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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佛商，个人拥有巨大的财富，如何正确对待这些财富，善用这些财富，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物质财富只是满足人生基本的需要，是人生的低级需要。一味停留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其生命层次永远都提高不上去。所以，当一个人的物质财富可以满足基本生存时，应该进而追求精神财富。除了合理获得世俗财富外，更要追求功德法财——佛法。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深刻地揭示过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韦伯的理论指出，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驱动力和道德规范，曾经对近代西方的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的促进作用。认为佛教冷静而骄傲地将个人从生活本身中解脱出来，因而它从未成为一种普及性的救世信仰。一旦佛教成为一种到处传播的民间宗教，它会及时地将自己转变为一种基于以因果报应为补偿之上的救世主宗教，以各种虔诚的方法：做礼拜、念佛、行善事来感谢菩萨的保佑，以换取来世投个好胎的希望。佛教并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将人们从(佛教)这种唯一真正首尾一贯的遁世立场导向任何经济伦理，似乎一劳永逸地取消了传统佛教在现代化社会生活中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对于佛教的认识局限于当时西方学术界有限的汉学水平，未能领略到真正的佛教精神，如此展开的论述当然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偏失。随着佛教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展开，出现了一批佛商用大量的商业实践证明了佛教的修为与商业化发展之间完美地融合，探索出了一条现代化的人间佛教之路。
曲直易见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重商思潮的兴起，以上海工商界人士为骨干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此后，在上海居士林影响下，全国各地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佛学居士团体。各居士林的主持者基本上都是工商业人士。比较著名的有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等人。他们刻印经书，铸造佛像，礼请法师讲法，成为了中国佛教在商人推动下的一次大复兴，目前影响力仍非常大。“居士林”成为了佛教界知识份子研究佛学，修习佛法而设之在家的学佛组织。当时在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居士林发扬了佛教文化，恢复中国佛教在文化界的地位，也树立起正信宗教的意识，带动改革当时糜烂的中国社会风气，以重振人心，唤醒民族的醒觉，反抗殖民主义，振兴中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些团体在组织佛学研究、创办佛教刊物、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这也是与时俱进的佛教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写照。
而近年来，在经济的推动下，佛教重现了历史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但也处于最坏的时代，佛教被商业化，僧人被商人化。三十年前，寺院从不卖票，即使卖票也是文化管理部门和园林部门进行管理。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寺院都卖门票，拜佛烧香不花“买路钱”是很难进庙的。更有甚者，一些寺院把商业拍卖引入寺院内部。新年的钟声，佛前的第一炷香都成为了拍卖对象。佛法讲究众生平等，反对阶级种姓。但这种烧香拜佛权的拍卖，以出钱多少将信众分为三六九等，已逐渐把佛教寺院的禅修功能与弘法功能变为商业营销与文化旅游功能。在市场的冲击下，佛教寺院的宗教功能淡化了，庙里的住持成为了CEO，使佛教的发展在与商业结合的过程中走入了歧途。
正知正见
龙海活佛祖籍曾是江苏，从小在新疆长大，进藏后跟坎布曲恰师傅学法，接触佛教二十年来博览群书，但他仍然对“人间佛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龙海活佛认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佛教界一直在恢复庙宇的修缮，修行佛法达到高层境界的人才奇缺，导致了现在佛法无法积极引导民众，实现正道、正信。此外，由于旅游的开发，使得一些古刹名寺成为了旅游圣地，很多人借机敛财，不求悟道，某些僧人甚至比俗世的人烦恼还多，这如何能修得正法，达到大彻大悟，连自己都没有开悟，更何况渡人。”因此，目前最急需的是安下心来研究佛法，而不是搞旅游开发，要将寺庙恢复以前的状态，而不是让游客去花大价钱买香、买福，如果寺庙的人这样做的话，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佛教徒，而是以佛牟利，更是佛法所不允许的。这种行为导致了人们对佛教的误解，产生了迷信，妄信，走入了歧途，危害极为深广。佛陀出世本是为了教导人们合理地过好人间生活，完善道德，从而渐次超越人生，走向佛教和解脱。一切皆有因果循环，缘份使然，不可强求。所谓真空不空，执相非真，破相亦非真，问世尊如何发付?在世出世，徇欲是苦，绝欲亦是苦，听吾侪善自修持。因此，求道必须求诸己心，如果不能求诸己心，即使圣贤、如来在世，也是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使人解脱，只有真理才能使人逍遥。
“人间佛教在与商业接触的过程中免不了受到世俗欲望的沾染，树立正知正见才是根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财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而是取决于它的实际用途。只要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财富，又能合理分配使用，造福社会，并且没有贪著之心，那我们所拥有的就不是毒蛇，而是净财。人成即佛成，成佛并不是脱离众生之外就可成就，闭关不是目的，首先要搞清什么是佛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叫行者”。
佛教既不是是入世，也不是出世的，它是在入世中出世，在世俗之中有超俗的修养，以广大的慈悲之心爱护群生，用智慧寻求解脱。一切皆是缘份所在，一切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要知道有因必有果，有善因才有善果。大乘经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因为我们现在不用真心，用妄心。妄心就是虚情假意，妄心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用真心，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福德。世间人求福不知道福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一切灾祸都是妄心变现的。佛儒教学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舍妄心用真心，这是基本的道理。人首先要去除贪念，妄想和执著，经商也是这样，如果不能取得“净财、善财、圣财”，而以斜门歪道去取财、用财，必然加深执著和妄想，最终导致佛法的滥用并出现歪念。龙海活佛从来不上网，可徒弟却以他的名义建立了他的博客，提起此事尚觉尴尬。
与时俱进
台湾的星云大师认为，二十世纪是科技文明进步的时代，佛教不但要随着时代进步，并且要走在时代的前端，领导着现代的思潮向前迈进。譬如在建筑方面，应该讲究庄严圣洁，吸取现代科技文明的精华，追求现代化。“有些人来到佛光山，看到佛光山的殿堂客室铺地毯、装冷气，不能理解我们的作法，不以为然地说：‘佛光山是佛教寺院，竟然铺地毯、装冷气。’我请教大家，不铺地毯，难道任它尘土一堆、泥泞满地才美观吗?不装冷气，难道热得汗流浃背才舒适吗?有的人看到出家人驾驶汽车，惊异不已，看到寺院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以为新奇。其实一切物质的发明，都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更舒适，如果透过现代文明的种种产物，能够使现代人更容易地了解佛教的道理，那么便能自然地接受佛教。为什么 佛教要开时代的倒车，矫情到不加以运用，而退步到蛮荒不便时代呢?”事实上佛教在每一个时代里，一直是很进步的，譬如现在大家使用的围巾，原来是出家人御寒的东西：少女们穿的凉鞋，滥觞于僧侣们的罗汉鞋。佛教要我们清心寡欲，并不是否定社会生活的价值，而是对一切的物质不起执著，役物而不为物所役，只要有片叶不沾身的功夫，何妨漫游于百花丛中呢?事实上，佛教的理想世界一佛国净土，譬如极乐世界的辉煌庄严岂仅是冷气，地毯而已，而是黄金铺地：房屋的建筑不止是钢筋水泥，而是七宝所成。如果我们抱持娑婆的思想，地毯也不要，冷气也不用，自取不便，极乐世界不是也会变成娑婆秽土了吗?他认为在这个净土佛国，并不在西方十万里以外的极乐世界，就在吾人生存的娑婆世界里，因此如何把我们生存的娑婆世界建设成圣洁庄严雍容肃穆的极乐净土，是我们应该努力以赴的方向!”有一次信徒送来一块饼，赵州禅师为了印证弟子文偃禅师的境界，就对弟子说：“我们把自己比喻得最丑陋、最髋脏的人，就赢得这块饼。”最后文偃禅师把自己比喻为在粪便中乘凉的蛆，而赢得了饼，也得到了乃师赵州禅师的印可。从中这则公案可以了解禅师们在污秽的粪便中，都能洒脱自在的乘凉，多么逍遥超脱!而为了印证法要，连取譬于粪便的法门都不舍弃，赵州禅师可称得上善教化众生的长者，佛教的四弘誓愿的其中一愿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众生无量无边，而菩萨要度尽无边的众生，因此菩萨要修学一切的法门。”
取财有道
从大乘佛教经典来看，例如《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黄金铺地，宫殿楼阁皆为七宝所成，极尽庄严堂皇，菩萨莫不宝冠顶戴，璎珞披身，富贵无比。因此，修学佛法不一定要以穷苦为清高。当时在摩揭陀国，在侨萨罗国，商人都是腰缠万贯，在社会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释迦牟尼开悟后在北方有舍卫城的祗园精舍，在南方又有王舍城灵鹫山的竹林精舍，不管在卫生、通风等设备，都相当的进步，达到当时的“现代化”。佛教鼓励在家信众可以荣华富贵，可以营生聚财，但要积聚有道，合乎八正道的正业与正命。只要能将本求利，勤劳赚取，无论是农牧收成，或是经商贸易、企业经营，投资生息所得等，都是佛教认可的经济营生。佛教对钱财的看法是“非善非恶”，佛教并不完全否定钱财，黄金是毒蛇，黄金也是弘法修道的资粮。佛经所谓“净财”，“善财”、“圣财”，只要能善用金钱来弘法利生，其功德比装穷学道更大、更有意义。因此，学道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行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对佛教走向人间的改革性探索不止现代的佛教僧侣，旱在民国时期，太虚大师就对佛教现代问题进行了探索。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在太虚大师看来，传统中国政教环境造成中国佛教的畸形发展，过去这方面之所以未能发扬光大，只是因为受阻于印度外道及其它宗教玄学或国家礼俗。首先，佛法未来中国之前，中国已别有一种政治教化，佛教为避免冲突起见，遂退为山林中清静自修之法，而未推行到社会中去。其次，科举制度使士人读儒书，一般平民，妇女则未读书明理，须有一些神道设教以慑服之，以安定民心，致使佛教通俗化而几同鬼神教。从佛教流传于锡兰、缅甸、暹逻、日本等地的情形来看，并没有中国佛教这种山林化、鬼神化的倾向。太虚大师是要发挥佛教原来直接佛乘的人乘法，以施行到现世的生活范围来，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因此，在这个物质文明高度膨胀，而精神文明相对贫乏的社会中，中国佛教要想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就必须走现代化发展之路。佛法贵在当机而不为机所转，要圆融出世以入世，走建设人间净土的道路。
长乐佛商
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多年来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刘长乐10年从戎、10年握笔、10年“下海”，先后在中国内地、新加坡、香港、美国投资房地产、石油贸易等项目，干一行成一行，是商界之中有名的“智多星”。早在1991年这种缘分就已经开始，当时他创立“乐天公司”，是“凤凰”前身。命名“乐天”，已有乐观、达观、豁达、超凡脱俗之意。创立初期，即与当时健在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合作，创办“中国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现代电子数码科技，储存佛寺、佛、菩萨等资料，将古老，抽象的理念形象化，图片达数万张。他最喜欢一尊布袋和尚的塑像。他说：“布袋，也是不带，说的就是放下。”他每见到佛像都要敬拜，往功德箱里捐点钱。2007年，刘长乐以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的工作身份，又以身为佛教徒的个人身份来到位于台湾高雄的佛光山，与星云大师进行对话。话题从“凤凰与佛的缘分”，“包容的管理哲学”一直到“和谐社会”。他说，“凤凰”讲和美，佛教讲慈悲，有着同样的精神核心。多年来，他与佛教界人士交往甚广通过媒体在佛教的弘扬方面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很多佛教界的重要活动，凤凰卫视都会参与报道。先后直播了灵山大佛、天坛大佛和志莲净院的开光，香港佛教界恭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凤凰卫视进行全程跟踪报道。前不久，凤凰卫视又主办了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还将修建一座“中华佛教百年纪念塔”及博物馆，以纪念百年来为佛教作出卓越贡献的高僧大德。他每年都要到五台山礼佛。2002年，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遭遇严重交通事故，昏迷不醒，他带着凤凰卫视高层领导与刘海若的妹妹，赶往五台山为其祈福超度。8天后，刘海若苏醒过来。“当然这里头包括医护人员和她的努力，但我相信冥冥中有佛力加持。”他还在五台山举行凤凰卫视的工作会议，参加人数达百余人。他认为“佛教是海内外华人思想联系的纽带，尤其是汉传佛教在全球华人地区都有着完全相同的声音，完全相同的感情。而凤凰卫视在全球华人中间所追求的是求同存异，强调以和为贵。因此，大家都认同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要宣传的东西。”刘长乐在佛法中悟出人生与经商的深刻道理，将经商、慈善与佛教的居家修行良好地结合，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寻找到了一条“长乐”之路。
精神信仰
佛教不仅仅是宗教，更是一种哲学观，会带给人内心的平静与释怀。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引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内部残酷的竞争和适者生存方式取代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虽然财富获得大量增长，但人的内心却丧失了天性的快乐，使人依附于机器，被物所异化，奴役，这与一个健康、和谐的企业发展背道而驰。由此导致了一批又一批类似于“富士康”的企业，逼得员工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乐趣所在。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的形象更正为道德哲学家，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紧张从未远去。从资本主义诞生的第一天开始，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一种心理困扰，就是要谨慎对待财富。2008年，比尔·盖茨将自己名下的580亿美元全部捐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分文没给子女。美国股神巴菲特也声称在有生之年或过世后，他将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财产捐给慈善团体，几乎成为了“裸捐”。前不久，他们二人又联合发起“捐赠承诺”行动，说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身家，即至少“半裸”。目前已有四十多位亿万富豪承诺将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如果这些善款兑现的话，将达到六千亿美元。巴菲特说，接下来6个月，他和盖茨将与中国、印度的富人见面谈慈善，希望在更广范围推动慈善活动。这证明了做企业的最终目的不是赚钱，而是推动人类达到文明、富裕而尽一份力量，这与佛教的“自利利他”精神殊途同归，但在缺乏信仰的中国社会当中，将这种升华了的价值观向企业推行更是重中之重。
深圳恒运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泰诚把佛商作为商业经营的最高阶段和境界，认为：“商人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奸商，儒商、佛商。无奸不成商，最初进入这个社会，什么都不懂，只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去摸索，那时的想法就是为了赚钱，人会比较偏颇、极端、不择手段，所以就奸。在这一阶段赚到钱后，就自然会转化成儒商，这时候做事就会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到达佛商阶段，做事则不单纯以赚钱、利益为目标了，那时可能更关注一些比较理想化的目标。“作为一个真正的佛商，自始至终都应该把社会的需要放在首位，个体和目标与社会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世间的事业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沉迷其中就丧失了基本的方向。要注重源与流的关系，源是奉献与爱心，流是财富的取得方式，因此不能舍本逐末，见利忘义，其信仰的依托才是最终的价值所在。所以，要“为而不有”，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情，做到世出世法的圆融通达。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深刻地揭示过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生成关系。韦伯的理论指出，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驱动力和道德规范，曾经对近代西方的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的促进作用。认为佛教冷静而骄傲地将个人从生活本身中解脱出来，因而它从未成为一种普及性的救世信仰。一旦佛教成为一种到处传播的民间宗教，它会及时地将自己转变为一种基于以因果报应为补偿之上的救世主宗教，以各种虔诚的方法：做礼拜、念佛、行善事来感谢菩萨的保佑，以换取来世投个好胎的希望。佛教并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将人们从(佛教)这种唯一真正首尾一贯的遁世立场导向任何经济伦理，似乎一劳永逸地取消了传统佛教在现代化社会生活中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对于佛教的认识局限于当时西方学术界有限的汉学水平，未能领略到真正的佛教精神，如此展开的论述当然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偏失。随着佛教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展开，出现了一批佛商用大量的商业实践证明了佛教的修为与商业化发展之间完美地融合，探索出了一条现代化的人间佛教之路。
曲直易见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重商思潮的兴起，以上海工商界人士为骨干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此后，在上海居士林影响下，全国各地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佛学居士团体。各居士林的主持者基本上都是工商业人士。比较著名的有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等人。他们刻印经书，铸造佛像，礼请法师讲法，成为了中国佛教在商人推动下的一次大复兴，目前影响力仍非常大。“居士林”成为了佛教界知识份子研究佛学，修习佛法而设之在家的学佛组织。当时在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居士林发扬了佛教文化，恢复中国佛教在文化界的地位，也树立起正信宗教的意识，带动改革当时糜烂的中国社会风气，以重振人心，唤醒民族的醒觉，反抗殖民主义，振兴中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些团体在组织佛学研究、创办佛教刊物、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这也是与时俱进的佛教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写照。
而近年来，在经济的推动下，佛教重现了历史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但也处于最坏的时代，佛教被商业化，僧人被商人化。三十年前，寺院从不卖票，即使卖票也是文化管理部门和园林部门进行管理。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寺院都卖门票，拜佛烧香不花“买路钱”是很难进庙的。更有甚者，一些寺院把商业拍卖引入寺院内部。新年的钟声，佛前的第一炷香都成为了拍卖对象。佛法讲究众生平等，反对阶级种姓。但这种烧香拜佛权的拍卖，以出钱多少将信众分为三六九等，已逐渐把佛教寺院的禅修功能与弘法功能变为商业营销与文化旅游功能。在市场的冲击下，佛教寺院的宗教功能淡化了，庙里的住持成为了CEO，使佛教的发展在与商业结合的过程中走入了歧途。
正知正见
龙海活佛祖籍曾是江苏，从小在新疆长大，进藏后跟坎布曲恰师傅学法，接触佛教二十年来博览群书，但他仍然对“人间佛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龙海活佛认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佛教界一直在恢复庙宇的修缮，修行佛法达到高层境界的人才奇缺，导致了现在佛法无法积极引导民众，实现正道、正信。此外，由于旅游的开发，使得一些古刹名寺成为了旅游圣地，很多人借机敛财，不求悟道，某些僧人甚至比俗世的人烦恼还多，这如何能修得正法，达到大彻大悟，连自己都没有开悟，更何况渡人。”因此，目前最急需的是安下心来研究佛法，而不是搞旅游开发，要将寺庙恢复以前的状态，而不是让游客去花大价钱买香、买福，如果寺庙的人这样做的话，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佛教徒，而是以佛牟利，更是佛法所不允许的。这种行为导致了人们对佛教的误解，产生了迷信，妄信，走入了歧途，危害极为深广。佛陀出世本是为了教导人们合理地过好人间生活，完善道德，从而渐次超越人生，走向佛教和解脱。一切皆有因果循环，缘份使然，不可强求。所谓真空不空，执相非真，破相亦非真，问世尊如何发付?在世出世，徇欲是苦，绝欲亦是苦，听吾侪善自修持。因此，求道必须求诸己心，如果不能求诸己心，即使圣贤、如来在世，也是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使人解脱，只有真理才能使人逍遥。
“人间佛教在与商业接触的过程中免不了受到世俗欲望的沾染，树立正知正见才是根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财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而是取决于它的实际用途。只要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财富，又能合理分配使用，造福社会，并且没有贪著之心，那我们所拥有的就不是毒蛇，而是净财。人成即佛成，成佛并不是脱离众生之外就可成就，闭关不是目的，首先要搞清什么是佛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叫行者”。
佛教既不是是入世，也不是出世的，它是在入世中出世，在世俗之中有超俗的修养，以广大的慈悲之心爱护群生，用智慧寻求解脱。一切皆是缘份所在，一切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要知道有因必有果，有善因才有善果。大乘经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因为我们现在不用真心，用妄心。妄心就是虚情假意，妄心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用真心，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福德。世间人求福不知道福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一切灾祸都是妄心变现的。佛儒教学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舍妄心用真心，这是基本的道理。人首先要去除贪念，妄想和执著，经商也是这样，如果不能取得“净财、善财、圣财”，而以斜门歪道去取财、用财，必然加深执著和妄想，最终导致佛法的滥用并出现歪念。龙海活佛从来不上网，可徒弟却以他的名义建立了他的博客，提起此事尚觉尴尬。
与时俱进
台湾的星云大师认为，二十世纪是科技文明进步的时代，佛教不但要随着时代进步，并且要走在时代的前端，领导着现代的思潮向前迈进。譬如在建筑方面，应该讲究庄严圣洁，吸取现代科技文明的精华，追求现代化。“有些人来到佛光山，看到佛光山的殿堂客室铺地毯、装冷气，不能理解我们的作法，不以为然地说：‘佛光山是佛教寺院，竟然铺地毯、装冷气。’我请教大家，不铺地毯，难道任它尘土一堆、泥泞满地才美观吗?不装冷气，难道热得汗流浃背才舒适吗?有的人看到出家人驾驶汽车，惊异不已，看到寺院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以为新奇。其实一切物质的发明，都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更舒适，如果透过现代文明的种种产物，能够使现代人更容易地了解佛教的道理，那么便能自然地接受佛教。为什么 佛教要开时代的倒车，矫情到不加以运用，而退步到蛮荒不便时代呢?”事实上佛教在每一个时代里，一直是很进步的，譬如现在大家使用的围巾，原来是出家人御寒的东西：少女们穿的凉鞋，滥觞于僧侣们的罗汉鞋。佛教要我们清心寡欲，并不是否定社会生活的价值，而是对一切的物质不起执著，役物而不为物所役，只要有片叶不沾身的功夫，何妨漫游于百花丛中呢?事实上，佛教的理想世界一佛国净土，譬如极乐世界的辉煌庄严岂仅是冷气，地毯而已，而是黄金铺地：房屋的建筑不止是钢筋水泥，而是七宝所成。如果我们抱持娑婆的思想，地毯也不要，冷气也不用，自取不便，极乐世界不是也会变成娑婆秽土了吗?他认为在这个净土佛国，并不在西方十万里以外的极乐世界，就在吾人生存的娑婆世界里，因此如何把我们生存的娑婆世界建设成圣洁庄严雍容肃穆的极乐净土，是我们应该努力以赴的方向!”有一次信徒送来一块饼，赵州禅师为了印证弟子文偃禅师的境界，就对弟子说：“我们把自己比喻得最丑陋、最髋脏的人，就赢得这块饼。”最后文偃禅师把自己比喻为在粪便中乘凉的蛆，而赢得了饼，也得到了乃师赵州禅师的印可。从中这则公案可以了解禅师们在污秽的粪便中，都能洒脱自在的乘凉，多么逍遥超脱!而为了印证法要，连取譬于粪便的法门都不舍弃，赵州禅师可称得上善教化众生的长者，佛教的四弘誓愿的其中一愿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众生无量无边，而菩萨要度尽无边的众生，因此菩萨要修学一切的法门。”
取财有道
从大乘佛教经典来看，例如《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黄金铺地，宫殿楼阁皆为七宝所成，极尽庄严堂皇，菩萨莫不宝冠顶戴，璎珞披身，富贵无比。因此，修学佛法不一定要以穷苦为清高。当时在摩揭陀国，在侨萨罗国，商人都是腰缠万贯，在社会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释迦牟尼开悟后在北方有舍卫城的祗园精舍，在南方又有王舍城灵鹫山的竹林精舍，不管在卫生、通风等设备，都相当的进步，达到当时的“现代化”。佛教鼓励在家信众可以荣华富贵，可以营生聚财，但要积聚有道，合乎八正道的正业与正命。只要能将本求利，勤劳赚取，无论是农牧收成，或是经商贸易、企业经营，投资生息所得等，都是佛教认可的经济营生。佛教对钱财的看法是“非善非恶”，佛教并不完全否定钱财，黄金是毒蛇，黄金也是弘法修道的资粮。佛经所谓“净财”，“善财”、“圣财”，只要能善用金钱来弘法利生，其功德比装穷学道更大、更有意义。因此，学道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行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对佛教走向人间的改革性探索不止现代的佛教僧侣，旱在民国时期，太虚大师就对佛教现代问题进行了探索。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在太虚大师看来，传统中国政教环境造成中国佛教的畸形发展，过去这方面之所以未能发扬光大，只是因为受阻于印度外道及其它宗教玄学或国家礼俗。首先，佛法未来中国之前，中国已别有一种政治教化，佛教为避免冲突起见，遂退为山林中清静自修之法，而未推行到社会中去。其次，科举制度使士人读儒书，一般平民，妇女则未读书明理，须有一些神道设教以慑服之，以安定民心，致使佛教通俗化而几同鬼神教。从佛教流传于锡兰、缅甸、暹逻、日本等地的情形来看，并没有中国佛教这种山林化、鬼神化的倾向。太虚大师是要发挥佛教原来直接佛乘的人乘法，以施行到现世的生活范围来，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因此，在这个物质文明高度膨胀，而精神文明相对贫乏的社会中，中国佛教要想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就必须走现代化发展之路。佛法贵在当机而不为机所转，要圆融出世以入世，走建设人间净土的道路。
长乐佛商
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多年来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刘长乐10年从戎、10年握笔、10年“下海”，先后在中国内地、新加坡、香港、美国投资房地产、石油贸易等项目，干一行成一行，是商界之中有名的“智多星”。早在1991年这种缘分就已经开始，当时他创立“乐天公司”，是“凤凰”前身。命名“乐天”，已有乐观、达观、豁达、超凡脱俗之意。创立初期，即与当时健在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合作，创办“中国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现代电子数码科技，储存佛寺、佛、菩萨等资料，将古老，抽象的理念形象化，图片达数万张。他最喜欢一尊布袋和尚的塑像。他说：“布袋，也是不带，说的就是放下。”他每见到佛像都要敬拜，往功德箱里捐点钱。2007年，刘长乐以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的工作身份，又以身为佛教徒的个人身份来到位于台湾高雄的佛光山，与星云大师进行对话。话题从“凤凰与佛的缘分”，“包容的管理哲学”一直到“和谐社会”。他说，“凤凰”讲和美，佛教讲慈悲，有着同样的精神核心。多年来，他与佛教界人士交往甚广通过媒体在佛教的弘扬方面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很多佛教界的重要活动，凤凰卫视都会参与报道。先后直播了灵山大佛、天坛大佛和志莲净院的开光，香港佛教界恭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凤凰卫视进行全程跟踪报道。前不久，凤凰卫视又主办了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还将修建一座“中华佛教百年纪念塔”及博物馆，以纪念百年来为佛教作出卓越贡献的高僧大德。他每年都要到五台山礼佛。2002年，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遭遇严重交通事故，昏迷不醒，他带着凤凰卫视高层领导与刘海若的妹妹，赶往五台山为其祈福超度。8天后，刘海若苏醒过来。“当然这里头包括医护人员和她的努力，但我相信冥冥中有佛力加持。”他还在五台山举行凤凰卫视的工作会议，参加人数达百余人。他认为“佛教是海内外华人思想联系的纽带，尤其是汉传佛教在全球华人地区都有着完全相同的声音，完全相同的感情。而凤凰卫视在全球华人中间所追求的是求同存异，强调以和为贵。因此，大家都认同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要宣传的东西。”刘长乐在佛法中悟出人生与经商的深刻道理，将经商、慈善与佛教的居家修行良好地结合，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寻找到了一条“长乐”之路。
精神信仰
佛教不仅仅是宗教，更是一种哲学观，会带给人内心的平静与释怀。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引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内部残酷的竞争和适者生存方式取代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虽然财富获得大量增长，但人的内心却丧失了天性的快乐，使人依附于机器，被物所异化，奴役，这与一个健康、和谐的企业发展背道而驰。由此导致了一批又一批类似于“富士康”的企业，逼得员工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乐趣所在。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的形象更正为道德哲学家，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紧张从未远去。从资本主义诞生的第一天开始，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一种心理困扰，就是要谨慎对待财富。2008年，比尔·盖茨将自己名下的580亿美元全部捐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分文没给子女。美国股神巴菲特也声称在有生之年或过世后，他将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财产捐给慈善团体，几乎成为了“裸捐”。前不久，他们二人又联合发起“捐赠承诺”行动，说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身家，即至少“半裸”。目前已有四十多位亿万富豪承诺将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如果这些善款兑现的话，将达到六千亿美元。巴菲特说，接下来6个月，他和盖茨将与中国、印度的富人见面谈慈善，希望在更广范围推动慈善活动。这证明了做企业的最终目的不是赚钱，而是推动人类达到文明、富裕而尽一份力量，这与佛教的“自利利他”精神殊途同归，但在缺乏信仰的中国社会当中，将这种升华了的价值观向企业推行更是重中之重。
深圳恒运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泰诚把佛商作为商业经营的最高阶段和境界，认为：“商人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奸商，儒商、佛商。无奸不成商，最初进入这个社会，什么都不懂，只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去摸索，那时的想法就是为了赚钱，人会比较偏颇、极端、不择手段，所以就奸。在这一阶段赚到钱后，就自然会转化成儒商，这时候做事就会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到达佛商阶段，做事则不单纯以赚钱、利益为目标了，那时可能更关注一些比较理想化的目标。“作为一个真正的佛商，自始至终都应该把社会的需要放在首位，个体和目标与社会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世间的事业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沉迷其中就丧失了基本的方向。要注重源与流的关系，源是奉献与爱心，流是财富的取得方式，因此不能舍本逐末，见利忘义，其信仰的依托才是最终的价值所在。所以，要“为而不有”，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情，做到世出世法的圆融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