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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说《铁花》属于作家王旺山对于自己“家乡”的纪念式回溯，作家在讲述“家乡故事”时也倾注了陕西特色鲜明的“乡情”，在叙事推进中，深切“乡情”转化为冷热冲突激发而成的“铁花”，在冷静的叙述中绽放“家乡”的绚烂。本文试图考察作家在《铁花》叙事中所采用的多元策略，立足文本，探索作家对“家乡故事”的讲述之道。
【关键词】 《铁花》;“家乡故事”;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1-0008-03
王旺山创作的《铁花》体现出作者对于“家乡”的“乡土记忆”，“故乡”的夏阳县城、古城村、井把湾巷承载了作家的“家乡故事”，在“铁花”的绽放中记录着作家的“过往”。在讲好“家乡故事”的主题统领下，“我并没有采取单纯的白描手法，用线条来勾画，而是借用油画技法，一笔一笔地把颜料抹上去，”①这样富有意义的“颜料涂抹”将“家乡故事”分解为记忆中的生动图片，以画面感较强的语言文本增加作品的视觉传达效果，凸显作品对作家与读者的主体召唤。
作家利用文学综合性呈现的艺术创作特征，有意识地采用叙事视角的对话、情节事件的烘托与叙事线索的延展等多元讲述的叙事策略，在“故事”时间的线性叙述中积极拓展讲述过程中的“家乡”空间，营造出《铁花》的立体叙事情境。在家乡“田园牧歌”式的“慢”节奏叙事中，沉淀出渭北高原历史文化浓郁的“厚”重面貌。
一、對话：叙事视角的内外呼应
为了追求真实、客观地描述“家乡”生活，作家在创作中没有一味简单地沉浸在对“家乡”自恋式的“独白”中，而是在“我”的内聚焦叙事视角之外设置了故事讲述的“他者”视角。“他者”的叙事视角以讲述中从“我”到“天赐”的主语切换为标志，“天赐”的故事中隐含的“他者”到对故事中的各个人物均称呼人名，没有建立叙述者与人物的亲缘、血缘关系，保持着与故事人物的讲述距离，成为“家乡故事”的见证者。同时，这个“他者”对“我”亲切地称呼为“天赐”，始终关注着“天赐”及周围人的具体行动，保持着联系，体现着“他者”讲述故事的合理性与资格。这样的适度距离，有利于读者阅读中的美感产生，也使读者在阅读中捕捉到了讲述故事的第二重声音，营造出小说叙事的“复调”效果。根据作品的具体描述，“我”和“他者”在各个章节中的出现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 可以看出，“我”和“天赐”视角的叙事在章节设计上呈现出交错式的基本面貌，由于小说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所以作家选择楔子与结尾进行“我”的故事讲述，而在其中章节展开中，则将奇数章设置为“天赐”视角的“他者”讲述，偶数章节设置为“我”视角下的自述。由于作家的章节总体设计为25章，这样的奇数安排使得楔子中的“我”直接承接第1章的“天赐”循环往复到第25章的“天赐”承接结尾的“我”，完成整个叙述流程。这样的模式，“我”与“天赐”在一唱一和中形成“对话”，叙述话语在“对话”交流中共同完成“家乡故事”的讲述。
“家乡故事”在作家创作之前，成为创作素材，而“对话”视角所形成的话语模式则是《铁花》面对读者的具体交流。“被交流的是故事，它是叙事的表面内容要素;故事又是通过话语交流的，话语是叙事的形式表达要素。”②“家乡”属于主体的集体记忆，讲述“家乡故事”在“我”与“他”的言语对话中逐步完善，更加贴近主体的回忆现状。视角切换过程中，作家保持着叙事脉络的连贯性，外在于“我”的“他者”也变成了“我”的经历的验证者，突破了自述的封闭性，体现出作家文化自信基础上“家乡故事”讲述的开放性，“家乡”不仅有“我”，也是“你”与“他”的共同给记忆。“他者”与“我”的并列存在也为读者的“故事认同”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便更为灵活地完成“家乡故事”的“再创造”。
二、烘托：情节事件的交错组合
视角的“对话”式切换，帮助读者在故事讲述的内外转化中还原“家乡”的真实“记录”视角。而作家对于油画技法的空间创作借鉴，则集中地表现在具体关键性情节事件的交错组合之中。情节事件的有意安排在推进故事发展的基础上，依托事件展开的典型场景烘托着“家乡故事”的外在情境，有效避免了漫长故事讲述中易于单薄的困境，巩固了叙事的空间厚度，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家乡”场景。在《铁花》的具体叙事中，以叙事频率为依托，具有代表性的情节事件如表2出现在各个章节中。
根据表2所示，小说的故事发展中出现频率较多的有“唱戏”“打猎”“开会”“祭祀”等，这些事件又分别对应着戏台、野外、公共场所及仪式现场等典型场景。这些环境代表了渭北高原乡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场景，人的一生也在这些场景的活动中走向圆满。作家利用这样代表性的事件叙事，融入了陕西文化的文学地理学元素，为故事涂抹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较强的辨识度。这些事件的不同功能叙事作用也完善了“家乡故事”的整体叙事。
情节事件的安排中，《铁花》提及次数最多的当属唱戏和打猎两个关键性事件，作家在具体叙事中，采取了具有张力的叙事安排，在矛盾冲突中建构自己的叙事结构。
搭台唱戏追求外在喧哗，小说也用了很多笔墨渲染唱戏时的热闹排场，即使时故事中人物的随意开唱，也以秦腔独有的高亢嗓音铺垫着外在声势。而在唱戏中，“我”（或者“天赐”）经常是“看戏人”的身份，在这个戏剧氛围浓厚的古城村，在周围的人具备一定的唱戏基础时，“我”（或者“天赐”）经常是“爱戏”不“唱戏”，极度热闹中“天赐”视角讲述居多，体现出相对冷静的“戏外”旁观。在章节安排上，唱戏的描述笔墨较为倾向于故事叙事的前半部分，恰恰体现出“我”（或者“天赐”）在故事前半部分个人存在度较低，活动的主要方式为“参与”，在特定场域“接受”家乡文化的熏陶。唱戏“动”的场景以听戏“静”的角度展示，作家完成叙事中的“戏中戏”模式场景嵌套。 随着“我”（或者“天赐”）的逐渐成长，个人存在度开始提升，简单的“看戏”不足以体现出“我”（或者“天赐”）的内在性格，因此在故事的后半部分，“我”（或者“天赐”）主导或组织下的“野外打猎”事件笔墨开始增加。野外打猎重视内在潜伏，需要根据猎物的行踪隐蔽自身，找准时机，迅速行动，这样的动作要求以“静”制“动”。而“我”（或者“天赐”）在这个事件中却经常是参与者，带着内心极大的意识冲动完成肢体的伺机而动。这样的安排蕴蓄了打猎的力量彰显，也与唱戏事件形成一体两面的冲突互补，多面还原了乡村、农民的生活情境。
三、延展：叙事线索的明暗搭配
在小说叙事线索的铺设中，作家围绕“我”（或者“天赐”）的中心视角，选择“我”（或者“天赐”）人生的“高光时刻”引出故事，展现了主人公的个人魅力，选择“我”（或者“天赐”）最在行也最引以为傲的打猎引导读者进入阅读。其后，作家在上卷、中卷、下卷与结尾的章节按照人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了叙事线索的设定，勾勒出主人公较为清晰的人生活动轨迹，形成作品中较为明显的叙事线索——“我”（或者“天赐”）在故事的讲述中慢慢走过一生。
楔子中，“我”（或者“天赐”）的出场体现出主人公的个人能力，猎野猪的行为体现出主人公的胆识与勇气，这段倒叙几笔抓住了主人公的特征，也规避了人生叙事中“流水记录”的风险。这样的做法提高了阅读的生动性，也为明线的叙事切入提供了较为自然的追问、探求前提。
上卷：天，着重描写了古城村的前世及“我”（或者“天赐”）前辈人的生活，类似于一个“前我”时期，主要的活动人物为“我大”甚至“我爷”那辈人，这些人借助于庙会、取水等仪式活动进行了对“祖”与“天”的虔诚沟通，奠定了古城村的文化环境。他们的鲜明性格也构成了“我”（或者“天赐”）的性格基因，为“我”生而为“我”找到了历史答案。这样的先辈生活围绕“我大”（王银海）形成一条暗线，标志着“我”（或者“天赐”）的叙事展开的前向延展，写出了主人公的生存之根。“我”（或者“天赐”）在这卷中更多以孩童形象出现，通过“我”（或者“天赐”）不断想“掺和”前辈人的重要事件表现出“我”（或者“天赐”）的人生发展明显与前辈生活暗线的交融，主人公孜孜不倦地从这条暗线中获得养生，努力生长，促进“家乡文化”的代际传承，在中卷：地中完成明暗线索的顺利交接。具体如表4所示：
中卷叙事中，前辈人的生活开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我”（或者“天赐”）人生的登场。“我才发现，我所热爱的那些人，都是以不同的死亡形式与我告别，退出自己的人生舞台的。”③还原了“家乡故事”中生老病死的自然更替，主人公继承了“我大”的性格也开始成为“大”由孩童成为家族支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责任感。尽管这种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我”（或者“天赐”）也因为人生的“失误”被迫“逃离”，但最后选择“回归”巩固了这条明显的顺利发展。因为前辈人的年老，后辈人的年幼，中卷也成为“我”（或者“天赐”）这条明显发展最突出的一卷。
下卷叙事中，后辈的成长带了古城村新一轮的血液更新，曾经封闭的村庄走出了越来越多去外地“谋生”的年轻人，原本的“故乡”在后辈人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沉寂，“我”（或者“天赐”）由建设者转变为守望者。儿子王平安也选择参军离开了这片土地，“我”（或者“天赐”）无力改变后辈人的选择。其中开始酝酿一条后辈人向前发展的暗线。后辈人的发展象征着“后我”时代的到来。这样的安排延展了“我”（或者“天赐”）的人生辐射区域，作家不再将笔墨局限于“个别”人物的特色，而是将“个体”放置于“群体”发展中，审视他的“来”与“去”。
“家乡故事”是叙事的外在层面，在讲述中主体“构建起一种源自中国文化、中国生活和民族力量的中国精神，这是中国故事需要被创造性叙述的真正价值期待于文化旨归。”④作家通过多元叙事策略的综合应用不断寻找升华着“家乡故事”中的“家乡精神”，在对“我”（或者“天赐”）的人生叙事中探索着那颗“守望家乡”的初心。
注释：
①王旺山：《铁花》，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第457页。
②（美）西摩·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③王旺山：《铁花》，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第457页。
④金春平：《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 “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及范式》，《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05期。
参考文献：
[1]王旺山.铁花[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
[2]王旺山.守望或者游牧[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王旺山.以时代的名义绽放[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4]王旺山.寻找另一个自己[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5]（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美）戴維·赫尔曼，詹姆斯·费伦等.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M].谭君强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7]金春平.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 “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及范式[J].民族文学研究，2019（05）.
作者简介：
刘鑫，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副教授，现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关键词】 《铁花》;“家乡故事”;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1-0008-03
王旺山创作的《铁花》体现出作者对于“家乡”的“乡土记忆”，“故乡”的夏阳县城、古城村、井把湾巷承载了作家的“家乡故事”，在“铁花”的绽放中记录着作家的“过往”。在讲好“家乡故事”的主题统领下，“我并没有采取单纯的白描手法，用线条来勾画，而是借用油画技法，一笔一笔地把颜料抹上去，”①这样富有意义的“颜料涂抹”将“家乡故事”分解为记忆中的生动图片，以画面感较强的语言文本增加作品的视觉传达效果，凸显作品对作家与读者的主体召唤。
作家利用文学综合性呈现的艺术创作特征，有意识地采用叙事视角的对话、情节事件的烘托与叙事线索的延展等多元讲述的叙事策略，在“故事”时间的线性叙述中积极拓展讲述过程中的“家乡”空间，营造出《铁花》的立体叙事情境。在家乡“田园牧歌”式的“慢”节奏叙事中，沉淀出渭北高原历史文化浓郁的“厚”重面貌。
一、對话：叙事视角的内外呼应
为了追求真实、客观地描述“家乡”生活，作家在创作中没有一味简单地沉浸在对“家乡”自恋式的“独白”中，而是在“我”的内聚焦叙事视角之外设置了故事讲述的“他者”视角。“他者”的叙事视角以讲述中从“我”到“天赐”的主语切换为标志，“天赐”的故事中隐含的“他者”到对故事中的各个人物均称呼人名，没有建立叙述者与人物的亲缘、血缘关系，保持着与故事人物的讲述距离，成为“家乡故事”的见证者。同时，这个“他者”对“我”亲切地称呼为“天赐”，始终关注着“天赐”及周围人的具体行动，保持着联系，体现着“他者”讲述故事的合理性与资格。这样的适度距离，有利于读者阅读中的美感产生，也使读者在阅读中捕捉到了讲述故事的第二重声音，营造出小说叙事的“复调”效果。根据作品的具体描述，“我”和“他者”在各个章节中的出现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 可以看出，“我”和“天赐”视角的叙事在章节设计上呈现出交错式的基本面貌，由于小说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所以作家选择楔子与结尾进行“我”的故事讲述，而在其中章节展开中，则将奇数章设置为“天赐”视角的“他者”讲述，偶数章节设置为“我”视角下的自述。由于作家的章节总体设计为25章，这样的奇数安排使得楔子中的“我”直接承接第1章的“天赐”循环往复到第25章的“天赐”承接结尾的“我”，完成整个叙述流程。这样的模式，“我”与“天赐”在一唱一和中形成“对话”，叙述话语在“对话”交流中共同完成“家乡故事”的讲述。
“家乡故事”在作家创作之前，成为创作素材，而“对话”视角所形成的话语模式则是《铁花》面对读者的具体交流。“被交流的是故事，它是叙事的表面内容要素;故事又是通过话语交流的，话语是叙事的形式表达要素。”②“家乡”属于主体的集体记忆，讲述“家乡故事”在“我”与“他”的言语对话中逐步完善，更加贴近主体的回忆现状。视角切换过程中，作家保持着叙事脉络的连贯性，外在于“我”的“他者”也变成了“我”的经历的验证者，突破了自述的封闭性，体现出作家文化自信基础上“家乡故事”讲述的开放性，“家乡”不仅有“我”，也是“你”与“他”的共同给记忆。“他者”与“我”的并列存在也为读者的“故事认同”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便更为灵活地完成“家乡故事”的“再创造”。
二、烘托：情节事件的交错组合
视角的“对话”式切换，帮助读者在故事讲述的内外转化中还原“家乡”的真实“记录”视角。而作家对于油画技法的空间创作借鉴，则集中地表现在具体关键性情节事件的交错组合之中。情节事件的有意安排在推进故事发展的基础上，依托事件展开的典型场景烘托着“家乡故事”的外在情境，有效避免了漫长故事讲述中易于单薄的困境，巩固了叙事的空间厚度，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家乡”场景。在《铁花》的具体叙事中，以叙事频率为依托，具有代表性的情节事件如表2出现在各个章节中。
根据表2所示，小说的故事发展中出现频率较多的有“唱戏”“打猎”“开会”“祭祀”等，这些事件又分别对应着戏台、野外、公共场所及仪式现场等典型场景。这些环境代表了渭北高原乡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场景，人的一生也在这些场景的活动中走向圆满。作家利用这样代表性的事件叙事，融入了陕西文化的文学地理学元素，为故事涂抹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较强的辨识度。这些事件的不同功能叙事作用也完善了“家乡故事”的整体叙事。
情节事件的安排中，《铁花》提及次数最多的当属唱戏和打猎两个关键性事件，作家在具体叙事中，采取了具有张力的叙事安排，在矛盾冲突中建构自己的叙事结构。
搭台唱戏追求外在喧哗，小说也用了很多笔墨渲染唱戏时的热闹排场，即使时故事中人物的随意开唱，也以秦腔独有的高亢嗓音铺垫着外在声势。而在唱戏中，“我”（或者“天赐”）经常是“看戏人”的身份，在这个戏剧氛围浓厚的古城村，在周围的人具备一定的唱戏基础时，“我”（或者“天赐”）经常是“爱戏”不“唱戏”，极度热闹中“天赐”视角讲述居多，体现出相对冷静的“戏外”旁观。在章节安排上，唱戏的描述笔墨较为倾向于故事叙事的前半部分，恰恰体现出“我”（或者“天赐”）在故事前半部分个人存在度较低，活动的主要方式为“参与”，在特定场域“接受”家乡文化的熏陶。唱戏“动”的场景以听戏“静”的角度展示，作家完成叙事中的“戏中戏”模式场景嵌套。 随着“我”（或者“天赐”）的逐渐成长，个人存在度开始提升，简单的“看戏”不足以体现出“我”（或者“天赐”）的内在性格，因此在故事的后半部分，“我”（或者“天赐”）主导或组织下的“野外打猎”事件笔墨开始增加。野外打猎重视内在潜伏，需要根据猎物的行踪隐蔽自身，找准时机，迅速行动，这样的动作要求以“静”制“动”。而“我”（或者“天赐”）在这个事件中却经常是参与者，带着内心极大的意识冲动完成肢体的伺机而动。这样的安排蕴蓄了打猎的力量彰显，也与唱戏事件形成一体两面的冲突互补，多面还原了乡村、农民的生活情境。
三、延展：叙事线索的明暗搭配
在小说叙事线索的铺设中，作家围绕“我”（或者“天赐”）的中心视角，选择“我”（或者“天赐”）人生的“高光时刻”引出故事，展现了主人公的个人魅力，选择“我”（或者“天赐”）最在行也最引以为傲的打猎引导读者进入阅读。其后，作家在上卷、中卷、下卷与结尾的章节按照人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了叙事线索的设定，勾勒出主人公较为清晰的人生活动轨迹，形成作品中较为明显的叙事线索——“我”（或者“天赐”）在故事的讲述中慢慢走过一生。
楔子中，“我”（或者“天赐”）的出场体现出主人公的个人能力，猎野猪的行为体现出主人公的胆识与勇气，这段倒叙几笔抓住了主人公的特征，也规避了人生叙事中“流水记录”的风险。这样的做法提高了阅读的生动性，也为明线的叙事切入提供了较为自然的追问、探求前提。
上卷：天，着重描写了古城村的前世及“我”（或者“天赐”）前辈人的生活，类似于一个“前我”时期，主要的活动人物为“我大”甚至“我爷”那辈人，这些人借助于庙会、取水等仪式活动进行了对“祖”与“天”的虔诚沟通，奠定了古城村的文化环境。他们的鲜明性格也构成了“我”（或者“天赐”）的性格基因，为“我”生而为“我”找到了历史答案。这样的先辈生活围绕“我大”（王银海）形成一条暗线，标志着“我”（或者“天赐”）的叙事展开的前向延展，写出了主人公的生存之根。“我”（或者“天赐”）在这卷中更多以孩童形象出现，通过“我”（或者“天赐”）不断想“掺和”前辈人的重要事件表现出“我”（或者“天赐”）的人生发展明显与前辈生活暗线的交融，主人公孜孜不倦地从这条暗线中获得养生，努力生长，促进“家乡文化”的代际传承，在中卷：地中完成明暗线索的顺利交接。具体如表4所示：
中卷叙事中，前辈人的生活开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我”（或者“天赐”）人生的登场。“我才发现，我所热爱的那些人，都是以不同的死亡形式与我告别，退出自己的人生舞台的。”③还原了“家乡故事”中生老病死的自然更替，主人公继承了“我大”的性格也开始成为“大”由孩童成为家族支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责任感。尽管这种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我”（或者“天赐”）也因为人生的“失误”被迫“逃离”，但最后选择“回归”巩固了这条明显的顺利发展。因为前辈人的年老，后辈人的年幼，中卷也成为“我”（或者“天赐”）这条明显发展最突出的一卷。
下卷叙事中，后辈的成长带了古城村新一轮的血液更新，曾经封闭的村庄走出了越来越多去外地“谋生”的年轻人，原本的“故乡”在后辈人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沉寂，“我”（或者“天赐”）由建设者转变为守望者。儿子王平安也选择参军离开了这片土地，“我”（或者“天赐”）无力改变后辈人的选择。其中开始酝酿一条后辈人向前发展的暗线。后辈人的发展象征着“后我”时代的到来。这样的安排延展了“我”（或者“天赐”）的人生辐射区域，作家不再将笔墨局限于“个别”人物的特色，而是将“个体”放置于“群体”发展中，审视他的“来”与“去”。
“家乡故事”是叙事的外在层面，在讲述中主体“构建起一种源自中国文化、中国生活和民族力量的中国精神，这是中国故事需要被创造性叙述的真正价值期待于文化旨归。”④作家通过多元叙事策略的综合应用不断寻找升华着“家乡故事”中的“家乡精神”，在对“我”（或者“天赐”）的人生叙事中探索着那颗“守望家乡”的初心。
注释：
①王旺山：《铁花》，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第457页。
②（美）西摩·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③王旺山：《铁花》，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第457页。
④金春平：《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 “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及范式》，《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05期。
参考文献：
[1]王旺山.铁花[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
[2]王旺山.守望或者游牧[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王旺山.以时代的名义绽放[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4]王旺山.寻找另一个自己[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5]（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美）戴維·赫尔曼，詹姆斯·费伦等.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M].谭君强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7]金春平.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 “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及范式[J].民族文学研究，2019（05）.
作者简介：
刘鑫，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副教授，现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