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的视角，任何改变都是创伤，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幾年之前，我在大学心理咨询室里见到一批长大后的留守儿童。那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一些当初看起来积极的社会变革，对一个家庭的伤害，在十几二十年后才得以显现。最近，在一批30岁左右的社会个案身上，我同样看到了社会剧变给家庭和孩子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横扫一切社会阶层的，粗暴而并不简单。
　　比如，你可能万万想不到造成恐婚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计划生育政策。
　　最近连着接待了几个长大成人的非法二胎。他们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风声正紧。父母，尤其是有公职的，只好来一招瞒天过海，把他们送到天高皇帝远的乡下亲戚家养着，父母自己则化装成亲戚去探望他们。他们一般会在3岁或6岁被接回来，不仅完美错过婴幼儿期的亲子养育，更有甚者，回来以后也不许公然管自己的父母叫爸爸妈妈，当着人面儿得叫叔叔婶婶什么的。
　　他们是被藏起来的孩子，仿佛不曾存在过。对于他们，完成与自己家庭的身份认同是件天然困难的事。因为进入家庭晚，看起来他们就像是这个家里的养子，家人真正地接纳他们也是有些困难的。对于自己的来历，从垃圾堆捡来的这种玩笑，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可能会深信不疑。他们另外的一个共同困难，是手足竞争的激化。因为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往往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由父母亲自抚养，生活条件更优渥，跟父母的情感连接也更深厚。常年忍着嫉妒和不公的感觉跟老大争夺资源和宠爱，会让好不容易找到家门的隐形老二一路过来非常辛苦。
　　我也见到了寻求心理帮助的老大，可以想象这是怎么回事吗？老二接回来后，妈妈非常内疚，为了要弥补老二缺失的母爱，拼命把资源倾斜给老二，这让老大震惊和心碎，感觉被妈妈背叛。相形之下，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的孩子们似乎有着不幸中的万幸，反正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公职，能够带着他们住水泥管子，家本身颠沛，但他们是存在的，父母也是存在的。
　　1978年还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9年则是“文革”后第一届的研究生入学，他们是如假包换的天之骄子。然而与骄子之子的孩子在咨询室里的不期而遇，还是非常的令人唏嘘。
　　一位的父亲是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一位的父亲是1979年入学的研究生。然而在他们17岁那一年，父亲都癌症去世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人记得蒋筑英、罗健夫这些曾被大肆宣扬的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算是当年一个精英群体的代表：对时间有着变态的紧迫感，对家国和历史有着变态的责任感。他们拼命工作，发誓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结果还是反被时间夺走，留下孤儿寡母。
　　父亲们的事迹往往是一个单位里的传奇，及至孩子中年，报出父亲的名号，还是会让知情人敬仰和动容。但对于儿女来说，这有何用？一个英名犹在的父亲，和一个能够陪伴他们成长的平常父亲，不由他们选择。父亲在最强大的时刻离去，留下了一座难以超越的山峰，他们的俄狄浦斯任务变得异常艰巨，难免比同龄男生有更大的焦虑。对于英年早逝的父亲，他们往往怀有极具破坏力又不为自己所察觉的潜意识愤怒。
　　90年代初发生了“春天里的故事”，当年敢于下海去闯荡的男人，在原来的单位也大多是能人。他们的孩子现在30左右了，也像父亲一样能干像母亲一样能忍，小时候就在深港一带见过花花世界，格局在同龄人里也算开阔，但是在亲密关系中却显示出不一而足的虚弱。父亲缺席是一方面，留下来的母亲虽然尽力照顾着孩子，但也有好多的情绪需要这些敏感早熟的小孩来照顾。在这些小孩子眼里看到的亲密关系，是一件要么好辛苦，要么好容易毁坏的事情。
　　有的时候，转型期的社会因素可能恰恰是这个案例建构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