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紧接着国民教育的舆论话题，《低俗喜剧》在香港票房高收。半年前的香港国际电影节，这部亮出低俗牌子、打着保卫粤语粗口文化的旗号，令在场观众陷入了可怕的癫狂。说是粤语，电影跟广东广西等白话区联系不大，只关心香港（电影圈）的人和事，只伺候香港观众。在缺少投资的情况下，剧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拍完了片子。说真的，写到这里，我都差点要以为彭浩翔就是香港电影的良心，一心用诚意来做电影。
　　《低俗喜剧》这部片子，它所表现出来的骑墙姿态令人瞩目。固然也可以解读为：这是导演彭浩翔对香港《电影检查条例》的反击（《出埃及记》、《志明与春娇》上映时的风波），只是，《低俗喜剧》的用意恐怕不在于此。在合拍片成风的情势下，香港成为被遗忘的领地。众多合拍片主要考虑内地市场，基本摒弃了本土市场。这时候，如果借得本土话题来炒作一把，轰动效果自然不言而喻。
　　显然，最能吸引眼球的不外乎三级片，与其被打为十八禁，不如主动宣称，我就想拍一部低俗的东西，特区影视处顺道还了一回人情债，被动配合。本质上，《低俗喜剧》与《维多利亚一号》的行销策略并无不同，但彭浩翔这回选择了轻装上阵，降低风险，稳赚不赔。《维多利亚一号》的血腥暴力叫很多人吃不消，那就换个路子，开开下三路的玩笑，变本加厉也无妨。于是，整部《低俗喜剧》就好比餐桌上滔滔不绝的黄段子笑话，主攻下三路，大打谐音擦边球，剥削和贬低女性—也是彭浩翔屡试不爽的。貌似无毒无害的背后，包藏了祸心。他把自己贬为低俗，此举又事先堵住了批评者的嘴巴，绝对的立场正确。
　　《低俗喜剧》的一大利器莫过于关怀香港观众，其居高临下的点来自于香港以外的观众听不懂地道粤语方言，领略不到笑话滋味，因为最地道的东西是在粗口里，千变万化、不得其踪……但是，整部电影的最大毛病就是为了讲段子而讲段子，情节松垮。为了爆粗而爆粗，以及如何把粗口说得温文尔雅脉脉含情，面对这种“机灵笑话”，片子当真让人好感全无。更何况，很多黄段子早不新鲜了，还非让剧中人物极其认真地重复上一遍，相当之乏味。
　　此外，片中出现来自广西的土老板，他的荒唐行为和那桌筵席成为了宣传亮点。想想也极其可笑，《低俗喜剧》直接嘲讽的对象是内地、不开化的内地人。彭浩翔又一次收买了人心，要知道，这种现象当然不可能发生在香港。
　　《低俗喜剧》的走红也暴露了港人的压抑，即便庙街大叔喜欢满口粗言，但在香港社会的道德体系里，讲文明的要求恐怕比内地要严格出许多（这也反映在苛刻的电检条例上）。电影成功释放了很多人的苦抑，平时爆不得粗，那假借电影，大家都酣畅淋漓了一把。殊不知，在人人粗口的背后，这部电影暴露了它的弊病，没有一个人物形象是成功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是形同詹瑞文，只为刻意引出一段粗口、一个低俗段子，甚至连小童都不放过。
　　《买凶拍人》时代，看得出来，导演真的会把想拍电影挂在口头上，拼命把好玩的东西都用上。《AV》时代，即便也算低俗，好歹有个年少轻狂、不负少年时，很傻很天真。现在的《低俗喜剧》，塞满粗鄙卑劣的段子，铜臭味，直叫感慨，人心不古。影片依然在谈论电影，从头到尾都在说拍电影，却直叫人不适。
　　如果真要在《低俗喜剧》里寻找所谓的港味，那当真是无比荒谬的事情，上了宣传营销的当。要地道港味，《桃姐》和《夺命金》方才是值得表扬的对象。上了武当山、稍有减弱香港本土特色的《麦兜》，观众也依然能感受粤语之美，独特性不可取代。这样的文化保育，正经要紧，亦让人正视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