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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香格里拉梅里雪山周边雨崩藏族村的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分析了该区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认为这是一个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的典型案例。“轮流制”模式一方面妥善协调与巧妙解决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控制了外来投资。同时避免了由于无序竞争引起的经济利益过于集中现象，对构建雨崩村社会和谐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雨崩村民的增权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村民绝对拥有在村境内的住宿、餐饮、租马等经营权。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一旦有外来旅游企业进入，原来取得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将会被破坏。从此角度讲，制度增权的缺失又时提高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新农村建设构成了阻碍。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开发；轮流制；旅游收入分配；旅游增权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3—0076—08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墨菲(Murphy)在其著作《旅游：社区方法》(T0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一书中提出“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理论，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社区对旅游的响应及如何从社区角度去开发和规划旅游。墨菲把“社区方法(community approach)”的理念与旅游发展思路相结合，旅游被看作一个社区产业，从社区利益出发，由社区确定发展目标、控制开发过程，追求社区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平衡，最终实现社区的发展，社区参与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20世纪90年代，社区旅游概念引入我国，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并相继展开了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们希望为实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找到可行途径。然而，大量的社区旅游发展实践表明：旅游继续被外来投资者及政府所控制，社区常常被排除在利益主体之外，现实中不论是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还是社区参与机制、模式或类型，人们更多的是将社区参与视作达致目标的一种技术手段或行动纲领，普遍忽略了社区参与是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权的过程，不去理解政治以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的重要性，实践上的不成功引起了学者们的质疑和反思。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开始盛行。其最初是为社会工作而提出，现在增权理论已经成为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又扩展运用到了旅游研究领域。阿克马(Akama)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斯彻文思(scheyvens)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研究中，他明确指出，旅游增权的受益主体应当是目的地社区居民，并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维度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增强权能理论基于下列假设：个人之所以经历弱势化、边缘化、缺权化的经验，是因为个人经验深切而全面性的无力感，以致无法与环境交流，实现自己。周围环境中存在着直接与间接的障碍，压迫与限制，使个人无法参与社会实现自我，权能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增加与衍生更多的个人及人际权能。
受国外研究思潮的影响，国内学者对社区增权问题的研究处于起始阶段。左冰等对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孙九霞在社区增权理论框架下提出旅游发展中社区能力建设的基本路径。保继刚等以云南香格里拉雨崩村社区为例，就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意义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内容方面分析，总体来讲大多研究成果涉及社区旅游规划、社区与旅游发展关系、发展政策和社区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等方面，对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均衡性分配及旅游增权的案例挖掘或经验整理还比较薄弱。应该意识到，在我国每一种成功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都具有典型意义，都能为解决同一社区问题提供建议和思路，像雨崩这样旅游资源富集、市场潜力巨大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模式来维护社区利益均衡性以促进当地旅游业持续发展?该区旅游开发模式的社区增权意义有何典型性和借鉴性?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案例点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和社区增权本土化进行了研究，以期能从应用价值上为其他类似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提供借鉴。
2 调查情况说明
2.1调查方法和过程
本文主要以田野调查为主。2008年4月3—5日，笔者参加了在香格里拉迪庆州举行的《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旅游总体规划修编》咨询会，随后赴德钦县梅里雪山脚下的雨崩村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采访，深入考察了社区参与中增权在该区旅游发展实践中的有效性与应用价值，调查程序一般是事先拟好提纲，然后使用观察、座谈、访问等方法，事后再进行简单整理，以获得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具体为：(1)多次赴藏民家中家访，访谈关键人物(如雨崩飘飘之家客栈经营者，雨崩下村85岁的阿茸老人等)；(2)到旅游开发区考察藏民参与旅游经营组织方式；(3)利用空闲在餐馆、客栈、游客休息区向游客发放问卷；(4)记录公开资料内容和牵马送客制度，对旅游资源摄影等。
2.2案例点的选择
选择香格里拉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主要基于下列两点原因：其一，在我国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特殊运作模式不但实现了村民之间旅游收入分配和谐配置问题，得到社会各界较多的认同，而且从深层次看，村民参与过程中的增权效能对调整民族利益、改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二，基于学界目前对社区增权本土化研究的薄弱性，选择该案例点研究有利于弥补或完善传统社区参与理论在实践中的不足，为更多类似地区提供经验。
3 雨崩案例：村民参与旅游开发“轮流制”模式分析
3.1案例点基本情况
雨崩村位于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核心地带，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梅里雪山①脚下典型的藏族村落，分雨崩上村和雨崩下村，四周环山，人口密度较低，生活节奏缓慢，村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存性较强，该景区的自然胜境被海内外游客称为“真正的香格里拉”和“世外桃源”；到2008年止，全村共有34户人家168口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雨崩村至今未通公路，各种因素导致该地区社会经济长期落后于周边村落及其他发达地区。2000年以前，该村很多成年人连小学都未上过，许多村民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笔者在调研时要找略懂汉语 的翻译)。长期以来，雨崩村村民以农业为主，辅以牧业、林业和采集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下，生活较为贫困，村民们虔诚地信仰着藏传佛教，精神生活方面严格恪守着宗教礼规，凡逢年遇节祭会和人生仪礼都严格按照藏族风俗行事，日常文化创造活动保持着与周围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的本质联系，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祭祀活动等都充满着神秘色彩。
3.2村民参与旅游开发“轮流制”模式形成机理
3.2.1 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1)当地旅游资源景观奇特，民族文化保存完整，对外界有较大吸引力。雨崩村所在的旅游区环境至今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是梅里雪山植物分布最为丰富的区域和珍稀古老植物种子基因库，自然生态植被完整，垂直生态系列明显，依次表现为亚热带干旱小叶灌丛、温湿性半干旱灌丛及亚高山叶常绿阔叶林、寒温性针叶林、高山灌丛草甸及流石滩疏生植被和终年积雪带5个垂直系列。在不到一个纬度的范围内包含了半个地球的水平地带性生态景观，这使雨崩村旅游景区生态多样性程度特别高，对游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客源保障成为旅游得以开发的前提。
(2)农村农业现代化受挫，发展急需打破地理生态环境屏障。与内地大部分农村相比，雨崩村地势陡峭，谷坡险峻，地质构造属于三江褶皱带核心区域，是亚洲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遗迹带，学术上称澜沧江板块构造缝合线，地貌区域属于横断山区，古、奇、幽、险是其基本特征，平地几乎无法找到，在雨崩村甚至连一台拖拉机都难以开进，脆弱的地质环境使该村农业现代化受挫，村民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脱贫致富，必须打破当地地理生态环境屏障的不利因素，而参与旅游开发成为最好的选择。
(3)传统生产关系比较松散，村民获利方式具有局限性。没有参与旅游开发前，村民对农业、畜牧业、林业和采集业等传统产业依赖程度比较大，村民的产业活动就是满足自身的生活之需。农业提供村民所需的粮食，林业为建房筑屋和日常柴薪提供基础，畜牧业主要提供高寒山区的乳制品，采集业成为村民获取货币收入的产业，产业类型只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准，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下，与外部之间的联系变成了一种较为松散的市场关系，货币支出和交易很少，这相对于旅游业所具有的低准入、高收益的优势而言，旅游业更能在乡村各大产业中取得支配性经济贡献。
3.2,2“轮流制”模式形成过程
20世纪90年代，雨崩村已经出现了牵马服务，但不是直接服务于游客。村民最初尝到牵马的甜头是为政府部门修建景区运输物资后获得的报酬。对于雨崩村的社区旅游发展，村民们大多认为是由于1989～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在雨崩村附近搭建大本营准备攀登卡格博峰，雨崩村才渐渐被外人所知，随后少量徒步者、背包客等探险型旅游者开始进人雨崩村。1997年后，雨崩村村民在政府的带领和资助下，以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民俗风情为依托，开发旅游景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游客。雨崩景区同时是梅里雪山内转经的必经之路，也是梅里雪山资源核心区所在，主要景点有雨崩神瀑、笑农牧场(大本营)和冰湖等。由于自然风光优美，民俗文化神秘，生态多样性构成了独特的神山文化，成为旅游者向往的世外桃源和心目中“真正的香格里拉”。在游览过程中，因当地交通不便，游客徒步行走自然感到困难，遂产生针对游客的“马帮”服务；此外，由于村庄美景奇特，文化底蕴深厚，地域闭塞，在此可获得心灵自由，使得游客更愿意在此长时间停留，围绕旅游需求，村民开办了家庭旅馆，开展居民接待服务。但是由于利益的驱使，村民在牵马送客和家庭接待出现之初曾经有过“单体家庭行为”，政府没有介入引导，村中也无相应规范的管理机制，整体上缺乏监管，各种各样新的矛盾如拉客、抢客、宰客现象时有发生，游客利益因此受到损害，甚至各户之间为争夺游客吵架、斗殴，严重影响了村民形象。调查所知，为了遏制这一现象进一步发生，在村领导组织下，村民参与旅游接待的“契约”和参与各项旅游服务具体价格在与上级管理部门(德钦县旅游局)协商之后，遵循“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共同致富”一体化共生理念，按照“轮流制”模式，把“不损害别人利益”作为每户(或每人)行动的伦理底线，村民任何不合契约的私自行为都将受到约束。长此以往，自然而成，共生共存的普遍价值成为全村参与旅游服务认同的“普遍真理”。随着“轮流制”的完善和落实，各种不良行为逐渐减少，村中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和谐。
3.3“轮流制”模式组织形式及分配制度
雨崩村“轮流制”是乡村居民在参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规范村民旅游经营行为的准则，是一种对全体旅游参与者的行为具有普遍的、一致的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也是村民服务旅游产品交换、获取经济收益并进行分配的规则。
3.3.1 牵马送客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谋求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追溯历史，云南牵马送客历史悠久，源自古代的“马帮运输”。如今雨崩村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牵马送客的方式参与当地旅游开发。笔者在雨崩村考察牵马送客情况时，有幸遇见85岁的阿茸老人。据他介绍，在旅游开发前，这里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游客进入；旅游开发后，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复杂，山路崎岖，坡多沟深，游客进出均不方便，这样村民牵马送客和运送货物的机会就比较多。2008年，雨崩村34户，户均2至3匹马，牵马时每匹马需由一名专人牵管，将客人送至预定地点。游客在进入雨崩之前，需先进入雨崩旁边的西当村，这样西当村成为进入雨崩村的必经之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游客会考虑自己对资源体验效果最大化而选择“西当一南宗垭口一雨崩”路线，即图中路段①+③(图1、表1)，从西当出发，或骑马或徒步，途中要翻越海拔3700米的南宗垭口，再由垭口下至雨崩村，全程需要5～6个小时。雨崩村村民牵马活动主要在雨崩景区范围内，具体为送游客至景点或送游客出雨崩村，不管是哪种情况，牵马在全村34户之间同样实行“轮流制”。由马队长负责分配马号，依据一定的顺序轮流进行。据调查，游客在景区内游览，可以从雨崩村骑马，到达景区内神瀑及笑农大本营等处；而在游客出村时，一般会选择图中路段④+②，先由雨崩的马匹送游客至尼农村换马，雨崩马匹随即返回，返回时放空，不可随意在路上接送游客。游客在尼农处再由尼农的马匹送至扎郎，再换马，由扎郎马匹最后把游客送至西当。此外，雨崩村在牵马契约中有相同规定：各户需牵马送客(包括亲属在内)，如不经马队长确认，不可擅自出马收取非法利益，违者接受处罚，还要轮空一次。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一起因马队送客引起的利益纠纷。
3.3.2家庭接待
家庭接待是雨崩村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实行“轮 流制”的另一项主要业务，最早实施于1998年。该项制度规定：村民以户为单位轮流接待游客，如果游客太多，轮值户无法全部接待，则剩余游客按轮流制到下一户人家去住宿。村干部统一安排住宿并向游客征收全部费用，标准为20元／人／晚，村干部提取5元／人／晚，剩余15元／人／晚在接待户和轮值户之间进行分配。如果接待户接到轮值户的游客，则要返还给轮值户50％的收益。随着此项制度的推行，家庭接待“轮流制”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迁。(1)1998年6月，村民以户为单位轮当“轮值户”，负责安排住宿，但费用由接待户收取，如游客不到轮值户住宿，接待户要返还给轮值户50％的收益；(2)2007年，全村33户人口分成8组，每组4户，根据抽签，第8组为5户，每天一组当轮值户，负责安排游客住宿，并到接待户收取50％费用(餐饮收入留在“留客户”，不计算在内)，然后在组内进行第二次分配；(3)2008年8月，依然延续2007年调整过的制度，但轮值户到住宿户的收益由原来的50％下降为25％。如果游客自带帐篷在野外宿营，由“当值户”和一名队干部负责向每人收取适当的管理费。据调查，目前雨崩村在自发式开发旅游业后，34户中已经有27户开设家庭客栈。年轻的神瀑客栈老板阿青布、徒步者之家老板阿南柱和梅里客栈老板顿珠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雨崩村原本面临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旅游开发使村民从此走上靠旅游致富的道路，村民参与旅游开发也对摆脱贫困生活状况，传承保护社区生态，提升文化素质起到了促进作用。据调查，1999年雨崩农牧户均收入为3000元。如今旅游服务总收入高达189.73万元，户均5.9万元，增长了19倍。旅游开发后，村民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社会影响等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表2)。
4 从“轮流制”模式看雨崩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中的增权内涵及意义
4.1 “轮流制”模式特点
在我国提倡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环境下，雨崩村村民牵马送客完全是按照一定的契约和顺序参与旅游开发，用契约来捍卫公平、维护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参与机会的均等性。直观上讲是指受益者在利益上的平衡体现，实质上也是对旅游开发控制能力的制衡。对于牵马送客来说，机会的均等性从本质上决定了牵马收入的均衡性，各户即使有多余的时间和劳力，也只能接受契约的监督。在雨崩村出现的“当值户”现象，有点类似于现在所说的“调节过高收入”，其根本原因是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后，具有共同的心理认同，如果不采取均衡分配，则有可能出现户与户、村民与村民的种种不和谐。雨崩村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较好地探索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和旅游收入均衡分配”经验，从经济层面考虑保护了村民参与旅游收益的均衡，避免了由于无序竞争引起的经济利益过于集中现象。这一模式还有效控制了外来投资，使经济收入留在了本地，它已经发展成社区自主的、自我实现的可持续性旅游社区。村民旅游开发在社区参与度、文化传承与保护及社区规范方面的价值探索，本身就是在增加社区权能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4.2“轮流制”模式下体现的社区增权
4.2.1 经济增权：社区村民成为事实上的受益主体，增加了村民收入
“经济增权”指旅游开发为当地社区带来持续的经济收益，发展旅游所赚来的钱被社区家庭共同分享，并使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当前，雨崩村旅游是以当地少数民族为本底和依托而发展起来的，走的是一条具有本地和本民族特色的发展民族经济的路子，在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促使当地民族资源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增收途径的拓展。雨崩村牵马送客和家庭接待“轮流制”模式的实施具有深刻的内涵，该模式的形成和运作实现了旅游收益在村民之间和谐配置问题，在缺少外来资本的参与的情况，依靠社区力量使全体村民获得了经济增权。村民参与旅游开发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配、再分配和妥协的过程，它是通过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合作性竞争，实现户与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通过契约制度的创新和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分工合作定位来保证村民的收入，也是目前该区实现多赢的理想模式和最有凝聚力且比较稳定的形态。
此外，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经济增权还表现在村民实现了就地非农化。村民参与当地旅游开发以后，人人都能参与旅游业，个个都愿意参与旅游业，由于旅游收入远远大于传统农牧业收入，村民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发生改变，解决了村民自身近距离就业问题，旅游收入成为村民旅游扶贫的有效方式。雨崩案例证明，这一新的道路具有长久性、持久性和反返贫的效果。当前，当民族之间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后，民族团结和谐共处就有了具体内涵。
4.2.2政治增权：社区村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强化，搭建了话语平台
社区的政治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所有社区群体的需要与利益，并提供了一个平台供人们就旅游发展相关问题以及处理方法进行交流。“轮流制”模式的出台是出于旅游开发矛盾不断凸显下的集体性规范契约，经全体村民集体讨论并在协议条款上签字画押方能通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经常召开与旅游发展的有关会议，对与旅游发展相关的重大事件必须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并由村民组成的“家长会议制”表决通过。对雨崩社区乡村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结果表明：包括负责马队管理的马队长的选出都是村民集体讨论、共同协商的结果。在我国新农村建设，推进村民自治的背景下，这不仅提高了村民对旅游发展的参与程度，培养了农民的参与意识，而且反映和表达了社区村民的政治利益诉求，在提高了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同时扩大了基层民主化进程。
4.2.3 心理增权：主客形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提高了民族自信心
雨崩村发展乡村旅游，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追求，但从深层上看是民族发展的一种现实努力，是对自身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的存在意义的追寻。事实上，每一种传统文化始终要扎根在生成该传统的共同体土壤中才能“存活”，而它能否扎根于共同体土壤之中，又取决于当下共同体成员对其有用性的认识。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否只能由传统文化的持有者(主位)共同体成员来实施。雨崩村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环境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和精华，村民的文化自觉和社会结构是其传承和发展的关键。在“轮流制”模式下，外地游客前来旅游表现出了对异质性资源文化底蕴的兴趣，能更加尊重当地民族文化，增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深度，并能将其带回客源地，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融入到客源地的主流文化中，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播和发展。村民在获取经济收益作为支撑和动力的同时，民族文化也得到了可持续传承和发展，这大大激发了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形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又可以促进当地村民对民族文化载体在旅游 开发中更充分地展示其精髓，不为强势的客流文化所异化和削弱。
4.2.4社会增权：参与行为规范了社会秩序，增进了民族团结。雨崩村开发旅游具有典型的民间性特征，在自主参与式发展中，村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习惯了传统思维定势的村民在各种宣传和引导下，会主动与旅游者相互接触和交流，主动参与到旅游商品经营中，有了交流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另一方面，村民具备了参与旅游发展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为游客提供了主动热情的服务。另外，在雨崩这样不发达的少数民族贫困社区，经济活动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村民间不完全是经济竞争关系，而是伴随着各种裙带关系。这样，“熟人社会①”中人情和好关系所具有的认同，大大减少了村民在参与旅游发展活动中进行合作的协调成本，从而可能在只有较少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共同受益。不仅如此，雨崩社区制定的乡村旅游管理制度作为社区的乡村习惯法，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村民之间的恶性竞争，在这一特殊区情中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维护旅游接待市场秩序，对调整民族利益、改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边疆稳定等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5 结语及启发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是一种依赖于当地少数民族，又对其产生作用的特有的民族经济活动，既具有经济学意义，又具有民族学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乡村旅游被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成为新的增长点和亮点。雨崩村在自主发展社区参与旅游时，制定的一整套规范使村民利益共享成为可能，保证了公平分配，控制了外来投资，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其实质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行动，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保证当地村民的利益最大化并且能够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发展。其代表性在于它是一个不受外来影响、村民自主发展起来的基于社区旅游的社区，这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化解也比较适合目前雨崩村的实际和需要，这对于维护乡村社会和谐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对我国探索稳定边疆，促进区域和谐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具有多维价值和现实启发意义，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是有待发展的现代文明构建，从应用价值上对我国其他类似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雨崩社区旅游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社区旅游，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决策、管理、利益分配各个环节中，村民的弱势地位在增权中得到了改观。值得注意的是，雨崩村的增权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村民绝对拥有对村境内的住宿、餐饮、租马等经营权。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一旦有外来旅游企业进入雨崩，原来取得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就会被破坏。据了解，目前迪庆藏族自治州正在拟定建设的“香格里拉国家公园”，即包括梅里雪山在内，雨崩村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该公园规划和开发的核心位置。按照相关部门“交通优先”的推进战略和“政府主导、企业社区参与战略”的开发理念，未来藏民旅游收入分配机制是否会随着外来利益主的进入而调整?社区村民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和组织能力等增权内涵能否继续确立其主导地位?在目前还没有明朗的政策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撑情况下，更大层面上的问题，如怎样在制度层面上确立社区的权力，进行制度性增权以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成了下一步需要继续跟踪研究和关注的新课题。
致谢：笔者在实地调查时得到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大扎史、丁秀兰、春华、此里卓玛等人的悉l心照顾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开发；轮流制；旅游收入分配；旅游增权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3—0076—08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墨菲(Murphy)在其著作《旅游：社区方法》(T0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一书中提出“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理论，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社区对旅游的响应及如何从社区角度去开发和规划旅游。墨菲把“社区方法(community approach)”的理念与旅游发展思路相结合，旅游被看作一个社区产业，从社区利益出发，由社区确定发展目标、控制开发过程，追求社区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平衡，最终实现社区的发展，社区参与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20世纪90年代，社区旅游概念引入我国，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并相继展开了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们希望为实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找到可行途径。然而，大量的社区旅游发展实践表明：旅游继续被外来投资者及政府所控制，社区常常被排除在利益主体之外，现实中不论是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还是社区参与机制、模式或类型，人们更多的是将社区参与视作达致目标的一种技术手段或行动纲领，普遍忽略了社区参与是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权的过程，不去理解政治以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的重要性，实践上的不成功引起了学者们的质疑和反思。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开始盛行。其最初是为社会工作而提出，现在增权理论已经成为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又扩展运用到了旅游研究领域。阿克马(Akama)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斯彻文思(scheyvens)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研究中，他明确指出，旅游增权的受益主体应当是目的地社区居民，并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维度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增强权能理论基于下列假设：个人之所以经历弱势化、边缘化、缺权化的经验，是因为个人经验深切而全面性的无力感，以致无法与环境交流，实现自己。周围环境中存在着直接与间接的障碍，压迫与限制，使个人无法参与社会实现自我，权能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增加与衍生更多的个人及人际权能。
受国外研究思潮的影响，国内学者对社区增权问题的研究处于起始阶段。左冰等对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孙九霞在社区增权理论框架下提出旅游发展中社区能力建设的基本路径。保继刚等以云南香格里拉雨崩村社区为例，就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意义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内容方面分析，总体来讲大多研究成果涉及社区旅游规划、社区与旅游发展关系、发展政策和社区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等方面，对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均衡性分配及旅游增权的案例挖掘或经验整理还比较薄弱。应该意识到，在我国每一种成功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都具有典型意义，都能为解决同一社区问题提供建议和思路，像雨崩这样旅游资源富集、市场潜力巨大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模式来维护社区利益均衡性以促进当地旅游业持续发展?该区旅游开发模式的社区增权意义有何典型性和借鉴性?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案例点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和社区增权本土化进行了研究，以期能从应用价值上为其他类似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提供借鉴。
2 调查情况说明
2.1调查方法和过程
本文主要以田野调查为主。2008年4月3—5日，笔者参加了在香格里拉迪庆州举行的《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旅游总体规划修编》咨询会，随后赴德钦县梅里雪山脚下的雨崩村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采访，深入考察了社区参与中增权在该区旅游发展实践中的有效性与应用价值，调查程序一般是事先拟好提纲，然后使用观察、座谈、访问等方法，事后再进行简单整理，以获得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具体为：(1)多次赴藏民家中家访，访谈关键人物(如雨崩飘飘之家客栈经营者，雨崩下村85岁的阿茸老人等)；(2)到旅游开发区考察藏民参与旅游经营组织方式；(3)利用空闲在餐馆、客栈、游客休息区向游客发放问卷；(4)记录公开资料内容和牵马送客制度，对旅游资源摄影等。
2.2案例点的选择
选择香格里拉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主要基于下列两点原因：其一，在我国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特殊运作模式不但实现了村民之间旅游收入分配和谐配置问题，得到社会各界较多的认同，而且从深层次看，村民参与过程中的增权效能对调整民族利益、改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二，基于学界目前对社区增权本土化研究的薄弱性，选择该案例点研究有利于弥补或完善传统社区参与理论在实践中的不足，为更多类似地区提供经验。
3 雨崩案例：村民参与旅游开发“轮流制”模式分析
3.1案例点基本情况
雨崩村位于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核心地带，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梅里雪山①脚下典型的藏族村落，分雨崩上村和雨崩下村，四周环山，人口密度较低，生活节奏缓慢，村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存性较强，该景区的自然胜境被海内外游客称为“真正的香格里拉”和“世外桃源”；到2008年止，全村共有34户人家168口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雨崩村至今未通公路，各种因素导致该地区社会经济长期落后于周边村落及其他发达地区。2000年以前，该村很多成年人连小学都未上过，许多村民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笔者在调研时要找略懂汉语 的翻译)。长期以来，雨崩村村民以农业为主，辅以牧业、林业和采集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下，生活较为贫困，村民们虔诚地信仰着藏传佛教，精神生活方面严格恪守着宗教礼规，凡逢年遇节祭会和人生仪礼都严格按照藏族风俗行事，日常文化创造活动保持着与周围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的本质联系，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祭祀活动等都充满着神秘色彩。
3.2村民参与旅游开发“轮流制”模式形成机理
3.2.1 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1)当地旅游资源景观奇特，民族文化保存完整，对外界有较大吸引力。雨崩村所在的旅游区环境至今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是梅里雪山植物分布最为丰富的区域和珍稀古老植物种子基因库，自然生态植被完整，垂直生态系列明显，依次表现为亚热带干旱小叶灌丛、温湿性半干旱灌丛及亚高山叶常绿阔叶林、寒温性针叶林、高山灌丛草甸及流石滩疏生植被和终年积雪带5个垂直系列。在不到一个纬度的范围内包含了半个地球的水平地带性生态景观，这使雨崩村旅游景区生态多样性程度特别高，对游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客源保障成为旅游得以开发的前提。
(2)农村农业现代化受挫，发展急需打破地理生态环境屏障。与内地大部分农村相比，雨崩村地势陡峭，谷坡险峻，地质构造属于三江褶皱带核心区域，是亚洲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遗迹带，学术上称澜沧江板块构造缝合线，地貌区域属于横断山区，古、奇、幽、险是其基本特征，平地几乎无法找到，在雨崩村甚至连一台拖拉机都难以开进，脆弱的地质环境使该村农业现代化受挫，村民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脱贫致富，必须打破当地地理生态环境屏障的不利因素，而参与旅游开发成为最好的选择。
(3)传统生产关系比较松散，村民获利方式具有局限性。没有参与旅游开发前，村民对农业、畜牧业、林业和采集业等传统产业依赖程度比较大，村民的产业活动就是满足自身的生活之需。农业提供村民所需的粮食，林业为建房筑屋和日常柴薪提供基础，畜牧业主要提供高寒山区的乳制品，采集业成为村民获取货币收入的产业，产业类型只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准，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下，与外部之间的联系变成了一种较为松散的市场关系，货币支出和交易很少，这相对于旅游业所具有的低准入、高收益的优势而言，旅游业更能在乡村各大产业中取得支配性经济贡献。
3.2,2“轮流制”模式形成过程
20世纪90年代，雨崩村已经出现了牵马服务，但不是直接服务于游客。村民最初尝到牵马的甜头是为政府部门修建景区运输物资后获得的报酬。对于雨崩村的社区旅游发展，村民们大多认为是由于1989～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在雨崩村附近搭建大本营准备攀登卡格博峰，雨崩村才渐渐被外人所知，随后少量徒步者、背包客等探险型旅游者开始进人雨崩村。1997年后，雨崩村村民在政府的带领和资助下，以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民俗风情为依托，开发旅游景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游客。雨崩景区同时是梅里雪山内转经的必经之路，也是梅里雪山资源核心区所在，主要景点有雨崩神瀑、笑农牧场(大本营)和冰湖等。由于自然风光优美，民俗文化神秘，生态多样性构成了独特的神山文化，成为旅游者向往的世外桃源和心目中“真正的香格里拉”。在游览过程中，因当地交通不便，游客徒步行走自然感到困难，遂产生针对游客的“马帮”服务；此外，由于村庄美景奇特，文化底蕴深厚，地域闭塞，在此可获得心灵自由，使得游客更愿意在此长时间停留，围绕旅游需求，村民开办了家庭旅馆，开展居民接待服务。但是由于利益的驱使，村民在牵马送客和家庭接待出现之初曾经有过“单体家庭行为”，政府没有介入引导，村中也无相应规范的管理机制，整体上缺乏监管，各种各样新的矛盾如拉客、抢客、宰客现象时有发生，游客利益因此受到损害，甚至各户之间为争夺游客吵架、斗殴，严重影响了村民形象。调查所知，为了遏制这一现象进一步发生，在村领导组织下，村民参与旅游接待的“契约”和参与各项旅游服务具体价格在与上级管理部门(德钦县旅游局)协商之后，遵循“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共同致富”一体化共生理念，按照“轮流制”模式，把“不损害别人利益”作为每户(或每人)行动的伦理底线，村民任何不合契约的私自行为都将受到约束。长此以往，自然而成，共生共存的普遍价值成为全村参与旅游服务认同的“普遍真理”。随着“轮流制”的完善和落实，各种不良行为逐渐减少，村中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和谐。
3.3“轮流制”模式组织形式及分配制度
雨崩村“轮流制”是乡村居民在参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规范村民旅游经营行为的准则，是一种对全体旅游参与者的行为具有普遍的、一致的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也是村民服务旅游产品交换、获取经济收益并进行分配的规则。
3.3.1 牵马送客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谋求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追溯历史，云南牵马送客历史悠久，源自古代的“马帮运输”。如今雨崩村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牵马送客的方式参与当地旅游开发。笔者在雨崩村考察牵马送客情况时，有幸遇见85岁的阿茸老人。据他介绍，在旅游开发前，这里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游客进入；旅游开发后，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复杂，山路崎岖，坡多沟深，游客进出均不方便，这样村民牵马送客和运送货物的机会就比较多。2008年，雨崩村34户，户均2至3匹马，牵马时每匹马需由一名专人牵管，将客人送至预定地点。游客在进入雨崩之前，需先进入雨崩旁边的西当村，这样西当村成为进入雨崩村的必经之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游客会考虑自己对资源体验效果最大化而选择“西当一南宗垭口一雨崩”路线，即图中路段①+③(图1、表1)，从西当出发，或骑马或徒步，途中要翻越海拔3700米的南宗垭口，再由垭口下至雨崩村，全程需要5～6个小时。雨崩村村民牵马活动主要在雨崩景区范围内，具体为送游客至景点或送游客出雨崩村，不管是哪种情况，牵马在全村34户之间同样实行“轮流制”。由马队长负责分配马号，依据一定的顺序轮流进行。据调查，游客在景区内游览，可以从雨崩村骑马，到达景区内神瀑及笑农大本营等处；而在游客出村时，一般会选择图中路段④+②，先由雨崩的马匹送游客至尼农村换马，雨崩马匹随即返回，返回时放空，不可随意在路上接送游客。游客在尼农处再由尼农的马匹送至扎郎，再换马，由扎郎马匹最后把游客送至西当。此外，雨崩村在牵马契约中有相同规定：各户需牵马送客(包括亲属在内)，如不经马队长确认，不可擅自出马收取非法利益，违者接受处罚，还要轮空一次。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一起因马队送客引起的利益纠纷。
3.3.2家庭接待
家庭接待是雨崩村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实行“轮 流制”的另一项主要业务，最早实施于1998年。该项制度规定：村民以户为单位轮流接待游客，如果游客太多，轮值户无法全部接待，则剩余游客按轮流制到下一户人家去住宿。村干部统一安排住宿并向游客征收全部费用，标准为20元／人／晚，村干部提取5元／人／晚，剩余15元／人／晚在接待户和轮值户之间进行分配。如果接待户接到轮值户的游客，则要返还给轮值户50％的收益。随着此项制度的推行，家庭接待“轮流制”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迁。(1)1998年6月，村民以户为单位轮当“轮值户”，负责安排住宿，但费用由接待户收取，如游客不到轮值户住宿，接待户要返还给轮值户50％的收益；(2)2007年，全村33户人口分成8组，每组4户，根据抽签，第8组为5户，每天一组当轮值户，负责安排游客住宿，并到接待户收取50％费用(餐饮收入留在“留客户”，不计算在内)，然后在组内进行第二次分配；(3)2008年8月，依然延续2007年调整过的制度，但轮值户到住宿户的收益由原来的50％下降为25％。如果游客自带帐篷在野外宿营，由“当值户”和一名队干部负责向每人收取适当的管理费。据调查，目前雨崩村在自发式开发旅游业后，34户中已经有27户开设家庭客栈。年轻的神瀑客栈老板阿青布、徒步者之家老板阿南柱和梅里客栈老板顿珠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雨崩村原本面临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旅游开发使村民从此走上靠旅游致富的道路，村民参与旅游开发也对摆脱贫困生活状况，传承保护社区生态，提升文化素质起到了促进作用。据调查，1999年雨崩农牧户均收入为3000元。如今旅游服务总收入高达189.73万元，户均5.9万元，增长了19倍。旅游开发后，村民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社会影响等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表2)。
4 从“轮流制”模式看雨崩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中的增权内涵及意义
4.1 “轮流制”模式特点
在我国提倡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环境下，雨崩村村民牵马送客完全是按照一定的契约和顺序参与旅游开发，用契约来捍卫公平、维护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参与机会的均等性。直观上讲是指受益者在利益上的平衡体现，实质上也是对旅游开发控制能力的制衡。对于牵马送客来说，机会的均等性从本质上决定了牵马收入的均衡性，各户即使有多余的时间和劳力，也只能接受契约的监督。在雨崩村出现的“当值户”现象，有点类似于现在所说的“调节过高收入”，其根本原因是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后，具有共同的心理认同，如果不采取均衡分配，则有可能出现户与户、村民与村民的种种不和谐。雨崩村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较好地探索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和旅游收入均衡分配”经验，从经济层面考虑保护了村民参与旅游收益的均衡，避免了由于无序竞争引起的经济利益过于集中现象。这一模式还有效控制了外来投资，使经济收入留在了本地，它已经发展成社区自主的、自我实现的可持续性旅游社区。村民旅游开发在社区参与度、文化传承与保护及社区规范方面的价值探索，本身就是在增加社区权能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4.2“轮流制”模式下体现的社区增权
4.2.1 经济增权：社区村民成为事实上的受益主体，增加了村民收入
“经济增权”指旅游开发为当地社区带来持续的经济收益，发展旅游所赚来的钱被社区家庭共同分享，并使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当前，雨崩村旅游是以当地少数民族为本底和依托而发展起来的，走的是一条具有本地和本民族特色的发展民族经济的路子，在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促使当地民族资源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增收途径的拓展。雨崩村牵马送客和家庭接待“轮流制”模式的实施具有深刻的内涵，该模式的形成和运作实现了旅游收益在村民之间和谐配置问题，在缺少外来资本的参与的情况，依靠社区力量使全体村民获得了经济增权。村民参与旅游开发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配、再分配和妥协的过程，它是通过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合作性竞争，实现户与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通过契约制度的创新和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分工合作定位来保证村民的收入，也是目前该区实现多赢的理想模式和最有凝聚力且比较稳定的形态。
此外，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经济增权还表现在村民实现了就地非农化。村民参与当地旅游开发以后，人人都能参与旅游业，个个都愿意参与旅游业，由于旅游收入远远大于传统农牧业收入，村民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发生改变，解决了村民自身近距离就业问题，旅游收入成为村民旅游扶贫的有效方式。雨崩案例证明，这一新的道路具有长久性、持久性和反返贫的效果。当前，当民族之间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后，民族团结和谐共处就有了具体内涵。
4.2.2政治增权：社区村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强化，搭建了话语平台
社区的政治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所有社区群体的需要与利益，并提供了一个平台供人们就旅游发展相关问题以及处理方法进行交流。“轮流制”模式的出台是出于旅游开发矛盾不断凸显下的集体性规范契约，经全体村民集体讨论并在协议条款上签字画押方能通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经常召开与旅游发展的有关会议，对与旅游发展相关的重大事件必须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并由村民组成的“家长会议制”表决通过。对雨崩社区乡村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结果表明：包括负责马队管理的马队长的选出都是村民集体讨论、共同协商的结果。在我国新农村建设，推进村民自治的背景下，这不仅提高了村民对旅游发展的参与程度，培养了农民的参与意识，而且反映和表达了社区村民的政治利益诉求，在提高了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同时扩大了基层民主化进程。
4.2.3 心理增权：主客形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提高了民族自信心
雨崩村发展乡村旅游，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追求，但从深层上看是民族发展的一种现实努力，是对自身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的存在意义的追寻。事实上，每一种传统文化始终要扎根在生成该传统的共同体土壤中才能“存活”，而它能否扎根于共同体土壤之中，又取决于当下共同体成员对其有用性的认识。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否只能由传统文化的持有者(主位)共同体成员来实施。雨崩村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环境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和精华，村民的文化自觉和社会结构是其传承和发展的关键。在“轮流制”模式下，外地游客前来旅游表现出了对异质性资源文化底蕴的兴趣，能更加尊重当地民族文化，增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深度，并能将其带回客源地，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融入到客源地的主流文化中，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播和发展。村民在获取经济收益作为支撑和动力的同时，民族文化也得到了可持续传承和发展，这大大激发了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形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又可以促进当地村民对民族文化载体在旅游 开发中更充分地展示其精髓，不为强势的客流文化所异化和削弱。
4.2.4社会增权：参与行为规范了社会秩序，增进了民族团结。雨崩村开发旅游具有典型的民间性特征，在自主参与式发展中，村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习惯了传统思维定势的村民在各种宣传和引导下，会主动与旅游者相互接触和交流，主动参与到旅游商品经营中，有了交流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另一方面，村民具备了参与旅游发展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为游客提供了主动热情的服务。另外，在雨崩这样不发达的少数民族贫困社区，经济活动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村民间不完全是经济竞争关系，而是伴随着各种裙带关系。这样，“熟人社会①”中人情和好关系所具有的认同，大大减少了村民在参与旅游发展活动中进行合作的协调成本，从而可能在只有较少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共同受益。不仅如此，雨崩社区制定的乡村旅游管理制度作为社区的乡村习惯法，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村民之间的恶性竞争，在这一特殊区情中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维护旅游接待市场秩序，对调整民族利益、改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边疆稳定等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5 结语及启发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是一种依赖于当地少数民族，又对其产生作用的特有的民族经济活动，既具有经济学意义，又具有民族学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乡村旅游被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成为新的增长点和亮点。雨崩村在自主发展社区参与旅游时，制定的一整套规范使村民利益共享成为可能，保证了公平分配，控制了外来投资，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其实质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行动，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保证当地村民的利益最大化并且能够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发展。其代表性在于它是一个不受外来影响、村民自主发展起来的基于社区旅游的社区，这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化解也比较适合目前雨崩村的实际和需要，这对于维护乡村社会和谐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对我国探索稳定边疆，促进区域和谐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具有多维价值和现实启发意义，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是有待发展的现代文明构建，从应用价值上对我国其他类似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雨崩社区旅游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社区旅游，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决策、管理、利益分配各个环节中，村民的弱势地位在增权中得到了改观。值得注意的是，雨崩村的增权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村民绝对拥有对村境内的住宿、餐饮、租马等经营权。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一旦有外来旅游企业进入雨崩，原来取得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就会被破坏。据了解，目前迪庆藏族自治州正在拟定建设的“香格里拉国家公园”，即包括梅里雪山在内，雨崩村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该公园规划和开发的核心位置。按照相关部门“交通优先”的推进战略和“政府主导、企业社区参与战略”的开发理念，未来藏民旅游收入分配机制是否会随着外来利益主的进入而调整?社区村民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和组织能力等增权内涵能否继续确立其主导地位?在目前还没有明朗的政策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撑情况下，更大层面上的问题，如怎样在制度层面上确立社区的权力，进行制度性增权以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成了下一步需要继续跟踪研究和关注的新课题。
致谢：笔者在实地调查时得到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大扎史、丁秀兰、春华、此里卓玛等人的悉l心照顾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