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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冬天，插队在马鞍山郊区红旗公社蔡村大队的知识青年芮必峰正在挖塘泥时，收到来自安徽大学中文系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提及那一刻的心情，他用“欣喜若狂”四个字来形容。这样的情景，时至今日依旧是上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热度犹存的集体记忆。作为77级大学生中的一员，芮必峰的命运和所有经历过这段人生转折的人一样，从此发生了改变。然而，又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在那个充斥着诸多“不得已”以及“被安排”的年代中，芮必峰的人生轨迹却始终被一种自己把握命运的力量牵引着：桀骜不驯，逆流而上，服从却又不屈从。
可以想象，假如没有下放时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毅然决然不辞而别备战高考；假如没有留校时坚持己见，选择进入校党委宣传部自此由中文与新闻结缘；假如没有其后果断告别行政岗位，以教师身份投入安徽大学新闻系的筹建；假如没有一以贯之独具一格的行事风格与学术性情；假如没有博览群书另辟蹊径的学术志向与研究旨趣，他或许就不是今天的芮必峰。但是，眼前这位嬉笑怒骂的皖籍学者就这样行云流水地将自己的成长心路坦诚铺展，他的人生故事中所流露出来的主体性意识，与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关注的主体性问题一样，果决鲜明，深邃犀利。
独立的学术思想往往离不开独特的学术个性，“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这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开始。当面对关于学术人生的终极追问时，芮必峰不假思索：“我不喜欢做人云亦云的研究，这就是我的追求。”
“我的高考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基层干部，部队转业后在工厂做书记，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家里一共兄弟姐妹三人，我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从小父亲对我要求就很严格，比如我每天都要练字，没写完就得挨揍。”芮必峰开门见山，笑着聊起了自己的童年。“另外，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所以小时候，弟弟妹妹的吃饭和学习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做主，甚至从很小起我的被子都是自己洗，这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芮必峰在历练中养成的独立与主见，自小可见一斑。他继续聊道，“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喜欢抄写一些诗歌、文章，那些笔记本在家里都是公开的，我们可以随便翻看，所以我从小也养成了抄写各种东西的习惯，直到现在我这样的笔记本还有很多。后来教书时我总会随口引用一些东西，学生们说我记忆力好，实际上不是记忆力好，是因为小时候记下来的东西总是忘不掉。所以，凭着小聪明，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在班上没有落下过前三名。”说到这儿，芮必峰不无得意。
“可是‘文化大革命’当中遇到了波折，大家普遍都不学习了，我也一样。”芮必峰感慨，“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还是得益于我父亲的严厉管教，我这个性格如果不是他的严厉管教，现在是什么样都很难说。”他笑道，“我父亲其实从来也没有说过对我有什么期待，就是要我好好读书。我小学念了六年半，初中念了三年，高中念了两年，直到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下放了。”
谈起下放这段经历，芮必峰饶有兴致，“实际上，下乡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就在马鞍山郊区，当时叫红旗公社、蔡村大队、杨桥生产三队。我们生产队的情况还不错，只是知青和社员是同工不同酬，男知青七分工，女知青五分工。虽然刚下去的知青确实干不过社员，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不公平。我原来是理科成绩不错的学生，后来为什么慢慢转向文学了呢，就跟这段经历有些关系”。芮必峰解释道，“下放时，我们虽然干农活同工不同酬，但是如果我给大队写的稿子能在广播站播发，生产队就给我记十分全工。那都是贫下中农干不了的活儿。”芮必峰笑称。“我最得意的就是不仅公社经常播我写的广播稿，郊区广播站也播过我的稿子，郊区是当时农村最高的行政直管单位，当时那真是轰动。”就这样，年底分红时，芮必峰用辛苦赚来的工分换到了700多元钱，而除了这笔巨款之外，能说会写的芮必峰很快就当上了当地的小学教师。
“1976年，我在蔡村大队杨桥村小学教书。当时我们是一个人承包一个班，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全教。恢复高考的消息传下来以后，我们村上的20多个知青，成绩稍微好一点的都请假回去复习了，有的提前两个多月，有的提前一个多月。我因为做小学老师，走不了，生产队也不让我走，结果一直坚持到临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芮必峰回忆道，“我当时觉得自己期望值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小学到高中，平均水平在那里，因此我特别想回去复习。看到别人都回家了，心里面更是非常的着急。所以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星期时，我毅然决然，不辞而别就走了。”正是这个大胆的不辞而别，给芮必峰惹下了意料之中的麻烦。“高考结束后当晚我就赶回了生产队，希望能把这个印象给慢慢扭转过来。可回去之后就立马被告知，教师不给当了，还给我派了最脏最重的活儿——挖塘泥”，芮必峰苦笑道，“我们马鞍山有个老火车站，火车站旁边有个池塘，多个公厕通到这个池塘。冬天水枯的时候，我们就下去把塘泥挖出来用拖拉机运回去肥田。奇臭无比。我就干了几个月这个活儿。”
关于参加高考的这段经历，芮必峰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父亲对自己的鼓励，“我的高考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星期，当时压力很大，我考前给自己弄了一张表安排这一个礼拜的复习时间。可是第一门数学就把我考蒙了，一道微积分的题目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本来打算放弃不考了，可父亲对我说，‘你干个事情要有始有终。不管干得好干得坏，都得干下去。’就这样，坚持下来以后，后面语文、史地、政治也就越考越顺手了。”芮必峰说，“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就是在挖塘泥的地方收到的。当时我穿着父亲抗美援朝时留下来的一件破棉袄，腰间扎着草绳，脚上是一双大胶鞋。有人给我送来了通知书，我打开一看，是安徽大学！当时真是欣喜若狂，把锹一甩，走了，我不干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经历。”说到这里，芮必峰爽朗大笑。
77级大学生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是一届大学生的指称，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与时代拐点。芮必峰在30多年后不禁感慨，“就是结构体制决定了你，运作机制决定了你，没有什么选择”。回首往昔，这喟叹中又何止是他一个人的命运缩影。 “留校办报纸是我接触新闻的起步”
1978年春季（注：77级是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芮必峰如愿进入了安徽大学中文系就读，他说，“上了大学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志向，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当时非常真实的想法。我在班上算不上刻苦的，我们寝室其他同学天天到图书馆占座位学习，我因为在下乡时养成了抽烟的坏习惯，所以就在寝室里看书。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入学时连英语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翻译英文小说了，这四年里他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午觉，就是争分夺秒地学习。和同学们相比，我是非常惭愧的。”尽管如此，芮必峰的才气在那个年代已经崭露头角，1981年他就在安徽省知名刊物《江淮论坛》上发表了《也谈〈女神〉与“泛神论”》一文，初出茅庐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与时见不同的文学评论观点。
“我大学论文做的就是郭沫若研究，《郭沫若文集》我从头到尾翻读了几遍，郭沫若的很多诗我都能背诵，他的历史剧和散文我也读了很多”，芮必峰说道，“我一直都非常感谢大学的现当代文学老师刘元树教授，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帮助比较大，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他指导的，也是他帮我把文章推荐给《江淮论坛》的。”让芮必峰念念不忘的这位刘元树老师正是当年川西军阀刘文辉之子、大地主刘文彩的亲侄，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他从安徽师大辗转调往安徽大学，并且和芮必峰成为忘年交。“我们毕业的时候，刘老师建议我留校搞现代汉语，因为当时中文系最缺现代汉语老师，但是我拒绝了。”激情澎湃的郭沫若研究让芮必峰对看似平淡的现代汉语毫无兴趣，他最终被分配到安徽大学党委宣传部负责校报出版。“这就是我接触新闻的起步。”芮必峰不忘强调。
1982年，从校报工作开始，芮必峰懵懵懂懂地走上了最初的新闻工作之路。“我们校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尽管一个星期只出一期，但是从组稿、改稿、划版、排版、校对直到最后的发放稿费，我全都干过。正是这一年让我对‘新闻生产’的全过程有了了解”，芮必峰笑道，“尽管当初还没有‘新闻生产’这个概念，但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熟悉这些的。”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安徽大学在新中国新闻教育逐渐复苏的大环境下也悄然开始了重整河山的大计。1980年，经安徽省教委（现教育厅）批准，早在1958年重建时就计划开设新闻系的安徽大学，在历经政治动荡的止滞之后被获准重新开办新闻专业，并于1984年经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批准正式招收本科生。就在这百业待兴求贤若渴之际，芮必峰的人生轨迹再次被改变了。
“当时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徐文玉老师，专门找到学校行政楼三楼的党委宣传部，就在办公室里直接跟我谈，问我愿不愿意回来帮他一起办新闻专业。我犹豫再三：一方面，‘新闻无学’的思想已经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既然留在高校就要‘搞教学不搞行政’的思想也一直影响着我。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了。”芮必峰说，“当时学校宣传部部长是不同意我走的，但是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你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如果我是你的孩子，在这个关键的选择当口上，你是会把我留在这里，还是会放我走？’他大概被我这句话打动了，结果放我走了。”
然而，离开了宣传部，面对接下来的事业，芮必峰却用了“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八个字来形容。“1983年，我们那里基本上还没有专业教师，当时从安徽青年报调过来一位老师，叫王中义，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也是第一任的新闻专业主任，后来又陆续调来了两位教师。我刚到新闻专业就被派出去进修了，1983年到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班学习，1985年到198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进修学习。”
谈及最早接触新闻学的感受，爽直的芮必峰连吐苦水，“那时的新闻学根本谈不上知识体系，我在人大进修时托朋友去北大图书馆借了几本书，还都是新闻业界人士写的那种文集。甘惜分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拿的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给我们布置的课外参考书都是《马克思传》《联共党史》《列宁传》等等。‘新闻无学’这个观点我一直坚持着，直到1986年从复旦进修回来以后才慢慢发生了改变。”
“两个原因促使我重回复旦读博士”
一提及复旦，芮必峰的情感溢于言表，“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跟复旦的联系就比较紧密，这里的批判意识和学术气氛很浓，跟我的研究取向也很接近。”而在几十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有两段经历和一个人尤其令芮必峰满怀感念，这两段经历分别是1985年至1986年在复旦大学的进修学习以及2006年至2009年在复旦大学的读博生涯；而那个人，就是与芮必峰亦师亦友的李良荣教授。
“我最早跟李良荣老师打交道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我在复旦进修，李良荣还是个讲师，戴着副眼镜，一头的浓发，非常潇洒”，芮必峰谈笑风生地回忆起这位与他情谊甚笃的师友，仿佛其人就在眼前。“我第一次跟李老师谈话就是批他那本《新闻学概论》，我跟他说这本书的逻辑框架哪些地方有问题”，芮必峰笑道，“我是带有挑衅性的，结果李良荣有时跟我解释，有时就笑一笑。我以为自己会给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结果我们却越走越近了。”芮必峰提到的这本书就是由李良荣执笔、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新闻学概论》，当年这本书被作为国家教委指定教材在五年内再版了十余次，而芮必峰也因此与李良荣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时光荏苒，2006年的秋天，曾经执拗地坚持“新闻无学”的芮必峰在30年后再次回到复旦大学并正式师从李良荣攻读博士学位。而此时的他，不仅年近半百，并且身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一职。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中抽身而出全心读博，他坦言，这样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行政，感觉自己基本上没有时间看书，所以特别希望能有一段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既然从事新闻学研究，就要把学位拿到头，这样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就是这两个原因，此外无他。” 事实上，在芮必峰云淡风轻的描述中，真要做到身居要职却甘守寂寞也绝非易事，个中甘苦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我就住在复旦大学北区学生宿舍，基本上一年半的时间都在那里。我的博士论文写到6万字的时候推倒重来，当时心里急得要命，但最后我还是比其他人都要早交一些。为了完成毕业论文，2009年我大年初六就赶回了复旦，当时北区清静得只剩下猫了”，回忆起那段清苦的日子，芮必峰无怨无悔。“如果说1986年在复旦进修时，我完成的只是从中文到新闻的转折，读书也像只没头苍蝇一样，那么2006年再次回到复旦以后，我读书就开始变得有计划了，一些之前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像帕森斯、莫顿、斯宾格勒等这些，我都是带着问题有系统地去阅读了。”
从1987年接任安徽大学新闻专业主任，到1998年担任新闻系系主任，再到2003年出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第一任院长，直至2013年主动向学校请辞院长一职转任学院党委书记，芮必峰对安徽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建设可谓功不可没，但是，他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却是满腔的书生情怀。“很多人都不明白，其实做院长这个工作，是相当程度上的牺牲，尽管在学术资源的调配权力方面可以让我去实现一些专业理念或者个人价值，但是也占用了我大量的科研时间。我现在的成果相对而言并不算多，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行政工作中牺牲了。”芮必峰不无遗憾。
正因为如此，当年复旦读博的三年时光令芮必峰倍加珍惜。2009年，他在那篇最终完成于复旦北区研究生公寓7号楼402室的博士论文后记中这样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无论拿出的文字留下了多少遗憾，写作中的酸甜苦辣想来每个经历过的人都有深切体会，那是一种值得珍藏并细细品尝的滋味。对于我来说，这种品尝除了能加强对学问的尊敬，还能加深对自己的认识，进而促进对别人的理解。”可以看出，写下这段话的芮必峰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笃定“新闻无学”的狂傲青年，而在他静水深流的文字中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飞速发展也在斗转星移中倏忽翻阅，甚至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时代映衬了个体，还是个体成就了时代。
“我是国内最早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人”
从1983年开始从事新闻理论研究至今，30多年来，芮必峰的研究兴趣及成果主要集中于中西方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生产等几大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芮必峰还是国内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人。
“1989年之前，我基本上都是处于摸索阶段，厘清一些核心概念，梳理一些理论脉络，所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研究成果很少。1989年‘六·四’风波带给我的影响比较大，我差点准备改行了，直到有一次我们在兰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李良荣领着我去拜访甘惜分先生，那次拜访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芮必峰回忆道，“当时甘老师兴致勃勃地给我谈了他的‘多声一向论’，并且告诉我他专门给胡乔木写了封信，提出能否在中国一两个大城市中办一张不代表任何党派，允许发表不同声音但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报纸，可是胡乔木告诉他现在还不行。我清楚地记得，甘先生操着他的四川话说，‘你们看，这么点的一道门缝他们也不让钻’。我在甘老的惊人转变中看到了他反思地力量，于是回来以后我也增加了动力，开始有意识的接触社会学，并且注意到了芝加哥学派，后来对传统传播学流派的奠基学说提出了质疑。”
的确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芮必峰陆续发表了《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试论米德和库利对传播研究的贡献》（1995）、《传播观：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传播研究的回顾》（1995）、《西方“媒介哲学”评介》（1996）、《人类理解与人际传播——从“情境定义”看托马斯的传播思想》（1997）、《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传播——试论弗洛姆的传播思想》（2003）、《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欧文·戈夫曼的传播思想》（2004）、《你我交往使社会成为可能——齐美尔人际传播思想札记》（2006）、《传播学的视野——读E.M.罗杰斯〈传播学史〉札记》（2006）等一系列学术论文，从米德、库利、托马斯到弗洛姆、戈夫曼、齐美尔，从符号互动论、社会互动论到拟剧理论、情境定义，再到社会几何学、形式社会学，芮必峰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从人际传播的内涵入手，开始了一条不同于经验学派的传播学治学之路。
“施拉姆自从1982年向中国介绍了他认为的传播学四位奠基者之后，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观点，但我觉得这是有欠公允的。我认为米德和库利的研究相比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更贴近传播学的研究问题本身，我们对于传播学的思想应该重新认识。”正因如此，芮必峰说道，“我从1994年前后就开始陆续发表文章阐述我的观点，在国内关注芝加哥学派的，我应该是最早的一个。”
除了对芝加哥学派情有独钟之外，芮必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兴趣还包括新闻理论的基础核心课题。“我后面做的都是些非常基础的理论研究，主体间性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我就是想把新闻学研究引向一个更具理论深度的基础性研究领域，比如我1994年发表的《试论新闻传播接受者的主体性》，我和陆晔去采访宁树藩老师，整理出来的《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1997），还有在那之后写的一篇1.8万字的《新闻本体论纲》（1998），包括2004年发表在《新闻大学》上的《新闻与新闻报道》，这些都是我非常愿意做的基础性研究。”
进入新世纪，芮必峰的研究兴趣又从早期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转向了视野更为开阔的新闻生产、媒介权力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等领域，这其中既有着他个人学术旨趣的转变，也与他求学复旦的经历有关。2009年博士毕业以后，芮必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包括《新闻生产与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宣传通知”及其执行情况为例》（2010）、《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0）、《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以“命题作文”为例》（2011）、《新闻专业主义：一种职业权力的意识形态——再论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1）、《新闻学研究中功能主义取向和方法之思考——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例》（2012）等等，这些文章基于跨学科的宏观视野对媒介权力及新闻生产所进行的深入探讨，也显示了芮必峰学术研究功力的再一次升华。 2013年，芮必峰从院长职位上卸任，他说，“现在的我已经完全进入了另一个境界。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做些什么，无功利地读书，无功利地写文章，这本身就很快乐。”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承上启下”
三十一年弹指一挥间，在被问及贯穿始终的学术追求究竟是什么时，芮必峰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不喜欢做别人做过的东西，我不喜欢做人云亦云的东西，我觉得每一个研究成果总要有一点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要写文章。这就是我的追求。”他补充道，“其实做学问呢，并不是要求大家都有一样的共识，或者都有一样的孜孜以求，我觉得在这个群体里面一个时代能有三五个有学术领悟力的领军人物就很不错了。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如此。”
在谈及育人理念时，芮必峰毫不犹豫，“新闻教育就是要培养‘顶天立地’的专业精神。所谓‘顶天’，就是要有新闻理想，要有比较高的理论素质和人文素养。所谓‘立地’，就是要把理论用到实处。中国的新闻教育长期以来总是悬在这两者中间，要么讲理论把实践丢掉了，要么讲实践又忽视了理论。所以我提出来要‘顶天立地’，理论要有理论的高度，应用要落到应用的实处，这也是我长期以来从事新闻教育所追求的东西。”
他继续说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恐怕就是做到了承上启下，其他也根本没做什么。所谓承上，就是纠正过去新闻传播学的那一套左的，完全无学的，拍脑袋的，没有经过任何学术训练就可以进来胡说八道的学科历史；所谓启下，就是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够从我们留下的这些东西当中受到一点点启发。”
如今的芮必峰每天都活跃在微博上，积极地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他说，“开微博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的一位研究生帮我注册维护之后，有人说这微博语言不像是老芮的风格，我就干脆自己接手了。慢慢的我也觉得微博很有意思：第一，你可以不经过其他人对大家直接发言；第二，你可以了解很多主流媒体上看不到的信息；第三，既然是研究媒体，你必须有所介入才能有所体验。”芮必峰优哉游哉，神情自若。
时至今日，芮必峰几乎每天保持着晚上看书，白天休息的生活习惯，我行我素地享受着读书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以及远离尘嚣的思考状态。这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度被中华传媒网评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新闻传播学者”之一。而在被问及对这一评价的看法时，他说，“那都是民间的讲法，我也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微小的力量，做的时间长了一点，年纪大了一点，其他也没有什么。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不是谦虚，我自己也没有做出些什么，只是比有些人更加清楚，不敢胡乱去说，如此而已。”他笑了笑，便不再置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学生孔含笑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董方晓
可以想象，假如没有下放时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毅然决然不辞而别备战高考；假如没有留校时坚持己见，选择进入校党委宣传部自此由中文与新闻结缘；假如没有其后果断告别行政岗位，以教师身份投入安徽大学新闻系的筹建；假如没有一以贯之独具一格的行事风格与学术性情；假如没有博览群书另辟蹊径的学术志向与研究旨趣，他或许就不是今天的芮必峰。但是，眼前这位嬉笑怒骂的皖籍学者就这样行云流水地将自己的成长心路坦诚铺展，他的人生故事中所流露出来的主体性意识，与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关注的主体性问题一样，果决鲜明，深邃犀利。
独立的学术思想往往离不开独特的学术个性，“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这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开始。当面对关于学术人生的终极追问时，芮必峰不假思索：“我不喜欢做人云亦云的研究，这就是我的追求。”
“我的高考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基层干部，部队转业后在工厂做书记，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家里一共兄弟姐妹三人，我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从小父亲对我要求就很严格，比如我每天都要练字，没写完就得挨揍。”芮必峰开门见山，笑着聊起了自己的童年。“另外，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所以小时候，弟弟妹妹的吃饭和学习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做主，甚至从很小起我的被子都是自己洗，这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芮必峰在历练中养成的独立与主见，自小可见一斑。他继续聊道，“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喜欢抄写一些诗歌、文章，那些笔记本在家里都是公开的，我们可以随便翻看，所以我从小也养成了抄写各种东西的习惯，直到现在我这样的笔记本还有很多。后来教书时我总会随口引用一些东西，学生们说我记忆力好，实际上不是记忆力好，是因为小时候记下来的东西总是忘不掉。所以，凭着小聪明，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在班上没有落下过前三名。”说到这儿，芮必峰不无得意。
“可是‘文化大革命’当中遇到了波折，大家普遍都不学习了，我也一样。”芮必峰感慨，“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还是得益于我父亲的严厉管教，我这个性格如果不是他的严厉管教，现在是什么样都很难说。”他笑道，“我父亲其实从来也没有说过对我有什么期待，就是要我好好读书。我小学念了六年半，初中念了三年，高中念了两年，直到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下放了。”
谈起下放这段经历，芮必峰饶有兴致，“实际上，下乡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就在马鞍山郊区，当时叫红旗公社、蔡村大队、杨桥生产三队。我们生产队的情况还不错，只是知青和社员是同工不同酬，男知青七分工，女知青五分工。虽然刚下去的知青确实干不过社员，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不公平。我原来是理科成绩不错的学生，后来为什么慢慢转向文学了呢，就跟这段经历有些关系”。芮必峰解释道，“下放时，我们虽然干农活同工不同酬，但是如果我给大队写的稿子能在广播站播发，生产队就给我记十分全工。那都是贫下中农干不了的活儿。”芮必峰笑称。“我最得意的就是不仅公社经常播我写的广播稿，郊区广播站也播过我的稿子，郊区是当时农村最高的行政直管单位，当时那真是轰动。”就这样，年底分红时，芮必峰用辛苦赚来的工分换到了700多元钱，而除了这笔巨款之外，能说会写的芮必峰很快就当上了当地的小学教师。
“1976年，我在蔡村大队杨桥村小学教书。当时我们是一个人承包一个班，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全教。恢复高考的消息传下来以后，我们村上的20多个知青，成绩稍微好一点的都请假回去复习了，有的提前两个多月，有的提前一个多月。我因为做小学老师，走不了，生产队也不让我走，结果一直坚持到临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芮必峰回忆道，“我当时觉得自己期望值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小学到高中，平均水平在那里，因此我特别想回去复习。看到别人都回家了，心里面更是非常的着急。所以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星期时，我毅然决然，不辞而别就走了。”正是这个大胆的不辞而别，给芮必峰惹下了意料之中的麻烦。“高考结束后当晚我就赶回了生产队，希望能把这个印象给慢慢扭转过来。可回去之后就立马被告知，教师不给当了，还给我派了最脏最重的活儿——挖塘泥”，芮必峰苦笑道，“我们马鞍山有个老火车站，火车站旁边有个池塘，多个公厕通到这个池塘。冬天水枯的时候，我们就下去把塘泥挖出来用拖拉机运回去肥田。奇臭无比。我就干了几个月这个活儿。”
关于参加高考的这段经历，芮必峰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父亲对自己的鼓励，“我的高考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星期，当时压力很大，我考前给自己弄了一张表安排这一个礼拜的复习时间。可是第一门数学就把我考蒙了，一道微积分的题目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本来打算放弃不考了，可父亲对我说，‘你干个事情要有始有终。不管干得好干得坏，都得干下去。’就这样，坚持下来以后，后面语文、史地、政治也就越考越顺手了。”芮必峰说，“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就是在挖塘泥的地方收到的。当时我穿着父亲抗美援朝时留下来的一件破棉袄，腰间扎着草绳，脚上是一双大胶鞋。有人给我送来了通知书，我打开一看，是安徽大学！当时真是欣喜若狂，把锹一甩，走了，我不干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经历。”说到这里，芮必峰爽朗大笑。
77级大学生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是一届大学生的指称，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与时代拐点。芮必峰在30多年后不禁感慨，“就是结构体制决定了你，运作机制决定了你，没有什么选择”。回首往昔，这喟叹中又何止是他一个人的命运缩影。 “留校办报纸是我接触新闻的起步”
1978年春季（注：77级是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芮必峰如愿进入了安徽大学中文系就读，他说，“上了大学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志向，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当时非常真实的想法。我在班上算不上刻苦的，我们寝室其他同学天天到图书馆占座位学习，我因为在下乡时养成了抽烟的坏习惯，所以就在寝室里看书。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入学时连英语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翻译英文小说了，这四年里他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午觉，就是争分夺秒地学习。和同学们相比，我是非常惭愧的。”尽管如此，芮必峰的才气在那个年代已经崭露头角，1981年他就在安徽省知名刊物《江淮论坛》上发表了《也谈〈女神〉与“泛神论”》一文，初出茅庐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与时见不同的文学评论观点。
“我大学论文做的就是郭沫若研究，《郭沫若文集》我从头到尾翻读了几遍，郭沫若的很多诗我都能背诵，他的历史剧和散文我也读了很多”，芮必峰说道，“我一直都非常感谢大学的现当代文学老师刘元树教授，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帮助比较大，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他指导的，也是他帮我把文章推荐给《江淮论坛》的。”让芮必峰念念不忘的这位刘元树老师正是当年川西军阀刘文辉之子、大地主刘文彩的亲侄，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他从安徽师大辗转调往安徽大学，并且和芮必峰成为忘年交。“我们毕业的时候，刘老师建议我留校搞现代汉语，因为当时中文系最缺现代汉语老师，但是我拒绝了。”激情澎湃的郭沫若研究让芮必峰对看似平淡的现代汉语毫无兴趣，他最终被分配到安徽大学党委宣传部负责校报出版。“这就是我接触新闻的起步。”芮必峰不忘强调。
1982年，从校报工作开始，芮必峰懵懵懂懂地走上了最初的新闻工作之路。“我们校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尽管一个星期只出一期，但是从组稿、改稿、划版、排版、校对直到最后的发放稿费，我全都干过。正是这一年让我对‘新闻生产’的全过程有了了解”，芮必峰笑道，“尽管当初还没有‘新闻生产’这个概念，但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熟悉这些的。”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安徽大学在新中国新闻教育逐渐复苏的大环境下也悄然开始了重整河山的大计。1980年，经安徽省教委（现教育厅）批准，早在1958年重建时就计划开设新闻系的安徽大学，在历经政治动荡的止滞之后被获准重新开办新闻专业，并于1984年经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批准正式招收本科生。就在这百业待兴求贤若渴之际，芮必峰的人生轨迹再次被改变了。
“当时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徐文玉老师，专门找到学校行政楼三楼的党委宣传部，就在办公室里直接跟我谈，问我愿不愿意回来帮他一起办新闻专业。我犹豫再三：一方面，‘新闻无学’的思想已经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既然留在高校就要‘搞教学不搞行政’的思想也一直影响着我。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了。”芮必峰说，“当时学校宣传部部长是不同意我走的，但是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你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如果我是你的孩子，在这个关键的选择当口上，你是会把我留在这里，还是会放我走？’他大概被我这句话打动了，结果放我走了。”
然而，离开了宣传部，面对接下来的事业，芮必峰却用了“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八个字来形容。“1983年，我们那里基本上还没有专业教师，当时从安徽青年报调过来一位老师，叫王中义，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也是第一任的新闻专业主任，后来又陆续调来了两位教师。我刚到新闻专业就被派出去进修了，1983年到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班学习，1985年到198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进修学习。”
谈及最早接触新闻学的感受，爽直的芮必峰连吐苦水，“那时的新闻学根本谈不上知识体系，我在人大进修时托朋友去北大图书馆借了几本书，还都是新闻业界人士写的那种文集。甘惜分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拿的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给我们布置的课外参考书都是《马克思传》《联共党史》《列宁传》等等。‘新闻无学’这个观点我一直坚持着，直到1986年从复旦进修回来以后才慢慢发生了改变。”
“两个原因促使我重回复旦读博士”
一提及复旦，芮必峰的情感溢于言表，“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跟复旦的联系就比较紧密，这里的批判意识和学术气氛很浓，跟我的研究取向也很接近。”而在几十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有两段经历和一个人尤其令芮必峰满怀感念，这两段经历分别是1985年至1986年在复旦大学的进修学习以及2006年至2009年在复旦大学的读博生涯；而那个人，就是与芮必峰亦师亦友的李良荣教授。
“我最早跟李良荣老师打交道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我在复旦进修，李良荣还是个讲师，戴着副眼镜，一头的浓发，非常潇洒”，芮必峰谈笑风生地回忆起这位与他情谊甚笃的师友，仿佛其人就在眼前。“我第一次跟李老师谈话就是批他那本《新闻学概论》，我跟他说这本书的逻辑框架哪些地方有问题”，芮必峰笑道，“我是带有挑衅性的，结果李良荣有时跟我解释，有时就笑一笑。我以为自己会给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结果我们却越走越近了。”芮必峰提到的这本书就是由李良荣执笔、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新闻学概论》，当年这本书被作为国家教委指定教材在五年内再版了十余次，而芮必峰也因此与李良荣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时光荏苒，2006年的秋天，曾经执拗地坚持“新闻无学”的芮必峰在30年后再次回到复旦大学并正式师从李良荣攻读博士学位。而此时的他，不仅年近半百，并且身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一职。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中抽身而出全心读博，他坦言，这样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行政，感觉自己基本上没有时间看书，所以特别希望能有一段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既然从事新闻学研究，就要把学位拿到头，这样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就是这两个原因，此外无他。” 事实上，在芮必峰云淡风轻的描述中，真要做到身居要职却甘守寂寞也绝非易事，个中甘苦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我就住在复旦大学北区学生宿舍，基本上一年半的时间都在那里。我的博士论文写到6万字的时候推倒重来，当时心里急得要命，但最后我还是比其他人都要早交一些。为了完成毕业论文，2009年我大年初六就赶回了复旦，当时北区清静得只剩下猫了”，回忆起那段清苦的日子，芮必峰无怨无悔。“如果说1986年在复旦进修时，我完成的只是从中文到新闻的转折，读书也像只没头苍蝇一样，那么2006年再次回到复旦以后，我读书就开始变得有计划了，一些之前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像帕森斯、莫顿、斯宾格勒等这些，我都是带着问题有系统地去阅读了。”
从1987年接任安徽大学新闻专业主任，到1998年担任新闻系系主任，再到2003年出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第一任院长，直至2013年主动向学校请辞院长一职转任学院党委书记，芮必峰对安徽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建设可谓功不可没，但是，他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却是满腔的书生情怀。“很多人都不明白，其实做院长这个工作，是相当程度上的牺牲，尽管在学术资源的调配权力方面可以让我去实现一些专业理念或者个人价值，但是也占用了我大量的科研时间。我现在的成果相对而言并不算多，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行政工作中牺牲了。”芮必峰不无遗憾。
正因为如此，当年复旦读博的三年时光令芮必峰倍加珍惜。2009年，他在那篇最终完成于复旦北区研究生公寓7号楼402室的博士论文后记中这样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无论拿出的文字留下了多少遗憾，写作中的酸甜苦辣想来每个经历过的人都有深切体会，那是一种值得珍藏并细细品尝的滋味。对于我来说，这种品尝除了能加强对学问的尊敬，还能加深对自己的认识，进而促进对别人的理解。”可以看出，写下这段话的芮必峰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笃定“新闻无学”的狂傲青年，而在他静水深流的文字中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飞速发展也在斗转星移中倏忽翻阅，甚至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时代映衬了个体，还是个体成就了时代。
“我是国内最早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人”
从1983年开始从事新闻理论研究至今，30多年来，芮必峰的研究兴趣及成果主要集中于中西方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生产等几大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芮必峰还是国内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人。
“1989年之前，我基本上都是处于摸索阶段，厘清一些核心概念，梳理一些理论脉络，所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研究成果很少。1989年‘六·四’风波带给我的影响比较大，我差点准备改行了，直到有一次我们在兰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李良荣领着我去拜访甘惜分先生，那次拜访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芮必峰回忆道，“当时甘老师兴致勃勃地给我谈了他的‘多声一向论’，并且告诉我他专门给胡乔木写了封信，提出能否在中国一两个大城市中办一张不代表任何党派，允许发表不同声音但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报纸，可是胡乔木告诉他现在还不行。我清楚地记得，甘先生操着他的四川话说，‘你们看，这么点的一道门缝他们也不让钻’。我在甘老的惊人转变中看到了他反思地力量，于是回来以后我也增加了动力，开始有意识的接触社会学，并且注意到了芝加哥学派，后来对传统传播学流派的奠基学说提出了质疑。”
的确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芮必峰陆续发表了《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试论米德和库利对传播研究的贡献》（1995）、《传播观：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传播研究的回顾》（1995）、《西方“媒介哲学”评介》（1996）、《人类理解与人际传播——从“情境定义”看托马斯的传播思想》（1997）、《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传播——试论弗洛姆的传播思想》（2003）、《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欧文·戈夫曼的传播思想》（2004）、《你我交往使社会成为可能——齐美尔人际传播思想札记》（2006）、《传播学的视野——读E.M.罗杰斯〈传播学史〉札记》（2006）等一系列学术论文，从米德、库利、托马斯到弗洛姆、戈夫曼、齐美尔，从符号互动论、社会互动论到拟剧理论、情境定义，再到社会几何学、形式社会学，芮必峰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从人际传播的内涵入手，开始了一条不同于经验学派的传播学治学之路。
“施拉姆自从1982年向中国介绍了他认为的传播学四位奠基者之后，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观点，但我觉得这是有欠公允的。我认为米德和库利的研究相比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更贴近传播学的研究问题本身，我们对于传播学的思想应该重新认识。”正因如此，芮必峰说道，“我从1994年前后就开始陆续发表文章阐述我的观点，在国内关注芝加哥学派的，我应该是最早的一个。”
除了对芝加哥学派情有独钟之外，芮必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兴趣还包括新闻理论的基础核心课题。“我后面做的都是些非常基础的理论研究，主体间性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我就是想把新闻学研究引向一个更具理论深度的基础性研究领域，比如我1994年发表的《试论新闻传播接受者的主体性》，我和陆晔去采访宁树藩老师，整理出来的《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1997），还有在那之后写的一篇1.8万字的《新闻本体论纲》（1998），包括2004年发表在《新闻大学》上的《新闻与新闻报道》，这些都是我非常愿意做的基础性研究。”
进入新世纪，芮必峰的研究兴趣又从早期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转向了视野更为开阔的新闻生产、媒介权力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等领域，这其中既有着他个人学术旨趣的转变，也与他求学复旦的经历有关。2009年博士毕业以后，芮必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包括《新闻生产与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宣传通知”及其执行情况为例》（2010）、《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0）、《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以“命题作文”为例》（2011）、《新闻专业主义：一种职业权力的意识形态——再论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1）、《新闻学研究中功能主义取向和方法之思考——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例》（2012）等等，这些文章基于跨学科的宏观视野对媒介权力及新闻生产所进行的深入探讨，也显示了芮必峰学术研究功力的再一次升华。 2013年，芮必峰从院长职位上卸任，他说，“现在的我已经完全进入了另一个境界。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做些什么，无功利地读书，无功利地写文章，这本身就很快乐。”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承上启下”
三十一年弹指一挥间，在被问及贯穿始终的学术追求究竟是什么时，芮必峰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不喜欢做别人做过的东西，我不喜欢做人云亦云的东西，我觉得每一个研究成果总要有一点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要写文章。这就是我的追求。”他补充道，“其实做学问呢，并不是要求大家都有一样的共识，或者都有一样的孜孜以求，我觉得在这个群体里面一个时代能有三五个有学术领悟力的领军人物就很不错了。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如此。”
在谈及育人理念时，芮必峰毫不犹豫，“新闻教育就是要培养‘顶天立地’的专业精神。所谓‘顶天’，就是要有新闻理想，要有比较高的理论素质和人文素养。所谓‘立地’，就是要把理论用到实处。中国的新闻教育长期以来总是悬在这两者中间，要么讲理论把实践丢掉了，要么讲实践又忽视了理论。所以我提出来要‘顶天立地’，理论要有理论的高度，应用要落到应用的实处，这也是我长期以来从事新闻教育所追求的东西。”
他继续说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恐怕就是做到了承上启下，其他也根本没做什么。所谓承上，就是纠正过去新闻传播学的那一套左的，完全无学的，拍脑袋的，没有经过任何学术训练就可以进来胡说八道的学科历史；所谓启下，就是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够从我们留下的这些东西当中受到一点点启发。”
如今的芮必峰每天都活跃在微博上，积极地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他说，“开微博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的一位研究生帮我注册维护之后，有人说这微博语言不像是老芮的风格，我就干脆自己接手了。慢慢的我也觉得微博很有意思：第一，你可以不经过其他人对大家直接发言；第二，你可以了解很多主流媒体上看不到的信息；第三，既然是研究媒体，你必须有所介入才能有所体验。”芮必峰优哉游哉，神情自若。
时至今日，芮必峰几乎每天保持着晚上看书，白天休息的生活习惯，我行我素地享受着读书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以及远离尘嚣的思考状态。这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度被中华传媒网评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新闻传播学者”之一。而在被问及对这一评价的看法时，他说，“那都是民间的讲法，我也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微小的力量，做的时间长了一点，年纪大了一点，其他也没有什么。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不是谦虚，我自己也没有做出些什么，只是比有些人更加清楚，不敢胡乱去说，如此而已。”他笑了笑，便不再置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学生孔含笑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