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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多克特罗的历史小说中，叙事者多为认知能力敏锐的作家或学者等知识分子。多克特罗赋予这些认知主体一种“僭越的精神”，让他们在追溯和理解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伦理唐悟，做出各异的身份和道德选择。本文认为，在多克特罗的历史写作中，个人对历史的参与和认识，成为一种塑造个人身份、实现个人自由并界定个人伦理责任的一种途径。
关键词：多克特罗 僭越的精神 历史 认知 伦理
多克特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2015）是当代美国为数不多的一流小说家之一。他致力于小说表征历史之可能性的写作实验，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美国历史上多个重要时期。本文通过分析多克特罗多部小说叙事者的历史认知过程，认为多克特罗利用这些认知主体来解析现实和历史，揭示出个人对历史的参与和认识，成为一种塑造个人身份、实现个人自由并界定个人伦理责任的一种途径。
多克特罗的小说叙述者多为作家、知识分子等认知能力极为敏感的人，他用这些认知主体来反思和解析历史，在其小说中建构了一种关于历史的认识论。其第一本小说《欢迎来到艰难时世》的叙事者布鲁，在奄奄一息之际写下了19世纪80年代达科他州小镇从建立到毁灭、再从重建到二度毁灭的历史。在传统西部小说中，广袤的西部给予开拓者关于天堂的想象，成为财富和自由的象征。但多克特罗笔下的西部收回了它对人们美好的许诺：在哈德泰姆斯镇里，好人难得善终，坏人横行无忌，罪恶周而复始地出现，成为人类境况难以拔除的一部分。小说中二度袭击小镇的头号反派特纳有一个代号式的名字“Bad Man”，他所到之处无不一片狼藉，象征着暴力和罪恶的无所不在。然而，他代表的外部罪恶并非导致小镇覆灭的唯一原因。在小镇内部，欣欣向荣的虚假表象之下的利益争端、人心分裂和道德滑坡早已为其结局埋下了罪恶的种子。弗兰克·谢尔顿（Frank w.Shelton）指出，哈德泰姆斯镇居民对于历史不假思索的乐观主义，不过是人类对自身完善性空洞的幻想，这种幻想让人们把邪恶看作是外在于自我的东西，从而误信文明可以成为经济和道德的保障。身为小镇创始人的布鲁悲痛地写道：“西部和我的生活简直如出一辙：这里的色彩让我们目眩神迷，等我们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骗局、一个可悲的断言时，已经太晚了。”布鲁的记录描述了一个在人类贪婪和自私中腐化堕落的西部文明共同体，它也因此成为美国式历史进步信仰的反神话叙事。如阿伦·特拉亨伯格（AlanTrachtenberg）所说的：“作为神话和经济实体，西部通过政治经济合并与暴力对全国社会文化之形成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神话与剥削、合并与暴力在这一过程中齐头并进。”小说通过解构西部神话揭开了美国表面光鲜但内里充满罪恶的历史，在其中历史呈现出不断重复的面貌，也不乏“今昔未变…‘进步是幻象”的悲观意味。但小说对历史的展望也不尽然是悲观主义的，布鲁为解释小镇命运做出的努力，似乎暗示着人通过认知力的不断完善有可能走出笼罩着罪恶的历史迷雾。布鲁的书写行为意味着被阅读的希望，他期待这段历史在后来者的阅读中带给他们有意义的反思。
出版于1971年的《丹尼尔之书》是一本讲述审判的小说，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审判。小说的主人公丹尼尔·艾萨克森是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有关艾萨克森夫妇——即他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的阴谋叛国案。丹尼尔的成长和追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与他的历史意识的完善是分不开的。在一开始他就认为，历史是难以把握和认识的：“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一切都是难以捉摸的。上帝如此，革命道德如此，正义如此，人的本性也是如此。”“诗人不知道人类历史进程到底是进步，是戏剧，是倒退，是循环，是波动，是涡流，是向右或向左的螺旋，又或者只是一个连续体……证据存在但是又模糊不定。”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他称自己为“体认的罪犯”（criminal nfperception）和“精神上的他者”（psychic alien），他的父母是向苏联泄密的叛徒，而他则是把美国黑暗的秘密泄露给美国的更为叛逆性的“叛徒”。他自比当代的艾伦·坡，因为艾伦·坡作为一个书写异化的作家是他的榜样，他希望他的书写能够媲美艾伦·坡——挑战和破坏关于美国例外论的种种妄想。对于丹尼尔而言，书写历史既是疗愈性的，也是颠覆性的，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和政治颠覆的手段，他依靠讲述达成了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对他来说，如果生活要继续，那么他的过去以及他对美国的过去的理解，就是一个必须要直面和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他的个人历史才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衔接起来。
“体认的罪犯”这一身份的隐含之意：观察世界、追寻历史真相的行为带着非法性和僭越性，为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因此，主动去感受和认知，就成了一种伦理行动，对官方制度以及它对真理的建构产生了威胁。从性质上来说，多克特罗的小说也是僭越性的，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极富感知力和体认能力。如果说主动感知即是僭越，那么不去感知便是对官方主流话语投降。
多克特罗的叙事者，无一不在对世界和历史的感知中，基于自身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叙事，将自身感受和经历转变成个人历史。他们都在对历史的书写或追问中试图解放自身，要掌握属于自己的叙事，就必须摆脱外在的强制。类似布鲁和丹尼尔这样的“体认的罪犯”在多克特罗小说中比比皆是。《拉格泰姆时代》的叙述者小男孩是一个冷静的体认者，他不疾不徐的叙述口吻传达出一種开放而多元的历史展望。如他所观察到的，他的白人父亲和母亲想要逃离内在于历史进程之中的差异与变化，把他们在新罗歇尔的房子当作远离历史入侵的港湾，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幻想。在父亲远游北极期间，母亲努力应对历史变化，成长起来，变得强大而自信。母亲收留了黑人女子莎拉和她的婴儿，并能正常地与科尔豪斯一家交流，父亲则始终持有顽固的种族观念，不愿变通。父亲失去面对现实的勇气之后郁郁而终，他从新世纪中退了出来，而母亲则进入并适应了这个新世纪。父亲之死象征着父权制文化的衰落，也象征着女性开始逐渐以更为平等的身份进入20世纪历史舞台。同样，《世界博览会》的叙述者也是一个行将成年的小男孩埃德加，他的讲述呈现出一种历史连续性。小说的高潮之处是埃德加参观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世博会展现出人们心目中二十年之后，即1959年的景象——技术腾飞、物质丰盛、社会高度文明化。但埃德加意识到，世界博览会作为人类对未来历史的想象，不过是构筑于虚假乐观主义之上的幻想，它并非希望的象征，只是基于一种无视历史的科技信仰。和丹尼尔一样，埃德加也在这种人造历史环境中认识到了人生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获得了对于自身直觉和自我创造力的信心。 在多克特罗的小说中，历史叙事构成了一种认识论，一种关于主人公或叙述者如何在认知上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些“体认的罪犯”都极富多克特罗所说的“僭越精神”（a spirit oftransgression），都是在挣脱观念束缚、学会自由思考和反思之后，才真正认识到个体承担的历史责任。多克特罗要做的，正是唤醒人们身上“僭越的精神”，冲破思想的枷锁，去反思、批判甚至是抛弃那些已经滞后于历史进程、阻碍当下现实的观念。在多克特罗小说中，充满自我意识的反省激发了主人公或叙述者心灵中困惑、犹豫、怀疑的状态，促进了他们对历史、社会和自我的认知探索。《供水系统》中佩姆伯顿一路回溯历史，最终揭露了资本家与政府权钱交易、资本与科学合谋损害民众利益的丑恶行径;《上帝之城》中的牧师佩姆伯顿和小说家艾弗瑞特，也是通过对《圣经》和基督教历史的质疑，才得以不断返回到历史之中，认清了权力机制和戏剧化人性在基督教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纽约兄弟》中的兰利是一个最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公然挑战关于上帝、婚姻、战争等的主流认知，其“替代品理论”对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充满了对于人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思。从上述作品中主人公的历史探索中，可发现多克特罗似乎是在倡导一种保罗·利科所说的以自我叙述（narratives of the Self）来达成的“动态主体性”（dynamic subjectivity）。在《追求叙事的生活》一文中，利科写道：“我们称之为主体性的东西，既不是一种非连续的事件序列，也不是在演化进程之外的不变实体。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只有动态的叙事结构才能创造出来的身份。”在多克特罗那里，这种动态主体性是在个人对历史的参与和认识中，来塑造个人身份、实现个人自由并界定个人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学者索尔·弗里德南德曾说：“伦理与历史的认识论维度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联系。”即便是非常推崇叙述史观的海登·怀特也不得不承认，切入历史的视角，不管在认识论上如何多样化，归根结底还是道德的。对历史的认知始终要以伦理关怀为依托。在多克特罗的历史写作中，历史认知与伦理问题一直相互缠结，众多小说人物在探索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伦理启悟，做出了各异的道德选择。他的小说以“僭越的精神”为鼓舞，呼吁人们通过体察历史，成为富有道德内省的个体，从而树立关于历史的负责任态度和理念，更好地理解当下身处的世界并獲得关于自身的洞见。
关键词：多克特罗 僭越的精神 历史 认知 伦理
多克特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2015）是当代美国为数不多的一流小说家之一。他致力于小说表征历史之可能性的写作实验，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美国历史上多个重要时期。本文通过分析多克特罗多部小说叙事者的历史认知过程，认为多克特罗利用这些认知主体来解析现实和历史，揭示出个人对历史的参与和认识，成为一种塑造个人身份、实现个人自由并界定个人伦理责任的一种途径。
多克特罗的小说叙述者多为作家、知识分子等认知能力极为敏感的人，他用这些认知主体来反思和解析历史，在其小说中建构了一种关于历史的认识论。其第一本小说《欢迎来到艰难时世》的叙事者布鲁，在奄奄一息之际写下了19世纪80年代达科他州小镇从建立到毁灭、再从重建到二度毁灭的历史。在传统西部小说中，广袤的西部给予开拓者关于天堂的想象，成为财富和自由的象征。但多克特罗笔下的西部收回了它对人们美好的许诺：在哈德泰姆斯镇里，好人难得善终，坏人横行无忌，罪恶周而复始地出现，成为人类境况难以拔除的一部分。小说中二度袭击小镇的头号反派特纳有一个代号式的名字“Bad Man”，他所到之处无不一片狼藉，象征着暴力和罪恶的无所不在。然而，他代表的外部罪恶并非导致小镇覆灭的唯一原因。在小镇内部，欣欣向荣的虚假表象之下的利益争端、人心分裂和道德滑坡早已为其结局埋下了罪恶的种子。弗兰克·谢尔顿（Frank w.Shelton）指出，哈德泰姆斯镇居民对于历史不假思索的乐观主义，不过是人类对自身完善性空洞的幻想，这种幻想让人们把邪恶看作是外在于自我的东西，从而误信文明可以成为经济和道德的保障。身为小镇创始人的布鲁悲痛地写道：“西部和我的生活简直如出一辙：这里的色彩让我们目眩神迷，等我们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骗局、一个可悲的断言时，已经太晚了。”布鲁的记录描述了一个在人类贪婪和自私中腐化堕落的西部文明共同体，它也因此成为美国式历史进步信仰的反神话叙事。如阿伦·特拉亨伯格（AlanTrachtenberg）所说的：“作为神话和经济实体，西部通过政治经济合并与暴力对全国社会文化之形成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神话与剥削、合并与暴力在这一过程中齐头并进。”小说通过解构西部神话揭开了美国表面光鲜但内里充满罪恶的历史，在其中历史呈现出不断重复的面貌，也不乏“今昔未变…‘进步是幻象”的悲观意味。但小说对历史的展望也不尽然是悲观主义的，布鲁为解释小镇命运做出的努力，似乎暗示着人通过认知力的不断完善有可能走出笼罩着罪恶的历史迷雾。布鲁的书写行为意味着被阅读的希望，他期待这段历史在后来者的阅读中带给他们有意义的反思。
出版于1971年的《丹尼尔之书》是一本讲述审判的小说，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审判。小说的主人公丹尼尔·艾萨克森是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有关艾萨克森夫妇——即他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的阴谋叛国案。丹尼尔的成长和追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与他的历史意识的完善是分不开的。在一开始他就认为，历史是难以把握和认识的：“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一切都是难以捉摸的。上帝如此，革命道德如此，正义如此，人的本性也是如此。”“诗人不知道人类历史进程到底是进步，是戏剧，是倒退，是循环，是波动，是涡流，是向右或向左的螺旋，又或者只是一个连续体……证据存在但是又模糊不定。”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他称自己为“体认的罪犯”（criminal nfperception）和“精神上的他者”（psychic alien），他的父母是向苏联泄密的叛徒，而他则是把美国黑暗的秘密泄露给美国的更为叛逆性的“叛徒”。他自比当代的艾伦·坡，因为艾伦·坡作为一个书写异化的作家是他的榜样，他希望他的书写能够媲美艾伦·坡——挑战和破坏关于美国例外论的种种妄想。对于丹尼尔而言，书写历史既是疗愈性的，也是颠覆性的，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和政治颠覆的手段，他依靠讲述达成了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对他来说，如果生活要继续，那么他的过去以及他对美国的过去的理解，就是一个必须要直面和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他的个人历史才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衔接起来。
“体认的罪犯”这一身份的隐含之意：观察世界、追寻历史真相的行为带着非法性和僭越性，为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因此，主动去感受和认知，就成了一种伦理行动，对官方制度以及它对真理的建构产生了威胁。从性质上来说，多克特罗的小说也是僭越性的，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极富感知力和体认能力。如果说主动感知即是僭越，那么不去感知便是对官方主流话语投降。
多克特罗的叙事者，无一不在对世界和历史的感知中，基于自身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叙事，将自身感受和经历转变成个人历史。他们都在对历史的书写或追问中试图解放自身，要掌握属于自己的叙事，就必须摆脱外在的强制。类似布鲁和丹尼尔这样的“体认的罪犯”在多克特罗小说中比比皆是。《拉格泰姆时代》的叙述者小男孩是一个冷静的体认者，他不疾不徐的叙述口吻传达出一種开放而多元的历史展望。如他所观察到的，他的白人父亲和母亲想要逃离内在于历史进程之中的差异与变化，把他们在新罗歇尔的房子当作远离历史入侵的港湾，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幻想。在父亲远游北极期间，母亲努力应对历史变化，成长起来，变得强大而自信。母亲收留了黑人女子莎拉和她的婴儿，并能正常地与科尔豪斯一家交流，父亲则始终持有顽固的种族观念，不愿变通。父亲失去面对现实的勇气之后郁郁而终，他从新世纪中退了出来，而母亲则进入并适应了这个新世纪。父亲之死象征着父权制文化的衰落，也象征着女性开始逐渐以更为平等的身份进入20世纪历史舞台。同样，《世界博览会》的叙述者也是一个行将成年的小男孩埃德加，他的讲述呈现出一种历史连续性。小说的高潮之处是埃德加参观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世博会展现出人们心目中二十年之后，即1959年的景象——技术腾飞、物质丰盛、社会高度文明化。但埃德加意识到，世界博览会作为人类对未来历史的想象，不过是构筑于虚假乐观主义之上的幻想，它并非希望的象征，只是基于一种无视历史的科技信仰。和丹尼尔一样，埃德加也在这种人造历史环境中认识到了人生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获得了对于自身直觉和自我创造力的信心。 在多克特罗的小说中，历史叙事构成了一种认识论，一种关于主人公或叙述者如何在认知上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些“体认的罪犯”都极富多克特罗所说的“僭越精神”（a spirit oftransgression），都是在挣脱观念束缚、学会自由思考和反思之后，才真正认识到个体承担的历史责任。多克特罗要做的，正是唤醒人们身上“僭越的精神”，冲破思想的枷锁，去反思、批判甚至是抛弃那些已经滞后于历史进程、阻碍当下现实的观念。在多克特罗小说中，充满自我意识的反省激发了主人公或叙述者心灵中困惑、犹豫、怀疑的状态，促进了他们对历史、社会和自我的认知探索。《供水系统》中佩姆伯顿一路回溯历史，最终揭露了资本家与政府权钱交易、资本与科学合谋损害民众利益的丑恶行径;《上帝之城》中的牧师佩姆伯顿和小说家艾弗瑞特，也是通过对《圣经》和基督教历史的质疑，才得以不断返回到历史之中，认清了权力机制和戏剧化人性在基督教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纽约兄弟》中的兰利是一个最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公然挑战关于上帝、婚姻、战争等的主流认知，其“替代品理论”对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充满了对于人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思。从上述作品中主人公的历史探索中，可发现多克特罗似乎是在倡导一种保罗·利科所说的以自我叙述（narratives of the Self）来达成的“动态主体性”（dynamic subjectivity）。在《追求叙事的生活》一文中，利科写道：“我们称之为主体性的东西，既不是一种非连续的事件序列，也不是在演化进程之外的不变实体。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只有动态的叙事结构才能创造出来的身份。”在多克特罗那里，这种动态主体性是在个人对历史的参与和认识中，来塑造个人身份、实现个人自由并界定个人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学者索尔·弗里德南德曾说：“伦理与历史的认识论维度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联系。”即便是非常推崇叙述史观的海登·怀特也不得不承认，切入历史的视角，不管在认识论上如何多样化，归根结底还是道德的。对历史的认知始终要以伦理关怀为依托。在多克特罗的历史写作中，历史认知与伦理问题一直相互缠结，众多小说人物在探索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伦理启悟，做出了各异的道德选择。他的小说以“僭越的精神”为鼓舞，呼吁人们通过体察历史，成为富有道德内省的个体，从而树立关于历史的负责任态度和理念，更好地理解当下身处的世界并獲得关于自身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