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陶渊明咏史诗中有一首《咏三良》，此诗以秦穆公杀“三良”殉葬为题材。历来论陶诗者认为陶渊明是认可“三良”之忠义行为的，但是，结合陶渊明的思想与诗歌内容分析，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陶渊明对“三良”之殉是有质疑和同情的，这与陶渊明内心的儒玄思想矛盾有关，儒家之积极入世精神使陶渊明肯定“三良”之忠义，道家之隐世养真精神却使他对“三良”入世丧命的悲剧表示质疑。所以，陶渊明对“三良”之殉并非只是简单的同情与肯定，而是两者的交织，其中寄寓着诗人对儒家思想的质疑，表現出其安身立命的矛盾根源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咏三良》 同情 质疑
　　春秋时，秦国三良（子车奄息、仲行、针虎）深得秦穆公赏识，穆公死时却以“三良”殉葬，国人哀之，为其赋《黄鸟》之诗，对他们的死报以无限的惋惜和同情。这出惨剧也引起后世诗人的咏叹。
　　三国时期，王粲写过一篇以“三良”故事为题材的《咏史》诗，曹植也有一首《三良诗》。王诗在批评秦穆之荒谬的同时，又肯定“三良”以死报秦王知遇之恩。至于曹诗，陈祚明以为是“自鸣中怀”，表达了他在曹操死后，受哥哥曹丕的打压而不能追随其父而死的痛苦。几百年后，陶渊明也写了一篇《咏三良》，其诗云：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论陶者认为陶渊明肯定“三良”之殉，大概有两种观点：一派以为士为知己者死，此诗肯定“三良”以死报答君王的赏识;另一派以明末黄文焕为代表，以为陶渊明是借此诗来表现自己在易代之际的节义—希望自己能像“三良”以身殉秦王一样，以死表达其对东晋王朝的忠诚。
　　两派观点的根基在于：第一，陶渊明与东晋王朝之间的关系，这涉及他究竟有没有以晋室“遗民”自居的问题;第二，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古今以来都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结合诗歌本身以及陶渊明内心潜在的儒玄思想冲突，笔者以为这两种观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看陶渊明的“遗民问题”，在宋之前，陶渊明主要是作为隐者被后人所接受的，在早期接受史上，不论是陶渊明好友颜延之，还是陶集编纂者萧统，抑或钟嵘，都没有提及陶渊明有“遗民情结”。唐初修订《晋书》，史传里的陶渊明也只是一个隐士。陶渊明的“遗民情结”始见于李延寿《南史·隐逸传》，李氏云：“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肯复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诗题年月是后世论陶者的“铁证”，也成了后世陶渊明遗民情结争论之焦点。但在李氏之后，唐代诗人仍然只将陶渊明的身份定位为隐士。发展至宋，陶渊明的遗民身份和“遗民情结”日渐始隆。到了明末，论陶者甚至以为诗中“三良”之殉葬秦穆公是易代之际陶渊明自己要以身殉晋。
　　出现黄氏这种近乎疯狂的论述的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此诗题材本身有“嫌疑”，加之诗题年月的“铁证”;二是后世文学接受史中总难免以自己所想附会古人，出现过度阐释。正如谭献所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如黄氏本身是明王朝的“遗民”，他大概想以身殉明的，但他又在清朝活了近二十年（其生卒年为1598-1667），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怀疑黄氏是否将自己的隐衷“托付”给了陶渊明。所以，这种“遗民殉国”观点一定程度上恐与后世接受史有很大关系，并非陶渊明初衷。
　　“士为知己者死”，是后世论者的又一“力证”，以此论证陶渊明《咏三良》肯定“三良”之死，似乎是放诸四海、纵观古今都颠扑不破的真理。笔者以为陶渊明对这种所谓的“知遇之恩”是抱有怀疑态度的。的确，陶渊明是渴望被发现的，是想有所作为的。在儒家人世思想的驱动下，有着隐士身份的陶渊明也不甘寂寞，他也希望自己能在短暂的人生中立行、立名，他也写过《感士不遇赋》，为古来怀才不遇的士人鸣不平。他在《荣木》中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可是最终他也没有“得志”，渴望被发现是他潜在的期待，他也写过“君子死知己”这样豪隋万丈的诗句，从这个角度看《咏三良》，“三良”殉葬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悲剧，但他们得遇知己，死得其所。然而，事实恐并非如此。
　　陈祚明分析此诗道：“忠情数句，极写君臣遇合之情，如不尔，或未必以身殉。将写遇合之隋，起四句先作两折，以见结主知之难，用意深曲如此。孰谓陶诗为近？”陈氏看出了此诗是“深曲”之作，可谓知言。诗歌前四句“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表现出一种想要有所作为的急切心情。“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其中“谬”和“私”两字尤其值得注意，陶渊明已经间接指出“三良”与秦穆公君臣际会，所谓“知遇”是“谬”和“私”的结果。接下来写知遇之隆，“出则陪文舆，人必侍丹帷”，最终箭在弦上，殉葬之事已成必然之势。换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从“三良”急切人世到得到穆公赏识最终殉葬这一系列的过程，其实都指向了最后的悲剧，“三良”之殉实际是“自取灭亡”的过程。如此一来，单从“君子死知己”的角度论此诗恐还有可商榷之处。
　　笔者认为，陶渊明对“三良”的态度是交织着质疑和同情的，我们先来看《庄子·秋水》篇中那个著名的故事：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在庄子眼里，庙堂和君王虽然能够带来荣耀，却要以生命作为代价。同样，“三良”以生命作为交换得到了君王的赏识，最终以身相殉。这样一来，陶渊明对“三良”积极进取、获取君主知遇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以“士为知己者死”为支点诠释此诗还有不足之处。
　　再来看陶渊明集中《读史述九章》之《韩非》篇：
　　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竞死说难。
　　在这篇史述中，陶渊明对韩非巧行忮辩是怀着质疑和批评的。韩非作茧自缚，“竞死说难”;小官吏侯赢，虽然失时抱憾，却得以白首终老。陶渊明讽刺韩非，并为之感到悲哀。
　　陶渊明对韩非的质疑是可以用在“三良”身上的。陶渊明对韩非的态度是明确的，对“三良”的态度则相对模糊，这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儒家人世的驱动与老庄玄学的全性养真两种思想相互矛盾。在儒家看来，“三良”积极进取，得秦穆公赏识，可谓得志，以死报答君主之恩，是值得同情的。但从老庄的角度看，一切巧行都会带来灾难，“三良”积极人世，得到君主之“谬”与“私”，最终不得不以身相殉，这种“自取灭亡”的行为是值得怀疑的。所以，陶渊明对“三良”殉葬是抱着一种同情和质疑的，这种态度正是因为儒玄思想综合影响的结果。而后代论者往往只抓住儒家的一面，强调知遇之恩，而忽视了老庄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评论此诗云：“起六语愈析愈深，愈深愈危，一结主知，不得不以身殉，《黄鸟》之诗，所以哀且怨也。”此评极为中肯，纵观全诗，“三良”从积极人世到得君主赏识，“愈深愈危，一结主知，不得不以身殉”，“三良”的这种悲剧结局从开始就种下祸根。
　　“三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君主的认可。其实，从“三良”个案里可以映射出古代士人出处的一种普遍矛盾，即他们往往以屈己逢迎、丧失自由，甚至牺牲生命为代价来赢得君主之恩遇，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在老庄思想里更注重全性养真和个体生命价值，用生命做代价换君主之赏识是不值得的。所以，庄子宁愿做一只曳尾泥中的生龟，而不愿做庙堂之上的死龟。在老庄思想盛行的魏晋时期，“三良”所行正是士人所不取的，这也正是陶渊明不愿出仕选择归隐的原因所在。综上，陶渊明对“三良”之死实际上是抱着怀疑和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