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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务报》是由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创办的政论性报刊，在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前一直是维新派宣传变法的主要阵地。维新知识分子借助《时务报》这一平台，发表了大量论说文，其中频繁提及日本，成为考察维新派早期日本观念的可靠材料之一。本文尝试以《时务报》为中心，考察维新派群体早期日本观的内涵、特点及潜藏在日本论说背后的动机，以窥近代中国人对外观念变迁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时务报》；维新派；日本观
中日交流两千年来双方的互相观察从未停止，至近代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变得愈加频繁与深入。《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以维新群体发表的论说文为鲜明特色。在抒发自己对时局的认识、表明维新主张时，维新群体频频以日本为论证素材。《时务报》中的日本论述，直接反映了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体现这一群体背后的改良主张和政治诉求。考察《时务报》中的日本论述，是认识维新派日本观的重要一环，也是研究维新派改良思想的一个补充。
一、《時务报》的创办者与日本
《时务报》主要由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发起创办， 关于具体过程的来龙去脉，学界已经有了充分研究，这里不再赘述，着重介绍《时务报》主创群体与日本之间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时务报》自发行之初，便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并贯穿了其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
（一）黄遵宪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人，清末支持维新的官员，他是《时务报》最早倡办人，并为报馆的建立捐助了一部分启动资金。早在光绪二年（1876年）时，黄遵宪就随清朝第一任驻日使臣何如璋踏上日本国土。当时正值明治维新早期阶段，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民权运动演进，社会风气大开，日本的新气象给第一次走出国门的黄遵宪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变法维新的思想就此生根发芽。为了介绍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就并推广变法理念，1895年黄遵宪出版近五十万言的《日本国志》，其后在筹办《时务报》过程中他亲自物色翻译日文报纸的人选，幸得其慧眼识人，古城贞吉出色完成了日文报刊的翻译工作。由此看来，日本不仅是黄遵宪变法图强思想的启蒙地，也是他推广这种思想的载体和工具。
（二）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时务报》的主笔。他笔力雄浑，在“论说”栏目发表了总数一半以上的政论文，是《时务报》发声的旗手。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首次亲身体验日本，然而在此之前，日本已经被其纳入考察视野以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曾给梁启超很大启发，他在为这本书所作后序中写道：“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 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是介绍日本学术的力作，作为康氏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在《读日本书目志后》一文中写道“欲结会以译日书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呜呼！使吾会成，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可见梁氏借道“东学”的思想由来已久，并在《时务报》中得到集中阐发。
（三）汪康年
汪康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人，是晚清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时务报》的经理，为创立报馆贡献巨大。汪康年早年任于张之洞幕府，甲午战争后告辞张之洞，尽心尽力于办报事业，后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因缘际会，在上海合作创办《时务报》。汪康年对日本关注较早，早在《时务报》创办之前，他就在杭州帮助同人建立蚕学馆以振兴浙江蚕业，期间极力促成派学生至日本习蚕学之事。他曾两次委托“姻弟”查双绥寻找日文翻译 ，虽事不果，但足见其对日本的上心。在与蒋黼、罗振玉等创办《农学报》同人的交流中，他认为“目前救急计，不能不取径日本”，但考虑到其时中国少有通晓日文之人，于是在上海创设东文学社，聘请日本人教习，招生教习日文。东文学社培养了不少学生，汪怡年认为翻译东文书籍、派遣日本留学生等“实发轫于是”。
二、《时务报》论说文中的日本
《时务报》的论说文提挈全报的主旨理念，“论说”栏目处于开篇的核心位置，由维新派或具有维新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撰写，他们或是针砭时弊，或是建言献策，流露出强烈的政治动机。从写作风格上看，他们多喜欢援引古今、中外的事例来增加说服力，日本在其中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里以统计手段，以作者分别，从数量上直接观察日本在《时务报》政论文中的总体分布，统计对象是论说文中提及日本的篇目。（如附表）
根据表格，在总计115篇的论说文中，有一半以上都提到了日本；每个有署名的作者都曾在文章中说起日本，体现出他们关注日本的普遍倾向。从篇目总量上看，梁启超处第一位，这既是缘于其以《时务报》主笔身份写出了最多的论说文，也与其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主张密不可分。从比例上看，比较突出的是徐勤、欧榘甲和汪大钧，他们在每一篇论说文中都使用日本作为论说材料。作为《时务报》读者群体对报纸的回应与互动，读者来稿中也有多篇引用日本，可见师法东瀛的观念在社会上已经较为流行。值得一提的是有直接以日本为论说主题的情况，如梁启超的《记东侠》，欧榘甲的《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时务报》中以讨论外国情况为主题的论说文只此日本一例。
三、维新派的日本观念
维新派在论说文中表达了对日本的看法和主张，无论或褒或贬，无论是敌是友，日本的形象已经超出了本体意义，复杂多面。
（一）注目明治维新
梁启超说：“日本君臣民耻创盟而幡然维新，更张百度，遂有今日。” 这句话集中代表了维新派对日本的观感。他们凡提及日本，必强调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巨变。一方面描述闭关锁国的幕府末期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昔日本是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另一方面称赞倒幕维新后明治日本如何焕然一新：“怵于欧美人之变，悚于印度、非洲、澳岛之不能自变，惩前毖后，幡然改计”；“自劫盟受创，愤更军制，凡经惩役一年以上之罪犯，禁狱一年以上之国事犯，皆不得入营充役，重兵者至矣。于是发扬蹈厉，郁为强邻”。除此之外也每每举出中国作对比：“中国既累遇挫衄，魂悸胆裂，官之接西官，如鼠遇虎；商之媚西商，如蛾附膻”；“虽事事模仿西式，究其成就，则如邯郸之学步，新武未习，而故迹已沦”。维新派在纵向上将变法前后的日本作对比，在横向上将变与不变法的日、中作对比，个中意图不言自明。 （二）提倡以日为师
维新派在论说文中不但关注并高度评价明治维新，还自觉提出要学习日本。向日本学习的主要是各种新法制度。汪康年在《论宜令全国讲求武事》一文提倡改革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其设官驻守巡行之制，一切参酌泰西及日本之法，而尽易曩日之制，则事权划一，责任有归，而不至如昔时之疲敝矣。”将日本的军事制度提到了与西方相同的高度，认为都值得去效法。
比制度学习更进一步的，是对日本文化理念的模仿。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提倡“以话代文”以便“广开民智”，具体的方法他建议学习日本：“请师日本，日本诗歌词赋之类，喜用汉字，译书撰报纯用和文；泰西农工商矿诸学之书，日本译印略备，其书愈切于民用者，和文愈多，汉文愈少，务令易晓而已。是以变法不数载，民智大开，未始非和文盛行之效。”文字书写系统的改变不只是为了方便学习新知识，也象征对过去“历史包袱”的减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维新分子，藉由学习日本给一味“尊古”、“好古”的旧思想带来了些许松动，这与千余年前的日本先民争相学习汉字文化以求“开化”相比，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三）对日心态复杂
维新派对日本的言说虽以肯定为主调，但也不乏自大之词。以梁启超为例，他在讲到日本时，多次使用“区区”一词。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中讲到各国在教育和军事上的财政投入时说：“即以区区之日本，昔之文部省，岁费不过十三万余圆者，今且增至二百五十三万八千余圆；昔之陆军海军，两省合计，岁费不过九百余万圆者，今且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余万圆。”虽然这些贬义词的使用从上下文的语境考虑有欲扬先抑的意味，目的是为了激将清政府变法，但不能不说仍残留着旧时“天朝上国”的心理。
维新派对日本的强大虽表示艳羡，但也没忘日本的崛起正是以打败中国为标志，对此常表忿恨并时时提醒读者注意。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序》中直言日本“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点出日本的强大一路伴随着对中国利益的武力侵夺。何熙年在《裁兵私议》一文十分痛惜清朝对日战争的惨败，他认为日本和西方老牌强国乃是一丘之貉：“今之耽耽虎视，日伺吾旁者，非俄英法德日本乎？”看出这些国家“诚以环拱互峙，比权量力，贫弱一形，欺侮立见”的心理，因而坚决反对裁兵，提倡“与其悔之于后，受莫大之亏，何若备之于先，消未然之患”。
维新派一方面对日本抱有警惕感，另一方面也有合作的意愿。代表性的如章太炎在《时务报》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批判中日战争后“诸簪笔持牍者”为仇恨蒙蔽双眼，转而讨好西方列强，妄想倚靠与他们结盟来雪耻，认为这些做法“背同类而乡异族，岂不左哉”。他认为“可以相倚依者，阖亚洲维日本”，若中日相互依靠，互为唇齿，则能抵抗泰西与俄国之侵略。章氏甚至认为日本侵略朝鲜、发动朝鲜战争只不过为了自保，若是中国能发愤图强，则“日本将亲睦之不暇，而又何寇焉。”总之就是千方百计为中日友好合作找理由。
四、对维新派日本观的评价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维新派有关日本的论说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的认识相比前人有了不小的进步。清季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了日本的变化，甚至有去日本游历者带回了游记见闻，但遗憾的是有关著述在旧有的“中体西用”与“天朝上国”观念笼罩下，对日本的认识很难说有所质变。相比之下，维新派群体因其自身的政治属性，对明治日本的变革有着天然的接近与了解的趋向，这使他们对日本的关注程度较前人大大提高，也有利于他们理解和把握日本变化的本质。他们从洋务运动的破产与明治维新的成功中体认日本，脱离了过去“夷夏之辨”和“体用之辨”的范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但另一方面，维新派的日本认识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表现为对日本的观察狭隘而缺乏视野，对日本的描述大而空却不够细腻，对日本的评判基于自我立场从而有失客观等等。比如他们在讨论时把目光过多集中于国家上层，所有的论说文无一谈及明治维新的参与主体——普通国民的生活体验有了什么变化。又如麦孟华在讨论明治政治制度改革时谈到：“善矣！夫日本之变政也……上与君近，下与民亲，故情通事举。不二十年，其国遂强。”显然他只看到了明治变政的表面，并不自觉地代入旧的中国封建政治体系标准去评价，不了解日本建立近代政治制度的真正含义。直接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维新派群体少有直接的日本体验，他们对日本的了解很多都来自前人的游记或翻译过来的书稿等“二手材料”，从源头上就先天不足。另外维新派在观察日本时仍受旧观念制约，常常不自觉地落入国人对外认识的“窠臼”之中，上述对梁启超论说文中“区区”一词的讨论即是一例。最根本的是，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带有预设性质，有关日本的言说无一不是从宣扬变法思想这一政治动机出发，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自然也影响到了他们认识的客观与准确性。
五、结语
借助《时务报》这一新的媒介平台，维新派的思想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儼然执社会舆论之牛耳，其有关日本的言说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前人所未及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孤悬海外的日本历来不甚重视，动辄讥讽其为“蕞尔小国”，直至甲午战争后突然被打醒，方才恍然失措。恰于此时崛起的《时务报》带来了大量有关日本的信息，维新派们的日本言说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读者的对日观念。《时务报》之后新创的报刊普遍重视日本，稍后的中国人大量翻译日文书籍甚至负笈东瀛习求新知，由此维新派早期对日本的言说在近代史上的先导意义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强学·时务[M].上海：中华书局，1991.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二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6]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时务报》；维新派；日本观
中日交流两千年来双方的互相观察从未停止，至近代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变得愈加频繁与深入。《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以维新群体发表的论说文为鲜明特色。在抒发自己对时局的认识、表明维新主张时，维新群体频频以日本为论证素材。《时务报》中的日本论述，直接反映了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体现这一群体背后的改良主张和政治诉求。考察《时务报》中的日本论述，是认识维新派日本观的重要一环，也是研究维新派改良思想的一个补充。
一、《時务报》的创办者与日本
《时务报》主要由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发起创办， 关于具体过程的来龙去脉，学界已经有了充分研究，这里不再赘述，着重介绍《时务报》主创群体与日本之间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时务报》自发行之初，便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并贯穿了其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
（一）黄遵宪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人，清末支持维新的官员，他是《时务报》最早倡办人，并为报馆的建立捐助了一部分启动资金。早在光绪二年（1876年）时，黄遵宪就随清朝第一任驻日使臣何如璋踏上日本国土。当时正值明治维新早期阶段，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民权运动演进，社会风气大开，日本的新气象给第一次走出国门的黄遵宪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变法维新的思想就此生根发芽。为了介绍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就并推广变法理念，1895年黄遵宪出版近五十万言的《日本国志》，其后在筹办《时务报》过程中他亲自物色翻译日文报纸的人选，幸得其慧眼识人，古城贞吉出色完成了日文报刊的翻译工作。由此看来，日本不仅是黄遵宪变法图强思想的启蒙地，也是他推广这种思想的载体和工具。
（二）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时务报》的主笔。他笔力雄浑，在“论说”栏目发表了总数一半以上的政论文，是《时务报》发声的旗手。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首次亲身体验日本，然而在此之前，日本已经被其纳入考察视野以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曾给梁启超很大启发，他在为这本书所作后序中写道：“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 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是介绍日本学术的力作，作为康氏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在《读日本书目志后》一文中写道“欲结会以译日书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呜呼！使吾会成，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可见梁氏借道“东学”的思想由来已久，并在《时务报》中得到集中阐发。
（三）汪康年
汪康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人，是晚清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时务报》的经理，为创立报馆贡献巨大。汪康年早年任于张之洞幕府，甲午战争后告辞张之洞，尽心尽力于办报事业，后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因缘际会，在上海合作创办《时务报》。汪康年对日本关注较早，早在《时务报》创办之前，他就在杭州帮助同人建立蚕学馆以振兴浙江蚕业，期间极力促成派学生至日本习蚕学之事。他曾两次委托“姻弟”查双绥寻找日文翻译 ，虽事不果，但足见其对日本的上心。在与蒋黼、罗振玉等创办《农学报》同人的交流中，他认为“目前救急计，不能不取径日本”，但考虑到其时中国少有通晓日文之人，于是在上海创设东文学社，聘请日本人教习，招生教习日文。东文学社培养了不少学生，汪怡年认为翻译东文书籍、派遣日本留学生等“实发轫于是”。
二、《时务报》论说文中的日本
《时务报》的论说文提挈全报的主旨理念，“论说”栏目处于开篇的核心位置，由维新派或具有维新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撰写，他们或是针砭时弊，或是建言献策，流露出强烈的政治动机。从写作风格上看，他们多喜欢援引古今、中外的事例来增加说服力，日本在其中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里以统计手段，以作者分别，从数量上直接观察日本在《时务报》政论文中的总体分布，统计对象是论说文中提及日本的篇目。（如附表）
根据表格，在总计115篇的论说文中，有一半以上都提到了日本；每个有署名的作者都曾在文章中说起日本，体现出他们关注日本的普遍倾向。从篇目总量上看，梁启超处第一位，这既是缘于其以《时务报》主笔身份写出了最多的论说文，也与其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主张密不可分。从比例上看，比较突出的是徐勤、欧榘甲和汪大钧，他们在每一篇论说文中都使用日本作为论说材料。作为《时务报》读者群体对报纸的回应与互动，读者来稿中也有多篇引用日本，可见师法东瀛的观念在社会上已经较为流行。值得一提的是有直接以日本为论说主题的情况，如梁启超的《记东侠》，欧榘甲的《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时务报》中以讨论外国情况为主题的论说文只此日本一例。
三、维新派的日本观念
维新派在论说文中表达了对日本的看法和主张，无论或褒或贬，无论是敌是友，日本的形象已经超出了本体意义，复杂多面。
（一）注目明治维新
梁启超说：“日本君臣民耻创盟而幡然维新，更张百度，遂有今日。” 这句话集中代表了维新派对日本的观感。他们凡提及日本，必强调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巨变。一方面描述闭关锁国的幕府末期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昔日本是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另一方面称赞倒幕维新后明治日本如何焕然一新：“怵于欧美人之变，悚于印度、非洲、澳岛之不能自变，惩前毖后，幡然改计”；“自劫盟受创，愤更军制，凡经惩役一年以上之罪犯，禁狱一年以上之国事犯，皆不得入营充役，重兵者至矣。于是发扬蹈厉，郁为强邻”。除此之外也每每举出中国作对比：“中国既累遇挫衄，魂悸胆裂，官之接西官，如鼠遇虎；商之媚西商，如蛾附膻”；“虽事事模仿西式，究其成就，则如邯郸之学步，新武未习，而故迹已沦”。维新派在纵向上将变法前后的日本作对比，在横向上将变与不变法的日、中作对比，个中意图不言自明。 （二）提倡以日为师
维新派在论说文中不但关注并高度评价明治维新，还自觉提出要学习日本。向日本学习的主要是各种新法制度。汪康年在《论宜令全国讲求武事》一文提倡改革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其设官驻守巡行之制，一切参酌泰西及日本之法，而尽易曩日之制，则事权划一，责任有归，而不至如昔时之疲敝矣。”将日本的军事制度提到了与西方相同的高度，认为都值得去效法。
比制度学习更进一步的，是对日本文化理念的模仿。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提倡“以话代文”以便“广开民智”，具体的方法他建议学习日本：“请师日本，日本诗歌词赋之类，喜用汉字，译书撰报纯用和文；泰西农工商矿诸学之书，日本译印略备，其书愈切于民用者，和文愈多，汉文愈少，务令易晓而已。是以变法不数载，民智大开，未始非和文盛行之效。”文字书写系统的改变不只是为了方便学习新知识，也象征对过去“历史包袱”的减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维新分子，藉由学习日本给一味“尊古”、“好古”的旧思想带来了些许松动，这与千余年前的日本先民争相学习汉字文化以求“开化”相比，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三）对日心态复杂
维新派对日本的言说虽以肯定为主调，但也不乏自大之词。以梁启超为例，他在讲到日本时，多次使用“区区”一词。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中讲到各国在教育和军事上的财政投入时说：“即以区区之日本，昔之文部省，岁费不过十三万余圆者，今且增至二百五十三万八千余圆；昔之陆军海军，两省合计，岁费不过九百余万圆者，今且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余万圆。”虽然这些贬义词的使用从上下文的语境考虑有欲扬先抑的意味，目的是为了激将清政府变法，但不能不说仍残留着旧时“天朝上国”的心理。
维新派对日本的强大虽表示艳羡，但也没忘日本的崛起正是以打败中国为标志，对此常表忿恨并时时提醒读者注意。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序》中直言日本“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点出日本的强大一路伴随着对中国利益的武力侵夺。何熙年在《裁兵私议》一文十分痛惜清朝对日战争的惨败，他认为日本和西方老牌强国乃是一丘之貉：“今之耽耽虎视，日伺吾旁者，非俄英法德日本乎？”看出这些国家“诚以环拱互峙，比权量力，贫弱一形，欺侮立见”的心理，因而坚决反对裁兵，提倡“与其悔之于后，受莫大之亏，何若备之于先，消未然之患”。
维新派一方面对日本抱有警惕感，另一方面也有合作的意愿。代表性的如章太炎在《时务报》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批判中日战争后“诸簪笔持牍者”为仇恨蒙蔽双眼，转而讨好西方列强，妄想倚靠与他们结盟来雪耻，认为这些做法“背同类而乡异族，岂不左哉”。他认为“可以相倚依者，阖亚洲维日本”，若中日相互依靠，互为唇齿，则能抵抗泰西与俄国之侵略。章氏甚至认为日本侵略朝鲜、发动朝鲜战争只不过为了自保，若是中国能发愤图强，则“日本将亲睦之不暇，而又何寇焉。”总之就是千方百计为中日友好合作找理由。
四、对维新派日本观的评价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维新派有关日本的论说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的认识相比前人有了不小的进步。清季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了日本的变化，甚至有去日本游历者带回了游记见闻，但遗憾的是有关著述在旧有的“中体西用”与“天朝上国”观念笼罩下，对日本的认识很难说有所质变。相比之下，维新派群体因其自身的政治属性，对明治日本的变革有着天然的接近与了解的趋向，这使他们对日本的关注程度较前人大大提高，也有利于他们理解和把握日本变化的本质。他们从洋务运动的破产与明治维新的成功中体认日本，脱离了过去“夷夏之辨”和“体用之辨”的范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但另一方面，维新派的日本认识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表现为对日本的观察狭隘而缺乏视野，对日本的描述大而空却不够细腻，对日本的评判基于自我立场从而有失客观等等。比如他们在讨论时把目光过多集中于国家上层，所有的论说文无一谈及明治维新的参与主体——普通国民的生活体验有了什么变化。又如麦孟华在讨论明治政治制度改革时谈到：“善矣！夫日本之变政也……上与君近，下与民亲，故情通事举。不二十年，其国遂强。”显然他只看到了明治变政的表面，并不自觉地代入旧的中国封建政治体系标准去评价，不了解日本建立近代政治制度的真正含义。直接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维新派群体少有直接的日本体验，他们对日本的了解很多都来自前人的游记或翻译过来的书稿等“二手材料”，从源头上就先天不足。另外维新派在观察日本时仍受旧观念制约，常常不自觉地落入国人对外认识的“窠臼”之中，上述对梁启超论说文中“区区”一词的讨论即是一例。最根本的是，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带有预设性质，有关日本的言说无一不是从宣扬变法思想这一政治动机出发，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自然也影响到了他们认识的客观与准确性。
五、结语
借助《时务报》这一新的媒介平台，维新派的思想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儼然执社会舆论之牛耳，其有关日本的言说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前人所未及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孤悬海外的日本历来不甚重视，动辄讥讽其为“蕞尔小国”，直至甲午战争后突然被打醒，方才恍然失措。恰于此时崛起的《时务报》带来了大量有关日本的信息，维新派们的日本言说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读者的对日观念。《时务报》之后新创的报刊普遍重视日本，稍后的中国人大量翻译日文书籍甚至负笈东瀛习求新知，由此维新派早期对日本的言说在近代史上的先导意义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强学·时务[M].上海：中华书局，1991.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二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6]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