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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我国教育事业未来10年进行全面谋划和前瞻性部署，把“强国必先强教”的信念传递给亿万民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要求“全党全国积极行动起来，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
地方体制创新升温
改革与发展是2010年的教育主题。《纲要》提出的“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给有志于改革创新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岁末举行的第二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颁奖，与两年前的首届相比，案例征集到的各地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改革实践明显增多，呈现出教育改革升温的整体氛围。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这一事实使我们对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重要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杨东平认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具有多重价值，整体性的教育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地方教育实践，摸到能够过河的一块块石头，为整体教育改革奠定基础并提供必要的支持。“贯彻落实《纲要》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在部分地区和基层开展重大改革试点。”杨东平认为，随着国家教育改革试点项目启动，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正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显示，由于放权让利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变迁当中的“第一行动集团”，这也暗示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学前教育与“一流大学”
11月，国务院以空前力度推出学前教育新政，可望使中国数以亿计的儿童受益。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过去十年在“教育产业化”主导下，把学前教育排除在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大批公办幼儿园被停办或拍卖，大批幼儿教师被迫下岗。作为一个缩影，即使如深圳这样财政状况相当好的特区城市，政府投入学前教育的资金每年也不过5000万元，而且还集中投在城市的公办示范园。针对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刘延东强调，“把学前教育这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办实办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开始大幅增加。有评论说，2010年，中国学前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010年内教育界的另一个话题——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梳理，在帮助公众从一些误导性的概念中慢慢走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倡导者，把“一流大学”等同于“研究性大学”。旅美学者薛涌认为：“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享受巨大的国家拨款的‘一流大学’，还在按照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经营。”由此导致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过分庞大的研究院在大学中喧宾夺主。由于强调研究性，大学逐渐围绕着系来经营；教授投入热情一心做研究，而把教学看作一个负担，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日益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因此受到腐蚀。有评论说，中国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是全面的利益调整，包括将评价权交给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让教师自主教育、自主进行学术研究，让受教育者拥有参与学校管理、监督与评价的权利等。
“北约”、“华约”与“同盟”
今年与改革相关的最大响动者，非高校的自主招生联考莫属。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自主招生诸路集团打破了这种平静，可还是沿着统一高考的基本思路——出发点仍是尽可能早、尽可能准、尽可能多地“预定”高分考生。为什么好端端的自主招生联考，变味为抢生源，而不是扩大考生的选择权？一位教育界人士认为“是把好经念歪了”，他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宏观管理，考试社会组织，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是《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路径。而目前自主招生联考并非由社会中介机构独立组织，既不符合《纲要》的思路，也不利于联考的评价质量提高。从长远看，将制约我国的自主招生改革进程。自主招生联考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面镜子。在如今没有改变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缺乏社会力量参与、政府没有放权的框架内，再好的改革模式，都容易变味儿。
看似偶然的事件
——年末，一个小学毕业后就辍学的孩子在合肥胜利广场附近卖烧烤的图片经网络曝光，迅速被网友们冠以“烧烤弟”之名。有评论说，这个随长辈离开老家进城直接打工的孩子身后，是在2000万流动儿童中蔓延的辍学问题。本来，孩子离乡，父母应办理转学手续，如果进城后不上学，当地政府和学校应依法督促监护人履行送孩子上学的义务。可这种跟踪学生学籍变化的机制，在许多地方没有建立。流动人口低龄辍学问题，与流入地政府对国务院关于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政策落实不力有关。农村经过大规模撤点并校后，辍学率居高不下，折射的问题同样值得反思——农村义务教育享有“两免一补”政策后的初中辍学率为何不降反升？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义务教育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强制性义务，可眼下，许许多多流入到城市过早地扛上生活重担的“烧烤弟”的出现，已与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的现实，构成巨大的反差。
——中国教育中的“下跪”事件一向刺激社会的神经。湖南娄底市一中英语老师谭胜军上课时，发现小白同学和另一同学在下棋，便上前制止，小白抢走谭老师的教鞭，还对谭老师动手。事后，小白在班主任要求下道歉，谭老师却突然下跪，称希望此举能唤醒孩子们好好读书。有评论说，这个“跪求”与现行学校管理模式的“目中无人”有关——在一些有良好学习氛围的学校，学生学习自觉，学校却实行严格的管理；而在一些学生行为习惯差的学校，学生不爱学习，学校反而实行宽松的管理。这两种管理，前者会扼杀学生良好的个性，后者则助长了学生不良的习气。既无个性又没有明确教育定位的无序管理，往往会产生学生不配合老师教育、家长不理解学校管理的冲突。这正是我国中小学校管理的软肋。
——从3月23日的福建南平校园血案，到4月30日的山东潍坊校园血案，不到40天的时间内，校园血案发生了5起，一再敲响校园安全的警钟。10月21日，柳江县洛满镇洛满中心小学一栋楼的二楼走道栏杆坍塌，造成27名学生跌落到一楼受伤，其中4名伤势严重。39天后，新疆阿克苏市第五小学楼梯上的踩踏事故，导致近百名孩子被挤伤或摔伤。似曾相识的校园踩踏事故为何一再发生？很快成为社会思考的问题。有评论说，治理校园安全的长效之策，除外部社会因素之外，还在于引入学校民主管理机制，寄希望于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纲要》所指出的加强中小学民主管理的改革路径，推动让家长、社区人员参与学校办学、监督的机制建设。
去行政化如何突破
多年来，社会对高校行政化和官本位管理的诸多弊端批评不断，确保教育质量、关注教师和学生成长，逐渐被淹没在许多高校对规模、数量、速度等政绩与形象的追求中。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曾在《纲要》制订中的民间热议阶段表态：“行政级别是大学行政化一个坚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不打碎内部行政管理就无法改变。”而最终出现在《纲要》正式文本中的表述是：“高校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一些人士评价为，这表明最高决策层“下了决心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11月间，华中师大传出信息，该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几位校行政领导都没有“按照惯例”在其中任职。校长马敏表示：“作为校长，我主动辞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提议由纯粹的资深学者担任，意在让行政权力与学术适度分离，使学术活动在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这符合学术的本性。”有评论说，真正的分离，不在于行政人员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而在于行政人员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以及学术机构能不受行政权的制约独立进行学术管理、学术决策。
有评论说，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大难关，闯不过去，就难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更不要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纲要》中有关去行政化改革的要求，会不会成为“墙上第一挂”，有待进一步观察。
（《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2月14日 ）
地方体制创新升温
改革与发展是2010年的教育主题。《纲要》提出的“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给有志于改革创新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岁末举行的第二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颁奖，与两年前的首届相比，案例征集到的各地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改革实践明显增多，呈现出教育改革升温的整体氛围。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这一事实使我们对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重要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杨东平认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具有多重价值，整体性的教育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地方教育实践，摸到能够过河的一块块石头，为整体教育改革奠定基础并提供必要的支持。“贯彻落实《纲要》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在部分地区和基层开展重大改革试点。”杨东平认为，随着国家教育改革试点项目启动，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正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显示，由于放权让利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变迁当中的“第一行动集团”，这也暗示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学前教育与“一流大学”
11月，国务院以空前力度推出学前教育新政，可望使中国数以亿计的儿童受益。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过去十年在“教育产业化”主导下，把学前教育排除在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大批公办幼儿园被停办或拍卖，大批幼儿教师被迫下岗。作为一个缩影，即使如深圳这样财政状况相当好的特区城市，政府投入学前教育的资金每年也不过5000万元，而且还集中投在城市的公办示范园。针对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刘延东强调，“把学前教育这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办实办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开始大幅增加。有评论说，2010年，中国学前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010年内教育界的另一个话题——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梳理，在帮助公众从一些误导性的概念中慢慢走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倡导者，把“一流大学”等同于“研究性大学”。旅美学者薛涌认为：“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享受巨大的国家拨款的‘一流大学’，还在按照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经营。”由此导致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过分庞大的研究院在大学中喧宾夺主。由于强调研究性，大学逐渐围绕着系来经营；教授投入热情一心做研究，而把教学看作一个负担，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日益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因此受到腐蚀。有评论说，中国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是全面的利益调整，包括将评价权交给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让教师自主教育、自主进行学术研究，让受教育者拥有参与学校管理、监督与评价的权利等。
“北约”、“华约”与“同盟”
今年与改革相关的最大响动者，非高校的自主招生联考莫属。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自主招生诸路集团打破了这种平静，可还是沿着统一高考的基本思路——出发点仍是尽可能早、尽可能准、尽可能多地“预定”高分考生。为什么好端端的自主招生联考，变味为抢生源，而不是扩大考生的选择权？一位教育界人士认为“是把好经念歪了”，他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宏观管理，考试社会组织，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是《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路径。而目前自主招生联考并非由社会中介机构独立组织，既不符合《纲要》的思路，也不利于联考的评价质量提高。从长远看，将制约我国的自主招生改革进程。自主招生联考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面镜子。在如今没有改变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缺乏社会力量参与、政府没有放权的框架内，再好的改革模式，都容易变味儿。
看似偶然的事件
——年末，一个小学毕业后就辍学的孩子在合肥胜利广场附近卖烧烤的图片经网络曝光，迅速被网友们冠以“烧烤弟”之名。有评论说，这个随长辈离开老家进城直接打工的孩子身后，是在2000万流动儿童中蔓延的辍学问题。本来，孩子离乡，父母应办理转学手续，如果进城后不上学，当地政府和学校应依法督促监护人履行送孩子上学的义务。可这种跟踪学生学籍变化的机制，在许多地方没有建立。流动人口低龄辍学问题，与流入地政府对国务院关于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政策落实不力有关。农村经过大规模撤点并校后，辍学率居高不下，折射的问题同样值得反思——农村义务教育享有“两免一补”政策后的初中辍学率为何不降反升？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义务教育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强制性义务，可眼下，许许多多流入到城市过早地扛上生活重担的“烧烤弟”的出现，已与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的现实，构成巨大的反差。
——中国教育中的“下跪”事件一向刺激社会的神经。湖南娄底市一中英语老师谭胜军上课时，发现小白同学和另一同学在下棋，便上前制止，小白抢走谭老师的教鞭，还对谭老师动手。事后，小白在班主任要求下道歉，谭老师却突然下跪，称希望此举能唤醒孩子们好好读书。有评论说，这个“跪求”与现行学校管理模式的“目中无人”有关——在一些有良好学习氛围的学校，学生学习自觉，学校却实行严格的管理；而在一些学生行为习惯差的学校，学生不爱学习，学校反而实行宽松的管理。这两种管理，前者会扼杀学生良好的个性，后者则助长了学生不良的习气。既无个性又没有明确教育定位的无序管理，往往会产生学生不配合老师教育、家长不理解学校管理的冲突。这正是我国中小学校管理的软肋。
——从3月23日的福建南平校园血案，到4月30日的山东潍坊校园血案，不到40天的时间内，校园血案发生了5起，一再敲响校园安全的警钟。10月21日，柳江县洛满镇洛满中心小学一栋楼的二楼走道栏杆坍塌，造成27名学生跌落到一楼受伤，其中4名伤势严重。39天后，新疆阿克苏市第五小学楼梯上的踩踏事故，导致近百名孩子被挤伤或摔伤。似曾相识的校园踩踏事故为何一再发生？很快成为社会思考的问题。有评论说，治理校园安全的长效之策，除外部社会因素之外，还在于引入学校民主管理机制，寄希望于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纲要》所指出的加强中小学民主管理的改革路径，推动让家长、社区人员参与学校办学、监督的机制建设。
去行政化如何突破
多年来，社会对高校行政化和官本位管理的诸多弊端批评不断，确保教育质量、关注教师和学生成长，逐渐被淹没在许多高校对规模、数量、速度等政绩与形象的追求中。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曾在《纲要》制订中的民间热议阶段表态：“行政级别是大学行政化一个坚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不打碎内部行政管理就无法改变。”而最终出现在《纲要》正式文本中的表述是：“高校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一些人士评价为，这表明最高决策层“下了决心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11月间，华中师大传出信息，该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几位校行政领导都没有“按照惯例”在其中任职。校长马敏表示：“作为校长，我主动辞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提议由纯粹的资深学者担任，意在让行政权力与学术适度分离，使学术活动在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这符合学术的本性。”有评论说，真正的分离，不在于行政人员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而在于行政人员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以及学术机构能不受行政权的制约独立进行学术管理、学术决策。
有评论说，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大难关，闯不过去，就难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更不要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纲要》中有关去行政化改革的要求，会不会成为“墙上第一挂”，有待进一步观察。
（《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