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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政论多疾病修辞，“新时期”初期文论泛滥伤痕修辞，二者的差异透露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有机增生性的内在疾病具有全局性、弥漫性；匮缺性的外受创伤则带有局部性特征，关联外来异质力量楔入以后分隔出的二元对立格局，极具“宣示价值”。吊诡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在西方列强外部入侵下产生，“文革创伤”则起因于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词”与“物”在此发生“错位”。“病”、“伤”修辞在历史语境中分别反映出“忧思-自省”与“控诉-自清”两种相异心态。这种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密切关联。
关键词：修辞；疾病；创伤；现代性体验；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徐一超，男，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化理论研究；陆扬，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20-08
“现代性”（modernity）在西方从理性世纪经启蒙时代到工业革命，再到对工业革命成果的反思，已经具有一段悠久的问题史。国内学界近年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性理论，不乏有学者呼吁探讨中国现代性富有历史具体性与本土性的独特问题和提问方式。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应当有她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语境。虽然，时至今日基于“问题意识”的中国本土现代性理论尚还薄弱，但中国近代以来动荡多变的历史文化情境中，无疑存有丰富的现代性体验与理论开掘的可能性。有鉴于斯，本文试图提出“伤病修辞”这一问题，通过对晚清政论与“新时期”初期文论中修辞运用的比较考察，探究近代变局以来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性体验心态及其变动趋向。
“病”与“伤”的修辞分别在晚清政论与“新时期”初期文论中密集出现，这是本文将其作为代表性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的缘由。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时期内分别只存在某一类修辞方式，而是强调疾病修辞在晚清、伤痕修辞在“新时期”初期相对突出且又普遍存在而已。事实上，“新时期”初期的文论中也不乏将“四人帮”及“文革”动乱称作“毒瘤”、“瘟疫”等的疾病修辞，但都不如“伤痕”这一创伤修辞那样具有代表性。
“伤病修辞”的提法是本文的一个尝试。既有的类似研究或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影响下，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学创作中的疾病隐喻进行分析；或借鉴西方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关注“伤痕文学”以及近代以来一系列创伤事件。本文有意将二者相关联，立足于“疾病”与“创伤”的细微差别，引入现代性与新修辞学的理论视野，通过对两类修辞差异性的比较，分析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文学作品中疾病或创伤事件的隐喻和叙事，本文则主要聚焦政论和文论，对“病”与“伤”的修辞名谓本身进行“症候阅读”，据此考察心态差异。故而外延更为广泛的文艺作品中的伤病修辞，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一、现代性体验及其修辞症候
近代变局开启了中国现代性体验的进程。张志扬对现代性的中国问题进行过思考，他关注到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及其反思与转化形态，并指出应将其视作“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现代性自我意识程度的标志”[1]（P38）。但基于“创伤记忆”的分析在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追问。王一川就认为，“创伤记忆论”未能向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体验的心理层面深入发掘，他质疑道：蒙受创伤的人内心有着怎样的感受？“创伤”在他心里激起了对于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哪些深层反应？很显然：
这些却是“创伤”一词很难表达完整的。……“创伤”引发了怎样的内在心灵创痛？它激起了怎样的深层心理变化？这种深层心理变化的要素和结构怎样？这些都是需要比“创伤”更进一步的词语去传达的。[2]（P73-74）
他敏锐地指出“创伤”一词在研究中的表意局限以及现代性问题研究中“内在心灵”、“深层心理”的重要性。事实上，“创伤”是一种修辞表述，而这一措辞本身就能透露出修辞主体的内在心态，它“很难表达完整”、需要“更进一步的词语去传达”的，正是这种有待读解的内心体验。阿尔都塞主张通过“症候阅读”从概念的“空缺”中发现新的“总问题”，将一个没有相应疑问的答复通过新的问题结构生产出来，亦同此理。1在这一思路下，作为修辞症候的“创伤”言说正暗含某种“无问之答”，修辞名谓本身的“空缺”就指向有待提出的新的“总问题”：不仅是“它激起了怎样的深层心理变化”，更在于它本身就透露着怎样的心态信息。
张志扬的修辞与王一川的追问联缀在一起，正勾勒出一条探询中国现代性体验问题的可行路径：透过历史语境中的修辞运用，读解修辞主体的体验心态。桑塔格在影响深远的《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呈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从修辞症候出发，进而关注主体内在心态的思路。如她从“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中，读解出“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
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3]（P77）
舍勒也说过，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变“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躯、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4]（P1409）。可见，心态是现代性问题的重要一维，关注这一问题的先驱学人，都将视点向转型社会中人的精神内面移置，以期把握人类对“现代性”的活生生的微观体验。现代转型不只是“经济基础”及其驱动下的“上层建筑”的变动，更是这一切的基本构成与行动元素——人的内面棱镜的转角。
但现代转型的亲历者不尽是理性的反思者，更多只是感性的体验者。他们的心理内面与情感态度，不是被有组织、有意识地径直陈述，而是孕生于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它们也许并非深藏于我们大脑和内心之中的静态实体，而更多是一种过程性、塑成性的心理状态，不会被直接表达，甚至并不先于表达而存在——主体心态的“空白”有待接受者去填补。一如詹姆森所言，“那种不可言喻、难以名状的内心感情，其外部只能由像譬如疾病症状一类的外壳标志出来”[5]（P236），作为外部表征的符号活动往往能透露出主体无意识的情感讯息，这正为面向言语修辞的症候阅读提供了可能。 张志扬运用的“创伤”修辞其实在“新时期”初期的知识界早已大量出现。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题为“伤痕”的小说，轰动一时。小说中，主人公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6]这施暴者被认定为“四人帮”，而这种声言“伤痕”的修辞手段也成为当时文化界反思“文革”的主调，如周扬言：
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7]
所谓的“伤痕文学”，也被这样认定下来。有人即做出这样的界定：“以《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为代表的最初一批短篇小说，主要是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给我们党和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创伤为特色的，所以被有些人称做‘伤痕文学’。”[8]
与此遥遥相对的，是晚清政论中隐喻时局、表露忧思的疾病修辞。据台湾学者杨瑞松考察，1894年12月，《万国公报》转载《法国时报》评论，称“今东方又有一病夫矣”；1895年，严复感叹“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而“Sick Man”在此前的西方舆论界也已是一个惯用的修辞表述。1虽然“病夫”之喻最初被晚清知识界使用可能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疾病隐喻自严复首用以后在国人中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晚清文人对它的普遍接受与广为传用无疑也是认同与某种集体心态的表征。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写道：“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9]（P13）此后，感慨中国病入膏肓的疾病修辞在晚清政论中大为流行，一如：
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居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10]（P431）
晚清与“新时期”初期这两种遥相呼应的修辞很少一起被论者留意，同为修辞症候、看似相仿的“伤”与“病”，也很少被比较分析。在笔者看来，伤病修辞中“病”与“伤”的喻指称说具有差别显著的表意效果，二者的运用主体也呈现出颇可玩味的差异心态，而这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语境中尤为意味深长。
二、“疾病”与“创伤”的差异比较
以疾痛隐喻社会腐败或不公早已是一种古典修辞方式，自柏拉图以降延绵至今。2但伤病修辞中同样标志生命有限性的“疾病”与“创伤”存在值得留意的差别。桑塔格注意到，“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就是受了报应”[3]（P40）。她未曾进一步联想的是，创伤在史诗中却如此相异地与英雄主义相联。在《伊利亚特》中，负伤的英雄“伤口血流不止，/颜色乌红。然而，他意志刚强，神色坚定”。不仅如此，“所有以往作战最勇猛的壮士，此时/都已卧躺船边，带着敌人手创的/剑伤或枪痕——特洛伊人的勇力一直在不停地添增！”[11]（P270）
对于疾病与创伤差异的比较，莱辛提供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起点：
这位诗人在加强和扩大身体痛苦观念方面显出多么神奇的本领啊！他选用的是一种创伤，而不是一种身体内部的疾病，因为创伤比起身体内部的疾病可以产生一种更生动的形象，尽管身体内部的疾病也是很痛苦的。[12]（P24-25）
莱辛敏锐地感知到“伤”与“病”的差别，并指出由此产生的艺术表现效果上的差异。“身体内部的疾病”具有内在的生发性，因而“生病”；创伤却具有外受性，故而“受伤”：这当是两者最明显的差别。它们另一组鲜明的差异在于：疾病的有机增生性以及创伤的匮缺性，这也导致两者与生命体之间的不同关系。据福柯考察，一直以来疾病都被视作一种“大型有机赘生物的形象”[13]（P170），是对生命体寄生基础上的自我增生与他体消耗。后来它才被认知为一种机体自身的状态：疾病的空间与机体空间相叠合，感知疾病就是感知身体的某种方式。[13]（P215—216）但无论怎样，具有病理生命的疾病是有机的，它与生命之间始终具有某种同构的相似性：疾病的秩序是生命世界的“复写”，它们具有同样的结构、分工形式与布局，“人们在疾病中辨认生命，因为对疾病的认识正是建立在生命的法则上”。[13]（P6-7）
与此不同的是，创伤始终代表一种匮缺，一种生命体遭受的亏损性伤害。创伤的概念与机体有效抵抗刺激的屏障出现裂口有关；在造成“裂口”的基础上，它进而“在有机体能量的功能方面造成大规模的障碍，并且调动起体内一切可能的防御性措施”。[14]（P30）疾病是有机的、“亲生命”的，创伤却是无机的外部异质物对有机生命的生生楔入。创伤引发的后续的有机生理变动，譬如感染，也只是创伤行为终止后的机体自身反应。
疾病有其自身的病理生命，因而内蕴某种时间延续性与发展余意，是一个长久的事项。创伤的一次打击却是即时施成性的，它意味着某种“中断”与“区隔”：创伤造成以后，异质性的外来物随即撤走，空余一个无辜、受伤的生命体。因此，疾病关联“时间”，创伤关联“时刻”。在空间意义上，疾病是整个机体的全局病变，创伤则是躯体的局部外损。此外，创伤联想还赋予施、受双方鲜明的价值分立，这种对施暴-受害者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却少与疾病相关。因而在时空联想上，疾病是全局性、弥漫性的，创伤则是局部性的，关联一个嵌入节点分隔出的边界清晰的对立格局。
疾病的内向性也就是病因的相对隐秘，使得疾病的联想暧昧、模糊，易于创生神秘感与恐惧，所以多被当作隐喻用来描绘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失当的事物。相较之下，创伤的外向性在于伤口通常外露可见，致伤原因与对象相对容易认定，这就决定了创伤无法具备疾病那样含混的联想意蕴。此外，内部生发性的疾病通常意味着从一种健康、安定的状态患病，而创伤时常唤起对“争斗”的联想——在斗争情境中受伤。与此相关，患病后总是期望恢复先前的健康状态，受伤则关联着对争斗中对立一方的控诉与追责。 与疾病相比，创伤还独具“宣示价值”，这是指对于伤病状态的公共宣称及其影响。疾病意味着身体内部的变乱，病因隐晦，病理趋向不确定。它的暧昧不明使之在许多场合都成为言说的禁忌。因而个体性的疾病通常不具有很高的宣示价值。相较之下，创伤却极具可宣示性：创伤暗含施及对象的无辜受损意义，其因由又相对确定，因而在受伤与施暴者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明确关联——激烈控诉，要求补偿；创伤的公共宣称也就能够渲染情绪，争取同情。无论是个人性的受伤事件还是群体性的创伤记忆，无疑都富有这样的宣示价值。而正如当代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所言，对于创伤记忆的文化建构正是要依赖这种对损伤性的宣称与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等层面进行补偿、重建的吁求。1
需要说明的是，创伤事实上也是一种广义上的病，疾病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故而疾病与创伤这对范畴并非截然分立。本文仅在狭义层面基于二者的显著差异进行对举、阐发。下面我们将回归伤病修辞的历史语境，考察中国现代性体验中“病”与“伤”分别表征的两种心态类型。
三、伤病修辞的“错位”与两类心态
依据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历史语境下伤病修辞运用中的一重吊诡。晚清“疾病”针对的是列强入侵这一民族危机，这种侵犯力量显然具有外来性。那么，这种危难的外受性不是类乎“创伤”吗？与此相反，“文革”其实是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官方对这一事变的最终认定也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5]（P30）。既如此，这种被言说为“创伤”的内部变乱不是更像“疾病”？“词”与“物”的“错位”在这里发生了。
但果真是错位吗？事实上，“言说”与“现实”间的能动性罅隙恰恰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修辞正是历史在场者心灵世界的“症候”。一定程度上说，具有主体能动性与建构意义的话语与修辞，是否就可以视作某种社会现实？
“错位”了的伤病修辞其实正反映出晚清“士大夫”型传统文人和“新时期”体制化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变局时，迥然有别的心态特征。疾病隐喻负载着对生命体全局状态的内向体认，对内在病情的隐忧，以及对疗救、康复的渴望，这都与晚清智识者心系天下、忧国忧时的心态相契合。面对外强入侵，少见他们对侵略者激烈谴责，更多却是自感国体之病，在病体之内找原因：“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16]（P2）晚清文人在疾病修辞中时时透露出对国体病况、民族存亡的深度忧虑，又不甘抱病等死，而是始终执着于寻找病因与疗救之方：“故必知其病根之伏于何处，又知酿成此病者属于何人，然后治疗之术可得而讲焉。” [10]（P427）对他们而言，通过反躬自省与内部的变革性调整疗救整个病体，回复先前“天朝上国”的强健、安定状态，是自觉担起的责任：“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国之道亦在是。……是在少年！是在吾党！”[10]（P432）
与此相对，“文革”后对内乱的“伤痕”认定，却传达出修辞主体的挫伤感与控诉、自清吁求，这正是基于创伤修辞所关联的二元分立格局。创伤已经造成，时间却也被隔断，无论过往多么不堪回首，当下与将来都只有一个亏损却已洁净了的无辜受难体。受伤的原因是可确定的，所要做的便是认定施暴者，揭批、惩恶，然后转入新的生活。因此，“揭批林彪、‘四人帮’依然是当前创作中的重大主题。……郁结于人们心头的创痛，只有在不尽的倾吐之后才能得到愈合”[17]。对“创伤”的宣示、对异质“他者”的控诉，意谓且强化着自我清白的“正义”感与无辜受难的有偿性，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新时期”知识界表现出对二元对立的高度执着，由于创伤事件的楔入，“我们”与“他们”、受害与施暴、清白与罪恶，一切都被二元划分和尖锐对立起来，缺少了晚清士人那种个体-国体的有机交互性与自我担当。即使在晚清对关乎民族存亡事态的修辞言说中，划分与对立也远没有如此剧烈。
舍勒在分析“怨恨”（Ressentiment）1现象时对怨恨心理与报复感进行过比较。在他看来，两者都源自遭受到的攻击或伤害，但直接产生的对抗冲动被抑制、延宕，而这种克制、延缓又与当时的“无能”、“软弱”感相关。舍勒还敏锐地观察了两者的区别：怨恨受更强烈的无能感的抑制，且是更为深重的生存性体验，与受伤害者的此在（Dasein）和所在（Sosein）相联。报复感存在特定的针对对象，但它在某一特定对象上越少得到满足，就越容易转变为怨恨。怀有怨恨心态的人“不能说他‘对什么’感到害怕和畏惧，‘对什么’无能”，与怨恨有关的“与其说是具有特定对象的畏惧，毋宁说是那种深受压抑的生命感觉”。2
在这一视野下，我们发现，晚清的修辞心态相对趋近舍勒所说的“怨恨”，而“新时期”的创伤体验则更接近“报复感”。伤病修辞都折射出危机事件中的受挫、无力感，但晚清政论中显然充满更为深重的生存性思虑。晚清疾病修辞呈现出的并不是对侵略者的激烈指控，而是一种反身性、全局性的生存忧患意识。但“文革”后的创伤修辞大都与“四人帮”这一特定的控诉对象紧密接合：“控诉，从既定概念出发，从‘四人帮是万恶之源’的概念出发，尽情地控诉，一切会多么简单明了！”[18]。这种局部归因、“简单明了”的“报复”式“反思”是不是流于肤浅？它正如巴特所说的那种“种痘”[19]（P210-211）的“神话”，将罪责“转移到一小撮恶棍身上，经由这公开表明了的小恶，像一个细微而又难看的脓疱那样被集中关注，却暂时忽视了真正的恶”[19]（P78）。这是不是一种危险的情绪？事实上，在报复感针对的特定对象即“四人帮”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时，知识界很快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现在再写‘伤痕’，就不深刻了，作家必须与国家大事结合起来，写出能鼓舞人、有助于人们解决新矛盾的作品来。”1在惩“恶”扬“善”的创伤治疗机制下，为了追求“深刻”、迅速转入光明的“新时期”，“伤痕”修辞是可以被很快撤除的，但灾难记忆与“真正的恶”却可能持续弥散。 至此可以概括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以疾病修辞为表征的内向型“忧思-自省”心态与以创伤修辞为表征的外向型“控诉-自清”心态。前者基于有机性的生命感、弥漫性的时空意识，对存在过程中的变乱进行反思性认知，以期通过自体内部的全局性调整逐渐回复原态。后者基于局部外侵的无机异物感、边界清晰的隔断性时空意识，对生存进程中的苦难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归因与自清，以期通过对局部异质性因素的打击、涤除迅速转入全新状态。前者深重，后者轻浅。然而百年之中，这种由此及彼的心态转型何以发生？
四、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之“魅”
将现代变局陈说为“病”或“伤”的修辞是现代性体验心态的言语表征，也就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其现实处境的能动性想象与体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主体的想象是其重要特征。2不同理论家对“意识形态”有不同的界定，阿尔都塞的定义相对宽泛通脱。他认为，意识形态不只在阶级社会才存在，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20]（P227-228）。作为独特“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不只是狭义的政治范畴，更指涉了主体对世界的体验策略。将中国现代性体验进程与意识形态嬗变相关联，或许能为“忧思-自省”到“控诉-自清”的心态转型开启一道解释的门径。
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主流及其思维方式深度影响的结果。百年之内，主流意识形态嬗变的显著特点是：立场鲜明的二元对立格局与发扬蹈厉的斗争色彩，以及二者愈益加强的趋势。而这也正是“控诉-自清”心态独具的特征：曾经对立斗争中的受害者，复以清白、正义之身回击施暴者。
从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的介入开始，文艺就被训导做“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21]（P5）。旗帜鲜明的敌我区分与武装器械的无情打击欲望被极大程度地强调，整个知识界从理论话语到创作实践自此都深受这种爱憎分明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敌人”也始终存在，因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话语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和心理格局，更是成为不能抹销的集体无意识。在“控诉-自清”心态泛滥的“新时期”，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不仅可以潜藏于“伤痕”修辞之中，更能被表白得如此醒豁：“我感到只有对‘四人帮’恨得切齿，我们才会对……党中央爱得深挚。”[22]
这种绝对的二元分立思维与你死我活的斗争欲望，正是“文革”的病因之一，但时人对“文革”的认知与反思竟仍建基于这一心态。事实上，对立斗争思维模式在知识界的广泛影响，甚至可以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某些话语。早在那时，倡言“革命文学”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呼喊道：
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前进！你们没有听见这雄壮的呼声么？
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23]（P132）
以文艺、言辞为武器，联合起来的绝对正义的“我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击绝对罪恶的对立者：从“革命文学”到“左联”文艺，中经“延安整风”，直至“十七年”巩固的思想文化体制，正是20世纪意识形态主流的嬗变路径，也是其对立斗争思维对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心态的“附魅”过程。
反观晚清，在现代性变局的起点上，知识界可谓刚刚被惊醒，一种主体的自我意识尚在形成中。当文人感慨“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9]（P7）之时，作为“他者”的侵略者其实正启发国人开始清醒地自我认知。如萨特所言，“我对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他人显现”，唯有通过“他人”这一中介，“我”方能像对待客体对象那样认知、反观自我。[24]（P292）这个强大的“他人”也就成为成长之初的主体自救、自强的资源与榜样，而非嫉视、斥责的对象。因此，这一时期的知识界心态主要是自我反思性的“忧思-自省”。而在此后的数十年中，生成了的主体不断通过对异己力量的排斥与克服实现自我巩固，日益强化的主体意识与渐成主流的对立斗争思维相辅相成，直至分立出发扬蹈厉、清白的“我们”与末路穷途、被控诉的“他们”。随着意识形态之“魅”的附身，亟待疗治的自体之“病”也就演化为关涉斗争与反斗争的“伤痕”。
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还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晚清文人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特征，“修齐治平”是他们的理想。对他们来说，“天朝上国”本应该清明强盛，现世的各种乱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25]。因而他们表露出个人-国家休戚与共的病患体验与救国救民志愿：“以上所论列，中国病源，略尽于是矣。……国也者，吾之国也，吾爱之，不能坐视其亡而不救也。”[10]（P427）
与此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另册中的知识精英”，体制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言行选择等都取决于执政系统的实用性纲领与需要，或是被团结、利用，或是被打击、改造。[26]（P308）在意识形态主流和政权强力的联合规训下，他们既被要求以这种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方式去批评、创作，又普遍成为对立斗争的思想运动所针对的对象。经过这种长期的影响，他们在“文革”后的公共言论中所表露的，就既是一种潜移默化、难以移易的对立斗争思维，又是确实历经创痛以后对同情、补偿的呼唤。而“伤痕”，从其内在的二元对立格局与运用主体的无辜、清白性来看，就成为一种正当其用的修辞话语。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的伤病修辞史可以视作中国现代性的体验史，也是知识界思想文化生态及其嬗变的写照。本文仅选取了两个代表性时间段比较考察。事实上，从晚清“病夫”之喻，到鲁迅致力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7]（P393），再到胡风指出“精神奴役的创伤”[28]（P189），直至“新时期”认定的“伤痕”：这一由“病”到“伤”的嬗变路径依然蕴藏着丰富的阐释可能。 然而也应看到，在当年“伤痕”的主流认定之外，一些反思者运用了相异的修辞。1979年就有文章写道，“需要鞭笞和唤醒的，首先应当是那些毒液渗到了血液中，在毒液中沉睡还自以为清醒”的“沉睡者”。[18]后来，巴金说“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大家都有责任”[29]（P414），陶东风则发现“我们机体中的毒瘤”要“时时扼住我们走向好生活的步伐”[30]（P28），如此等等。
伤病修辞史没有下限。至于中国现代性体验，我们也还身在其中。修辞本身并不是真理，但是可以说，通过比喻的说法，它是在接近甚至创造“真理”。[31]（P172）由是观之，我们的修辞心态，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待真理的一种态度，而我们运用的修辞负载着活生生的当下体验，它们又将层累为经验，传于后来。
参 考 文 献
[1] 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 舍勒：《“谐调时代”中的人》，载刘小枫：《舍勒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 卢新华：《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7]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载《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8] 杜雨：《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0日.
[9] 严复：《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1] 荷马：《伊利亚特》，陈中梅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12] 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3]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4]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陈泽川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 张之洞：《劝学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7] 吉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谈一九七九年若干中短篇小说》，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
[18] 林大中：《“控诉文学”及其他》，载《读书》1979年第1期.
[19] 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0]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
[22] 卢新华：《谈谈我的习作〈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10月14日.
[23]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成仿吾，郭沫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
[24]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北京：三联书店，1997.
[25]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26] 孙津：《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化与生成》，载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7]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28]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载《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
[29] 巴金：《随想录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3.
[30] 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1] 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关键词：修辞；疾病；创伤；现代性体验；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徐一超，男，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化理论研究；陆扬，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20-08
“现代性”（modernity）在西方从理性世纪经启蒙时代到工业革命，再到对工业革命成果的反思，已经具有一段悠久的问题史。国内学界近年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性理论，不乏有学者呼吁探讨中国现代性富有历史具体性与本土性的独特问题和提问方式。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应当有她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语境。虽然，时至今日基于“问题意识”的中国本土现代性理论尚还薄弱，但中国近代以来动荡多变的历史文化情境中，无疑存有丰富的现代性体验与理论开掘的可能性。有鉴于斯，本文试图提出“伤病修辞”这一问题，通过对晚清政论与“新时期”初期文论中修辞运用的比较考察，探究近代变局以来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性体验心态及其变动趋向。
“病”与“伤”的修辞分别在晚清政论与“新时期”初期文论中密集出现，这是本文将其作为代表性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的缘由。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时期内分别只存在某一类修辞方式，而是强调疾病修辞在晚清、伤痕修辞在“新时期”初期相对突出且又普遍存在而已。事实上，“新时期”初期的文论中也不乏将“四人帮”及“文革”动乱称作“毒瘤”、“瘟疫”等的疾病修辞，但都不如“伤痕”这一创伤修辞那样具有代表性。
“伤病修辞”的提法是本文的一个尝试。既有的类似研究或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影响下，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学创作中的疾病隐喻进行分析；或借鉴西方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关注“伤痕文学”以及近代以来一系列创伤事件。本文有意将二者相关联，立足于“疾病”与“创伤”的细微差别，引入现代性与新修辞学的理论视野，通过对两类修辞差异性的比较，分析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文学作品中疾病或创伤事件的隐喻和叙事，本文则主要聚焦政论和文论，对“病”与“伤”的修辞名谓本身进行“症候阅读”，据此考察心态差异。故而外延更为广泛的文艺作品中的伤病修辞，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一、现代性体验及其修辞症候
近代变局开启了中国现代性体验的进程。张志扬对现代性的中国问题进行过思考，他关注到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及其反思与转化形态，并指出应将其视作“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现代性自我意识程度的标志”[1]（P38）。但基于“创伤记忆”的分析在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追问。王一川就认为，“创伤记忆论”未能向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体验的心理层面深入发掘，他质疑道：蒙受创伤的人内心有着怎样的感受？“创伤”在他心里激起了对于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哪些深层反应？很显然：
这些却是“创伤”一词很难表达完整的。……“创伤”引发了怎样的内在心灵创痛？它激起了怎样的深层心理变化？这种深层心理变化的要素和结构怎样？这些都是需要比“创伤”更进一步的词语去传达的。[2]（P73-74）
他敏锐地指出“创伤”一词在研究中的表意局限以及现代性问题研究中“内在心灵”、“深层心理”的重要性。事实上，“创伤”是一种修辞表述，而这一措辞本身就能透露出修辞主体的内在心态，它“很难表达完整”、需要“更进一步的词语去传达”的，正是这种有待读解的内心体验。阿尔都塞主张通过“症候阅读”从概念的“空缺”中发现新的“总问题”，将一个没有相应疑问的答复通过新的问题结构生产出来，亦同此理。1在这一思路下，作为修辞症候的“创伤”言说正暗含某种“无问之答”，修辞名谓本身的“空缺”就指向有待提出的新的“总问题”：不仅是“它激起了怎样的深层心理变化”，更在于它本身就透露着怎样的心态信息。
张志扬的修辞与王一川的追问联缀在一起，正勾勒出一条探询中国现代性体验问题的可行路径：透过历史语境中的修辞运用，读解修辞主体的体验心态。桑塔格在影响深远的《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呈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从修辞症候出发，进而关注主体内在心态的思路。如她从“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中，读解出“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
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3]（P77）
舍勒也说过，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变“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躯、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4]（P1409）。可见，心态是现代性问题的重要一维，关注这一问题的先驱学人，都将视点向转型社会中人的精神内面移置，以期把握人类对“现代性”的活生生的微观体验。现代转型不只是“经济基础”及其驱动下的“上层建筑”的变动，更是这一切的基本构成与行动元素——人的内面棱镜的转角。
但现代转型的亲历者不尽是理性的反思者，更多只是感性的体验者。他们的心理内面与情感态度，不是被有组织、有意识地径直陈述，而是孕生于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它们也许并非深藏于我们大脑和内心之中的静态实体，而更多是一种过程性、塑成性的心理状态，不会被直接表达，甚至并不先于表达而存在——主体心态的“空白”有待接受者去填补。一如詹姆森所言，“那种不可言喻、难以名状的内心感情，其外部只能由像譬如疾病症状一类的外壳标志出来”[5]（P236），作为外部表征的符号活动往往能透露出主体无意识的情感讯息，这正为面向言语修辞的症候阅读提供了可能。 张志扬运用的“创伤”修辞其实在“新时期”初期的知识界早已大量出现。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题为“伤痕”的小说，轰动一时。小说中，主人公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6]这施暴者被认定为“四人帮”，而这种声言“伤痕”的修辞手段也成为当时文化界反思“文革”的主调，如周扬言：
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7]
所谓的“伤痕文学”，也被这样认定下来。有人即做出这样的界定：“以《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为代表的最初一批短篇小说，主要是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给我们党和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创伤为特色的，所以被有些人称做‘伤痕文学’。”[8]
与此遥遥相对的，是晚清政论中隐喻时局、表露忧思的疾病修辞。据台湾学者杨瑞松考察，1894年12月，《万国公报》转载《法国时报》评论，称“今东方又有一病夫矣”；1895年，严复感叹“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而“Sick Man”在此前的西方舆论界也已是一个惯用的修辞表述。1虽然“病夫”之喻最初被晚清知识界使用可能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疾病隐喻自严复首用以后在国人中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晚清文人对它的普遍接受与广为传用无疑也是认同与某种集体心态的表征。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写道：“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9]（P13）此后，感慨中国病入膏肓的疾病修辞在晚清政论中大为流行，一如：
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居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10]（P431）
晚清与“新时期”初期这两种遥相呼应的修辞很少一起被论者留意，同为修辞症候、看似相仿的“伤”与“病”，也很少被比较分析。在笔者看来，伤病修辞中“病”与“伤”的喻指称说具有差别显著的表意效果，二者的运用主体也呈现出颇可玩味的差异心态，而这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语境中尤为意味深长。
二、“疾病”与“创伤”的差异比较
以疾痛隐喻社会腐败或不公早已是一种古典修辞方式，自柏拉图以降延绵至今。2但伤病修辞中同样标志生命有限性的“疾病”与“创伤”存在值得留意的差别。桑塔格注意到，“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就是受了报应”[3]（P40）。她未曾进一步联想的是，创伤在史诗中却如此相异地与英雄主义相联。在《伊利亚特》中，负伤的英雄“伤口血流不止，/颜色乌红。然而，他意志刚强，神色坚定”。不仅如此，“所有以往作战最勇猛的壮士，此时/都已卧躺船边，带着敌人手创的/剑伤或枪痕——特洛伊人的勇力一直在不停地添增！”[11]（P270）
对于疾病与创伤差异的比较，莱辛提供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起点：
这位诗人在加强和扩大身体痛苦观念方面显出多么神奇的本领啊！他选用的是一种创伤，而不是一种身体内部的疾病，因为创伤比起身体内部的疾病可以产生一种更生动的形象，尽管身体内部的疾病也是很痛苦的。[12]（P24-25）
莱辛敏锐地感知到“伤”与“病”的差别，并指出由此产生的艺术表现效果上的差异。“身体内部的疾病”具有内在的生发性，因而“生病”；创伤却具有外受性，故而“受伤”：这当是两者最明显的差别。它们另一组鲜明的差异在于：疾病的有机增生性以及创伤的匮缺性，这也导致两者与生命体之间的不同关系。据福柯考察，一直以来疾病都被视作一种“大型有机赘生物的形象”[13]（P170），是对生命体寄生基础上的自我增生与他体消耗。后来它才被认知为一种机体自身的状态：疾病的空间与机体空间相叠合，感知疾病就是感知身体的某种方式。[13]（P215—216）但无论怎样，具有病理生命的疾病是有机的，它与生命之间始终具有某种同构的相似性：疾病的秩序是生命世界的“复写”，它们具有同样的结构、分工形式与布局，“人们在疾病中辨认生命，因为对疾病的认识正是建立在生命的法则上”。[13]（P6-7）
与此不同的是，创伤始终代表一种匮缺，一种生命体遭受的亏损性伤害。创伤的概念与机体有效抵抗刺激的屏障出现裂口有关；在造成“裂口”的基础上，它进而“在有机体能量的功能方面造成大规模的障碍，并且调动起体内一切可能的防御性措施”。[14]（P30）疾病是有机的、“亲生命”的，创伤却是无机的外部异质物对有机生命的生生楔入。创伤引发的后续的有机生理变动，譬如感染，也只是创伤行为终止后的机体自身反应。
疾病有其自身的病理生命，因而内蕴某种时间延续性与发展余意，是一个长久的事项。创伤的一次打击却是即时施成性的，它意味着某种“中断”与“区隔”：创伤造成以后，异质性的外来物随即撤走，空余一个无辜、受伤的生命体。因此，疾病关联“时间”，创伤关联“时刻”。在空间意义上，疾病是整个机体的全局病变，创伤则是躯体的局部外损。此外，创伤联想还赋予施、受双方鲜明的价值分立，这种对施暴-受害者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却少与疾病相关。因而在时空联想上，疾病是全局性、弥漫性的，创伤则是局部性的，关联一个嵌入节点分隔出的边界清晰的对立格局。
疾病的内向性也就是病因的相对隐秘，使得疾病的联想暧昧、模糊，易于创生神秘感与恐惧，所以多被当作隐喻用来描绘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失当的事物。相较之下，创伤的外向性在于伤口通常外露可见，致伤原因与对象相对容易认定，这就决定了创伤无法具备疾病那样含混的联想意蕴。此外，内部生发性的疾病通常意味着从一种健康、安定的状态患病，而创伤时常唤起对“争斗”的联想——在斗争情境中受伤。与此相关，患病后总是期望恢复先前的健康状态，受伤则关联着对争斗中对立一方的控诉与追责。 与疾病相比，创伤还独具“宣示价值”，这是指对于伤病状态的公共宣称及其影响。疾病意味着身体内部的变乱，病因隐晦，病理趋向不确定。它的暧昧不明使之在许多场合都成为言说的禁忌。因而个体性的疾病通常不具有很高的宣示价值。相较之下，创伤却极具可宣示性：创伤暗含施及对象的无辜受损意义，其因由又相对确定，因而在受伤与施暴者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明确关联——激烈控诉，要求补偿；创伤的公共宣称也就能够渲染情绪，争取同情。无论是个人性的受伤事件还是群体性的创伤记忆，无疑都富有这样的宣示价值。而正如当代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所言，对于创伤记忆的文化建构正是要依赖这种对损伤性的宣称与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等层面进行补偿、重建的吁求。1
需要说明的是，创伤事实上也是一种广义上的病，疾病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故而疾病与创伤这对范畴并非截然分立。本文仅在狭义层面基于二者的显著差异进行对举、阐发。下面我们将回归伤病修辞的历史语境，考察中国现代性体验中“病”与“伤”分别表征的两种心态类型。
三、伤病修辞的“错位”与两类心态
依据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历史语境下伤病修辞运用中的一重吊诡。晚清“疾病”针对的是列强入侵这一民族危机，这种侵犯力量显然具有外来性。那么，这种危难的外受性不是类乎“创伤”吗？与此相反，“文革”其实是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官方对这一事变的最终认定也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5]（P30）。既如此，这种被言说为“创伤”的内部变乱不是更像“疾病”？“词”与“物”的“错位”在这里发生了。
但果真是错位吗？事实上，“言说”与“现实”间的能动性罅隙恰恰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修辞正是历史在场者心灵世界的“症候”。一定程度上说，具有主体能动性与建构意义的话语与修辞，是否就可以视作某种社会现实？
“错位”了的伤病修辞其实正反映出晚清“士大夫”型传统文人和“新时期”体制化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变局时，迥然有别的心态特征。疾病隐喻负载着对生命体全局状态的内向体认，对内在病情的隐忧，以及对疗救、康复的渴望，这都与晚清智识者心系天下、忧国忧时的心态相契合。面对外强入侵，少见他们对侵略者激烈谴责，更多却是自感国体之病，在病体之内找原因：“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16]（P2）晚清文人在疾病修辞中时时透露出对国体病况、民族存亡的深度忧虑，又不甘抱病等死，而是始终执着于寻找病因与疗救之方：“故必知其病根之伏于何处，又知酿成此病者属于何人，然后治疗之术可得而讲焉。” [10]（P427）对他们而言，通过反躬自省与内部的变革性调整疗救整个病体，回复先前“天朝上国”的强健、安定状态，是自觉担起的责任：“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国之道亦在是。……是在少年！是在吾党！”[10]（P432）
与此相对，“文革”后对内乱的“伤痕”认定，却传达出修辞主体的挫伤感与控诉、自清吁求，这正是基于创伤修辞所关联的二元分立格局。创伤已经造成，时间却也被隔断，无论过往多么不堪回首，当下与将来都只有一个亏损却已洁净了的无辜受难体。受伤的原因是可确定的，所要做的便是认定施暴者，揭批、惩恶，然后转入新的生活。因此，“揭批林彪、‘四人帮’依然是当前创作中的重大主题。……郁结于人们心头的创痛，只有在不尽的倾吐之后才能得到愈合”[17]。对“创伤”的宣示、对异质“他者”的控诉，意谓且强化着自我清白的“正义”感与无辜受难的有偿性，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新时期”知识界表现出对二元对立的高度执着，由于创伤事件的楔入，“我们”与“他们”、受害与施暴、清白与罪恶，一切都被二元划分和尖锐对立起来，缺少了晚清士人那种个体-国体的有机交互性与自我担当。即使在晚清对关乎民族存亡事态的修辞言说中，划分与对立也远没有如此剧烈。
舍勒在分析“怨恨”（Ressentiment）1现象时对怨恨心理与报复感进行过比较。在他看来，两者都源自遭受到的攻击或伤害，但直接产生的对抗冲动被抑制、延宕，而这种克制、延缓又与当时的“无能”、“软弱”感相关。舍勒还敏锐地观察了两者的区别：怨恨受更强烈的无能感的抑制，且是更为深重的生存性体验，与受伤害者的此在（Dasein）和所在（Sosein）相联。报复感存在特定的针对对象，但它在某一特定对象上越少得到满足，就越容易转变为怨恨。怀有怨恨心态的人“不能说他‘对什么’感到害怕和畏惧，‘对什么’无能”，与怨恨有关的“与其说是具有特定对象的畏惧，毋宁说是那种深受压抑的生命感觉”。2
在这一视野下，我们发现，晚清的修辞心态相对趋近舍勒所说的“怨恨”，而“新时期”的创伤体验则更接近“报复感”。伤病修辞都折射出危机事件中的受挫、无力感，但晚清政论中显然充满更为深重的生存性思虑。晚清疾病修辞呈现出的并不是对侵略者的激烈指控，而是一种反身性、全局性的生存忧患意识。但“文革”后的创伤修辞大都与“四人帮”这一特定的控诉对象紧密接合：“控诉，从既定概念出发，从‘四人帮是万恶之源’的概念出发，尽情地控诉，一切会多么简单明了！”[18]。这种局部归因、“简单明了”的“报复”式“反思”是不是流于肤浅？它正如巴特所说的那种“种痘”[19]（P210-211）的“神话”，将罪责“转移到一小撮恶棍身上，经由这公开表明了的小恶，像一个细微而又难看的脓疱那样被集中关注，却暂时忽视了真正的恶”[19]（P78）。这是不是一种危险的情绪？事实上，在报复感针对的特定对象即“四人帮”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时，知识界很快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现在再写‘伤痕’，就不深刻了，作家必须与国家大事结合起来，写出能鼓舞人、有助于人们解决新矛盾的作品来。”1在惩“恶”扬“善”的创伤治疗机制下，为了追求“深刻”、迅速转入光明的“新时期”，“伤痕”修辞是可以被很快撤除的，但灾难记忆与“真正的恶”却可能持续弥散。 至此可以概括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以疾病修辞为表征的内向型“忧思-自省”心态与以创伤修辞为表征的外向型“控诉-自清”心态。前者基于有机性的生命感、弥漫性的时空意识，对存在过程中的变乱进行反思性认知，以期通过自体内部的全局性调整逐渐回复原态。后者基于局部外侵的无机异物感、边界清晰的隔断性时空意识，对生存进程中的苦难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归因与自清，以期通过对局部异质性因素的打击、涤除迅速转入全新状态。前者深重，后者轻浅。然而百年之中，这种由此及彼的心态转型何以发生？
四、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之“魅”
将现代变局陈说为“病”或“伤”的修辞是现代性体验心态的言语表征，也就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其现实处境的能动性想象与体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主体的想象是其重要特征。2不同理论家对“意识形态”有不同的界定，阿尔都塞的定义相对宽泛通脱。他认为，意识形态不只在阶级社会才存在，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20]（P227-228）。作为独特“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不只是狭义的政治范畴，更指涉了主体对世界的体验策略。将中国现代性体验进程与意识形态嬗变相关联，或许能为“忧思-自省”到“控诉-自清”的心态转型开启一道解释的门径。
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主流及其思维方式深度影响的结果。百年之内，主流意识形态嬗变的显著特点是：立场鲜明的二元对立格局与发扬蹈厉的斗争色彩，以及二者愈益加强的趋势。而这也正是“控诉-自清”心态独具的特征：曾经对立斗争中的受害者，复以清白、正义之身回击施暴者。
从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的介入开始，文艺就被训导做“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21]（P5）。旗帜鲜明的敌我区分与武装器械的无情打击欲望被极大程度地强调，整个知识界从理论话语到创作实践自此都深受这种爱憎分明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敌人”也始终存在，因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话语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和心理格局，更是成为不能抹销的集体无意识。在“控诉-自清”心态泛滥的“新时期”，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不仅可以潜藏于“伤痕”修辞之中，更能被表白得如此醒豁：“我感到只有对‘四人帮’恨得切齿，我们才会对……党中央爱得深挚。”[22]
这种绝对的二元分立思维与你死我活的斗争欲望，正是“文革”的病因之一，但时人对“文革”的认知与反思竟仍建基于这一心态。事实上，对立斗争思维模式在知识界的广泛影响，甚至可以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某些话语。早在那时，倡言“革命文学”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呼喊道：
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前进！你们没有听见这雄壮的呼声么？
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23]（P132）
以文艺、言辞为武器，联合起来的绝对正义的“我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击绝对罪恶的对立者：从“革命文学”到“左联”文艺，中经“延安整风”，直至“十七年”巩固的思想文化体制，正是20世纪意识形态主流的嬗变路径，也是其对立斗争思维对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心态的“附魅”过程。
反观晚清，在现代性变局的起点上，知识界可谓刚刚被惊醒，一种主体的自我意识尚在形成中。当文人感慨“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9]（P7）之时，作为“他者”的侵略者其实正启发国人开始清醒地自我认知。如萨特所言，“我对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他人显现”，唯有通过“他人”这一中介，“我”方能像对待客体对象那样认知、反观自我。[24]（P292）这个强大的“他人”也就成为成长之初的主体自救、自强的资源与榜样，而非嫉视、斥责的对象。因此，这一时期的知识界心态主要是自我反思性的“忧思-自省”。而在此后的数十年中，生成了的主体不断通过对异己力量的排斥与克服实现自我巩固，日益强化的主体意识与渐成主流的对立斗争思维相辅相成，直至分立出发扬蹈厉、清白的“我们”与末路穷途、被控诉的“他们”。随着意识形态之“魅”的附身，亟待疗治的自体之“病”也就演化为关涉斗争与反斗争的“伤痕”。
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还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晚清文人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特征，“修齐治平”是他们的理想。对他们来说，“天朝上国”本应该清明强盛，现世的各种乱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25]。因而他们表露出个人-国家休戚与共的病患体验与救国救民志愿：“以上所论列，中国病源，略尽于是矣。……国也者，吾之国也，吾爱之，不能坐视其亡而不救也。”[10]（P427）
与此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另册中的知识精英”，体制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言行选择等都取决于执政系统的实用性纲领与需要，或是被团结、利用，或是被打击、改造。[26]（P308）在意识形态主流和政权强力的联合规训下，他们既被要求以这种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方式去批评、创作，又普遍成为对立斗争的思想运动所针对的对象。经过这种长期的影响，他们在“文革”后的公共言论中所表露的，就既是一种潜移默化、难以移易的对立斗争思维，又是确实历经创痛以后对同情、补偿的呼唤。而“伤痕”，从其内在的二元对立格局与运用主体的无辜、清白性来看，就成为一种正当其用的修辞话语。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的伤病修辞史可以视作中国现代性的体验史，也是知识界思想文化生态及其嬗变的写照。本文仅选取了两个代表性时间段比较考察。事实上，从晚清“病夫”之喻，到鲁迅致力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7]（P393），再到胡风指出“精神奴役的创伤”[28]（P189），直至“新时期”认定的“伤痕”：这一由“病”到“伤”的嬗变路径依然蕴藏着丰富的阐释可能。 然而也应看到，在当年“伤痕”的主流认定之外，一些反思者运用了相异的修辞。1979年就有文章写道，“需要鞭笞和唤醒的，首先应当是那些毒液渗到了血液中，在毒液中沉睡还自以为清醒”的“沉睡者”。[18]后来，巴金说“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大家都有责任”[29]（P414），陶东风则发现“我们机体中的毒瘤”要“时时扼住我们走向好生活的步伐”[30]（P28），如此等等。
伤病修辞史没有下限。至于中国现代性体验，我们也还身在其中。修辞本身并不是真理，但是可以说，通过比喻的说法，它是在接近甚至创造“真理”。[31]（P172）由是观之，我们的修辞心态，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待真理的一种态度，而我们运用的修辞负载着活生生的当下体验，它们又将层累为经验，传于后来。
参 考 文 献
[1] 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 舍勒：《“谐调时代”中的人》，载刘小枫：《舍勒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 卢新华：《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7]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载《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8] 杜雨：《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0日.
[9] 严复：《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1] 荷马：《伊利亚特》，陈中梅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12] 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3]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4]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陈泽川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 张之洞：《劝学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7] 吉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谈一九七九年若干中短篇小说》，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
[18] 林大中：《“控诉文学”及其他》，载《读书》1979年第1期.
[19] 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0]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
[22] 卢新华：《谈谈我的习作〈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10月14日.
[23]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成仿吾，郭沫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
[24]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北京：三联书店，1997.
[25]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26] 孙津：《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化与生成》，载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7]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28]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载《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
[29] 巴金：《随想录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3.
[30] 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1] 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