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2月，位于湖南省东部的小城醴陵迎来了一位37岁的年轻官员。他眉目清晰，面阔圆润，头戴镶边小帽，身着立领长棉袍，体态微微偏胖，有着中国传统官绅的沉稳气质。此人虽然年纪尚轻，却深受当地人的敬重。他就是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的奠基人、后来的民国总理——熊希龄。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一生热血奔腾，参与了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但不管是维新运动，还是组建民国内阁后的政治改革，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民初政坛，他的政治理想最终均化为了泡影。然其实业救国思想和笃实的工作作风，却在当时办了不少对历史颇具影响的事。较为著名的是他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以及著名的香山慈幼院。细数下来，他的开创之举还远不止于此。其中之一，便是筹措资金、引进机器、组织人员在湖南醴陵创办了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实验基地和生产基地——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
　　醴陵，素来有“瓷城”之称，这里地处沩山之旁，渌水之畔，大片纯净的瓷土裸露于露天，是制陶瓷的理想场所。醴陵烧制陶瓷历史悠久，远在东汉时期就有较大规模的作坊，专门从事陶器制作。然而直至清末，当地烧造的还是以青花碗为主的粗瓷，质地十分粗糙，是卖给广大平民以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大路货。
　　早在1905年熊希龄在醴陵姜岭之南选址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之时，就已经定位了其产品必须是像日本瓷器那样的细瓷，配以釉下五彩的典雅装饰，当为瓷器中的至上精品。他的这一想法源于1904年随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的所见所闻，那时的熊希龄经湖南巡抚端方推荐作为参赞参与这一行程。在日本，他目睹了日本瓷业的高度机械化和精湛的技术，一向有着“实业救国”想法的他立刻萌生了回湘后创办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的设想。1905年，在熊希龄的奔走下，湖南省府支持建立了湖南瓷业学堂，他亲任校长。次年，又在学堂前面建造了工场，定名为“湖南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与湖南瓷业学堂，其实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学堂以招收本地窑户家中的人为主，聘请了几位日本教员与中国专家一同教授制瓷技艺。学员学制很短，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学成后即可到工场从事生产工作。为了生产出完美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熊希龄亲赴日本采购了机器与颜料，以重金聘请日本技师，还采购了许多各国的新式瓷器供学员模仿。
　　1907年12月，熊希龄来到醴陵，他要和这里的人们作最后的告别。由于追随原湖南巡抚赵尔巽去东北任职而无暇顾及学堂和公司，他辞去了学堂校长和公司总理的职位。熊与瓷业学堂的全体学生、中国教师以及六名日本教师一起合影留念。其中一位教员告诉他，公司十二个坯厂，由于专门制作上等细瓷，工效低，成本高，亏损得很厉害，而学堂办学经费又不足，公司与学堂发展举步维艰。已有兴办实业经验的熊希龄分析了学堂管理不当公司经营失败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治理整顿措施，为公司在1908年以后走上正轨提供了许多思路。事实上，在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烧制成功的背后，一直隐藏着无数的困难与挫折，在湖南瓷业公司发展的二十多年里，类似于经营、管理、经费、市场之类的问题一直此起彼伏，困扰着历任在醴陵苦心经营的实业家，再加上时运不济，战火频繁，公司经历了好几次资本重组和官府救济。
　　尽管时局艰难，湖南瓷业公司却没有轻易放弃釉下五彩瓷器的研制和生产。在熊希龄离湘后不久，湖南瓷业公司终于成功制造出了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赭红五种高温釉下颜料，真正生产出了具有醴陵特色的釉下五彩瓷器。“五彩”问世的艰难，是因为陶瓷釉下颜料的呈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即使从日本引进了颜料的制作方法，也需要根据醴陵地区本身的具体情况做出调整，经过不断的研究试制才能找到稳定的配方。瓷器烧造时的窑位等外部条件也很重要，同样的瓷坯，放在瓷窑中不同的位置，烧成的色调也会明显的不同。继五种色彩问世之后，公司又研制出了更多釉下颜料，所谓“醴陵釉下五彩瓷”中的“五彩”，事实上指的是“多彩”。
　　醴陵瓷色彩虽多，但都清淡雅致，用来绘制中国传统的水墨山水图案，恰到好处。为此，湖南瓷业公司特意聘请了国内的绘画技师加入，专门负责在坯体上作画。瓷器的外立面对于绘瓷者来说，就像是一张铺好的素白长卷，他们在上面按照传统的山水花鸟画来布局构图、挥洒笔墨。醴陵窑瓷器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上的绘画，蕴含了无尽的灵气和意蕴。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是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时期，清时期将传统国画广泛应用于陶瓷艺术的这一转变，更是将瓷器装饰推向了一个高峰。在此之前，瓷绘艺术一直处于不被世人重视的地位，寂园叟《陶雅》中说：“画纸绢者，不屑于画瓷也，而能画瓷者，又往往不能画纸绢。”这里“不屑”二字指出历代画家视“画瓷”为匠人的雕虫小技，不屑一顾。而这一时期，不论是景德镇的“浅绛彩”瓷器，还是醴陵窑的釉下五彩瓷器，其创作主体多是有一定人文修养的画家。比如张晓耕、彭筱琴、陈直生、粟谷生、黎立生等，都是湖南省著名的画家，花鸟、人物、山水无不擅长。
　　1907年至1909年，是学堂的几名日本教师的任职时间，这一时期湖南瓷业公司生产了一些具有日式风格、又融汇了一些西洋绘画技法的作品。然而总体而言，这类瓷器在数量上只占少数，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装饰大部分还是以中国传统画为主。
　　长沙市博物馆藏的醴陵窑宣统二年釉下三彩山水人物图瓷瓶，仅以黑、赭、绿三种色彩，用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技巧，描绘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图画。画面以山为主体，奇峰突兀，怪石嶙峋，棱角分明的山石间，有飞瀑直泻，奇松伸展，还有那不知名的树木，瘦弱挺拔的枝干间开着星星点点的红花。远山朦胧如黛，近石巍峨逼人。山峰高低错落，高者耸入云天，有亭台、楼阁和吊脚楼参差坐落于山顶、山腰和山下各处。山下樹木葱郁，江流环绕，有隐者悠悠地从山间小桥上走过，有渔人淡然地坐于湍急江水中的一叶扁舟上。整个画面构图饱满精巧，山峰气势磅礴，江水绿树恬静幽雅，配合瓶体端庄秀美的造型和细腻洁白的底色，堪称瓷器中的大气精湛之作。
　　陈设瓷一直以来都是瓷器中的精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晋唐以来，崇尚古风，历久不衰。达官贵人往往喜欢在居室中摆上一些古董、古画，陶冶性情，使居室增加典雅高贵之感。近代醴陵窑的陈设瓷，以传统山水画、人文画为主要装饰题材，也是为了满足市场的诉求。 　　长沙市博物馆藏的醴陵窑釉下五彩山水人物图瓶，其器形与上一件瓷瓶相比，大同小异，都是高约半米的陈设瓷，颜色比上一件更加丰富，但仍不失清新淡雅。画面描绘的是一处临江的空地上，身着蓝色长袍的男子即将远行，送别的有两人，一人为手持拂尘的道士，另一人为身着紫衫的文人，另有一個红衣矮个子挑夫随行挑着行李。河面上，赤脚的船夫头戴笠帽，持杆伫立在船头，目光朝向岸上的三人，似乎送别的场面已经持续了很久。岸上有树木数株，光秃秃的枝头树叶已经完全掉落，灌木丛中却盛开着一团团红色的小花，可能是一个早春的清晨。碧蓝的水面上泛起一层白白的薄雾，薄雾幽幽地弥漫于山间水上，飘向远方。古诗云：“雨里烟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颜色的深浅交融、变化掺杂实非一般的功夫可以尽到那层韵味。
　　直至清末，人们出远门仍是以走水路为主。因而临江送别，也就成了古来多吟诵的桥段。李白《送友人》里有“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白居易《南浦别》里有“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里有“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这件瓷瓶所表现的送别时清冷伤怀的意境，与这些古诗词显然是一致的。
　　民国七年（1918年），醴陵窑遭受重创。北洋军阀张敬尧部下张宗昌、李传业的军队火烧醴陵，就在瓷业公司内驻军，厂内财物被抢劫一空，机器设备几乎全部变卖，以充军饷，瓷业公司陷入瘫痪。至民国九年（1920年），沈明扬担任场长重拾这个烂摊子，公司在惨淡经营中艰难地生存。民国十三年（1924年），场长王昌经建立“湖南模范窑业工场”，由于厂房、设备等条件有限，优质颜料也很短缺，工场生产的多是一些小件的物品，如印泥盒、笔筒、水盂、瓷印章等，彩绘颜色也比较单调。
　　长沙市博物馆藏醴陵窑水墨山水亭园图笔筒，就是模范窑业工场的产品之一。笔筒高13.7厘米，直径12.3厘米，其上描绘了一处幽雅的亭园别院，由双层的楼阁和茅草搭建的回廊组成，园内草木葱郁，园外有簇簇芭蕉倚窗而立，竹石相映其间。有主人与客人闲坐于回廊之内、芭蕉庇荫处，长辫及腰，应是清朝人。园后两株梧桐斜出，有山石、草丛分布其旁。画面用单一的黑色线条描绘，工笔细致，意境幽雅。图中空白处有七言绝句一首：“盖茅为屋矮檐遮，自掩双扉待客过。手种芭蕉三百本，绿天清绝静无哗。”这首诗同时也出现在了晚清海派名家陈允升的一幅类似的版画作品中，版画上也描绘了一幅庭园芭蕉图。有人说这首诗是陈允升自己创作的，也有人说其作者应比陈允升更早。诗文反映的是躲避俗尘闲居静读的生涯与情趣。自古芭蕉就是最受文人雅士青睐的植物中的前三名。历代不少仕女读书图中，都有窗外芭蕉的情景。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其《闲情偶记·种植部》中有专门的文字提及芭蕉的好：“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模范窑业工场的生产人员，多是以前瓷业学堂的学生，历来比较注重文化气息，因此，他们将单调的颜料画出体现文人气韵的清素画面，书卷之气跃然瓷上，却也使小巧的器物显得玲珑雅致，让人爱不释手。
　　长沙市博物馆藏的这三件醴陵瓷珍宝，由于是釉下彩的缘故，其保存基本完好，画面清晰，没有褪色。所谓“釉下彩”，是指在瓷器未烧的生坯上进行彩绘，然后上釉入窑，经过1300℃左右高温烧成，其画面被覆盖到釉的下面。釉下彩相比釉上彩，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为健康环保，无毒无害；二为平滑晶亮，不易褪色。例如，同一时期著名瓷都景德镇生产的釉上浅绛彩瓷器，就大多免不了磨损掉色的命运，精美程度也远不如醴陵釉下五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醴陵瓷器远涉重洋，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和贵州茅台酒同获高等荣誉，为中国赢回了两枚金牌奖章。醴陵瓷也被国外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产品展示活动，相当于今天的世博会。世人对于醴陵瓷的惊叹，为整个中国赢得了难得的荣誉。
　　据专家估计，清末民初生产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传世作品仅四百余件，且分散于各处，以至于今人很难集中了解这批瓷器的芳容。长沙市博物馆藏的这三件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精品，是中国瓷器艺术品中的瑰宝，体现了东方人的唯美精神和人文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