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初，诗坛宿将梁平推出了他的第十二部诗集《时间笔记》。这部诗集一经问世，便因为它与梁平个人经历与生命的紧密关联，被视为梁平新近的代表作，是传记经验、理想主义精神和智性思考下的又一巅峰之作，是对时间与生命、历史与个人的一次归结与和解，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翻检。另一个鲜明的文化坐标系在于，《时间笔记》中的不少诗歌坐落于成都杜甫草堂，与杜甫这样的诗人在地理方位和心理史上的双重贴近，使梁平的诗歌有着鲜明的朝向。我们对杜甫的崇尚，不仅因为杜诗代表着过去，更因为杜诗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自身所处的当下。正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对杜诗的理解和所爱各有不同，读梁平的《时间笔记》，也会发现诗人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面貌，适合不同情境中的读者去品读，从而在诗人身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容。

时间的三重奏

　　《时间笔记》将梁平近年来的诗作划分为“点到为止”“相安无事”“天高地厚”三辑，从中，我们能体会到梁平的心境变化。如果说正面强攻现实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法门，那么梁平在第一辑中的诗歌灵感便是源自与之一致的生活态度，要去追求诗歌的理想，率真、坚韧、无所不及，要去回应诗性的根源，包容、突围、点到为止;而随着渐次开阔的性情，诗人开始对相安无事不停产生着新的理解——并不是某种妥协或回避，而是天高地厚任逍遥的快意，让人联想到杜甫当年也曾写下一句“人生快意多所辱”，借以开释人性真理。
　　从第一辑《我肉身里住着孙悟空》等诗中，梁平就开始“清点身体内部历经的劫数，/向每一处伤痛致敬。”而能斗、善战、制胜的孙悟空之所以被封为三十五佛中的斗战胜佛，关键之处就在于“佛”所代表的“觉悟者”意味。而在《投名状》等诗里，诗人则正面表达着激昂的坦荡胸怀，“老夫拿不出投名状，/…… /不如相逢狭路，见血封喉。/所以，一笑而过得好，/他走他的下水道，/我写我的陋室铭。”到了第二辑，诗人以《耳顺》自白道：“逢场不再做戏，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生旦净末丑卸了装，/过眼云烟心生怜悯。”诚如《卸下》以后，“看天天蓝，看云云白。”往下的第三辑，诗人便真去游历山川，写作姿态因此逐渐谦卑，活色生香的烟火气与梁平独特的诗歌美学相伴，使人读来不由得更加理解生活、热爱生活。
　　不单是心境的三个阶段，几乎每一辑，梁平都在诗作里呈现了昨日之歌、明日之事和此时此刻三种时间维度，我与我自己、我与故乡、我与世界的多重关系在时间的流转中不断叠加。例如《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我是我自己的错觉。/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阂，/跟自己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我需要从另一个方向，/找回自己……”不仅是诗人之“我”的自我指认，还关联读者这个“你”，“你”对“我”如何进行辨认的问题。例如《老爷子》，“以前他说经常梦见我，/我无动于衷。现在是我梦见他，/不敢给他说我的梦，/害怕说出来，他心满意足，/就走了。我必须要他一直牵挂，/顺他，依他，哄他，/与他相约，百年好合。”诗人与父亲呈现的转换，也是亲缘关系上诗人之“我”的根源与自反，也是这个曾经依靠“水上行走”养活的“兵工厂的家族”，对故乡的回望和想象。
　　对此，梁平在《别处》中做了更加清晰的勾勒，“别处被我一一指认，/比如我的重庆与成都。/重庆的别处拐弯抹角，/天官府、沧白路、上清寺。/成都的别处平铺直叙，/红星路、太古里、九眼桥。/我在别处没有一点生分，/喝酒的举杯，品茶的把盏，/与好玩和有趣的做生死之交，/与耄耋和豆蔻彼此忘年。/亲和、亲近、亲热、亲爱，/绝不把自己当外人。”故乡的世界是如此，诗人的世界眼光也写下莫斯科、巴黎、梅斯、阿姆斯特丹、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等城市的历史风景和人文意涵，物的时间状态沉淀着对话的永恒——致爱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致米沃什，致辛波斯卡。由诗性精神支撑着的心境转变，连同时间里回响的传记与故事，以及诗心所向的风景和历史，梁平悠然缔造出个人经验与公共世界的理解空间。
　　如今，诗歌的发布模式聚合了多渠道媒体资源，诗歌创作和传播的效率大大提高，融媒时代也是全民可以读诗、写诗的时代，这同样是《时间笔记》时时面对的当下。当梁平穿梭于成都红星路的文学地标，就升腾起《八十五号》里的自我指认，“鲁迅雕像上的黑色素，/从红星路梧桐树倒下以后，/沉着了。比门卫更像门卫的先生，/在那里不动声色，那里有/花边与野草登堂入室。”已过耳顺之年的诗人仅自认“在先生面前只是过客”。青年诗人、青年读者从中似乎接收到了诗人有意无意生发的精神性对话，诗人既是自己的反方向，又在自反性中对青年有所指引。诗歌的传记经验并非旨在呈现事件的编年，诗人对生活的态度、为人的率性、对诗歌的真诚，以及不急于表达、不惧于喧嚣的性情，作为与心灵史相关的精神向度，使我们初读《时间笔记》便能获得一种和解的力量。而倘若读者稍做沉淀后再以倒序的方式对《时间笔记》进行重读，这份和解便也能自反于一份适时的昂扬与朝气，使青年们在砥砺奋斗中拥抱点到为止的锐气，在相安无事的岁月里锻造天高地厚的胸怀，在不同的阅读顺序里与时间的笔记一同唱和……

语言的即兴转义

　　梁平在《时间笔记》里再次展现出独特的诗歌艺术创造力，以语言系统的转喻功能接续诗意的纵深和奥义，既对宏大叙事有所拆解，又以私语化的生命体验与它产生整体意义上的呼应，诗歌的抒情话语被诙谐的智思替换，诸多关于日常和时间的叙事以及散文化的表达，重构起四川方言的当代诗学活力。
　　一道虚实交错的别样风景存在于梁平诗歌对世界名城风光的透视，在《我的俄国名字叫阿列克谢》里，梁平将旅行的日常叙述转义为人的姓名与认同感之间的名实之辩：
　　“有七杆子打不着，/第八杆讲究中文翻译的相似，/我就叫阿列克谢了。/我不能识别它的相似之处，/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可以斯基，/不可以瓦西里，/不可以夫。/唯一相似的是我们认同，/……/我在莫斯科的胃口，/仅限于对付，有肉就行，/也不去非分成都香辣的街头，/眼花缭乱的美味。/所以我很快融入了他们，/还叫我廖沙、阿廖沙，/那是我的小名。” 　　对于这场命名背后显形的那些我们所熟知的伟大姓名，梁平暗示出一种精神上的牵挂，又以内心的自足再次转义于外部世界，以食物呈现现代生活里的差异与融合。这种求同存异的核心，包含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以及历史文化等多组关系的共生共融，例如《巴黎有个蜀九香》：
　　“巴黎的蜀九香，/与成都蜀九香没有血缘和裙带，/在圣丹尼斯168街很火，很成都。/我蘸碟里任性的小米辣，/暴露了自己的出产地。老板亲力亲为，/毛肚、鹅肠、肥肠、血旺、五花肉悉数伺候，/那叫一个安逸。/老板知道成都蜀九香，/但不知道有个法国总统去过，/我说这也是一道招牌菜，可以招摇。/老板大喜过望，连声说感谢，/我确定他会采纳这道菜，也确定/不会打折我的大快朵颐，/真的没有。”
　　梁平借助日常叙事及诗歌的分行和分节来实现他对多维度意义关系的追求。在读者对诗歌逐渐产生阅读激情的基础上，梁平务求超越，与读者经由已读部分生发的期待和猜测保持距离，并致力于沿着自己所倾向的另一层隐匿的逻辑，发挥诗歌的表达作用。在诗歌叙事的日常话语里，梁平将一次大快朵颐从头写到尾，从同名的餐厅转入成都饮食习惯，从成都餐厅有过的政治文化效应转入巴黎餐厅老板对经营增值的兴奋，最后转入对老板行为的预判和验证，通过某种程度上的丑与欲望的移植，实现诗歌意义的完整性和美学上的陌生化。
　　梁平的诗歌创作思维和他对语言的天然敏感之间，不仅存在互补与同步，还由于思维寓于诗歌语言的特性，呈现出了鲜明的地域风格。不时出现的巴蜀语言习惯和具体的方言词汇，以鲜活的口语特点中断了约定俗成的语言秩序，从而实现思维情境的转化，所带来的跳跃式的审美效果，智慧而深刻，拓宽着诗意与诗性的可能。诚如梁平自己所题，“拒绝肤浅和妖艳，把诗写进骨子里”，这也是梁平写诗四十余年找到的安逸。《流浪猫》《从巴黎到梅斯》《罗浮宫我没去见蒙娜丽莎》《意外》《我不方便说羊》《长春短秋》等作品，将诗还原成日常经验与现实生活，通過诗歌的及物性驱使想象力的运行，借以领悟存在的本真和生命的彻底。
　　一方面，梁平诗歌里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诙谐的底蕴，与作为诗歌创作起点的现象学、语言的自主及真实的生命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始终在诗歌的叙事形式上进行创新，启发读者不断捕捉诗意与诗性，与作为诗学前提的诗歌的“暗示性”相契合。因此，我们能从一只流浪猫的身上反观人与人的关系和为人的道义，从巴黎到梅斯的片刻休息中意识到历史文化对现实的深刻介入，从羊的失语关切到话语的意义，从短秋的街景延伸至现代文明的烙印……具有深刻意义的诗人视界和诗歌向度，在对语感和语义的双重追求中构思提炼，最终以自然言说的语态向读者展示出诗与思的同构，成为诗人“唯一想做的事”。

丛生的奇异审美

　　梁平显然不属于被动的诗人，他的诗歌总是在能动地创造新的美学，不仅奇巧，有时也变形为一种怪异，力求打破习以为常的美学规范。在貌似怪异的审美背后，深藏着诗人对诗歌创作的严肃关切，对固有的思维逻辑和固定的形式进行诗歌的越界，在跨越中不断游移、安放、塑形着诗歌美学的边界。
　　梁平的诗歌中，新异的意义主体和临时的意象接续都能在诗意中显形为顺理成章的情境表达，这种出乎自然而又自然而然的美学风貌之所以得以成功创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诗人长久以来葆有着的写作话语的活力。例如，《我对成语情有独钟》是一首具有元诗歌意味的诗作：
　　“我身边很多朋友，/一直反对在诗里面用成语。/我不明白这是不是说，/成语是先人创造的，/诗歌的语言不能拾人牙慧，（对不起，来了） /应该唯我独尊。（又来了） /汉字也是先人创造的，/写诗是不是可以不用汉字，/用鸟语，或者飞禽走兽说的小语种。（又来了） /我从来不认为钟情于成语，/就老态龙钟，就迂腐。（又来了）/先人的智慧是因为有先人在先，/……/我的诗歌只讲究说人话，/包括先人留下的成语，/可以以一当十，包罗万象。（又来了）/只是我在使用它的时候，/会把它嫁接在别的枝丫上，/节外生枝，死不悔改。（又来了，对不起） ”
　　梁平透视出的当代诗歌创作中的某些征兆，包含着他对诗学理路从未间断的探寻。诗中的标点符号从属于诗人的语言系统，阐释出诗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创作定位，诗歌从梁平与友人的谈笑逐渐转向语言共通性和诗歌审美承续等关键性议题。这在《我不方便说羊》中也有映现：“与羊对话，/说它们的小语种。/现在我在黄甲过麻羊的节日，/也只能说这样小语种，/不方便用普通话，/说羊。”与羊的“对话”本来是对少年记忆的回望，诗人在诗歌的结尾却直接把它表现为具体语言的互动，从而促成了诗歌语意的蔓延和关于语言更为果敢的跨越。
　　不单是写作话语，诗歌中的奇异审美作为创作心理的接续现象，呼应着诗人的诗心诗性。梁平的诗歌，审美的独特与精彩的思维互相成就，丰厚的人生情境显现于能动的创意，以观照、体认与感觉，拓宽语言的可能性，并以此作为行动，暗示一种无止境的展延和一种生命本质上的开阔。例如《南岳邂逅一只蝴蝶》中的物我关系：“那只蝴蝶应该是皇后级别，/在南岳半坡的木栏上，望着我。/……/那是一只打坐的蝶，悟空了，/对视只是我的幻觉。”不同于惯常的描绘状物，诗歌的起点直指物象存在的等级与秩序，既是诗人深刻的洞见，又因在禅意的氛围中宕出一笔异质感而增添起诗歌的趣味，也类似《惠山泥人屋》中的心斋：“他手里的老渔翁正在收线收竿，/我是被他钓起的那条鱼。”《在西双版纳》中，多重时空重叠以文化景观，物我关系的对峙和转换被呈现得更为惊心动魄，诗歌贯通以一种生命意识，“齐物我、齐生死、齐大小、齐是非、齐贵贱”：“热带的雨说下就下，/老虎不会说来就来。/……/晚宴上的虎骨酒，姓孟，/……/ 我和那只倒下的虎，/素不相识，但我知道，/有一双眼睛在丛林的深处，/望着我。”
　　梁平的妙想异趣也出现在一些生活情境下的群像描写，例如《破局》中以棋局描绘饭局：“无关心计，无关尊卑，/……/现场演变成棋局，有点乱——/马失前蹄可耕田，/象瞎了眼敢日天，/当头炮东倒西歪满场跑，/过河的卒子横冲直撞，/自己当了将帅。”拟物的准确使动作有了彻底性，构建出应接不暇的画面感，酒足饭饱的人天真可爱，人与人的交往重拾了朴实与纯粹。《白喜事》一诗中，人与人的关系被圈定在郑重的场合：“吊唁的人闻声而来，/认识和不认识的，/只一句‘节哀顺变’， /就自娱自乐。/……/露天手搓的麻将，/……/几颗星星掉下来，/被当作九筒扛上了花。/披麻的戴孝地围了过来，/夸上几句好手气。/一大早出殡的队伍走成九条，/末尾的幺鸡，/还后悔最后一把，点了炮。”在这样的事件中，有必要懂得克制悲恸、尊重传统，在生活中继续寻找乐趣和有意义的瞬间，同时，诗人也以静观疏离的暗讽，将自我放置于有关生命意义和情感真实的思考当中。
　　时而，诗歌以紧贴表象的方式切入，浮现出直接而大胆的戏谑与幽默。如《草的市》里，“我就是你的爷。/那一根压死骆驼的草的遗言，/在旧时草垛之上成为经典”;《心甘情愿》里，“从做爷爷那天开始，/我就当孙子了。”时而，诗歌以叙事和散文化的手法实现变形，搭建现实实然世界与诗歌应然世界之间的联系。如《海寿岛上》，“岛上的水文刻度是海的生辰，/海在隔壁。岛上种棵树种几行诗给海，/我最后一行结尾在路边，/那个满头灰白的老太太，/脸上沟壑交错，一看就在深水区。”元诗歌的意味通过古怪奇异的转喻，形成强烈的表达效果，在这样的美学风格下，人人、事事皆有诗。如《琼海那只鳌》里，“我与那只鳌最近的距离，/就是这首诗，一尾从长江入海的鱼，/在博鳌。”;如《趣味青青农场》里，“夜色里我与别院擦肩而过，/一首诗尾随而至，最后一行，/掉进泥土里，节外生枝。”。
　　本文的最后，必须向梁平《时间笔记》里的一个关节致意——有诗题为《墓志铭》：“我叫梁平，省略了履历，/同名同姓成千上万，只有你，/能够指认，而且万无一失。”我们知道，任何写作都包含作者如何想象读者的问题，或寻求认同，或寻找理想读者。对诗人梁平而言，已在写作过程中实现着他对读者的想象与交流;那么有关诗人与《时间笔记》的真正指认，则需要留待不停到访的读者去探寻和追问;而这种发掘，必将无处不在、一直持续，并始终处于未完成之中，与中国诗歌的对话精神同构。
　　责任编辑：刘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