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八项规定”等政策的出台，引发高档消费的狂降。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2012年12月的增速下降了2%，其中餐饮业收入增速仅仅为8.4%，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甚至下降了3.3%。三驾马车的消费增速掉头变低，引起了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的关注和担忧。
　　消费增速掉头变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央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影响了公款消费、浪费和重复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列车上，突然降低速度，甚至是失去某一方面的动力，确实也会带来很多连带的问题，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的关注和担忧，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从根本上说，消费增速掉头变低的原因，还是收入增长的速度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消费不起，不敢消费，如果把归因分析和对策集中在反腐的阵痛上，不仅会影响反腐大业，也会让中国经济“饮鸩止渴”式的发展更加严重。
　　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社会整体认知上，认为腐败降低经济效率和影响投资质量，世界银行的报告就确信腐败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它通过扭曲法律规范和弱化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而破坏发展。但是，在经济学界的研究结论却相对多元，甚至认为“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故而认为反正腐败是世界性的现象，要完全杜绝腐败几乎不可能，不如将合理的腐败作为次优选择，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就曾持这种观点。然而，腐败的合理范围如何界定、如何将腐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给出答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根本的力量是制度释放的红利，而不是腐败的推动。在某些特定的时期，腐败确实客观上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面对利益调整的时候，基于对事后清算的恐惧和既得利益的保护，腐败者就会由原来的改革鼓吹者变成改革的阻挠者。在高波著的《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中，作者研究发现，腐败的高发期与国家崛起期、经济起飞期、改革瓶颈期、文化转型期和社会动荡期是高度重叠的，大国能否忍受阵痛建构起制度性的防腐反腐顶层设计和实施机制，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崛起。
　　实际上，腐败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数据的好看，只是虚假的繁荣，而与广大普通阶层群众是脱离的，无法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长期以来，正是因为腐败的权力消费刺激了好看的经济数据，导致权利的消费疲软，影响了稳定内需结构。比如，高档消费，长期以来就是“买的人不用，用的人不买”，集团消费实际上就是公款消费。在这次消费增速掉头变低的背后，数据却告诉我们一般消费增速却是相对平稳的，这既说明无需对消费增速变低过分担忧，也恰恰说明中央的反腐措施“打蛇打到了七寸”，应该坚持和进一步加强。
　　和腐败导致的虚假繁荣与大多数人无关一样，反腐导致的经济阵痛也只属于少数人。相反，反腐倒逼高档商品重新定位，倒逼企业回到正常的自由竞争，不得不正视和尊重普通消费者，就会让普通人群分享到反腐的成果，过去消费不起五粮液、茅台的群众也可以尝一下了，过去不敢冒险的创业者，也可以憧憬和实践一下“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从而刺激了经济活力，也必将带来消费扩大和经济优质增长的成果。反腐节约的公共财政，更多地投向民生，投向社会保障，减少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也就自然敢于消费了。
　　中国经济经不起折腾，反腐更经不起折腾，毕竟腐败问题事关亡党亡国。英、美等大国，正是通过反腐规避了执政者被“破产清算”的宿命，在稳定和繁荣中实现了崛起。只有忍受阵痛，才不会长痛。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前，在每一个人的“中国梦”面前，反腐的阵痛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决不能因为反腐导致了一时的消费增速掉头变低，就打退堂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