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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终其一生未履及蜀地。在短暂的西南联大教学期间，也只在昆明的“冷屋”住了不足一年，然后即辗转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此后一直困居孤岛上海，直到解放。
既是学生、后来又成为同事的吴庚舜曾经问过钱锺书先生到四川耍（游玩）过没有。不知是钱锺书先生没有回答还是有回答而漏记，吴庚舜在怀念钱锺书先生的文章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想象的谜题。
著名翻译家、歌德研究专家杨武能先生在翻译上得到过钱锺书先生的指导，杨武能也一直对钱先生以师事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杨武能任教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主持召开“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学术研讨会，前后向钱锺书先生去信两封，力邀钱锺书先生赴会，并趁机作蜀中之游，但被钱锺书先生以“不能破例”为由婉拒。
因缘际会，造化安排，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锺书未到过文化重镇的蜀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9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学研究学者李洪岩先生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第一次比较深入地关注到钱锺书和其父钱基博、陈衍、陈寅恪、张荫麟、吴宓、向达、许思园、朱光潜、冒效鲁、卢弼等学人的交往以及在文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术旨趣，掌故和学术探讨兼顾其中，是了解钱锺书的“朋友圈”及其学术取向的极有价值的著作。唯一遗憾的是书中所列学人，没有一个是四川的。
这便是《钱锺书与天府学人》这本书的由来。
本书所列十一位天府学人，按出生先后时间，分别是乔大壮、白敦仁、吴庚舜、龙必锟、杨武能、陈子谦、何开四、张隆溪、向以鲜、庹政、胡亮，从晚清、民国而至新中国，时间跨度近九十年。
除了上述十一位学人外，根据我研究所及，和钱锺书先生有或浅或深交往的尚有巴金、贺麟、何其芳、赵毅衡等前辈学人。根据《郑振铎日记》1947年12月5日所记：“六时许，靳以、默存夫妇，巴金、西禾、嗣群、伯郊、哲民及辛笛相繼来，在此晚餐，谈笑甚欢。十时散，即睡。”可知钱、巴二人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熟识。又，1981年12月28日，陈丹晨《巴金评传》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罗荪写序，钱锺书题签，又可知他们颇有交情。巴金生于1904年，比钱锺书略长，两人的学问旨趣和追求不尽相同，但在上海孤岛时期都创作过小说，并且都希望通过小说关注战时知识分子的命运。
根据钱锺书与贺麟的年谱，可查二人有多处交集。一是1930年贺麟先生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其后不久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1929年钱锺书入读清华大学，在校期间，很有可能听过贺麟在清华大学兼讲的哲学课。二是1955年，贺麟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其时，钱锺书已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两人是一个院两个不同所的同事。1962年8月，钱锺书搬进干面胡同15号学部宿舍，在这里一直住到1969年10月，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贺麟、沙汀、夏鼐、戈宝权等文史哲领域的大家。钱锺书和贺麟可谓同事的基础上再加一层邻居关系。三是1986年，钱锺书和贺麟等朱光潜生前好友，曾一起参加朱光潜的遗体告别仪式。但颇为意外的是，就我掌握的文献和资料所及，没有看到贺麟和钱锺书有过交往——即便连文字交往也没有发现。
在吴宓的日记里，有一次同时记录到钱锺书和贺麟：“又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尤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宓尤深痛愤。”吴宓日记背景是钱锺书为温源宁编辑的《天下》月刊写了一篇《吴宓先生及其诗》，写完后，钱锺书又寄给吴宓看，吴宓在日记里记录说：“该文内容，对宓备极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吴宓将这篇文章拿给和自己关系最密切的贺麟看，贺麟评价说：“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
何其芳出生于重庆万州，彼时重庆尚属四川，因此，我很自然地将何其芳列入“天府学人”中。但关于何其芳和钱锺书交往的资料，主要都局限于两人在社科院文学所共事期间。这个时期，作为文学所副所长的何其芳，在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上都给予了钱锺书极大的关照。如，何其芳确定钱锺书为一级研究员，指定编选《宋诗选注》等，既可看出何其芳卓越的学术眼光和领导能力，又可看出他对钱锺书特别的赏识。这个时期的何其芳，行政职务之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似乎已经不如早前热烈而具有锋芒，他的行政职位让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支持有着深厚学术基础和地位的老一辈研究学者，让他们多出成果，同时，努力培养更多年轻的研究工作者，以完成研究工作的代际接力。
四川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及符号学博士生导师赵毅衡1978年考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读研究生期间，和钱锺书先生认识，并有交往。赵氏本人的回忆里有对钱锺书的评价，为便于读者了解，不妨转抄如下：
现在钱锺书先生受某些人讥议，认为他没有思想立场。将来钱先生的全部笔记发表时，想必可以看出远非如此。1983年，在一个场合又见到先生，说起当时刚受注意的萨伊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萨伊德之于阿拉法特，就如马尔罗之于戴高乐”。先生亮出谈锋，让我们一愣。“西方人写到东方，说坏话，是‘东方主义’;说好话，也是‘东方主义’”。说完，当然是莫测高深的钱式微笑。
钱先生片语，对我实如醍醐灌顶，廓清重雾。我知道先生能如此直点命穴，不仅是对国际文化政治的超人敏感，他的硕士论文《英国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中的中国》，至今是这个领域中的典范之作。不过萨伊德也是从作品出发，从埃斯库卢斯（Aeschylus）一直仔细读到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此书成为当代批评理论里程碑式经典，并非浪得虚名。
从赵的文章里，看得出他对钱锺书学问文章的折服。我本以为有同在成都工作生活之便，能在这篇文章之外，访谈出赵与钱锺书先生交往的更多掌故，未了我的约访最终未得到赵先生的同意，最终只好付之阙如。
此外，《槐聚诗存》里还收录有一首钱锺书先生写于1975年的七绝。这首诗的诗题很长——“西蜀江君骏卿不知自何处收得余二十二岁所作英文文稿，藏之三十年，寄燕谋转致并索赋诗以志。”这个诗题里当然也留下了一个线索：“西蜀江君骏卿”究为何人，和钱锺书先生是否有过交往？我检索了学者柴立中对钱诗注的注释，但很遗憾地发现，他对“西蜀江君骏卿”究为何人也失考。我虽然也下了很多功夫查考，但最后徒劳无功，也只好留待有志和有缘者在将来填此空白。 乔大壮先生专于篆刻和词学，是民国晚近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篆刻大家和“一代词坛飞将”。他的英年自沉，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失去了很多被重估价值的机会。在这一段掌故的钩沉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作为民国先生典型代表的传奇，更能够从中掘发一代学人爱国爱民的风骨。
白敦仁先生专于宋代文学，尤其是对陈与义的研究，可谓精一深湛，有填补文学史空白的价值。从这一段掌故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先生评骘先贤的态度和眼光，以及追求真理的勇气。当然，作为宋代文学研究者，白敦仁先生在今天的研究难度是很大的，由此我们更能发现他的研究不拘于书斋，注重田野调查的可贵。另外，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就是他在晚年自费整理并出版先师庞石帚著作的义举，在尊师重教之风淡漠的当下，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其学生风仪，让人敬佩。
吴庚舜先生有机会受钱锺书先生指导，在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研究领域用功最勤，用心最细，也因此成果丰硕，影响甚巨。其通读《全唐诗》六七遍的壯举，即受钱锺书先生的影响。两代学人的治学精神核心，都是“熟悉研究对象”，后者的实践是对前者精神的很好传承。这个治学精神，放在今天，也仍然适用。
龙必锟先生以新闻人身份而业余专攻《文心雕龙》，积数十年心血而成《〈文心雕龙〉全译》，为之眼盲而初心不改。更为难得的是，宁肯自费印刷《龙学与新闻》，也要将自己大部分的稿费和版权收入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和洪灾受困群众，此种精神正是学术转化为现实关怀的体现。
杨武能先生专于德国文学，是国内有影响的“歌德专家”，他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既受业师冯至先生的直接指导，也得到了钱锺书先生的间接关怀。作为一门学问体系的翻译学，杨武能先生有机会亲炙钱锺书先生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并从中受益，这是“蜀学”吸取外来营养的最好范例。
陈子谦先生和何开四先生都是第一代“钱学”研究者，都有重要的“钱学”理论专著传世并至今被学界沿用。虽然陈子谦先生英年早逝，但其治学精神仍值得后来人学习;何开四先生对钱学体系的深刻理解和学以致用，尤能开人心智，为之借鉴。学以致用，这当然也是今天我们要弘扬“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张隆溪先生作为成都走出去的学术大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夤缘亲炙“钱学”后，一直致力于打通中西。近年的讲学主题，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都紧紧围绕“钱学”这个中心，可谓最得“钱学”真昧，我称其为钱锺书先生的衣钵传人，应该是很准确的。“蜀学”走出四川，打通中西，当然需要张隆溪这样的学力和眼界。
向以鲜先生从版本学入手，对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中一个微疵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考辨，引发“钱学”界关注，他的“无心插柳”使“钱学”研究添薪加火，大张风气，当然，也惠及学界。他虽不专力于研究“钱学”，但钱先生之学却无时无刻不对他产生影响。由此，也可见学术的异代功绩。
庹政和胡亮先生作为七零后，在十一位学人中是一个“另类”。他们代表着天府学人中的青壮继承者，前者以“新官场小说”成名，后者以独到而深刻的当代诗评，向钱锺书和上述学人及其治学精神致敬。由此，我们得以由钱锺书而至白敦仁，由白敦仁而至张隆溪，由张隆溪而至胡亮，完成一条跨越世纪的蜀学及其蜀人治学精神的完整的精神纽带。
既是学生、后来又成为同事的吴庚舜曾经问过钱锺书先生到四川耍（游玩）过没有。不知是钱锺书先生没有回答还是有回答而漏记，吴庚舜在怀念钱锺书先生的文章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想象的谜题。
著名翻译家、歌德研究专家杨武能先生在翻译上得到过钱锺书先生的指导，杨武能也一直对钱先生以师事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杨武能任教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主持召开“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学术研讨会，前后向钱锺书先生去信两封，力邀钱锺书先生赴会，并趁机作蜀中之游，但被钱锺书先生以“不能破例”为由婉拒。
因缘际会，造化安排，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锺书未到过文化重镇的蜀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9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学研究学者李洪岩先生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第一次比较深入地关注到钱锺书和其父钱基博、陈衍、陈寅恪、张荫麟、吴宓、向达、许思园、朱光潜、冒效鲁、卢弼等学人的交往以及在文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术旨趣，掌故和学术探讨兼顾其中，是了解钱锺书的“朋友圈”及其学术取向的极有价值的著作。唯一遗憾的是书中所列学人，没有一个是四川的。
这便是《钱锺书与天府学人》这本书的由来。
本书所列十一位天府学人，按出生先后时间，分别是乔大壮、白敦仁、吴庚舜、龙必锟、杨武能、陈子谦、何开四、张隆溪、向以鲜、庹政、胡亮，从晚清、民国而至新中国，时间跨度近九十年。
除了上述十一位学人外，根据我研究所及，和钱锺书先生有或浅或深交往的尚有巴金、贺麟、何其芳、赵毅衡等前辈学人。根据《郑振铎日记》1947年12月5日所记：“六时许，靳以、默存夫妇，巴金、西禾、嗣群、伯郊、哲民及辛笛相繼来，在此晚餐，谈笑甚欢。十时散，即睡。”可知钱、巴二人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熟识。又，1981年12月28日，陈丹晨《巴金评传》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罗荪写序，钱锺书题签，又可知他们颇有交情。巴金生于1904年，比钱锺书略长，两人的学问旨趣和追求不尽相同，但在上海孤岛时期都创作过小说，并且都希望通过小说关注战时知识分子的命运。
根据钱锺书与贺麟的年谱，可查二人有多处交集。一是1930年贺麟先生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其后不久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1929年钱锺书入读清华大学，在校期间，很有可能听过贺麟在清华大学兼讲的哲学课。二是1955年，贺麟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其时，钱锺书已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两人是一个院两个不同所的同事。1962年8月，钱锺书搬进干面胡同15号学部宿舍，在这里一直住到1969年10月，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贺麟、沙汀、夏鼐、戈宝权等文史哲领域的大家。钱锺书和贺麟可谓同事的基础上再加一层邻居关系。三是1986年，钱锺书和贺麟等朱光潜生前好友，曾一起参加朱光潜的遗体告别仪式。但颇为意外的是，就我掌握的文献和资料所及，没有看到贺麟和钱锺书有过交往——即便连文字交往也没有发现。
在吴宓的日记里，有一次同时记录到钱锺书和贺麟：“又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尤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宓尤深痛愤。”吴宓日记背景是钱锺书为温源宁编辑的《天下》月刊写了一篇《吴宓先生及其诗》，写完后，钱锺书又寄给吴宓看，吴宓在日记里记录说：“该文内容，对宓备极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吴宓将这篇文章拿给和自己关系最密切的贺麟看，贺麟评价说：“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
何其芳出生于重庆万州，彼时重庆尚属四川，因此，我很自然地将何其芳列入“天府学人”中。但关于何其芳和钱锺书交往的资料，主要都局限于两人在社科院文学所共事期间。这个时期，作为文学所副所长的何其芳，在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上都给予了钱锺书极大的关照。如，何其芳确定钱锺书为一级研究员，指定编选《宋诗选注》等，既可看出何其芳卓越的学术眼光和领导能力，又可看出他对钱锺书特别的赏识。这个时期的何其芳，行政职务之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似乎已经不如早前热烈而具有锋芒，他的行政职位让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支持有着深厚学术基础和地位的老一辈研究学者，让他们多出成果，同时，努力培养更多年轻的研究工作者，以完成研究工作的代际接力。
四川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及符号学博士生导师赵毅衡1978年考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读研究生期间，和钱锺书先生认识，并有交往。赵氏本人的回忆里有对钱锺书的评价，为便于读者了解，不妨转抄如下：
现在钱锺书先生受某些人讥议，认为他没有思想立场。将来钱先生的全部笔记发表时，想必可以看出远非如此。1983年，在一个场合又见到先生，说起当时刚受注意的萨伊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萨伊德之于阿拉法特，就如马尔罗之于戴高乐”。先生亮出谈锋，让我们一愣。“西方人写到东方，说坏话，是‘东方主义’;说好话，也是‘东方主义’”。说完，当然是莫测高深的钱式微笑。
钱先生片语，对我实如醍醐灌顶，廓清重雾。我知道先生能如此直点命穴，不仅是对国际文化政治的超人敏感，他的硕士论文《英国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中的中国》，至今是这个领域中的典范之作。不过萨伊德也是从作品出发，从埃斯库卢斯（Aeschylus）一直仔细读到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此书成为当代批评理论里程碑式经典，并非浪得虚名。
从赵的文章里，看得出他对钱锺书学问文章的折服。我本以为有同在成都工作生活之便，能在这篇文章之外，访谈出赵与钱锺书先生交往的更多掌故，未了我的约访最终未得到赵先生的同意，最终只好付之阙如。
此外，《槐聚诗存》里还收录有一首钱锺书先生写于1975年的七绝。这首诗的诗题很长——“西蜀江君骏卿不知自何处收得余二十二岁所作英文文稿，藏之三十年，寄燕谋转致并索赋诗以志。”这个诗题里当然也留下了一个线索：“西蜀江君骏卿”究为何人，和钱锺书先生是否有过交往？我检索了学者柴立中对钱诗注的注释，但很遗憾地发现，他对“西蜀江君骏卿”究为何人也失考。我虽然也下了很多功夫查考，但最后徒劳无功，也只好留待有志和有缘者在将来填此空白。 乔大壮先生专于篆刻和词学，是民国晚近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篆刻大家和“一代词坛飞将”。他的英年自沉，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失去了很多被重估价值的机会。在这一段掌故的钩沉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作为民国先生典型代表的传奇，更能够从中掘发一代学人爱国爱民的风骨。
白敦仁先生专于宋代文学，尤其是对陈与义的研究，可谓精一深湛，有填补文学史空白的价值。从这一段掌故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先生评骘先贤的态度和眼光，以及追求真理的勇气。当然，作为宋代文学研究者，白敦仁先生在今天的研究难度是很大的，由此我们更能发现他的研究不拘于书斋，注重田野调查的可贵。另外，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就是他在晚年自费整理并出版先师庞石帚著作的义举，在尊师重教之风淡漠的当下，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其学生风仪，让人敬佩。
吴庚舜先生有机会受钱锺书先生指导，在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研究领域用功最勤，用心最细，也因此成果丰硕，影响甚巨。其通读《全唐诗》六七遍的壯举，即受钱锺书先生的影响。两代学人的治学精神核心，都是“熟悉研究对象”，后者的实践是对前者精神的很好传承。这个治学精神，放在今天，也仍然适用。
龙必锟先生以新闻人身份而业余专攻《文心雕龙》，积数十年心血而成《〈文心雕龙〉全译》，为之眼盲而初心不改。更为难得的是，宁肯自费印刷《龙学与新闻》，也要将自己大部分的稿费和版权收入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和洪灾受困群众，此种精神正是学术转化为现实关怀的体现。
杨武能先生专于德国文学，是国内有影响的“歌德专家”，他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既受业师冯至先生的直接指导，也得到了钱锺书先生的间接关怀。作为一门学问体系的翻译学，杨武能先生有机会亲炙钱锺书先生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并从中受益，这是“蜀学”吸取外来营养的最好范例。
陈子谦先生和何开四先生都是第一代“钱学”研究者，都有重要的“钱学”理论专著传世并至今被学界沿用。虽然陈子谦先生英年早逝，但其治学精神仍值得后来人学习;何开四先生对钱学体系的深刻理解和学以致用，尤能开人心智，为之借鉴。学以致用，这当然也是今天我们要弘扬“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张隆溪先生作为成都走出去的学术大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夤缘亲炙“钱学”后，一直致力于打通中西。近年的讲学主题，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都紧紧围绕“钱学”这个中心，可谓最得“钱学”真昧，我称其为钱锺书先生的衣钵传人，应该是很准确的。“蜀学”走出四川，打通中西，当然需要张隆溪这样的学力和眼界。
向以鲜先生从版本学入手，对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中一个微疵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考辨，引发“钱学”界关注，他的“无心插柳”使“钱学”研究添薪加火，大张风气，当然，也惠及学界。他虽不专力于研究“钱学”，但钱先生之学却无时无刻不对他产生影响。由此，也可见学术的异代功绩。
庹政和胡亮先生作为七零后，在十一位学人中是一个“另类”。他们代表着天府学人中的青壮继承者，前者以“新官场小说”成名，后者以独到而深刻的当代诗评，向钱锺书和上述学人及其治学精神致敬。由此，我们得以由钱锺书而至白敦仁，由白敦仁而至张隆溪，由张隆溪而至胡亮，完成一条跨越世纪的蜀学及其蜀人治学精神的完整的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