画作的礼物。
古代也有不少画家赠送作品给医生，古人崇尚“不为名相便为名医”，自学成才的“儒医”遍地都是。有时因为医患双方的交情深远，又或者一些儒医忌讳“因人之疾以为功而获利”，拒收真金白银的酬劳，受恩者就作画回报。沈周曾作《报德英华图》、《保儒堂图》送给帮他弟弟看病的医生，还在一幅《墨竹图》上题诗：“芙蓉仙子足金丹，换得潇湘玉一竿。”儒医断诊，不知道疗效如何，总之医患关系是相当完美。
到了清代，商品经济日渐繁荣，画家也不再以公开售画为耻。把画作当成礼物来交换实物的情况也越来越少。清代的郑板桥在他公示的润格中，写道：“凡送礼、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礼物交换的人情与雅致逐渐黯淡，只有闪亮的白银永不褪色。
三、奠定艺术家地位的礼物
在艺术圈的互赠之中，有的礼物是一种人情，一种雅兴。而有的礼物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契约，一种功利主义的交易。后者的目的性更强，更多商业化的色彩，更多理性的算计。
艺术家为了提升地位与知名度，最常见的就是给评论家送礼。艺术家送出自己的作品，评论家则回赠热烈的评论文章。我们知道，毕加索不但是艺术大师，他对礼物的功能与关系网的编织也颇有心得。毕加索在巴黎的画廊举办首展时，挂出了三位赞助人的肖像，并且给前来参观和撰文的评论家送画。成名之后，毕加索开支票给艺术杂志的编辑和评论家，有些金额很小，因为大师知道他们会为了上面的亲笔签名而把支票收藏起来。
著名的美国评论家格林伯格，曾经捧红了德·库宁、波洛克、莫里斯·路易斯等人，他收受了许多艺术家的礼物，并把收到的大多数艺术品都拿来出售。格林伯格甚至与艺术家有约定：如果他日后在艺术家画室看到更喜欢的作品，可以拿以前的礼物去换。
英国著名评论家大卫·席维斯特也曾收过许多艺术家的礼物，包括昂贵的德·库宁和培根。作为培根的重要评论家和传记作者，培根曾经送给他一幅画。后来他把培根的这件礼物卖掉，买了一所好房子。
《侏罗纪公园》的作者迈克·克莱顿给纽约惠特尼现代美术馆的“琼斯回顾展”撰写了目录，意外地收到了琼斯送的一件小礼物：一幅小画。后来高古轩出价500万美元想买下这幅画。幸运的迈克·克莱顿显然比傲慢的格林伯格更加理解“礼物”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并没有把画卖给高古轩。
收到珍贵的礼物，当然意味着受礼者地位崇高。但是有时候，礼物也会提升送礼者的地位。1495年，张西园先生六十大寿。当时的艺术圈领袖沈周率领一群文人画家道贺，送上书画贺礼。沈周作画，题诗的则是后辈唐寅、文徵明等人。对尚未成名的后生晚辈来说，能参加名人的派对并送上礼物是他们的荣耀，他们需要在前辈的引领下，进入文化精英的圈子，打开关系网。
攀附权贵，也是艺术家提升地位的捷径。当然，捷径往往意味着险境。明代的宁王在叛乱之前，曾经广招精英，包括送厚礼给文徵明。文徵明的儿子文嘉后来写道：“宁藩遣人以厚礼来聘，公峻却其使。”彼时虽然没有ICAC，但是有I see， you see and god see（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自律的艺术家心中自有一块洁身自爱的牌坊。
而另一位当时的文化精英——文徵明的好朋友唐寅却未能聪明地拒绝宁王的厚礼，以至于最后要装疯扮傻才能逃离宁王府。宁王叛乱被平息之后，所有曾经与宁王互赠礼物的文人统统受到牵连。名动一时的“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因为在宁王府中找到其所送的《阳春书院记》，被当作叛党收押。——错爱，会有无言的结局，错送的礼物，却可能带来致命的结局，除了哀叹一声陆游《凤头钗》之“错、错、错”，夫复何言？
四、礼物关系学
关系学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从古至今，关系学都被官方话语定义为反面的社会现象，雍正皇帝就最厌恶官员以同门、同乡的关系而结党。在新时代中，关系学因为败坏正常的社会主义伦理而受到道德和政治的谴责。但是官方的反对，并不能妨碍关系学的蓬勃发展。
礼物是关系学中的重要因素。如果说艺术圈内的礼物互赠，是一种友人间的横向的关系流动，象征着人情伦理；那么艺术圈之外，以艺术品作为礼物的行为，则更多是一种上下级间的纵向的关系流动，象征着等级秩序与经济交换。
礼物关系学的底色就是礼物与权力的交换，礼物就是行贿的代金券。事实上，这并不是新时代的新作风。古代官场上，送书画作为礼物是常事。清初的某山水画家在京城做官时，绘制了三百多幅《江山卧游》系列图卷，全部送给了官场同仁或上司。明末的董其昌也绘过不少应酬画作，专送官场同僚，艺术品成为政治资本的砝码。
唐代的安禄山叛乱的时候，王维、郑虔和张通曾经附逆，叛乱平息之后，这几人被收监。当时的相国崔圆热爱艺术，于是私下召他们几个来自己府上绘制了数幅壁画。抗拒从严，送画从宽——作为回报，崔相国最终把这几人从宽处理。
明代权倾一时的严嵩倒台之后，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上记载： “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这几千件名画，都是下级官员赠送给严嵩父子，以换取资源与地位的礼物。有趣的是，另一位被抄家的清代权臣和珅，在他的抄家清单中书画的数量则少得可怜。根据清代的《庸庵笔记》记载，和珅的全部财产分为109份，仅其中26份就价值23，890万两，而家产中仅有“大小字画一百七十七张”。作为明清两朝的巨贪，论总资产，和珅比严嵩高出何止百倍，但是严嵩的艺术收藏如此之多，和珅根本不能与之比肩。这也是明代的艺术生态比清代更加欣欣向荣的一个有趣的旁证。
古代的艺术家常常互赠书画礼物，礼物互赠是艺术家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艺术圈的文化，一种划分阶层的重要手段。古代的艺术家要闯出名堂，除了“文化资本”之外，还需要“社会资本”，艺术圈里人际关系的维持；地位与派别的区分；契约关系与情感交流，都要通过礼物来实现。礼物的流动受到圈子文化的制约，同时又在流动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圈子文化。
礼物是艺术圈社交的润滑剂，文化交流的催化剂。但是许多时候，送礼与回礼也是一种压力，一种必须偿还的雅债。艺术家有时候也会哀叹：“纷纷画债未能偿，日日挥毫不下堂。”从送礼与回礼的“义务”可以看出，艺术家的创作并不全是无拘束的理想表达，不少时候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任务。
礼物的交换在表面上是自愿的，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具有义务性和契约性。圈中人收到礼物之后必须予以回应——“他日当有无声诗润笔”，以后会有画作回赠你。拒绝送礼与回礼的行为，都是对众人的宣战与对圈子文化的背叛。艺术圈中人如果彼此脾性相投，品位相近，则通过礼物的互赠，逐渐建立一种长期的交往与互惠的关系。如果彼此地位悬殊，品位有别，那么礼物的互赠交换可能只是一次性。
“回礼”的漫不经心与时间上的耽误，仿佛是艺术家有意造就的风格。流传至今的文徵明信札中，有不少致歉信。在写给上海富绅朱察卿的一封信中，文徵明说：“入春来偶感小疾，不得稍闲”，因此耽误了之前承诺送出的作品，感到“不胜惶悚”。虽然常常致歉，文徵明还是不慌不忙地还着他的“雅债”，无所拘束、随心所欲，这是文人画家需要强调的风度与格调。
尽管“酬对终日，不少厌怠”——但是依然要送礼。尽管礼物已经成为艺术家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雅债，“吾在，此债不休。吾死，则已矣。”——但是依然要回礼。因为礼物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权力符号，意味着艺术家进入了精英文化圈。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通过礼物的交换来建立自己的名誉、地位和声望。
一、人情礼物
书画礼物的交换，不仅代表着艺术圈的情感伦理与文化交流，并且能够拓展艺术家人际关系网的广度和强度。礼物，成为了艺术家的一种雅债。这种雅债不但是艺术家生活中的一种义务，也是一种享受。
在艺术史的记载中，艺术家的创作要么自由自在，要么受限于政治或者商业的原因，极少提及因为人情、关系、义务而作的“应酬画”。而事实上，书画家的作品中，作为礼物送出的比例相当高。根据刘九庵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文徵明作于1495年到1559年间、现藏中国大陆的作品共121件，其中20件在画跋或标题中明确提及受赠的对象。还有许多作品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实际上也担负着礼物的功能。
有些艺术家的礼物比较容易获取，例如沈周。作为明代早中期江南艺术圈的领袖人物，“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虽然一时风头无两，但是沈周对求画者几乎来者不拒，走卒贩夫也能获得他的书画礼物。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当红艺术家都像沈周一样，愿意“白做人情白结缘”。时人想求一幅倪瓒的画作为礼物，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事者多得之，庸人俗流求，终不予。”彼时的“好事者”是指有鉴赏品位的爱好者。傲娇的倪瓒认为自己的作品清雅脱俗，不屑于与一般凡夫俗子作利益交换。强调“我画不可贿得也”。有人以礼物送他，期待回赠画作，倪瓒会说：“是欲工艺我耳！”——当我是工匠啊！
古时的文人画家常常在各种典礼或者派对上互赠礼物，譬如：生日、结婚、升官、生病、生子、乔迁、丧礼，等等。
朋友婚宴时，赠送书画是常事。沈周曾送给友人一幅《石榴图扇》，祝贺他新婚之喜，并题诗云：“我写君家多子榴，今年消息在枝头。”——对朋友夫人的肚皮颇为关心，并作了美好预言，颇如今天的李兆基对徐子淇的殷殷期待之情。
今天的六十几岁的同志在政治局里还算小弟弟，宛如汪洋无边，前程无量。但是古人六十岁已是夕阳晚照，人约黄昏后也是有心无力。因此古人对六十大寿非常看重，沈周就曾送出许多贺寿的礼物，譬如：《大夫松图》、《双松图》、《古松图》、《乔松图》等等。
庆贺金榜题名也是画家们绘制赠礼画的重要题材。江南文人画家都作过不少《折桂图轴》送给高中及第的朋友。记忆中，好像文徵明和唐寅两人的作品都比较少涉及庆贺登科的题材。事出有因，科举考试对曾经十次落第的文徵明来说，是往事不要再提；对身涉“科举作弊案”的唐寅来说，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除了文人领袖组织的派对外，豪门世家也常常搞文人雅集，虽然没有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那么夸张的演绎，但是明清时期的盐商巨富的派对也是号召力无穷，捧场的书家如云，画家如织。著名的徽州盐商吴廷的新居落成，到场的文人无数，收到许多书画礼物，其中包括沈周、文徵明、徐贞卿、祝枝山等人合作的《钓月亭图卷》，以贺新堂落成之喜。富甲一方的王鏊拥有颇具规模的收藏，文徵明与他交往多年，曾送他七十大寿的贺寿图。明代名臣王献臣，文徵明多次给他送画、题跋和作诗。1533年，文徵明给王献臣著名的“拙政园”绘制了《拙政园图册》，内有三十一开书画。
古代的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自主、自由、独立的个体，他需要背负家族的声望、朋友的义务、师长的期待。他的身份、名誉与地位都由一张关系网决定。送礼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有时候也因为家族的人情而需要送礼，这种人情债虽然有些勉强，偶尔也会出精品。
文徵明的母亲去世时，一位名叫李生的陌生人前来拜祭，并随厚礼。在平时，一个陌生人要想获得吴门画派掌门人的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母亲的祭奠之上，文徵明无法拒绝。晚上两人探讨绘画，文徵明当场画了《仿李营丘寒林图》送给李生，作为他拜祭亡母的人情回报。当年文徵明73岁，此画是文徵明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种回礼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不愿背负长远的人情债，马上给对方同等分量的回礼。这种礼尚往来是一次性的。 有时候，艺术圈里的送礼是一场戏谑的玩笑。徐贞卿、祝枝山、钱同爱等数位江南才子，有一次筹钱送了一头驴子给他们的朋友朱存理，并郑重其事地作了一幅《募驴图》。朱存理出身世家，收藏古董珍品颇多，显然不会拮据到买不起一头驴。这种古代文人间的游戏，相当于今天的几个美国后生凑钱送一个脱衣舞女郎给某位过生日的朋友。
艺术圈内，朋友与同志之间的互赠礼物的行为，在根本上是反经济学原理的。只有社会学意义，而无经济学意义。这种赠礼与回礼，不属于自然经济或功利主义经济。更多地体现一种文化与情感的色彩。
二、折合货币的礼物
如果说艺术品作为人情礼物是一种长期互惠的关系，是一种文化秩序与圈子潜规则的基石。那么还有一种礼物是一种短期交换经济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等值物品交易的商业行为，相当于卖画。
酒，是深受艺术家欢迎的礼物。吴道子收下了一座寺庙赠送的一百升酒作为礼物，作为回报，他为寺庙绘制佛教壁画。
徐渭在收下晚辈送来的八升美酒、一百只螃蟹和一条羊腿作为礼物之后，“指生风雷”，绘制了一幅泼墨花卉作为礼物回赠。
画家吴待秋与一家饭店约定，一张册页换一顿午餐。有一天吴待秋跟店小二抱怨：“你们的饭菜越来越差了。”店小二不慌不忙地回应道：“那是因为你近来也越画越差了。”
高凤翰在一封流传至今的信函中，要求某人送来菊花与桂花作为画作的交换礼物。沈周和文徵明常常收到各式各样的礼物，包括：药物、佳肴、香几、鲫鱼、孔雀、新茶，等等。沈周与文徵明通常都会回赠小画或者扇面，并且客气地回信：“不足为报也。”
有一次，黄慎去朋友家赴宴的路上，偶见路边豆腐店有一美少女，归家后，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地念念不忘。于是精心绘制了一幅道教仙人图，悬挂于装裱店内。一名扬州盐商看中了这幅画，黄慎却表示不愿收酬金，只愿用画来换取豆腐店的美少女，于是富商买下少女送给黄慎，作为交换画作的礼物。
古代也有不少画家赠送作品给医生，古人崇尚“不为名相便为名医”，自学成才的“儒医”遍地都是。有时因为医患双方的交情深远，又或者一些儒医忌讳“因人之疾以为功而获利”，拒收真金白银的酬劳，受恩者就作画回报。沈周曾作《报德英华图》、《保儒堂图》送给帮他弟弟看病的医生，还在一幅《墨竹图》上题诗：“芙蓉仙子足金丹，换得潇湘玉一竿。”儒医断诊，不知道疗效如何，总之医患关系是相当完美。
到了清代，商品经济日渐繁荣，画家也不再以公开售画为耻。把画作当成礼物来交换实物的情况也越来越少。清代的郑板桥在他公示的润格中，写道：“凡送礼、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礼物交换的人情与雅致逐渐黯淡，只有闪亮的白银永不褪色。
三、奠定艺术家地位的礼物
在艺术圈的互赠之中，有的礼物是一种人情，一种雅兴。而有的礼物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契约，一种功利主义的交易。后者的目的性更强，更多商业化的色彩，更多理性的算计。
艺术家为了提升地位与知名度，最常见的就是给评论家送礼。艺术家送出自己的作品，评论家则回赠热烈的评论文章。我们知道，毕加索不但是艺术大师，他对礼物的功能与关系网的编织也颇有心得。毕加索在巴黎的画廊举办首展时，挂出了三位赞助人的肖像，并且给前来参观和撰文的评论家送画。成名之后，毕加索开支票给艺术杂志的编辑和评论家，有些金额很小，因为大师知道他们会为了上面的亲笔签名而把支票收藏起来。
著名的美国评论家格林伯格，曾经捧红了德·库宁、波洛克、莫里斯·路易斯等人，他收受了许多艺术家的礼物，并把收到的大多数艺术品都拿来出售。格林伯格甚至与艺术家有约定：如果他日后在艺术家画室看到更喜欢的作品，可以拿以前的礼物去换。
英国著名评论家大卫·席维斯特也曾收过许多艺术家的礼物，包括昂贵的德·库宁和培根。作为培根的重要评论家和传记作者，培根曾经送给他一幅画。后来他把培根的这件礼物卖掉，买了一所好房子。
《侏罗纪公园》的作者迈克·克莱顿给纽约惠特尼现代美术馆的“琼斯回顾展”撰写了目录，意外地收到了琼斯送的一件小礼物：一幅小画。后来高古轩出价500万美元想买下这幅画。幸运的迈克·克莱顿显然比傲慢的格林伯格更加理解“礼物”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并没有把画卖给高古轩。
收到珍贵的礼物，当然意味着受礼者地位崇高。但是有时候，礼物也会提升送礼者的地位。1495年，张西园先生六十大寿。当时的艺术圈领袖沈周率领一群文人画家道贺，送上书画贺礼。沈周作画，题诗的则是后辈唐寅、文徵明等人。对尚未成名的后生晚辈来说，能参加名人的派对并送上礼物是他们的荣耀，他们需要在前辈的引领下，进入文化精英的圈子，打开关系网。
攀附权贵，也是艺术家提升地位的捷径。当然，捷径往往意味着险境。明代的宁王在叛乱之前，曾经广招精英，包括送厚礼给文徵明。文徵明的儿子文嘉后来写道：“宁藩遣人以厚礼来聘，公峻却其使。”彼时虽然没有ICAC，但是有I see， you see and god see（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自律的艺术家心中自有一块洁身自爱的牌坊。
而另一位当时的文化精英——文徵明的好朋友唐寅却未能聪明地拒绝宁王的厚礼，以至于最后要装疯扮傻才能逃离宁王府。宁王叛乱被平息之后，所有曾经与宁王互赠礼物的文人统统受到牵连。名动一时的“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因为在宁王府中找到其所送的《阳春书院记》，被当作叛党收押。——错爱，会有无言的结局，错送的礼物，却可能带来致命的结局，除了哀叹一声陆游《凤头钗》之“错、错、错”，夫复何言？
四、礼物关系学
关系学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从古至今，关系学都被官方话语定义为反面的社会现象，雍正皇帝就最厌恶官员以同门、同乡的关系而结党。在新时代中，关系学因为败坏正常的社会主义伦理而受到道德和政治的谴责。但是官方的反对，并不能妨碍关系学的蓬勃发展。
礼物是关系学中的重要因素。如果说艺术圈内的礼物互赠，是一种友人间的横向的关系流动，象征着人情伦理；那么艺术圈之外，以艺术品作为礼物的行为，则更多是一种上下级间的纵向的关系流动，象征着等级秩序与经济交换。
礼物关系学的底色就是礼物与权力的交换，礼物就是行贿的代金券。事实上，这并不是新时代的新作风。古代官场上，送书画作为礼物是常事。清初的某山水画家在京城做官时，绘制了三百多幅《江山卧游》系列图卷，全部送给了官场同仁或上司。明末的董其昌也绘过不少应酬画作，专送官场同僚，艺术品成为政治资本的砝码。
唐代的安禄山叛乱的时候，王维、郑虔和张通曾经附逆，叛乱平息之后，这几人被收监。当时的相国崔圆热爱艺术，于是私下召他们几个来自己府上绘制了数幅壁画。抗拒从严，送画从宽——作为回报，崔相国最终把这几人从宽处理。
明代权倾一时的严嵩倒台之后，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上记载： “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这几千件名画，都是下级官员赠送给严嵩父子，以换取资源与地位的礼物。有趣的是，另一位被抄家的清代权臣和珅，在他的抄家清单中书画的数量则少得可怜。根据清代的《庸庵笔记》记载，和珅的全部财产分为109份，仅其中26份就价值23，890万两，而家产中仅有“大小字画一百七十七张”。作为明清两朝的巨贪，论总资产，和珅比严嵩高出何止百倍，但是严嵩的艺术收藏如此之多，和珅根本不能与之比肩。这也是明代的艺术生态比清代更加欣欣向荣的一个有趣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