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墨艺术一个关键的生存价值在于它能够随物化形，依循时代、社会图景和心灵诉求的变迁而自在演化。这门艺术的内力支撑和命运走向，归根结底，仍在于艺术家的真诚度和创造力。当代的水墨艺术，众貌纷纭，语言的取径多元和观念的纵横驰骤已经是这个领域的常态景观。这其中潜藏着一些见怪不怪的问题，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时下很多青年水墨艺术家急切地求新思变，对心中和笔端那一知半解的“传统”流露出有意无意的疏远乃至叛逆，但很多时候是匆匆择路却寂寂无途，闯入漫无边际的惶惑与迷茫。“困囿于‘传统’的高墙久难突围和一味追逐新变不堪自拔，两者皆是一样的困境本质。取自西方现代的观念元素与中国水墨形式的表层嫁接，并不能幸运地成为新变的最佳选择。”（《“新水墨”新在哪里》）面对这样一个普遍的创作语境，韦健勇和其他艺术家一样，长期以来努力而艰难地探索并找寻一种个人化的方式与面貌。数年过去，他最终选择的方式是径直地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一种与厚实的情感和简劲的语言相连接的状态。
　　认识韦健勇是在两年前我的美术史课上，他坦荡直率，豁达热情。看过他的画后，又体会到他对待艺术的认真态度和韧性精神，同时，广西民风中的淳至和硬朗流淌在他的水墨作品中，倾诉着他对生活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想。他求学于首都师范大学现代水墨工作室，师从刘进安先生，他思考的深化和创作状态的改变也与这个求学轨迹同步。这种状态的变化首先开启于对先前绘画实践路径的多元反思和理性超越。其实，这也是每一位从学院派写实水墨人物的体系里寻求变法的人都要经历的，是遭逢了观念和语言的一系列的纠结、冲突、整合，以及创作与物象之间反复的碰撞和调节之后慢慢找到的。很多人都徘徊或停滞在探索过程中的某个节点上，因为只有少数人能逾越强大的创作思维惯性和形式语言模式。几年中，韦健勇常跟随刘进安老师去西北写生，刘老师此前集中创作的一批以米脂自然风物为主题的山水风景深深影响了他。尤其是那种错杂、跳跃、长短参差而生命力饱满的笔线，瞬间即可直指人心。
　　唐、五代之后，水墨画在苏轼、米芾、钱选、赵孟頫等艺术家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支撑下，形成了一整套“文人画”美学系统和笔墨矩矱，并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中酿制了一次最灿烂的升华。但明清以降，这个系统显现颓势，在20世纪初就被康有为、陈独秀、鲁迅等学者有指向性地审视和批判。在中国水墨画自我建构和完善的一百年中，陈师曾、潘天寿、黄宾虹、滕固、傅抱石等学者都书写了有助于民族美术史建构的理论和思想，其中傅抱石关于中国画要“动起来”的观点创新意味丰富。因为传统文人画的美学特质在于“静”，全部精神寄寓和技法形式都在“静”中凝聚，但恰恰是这个美学观影响了中国画境界的拓延。中国画应该“动起来”，根本上标举的还是这一艺术形式本应具备的勃发的生命力，暂不谈文人画的形式短长，仅仅是恢复和强化生命力这一点就是中国画绵延至今仍未妥善解决的大问题。韦健勇这两年里持续创作的米脂风景和那坡风景写生，可以说是在突破传统水墨静态美学的一种尝试，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受教于老师的所思所获，另一方面来自于他骨子里那份渴望挑战自我的热忱。这些作品都运用了酣畅自如的笔线，它们是灵动的，而非僵死的，天趣而发，浑然成文，与跌宕生姿的山水风物交融一体，画家的赤子心绪也迅捷地飞驰。
　　这个题材之外，近两三年他还完成了其他两个主题系列的创作——“守”和“黑衣壮”。前者集中呈现出画家对当代人生存状态以及人与日常空间及其复杂的内部关系的一份思索。从图像上分析，画中人几乎都是独立的肖像，抽掉了繁琐的情节元素，他们都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头盔甚至是防毒面具，或低首蜷缩，或以无辜、恐惧、冷漠的眼神望着头盔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冰冷的、未知的。同时，他们好像也向画外眺望，与观画的人眼光交汇。这样，画中人、画中的未知世界和看画的人三者在观看的瞬间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都市人群普遍存在的看待当代社会与文化的立场和价值观。较之写生作品，它们更具备“直面人生”的品格，蕴藉了更趋深隽的意指。一些颇具硬度又不失盘绕的线条，衬托出人物迷茫而崎岖的心理情状。浓黑与深红交织的色调，本身就象征着内倾与封闭，这又与主题命名“守”深度契合。这个主题代表着韦健勇创作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佐证了他对自身存在意义和社会认知度的犀利考量。某些艺术史家指出，题材的稳定与风格的成熟是艺术家长期不懈的追求，而一旦成功则代表他又进入另一困境，即開始不断地重复自我，这是一切艺术家都要面对的矛盾。优秀的艺术家总在坚持艺术本位的同时敢于突破此前的自我，这看似是放弃，实际是超越。韦健勇这几年不断在题材上的探求和新变也是彻悟了这个规律后的一种坚定的努力。
　　今年，他将创作视野从广阔的当代社会拉回到最切近的身边左右，试图从自身特定的民族文化谱系中获得一份带有初始色彩和精神皈依的灵感。他的“黑衣壮”主题系列就是这样诞生的。关于黑衣壮族，自其被发现之日起，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已有若干学者对之关注和研究。韦健勇笔下的黑衣壮族人物，寄托了一份深沉而朴实的情怀。这些画多以人物头像的形式呈现，部分为特定场景中的人物群像，他们的形象和表情都被适度夸张，或沉默、或慌张、或耽醉，粗粝而直白，黑暗中悠扬着天人之际的歌声，又透射出最朴素的神性光芒。回顾美术史，以少数民族人物和历史为题材的美术创作沉淀了一个丰富而悠久的传统，产生了不少感动世人的名作。韦健勇的“黑衣壮”作品，从宏观上说可以认为是对这一艺术脉络内涵层面的充实和弥补，但我还是倾向于一种更加个人化的理解：他曾跟我说，就是想用自己的画笔把这样一个迄今还保留着壮族古风旧韵文化特质的群体画下来，因为时代变迁太快，可能过不了太久，这个群体也被现代文化河流冲刷、淹没了。听着他沉着的语调，那种心有所忧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艺术家的良知与责任。
　　韦健勇水墨创作的尝试和探索是在持续状态中的，或许会在下一次题材与语言的新变中为我们再度绽放惊喜，但这也并非他真正所需。回到自己的内心，是他一直在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