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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从1983年就开始着手公司立法的，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公司立法步伐才得以加快。虽然《公司法》的制定历经十年寒暑，立法指导思想经历了“治乱”到“治本”的转变，形式也由作为具体行政法规的“规范意见”上升到法律，基本上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对公司法的一般要求，但严格地说，我国立法界和理论界对公司资本制度的最新变化趋势缺乏相应的了解和研究，结果是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
一、我国公司法采取的资本制度
我国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资本制。所谓法定资本制是指大陆法系国家早期公司立法时普遍采取的资本立法模式，是指任一组建之公司，应按法律及其章程的要求，于公司成立之前完全发行并缴纳其所定资本的法律制度。它是大陆法系国家为实现“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加强对公司资本安全性管理而设计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的立法意图主要在于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交易安全的保护，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其优越性主要在于:①有利于确保公司资本的真实、可靠。②有利于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投机等不法行为。③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交易的安全。法定资本制的缺陷为:①不利于公司的尽快成立。②容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浪费。③不利于公司资本的变更。④对市场准入资格也是一种不公平的限制。
除法定资本制以外，还有两种资本制度。一种是英美国家施行的授权资本制，指公司设立时，虽然要在公司章程中确定注册资本总额，但发起人只需认购部分股份，公司就可正式成立，其余的股份，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证券市场行情再随时发行的公司资本制度。另一种是折衷资本制，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在坚持法定资本制的基础上，融合授权资本制的部分特征而形成的混合形态的资本模式。
二、公司资本制度对企业的不利影响及分析
1、规定最低注册资本数额高，不利于公司设立，也阻碍了许多个人投资方式的自由选择，造成市场准入的人为限制，使设立公司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最低资本额是相当高的，从表面上看有利于保护公司相对人的利益及保障社会交易安全。1993年制定《公司法》时，适逢我国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据《公司法》设立或改制为公司的绝大多数企业为国有企业，其资产实力相对来说较为雄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宪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达6万亿元人民币，我国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个人成为重要的社会投资主体，促进私人财富的资本化，改革重心已经延伸到了产权流动与重组以及私人财富的资本化层面。但公司设立门槛过高却可能使许多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特别是要求全部注册资本在公司设立时一次缴足，造成私人投资者筹资困难。对于拥有知识和创意的大学生创业者来说，10万元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许多可能转化为巨大生产力的发明创造、经营构想就因为这个“最低限额”而胎死腹中。而股份有限公司的门槛更是高达1000万元，至于上市，五千万仅仅是最基本的硬件要求之一。这些要求虽然也是出于保护公司相对人利益的目的，但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的要求相比，则过于严格，不利于投资者投资成立公司。比尔·盖茨的成就今天无人不知，可当初他组建微软公司时只有500美元，如果他身处中国的话，恐怕一场技术革命就被扼杀了。
公司资本制度过于严格的规定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导致不法投资者虚假出资，或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损害债权人利益，助长了资本缴纳和验资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注册资本一次缴足到位促使欲设立公司者采用借钱办公司的做法，领到营业执照后再归还借款。其结果不仅导致公司设立中不正之风泛滥，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往往把营业执照中注册资本数额的大小看作是其承担责任的依据，似乎一个公司只要注册资本雄厚，就可以顺利地进行融资和经营活动。这是个误区，一个公司设立时有多少资本，对保障债权人的安全固然重要，但其作用已大大减弱，实际中债权人更看重债务人所提供的特定担保。
2、内外有别，适用不同的资本制度。前已论及，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内资企业设立公司适用的是法定资本制，而我国对采用有限责任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缴纳制度，适用的是折衷资本制。依《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合营合同中规定一次缴清出资的，合营各方应当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合营合同中规定分期缴付出资的，合营各方第一次出资，不得低于各自认缴出资额的15%，并且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分期缴付出资，其中第一期出资不得少于认缴出资额的25%，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3年内缴清。为防止分期缴纳出资的期限过长，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后缴纳期限按注册资本数额不同做出了规定。
目前，法定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双轨并存的独特局面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首先，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当时处于创建阶段，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市场规则还不健全，而且资金短缺。为了大规模吸引外资，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立法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折衷资本制。其次，公司法又是在公司行为极不规范，经济秩序混乱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为了严格公司设立，确保公司资本真实可靠，《公司法》采取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再次，我国目前与《公司法》配套的重要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为了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利益，必然注重对公司注册资本的严格规定。尽管如此，我国已经加入WTO，对所有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但目前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还存在一些非国民待遇的问题。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对所有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3、对公司设立后禁止股东抽逃出资、股东公司之间关联交易做出的规定过于简单，可操作性差。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同时存在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而侵害了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如何得到保护，在《公司法》中未做具体规定。另外，《公司法》除规定“股份公司除特殊情况下，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董事经理与公司的交易须经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之外，对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未作限制。一些公司利用资产重组、并购，将优质经营性资产剥离、转移，留下剩余的则为非经营性资产。有些剩余为空壳，以逃避债务。从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角度来看，我国公司法在抽逃出资方面的规定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何为抽逃出资，抽逃出资认定标准如何，法律上未作出明确界定;二是对抽逃出资主要表现形态未做出列举式规定；三是现有的有关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主要着眼于抽逃出资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方面强调了出资者对国家应负的责任。然而，抽逃出资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公司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行为人理应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但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抽逃出资者对其他股东与债权人的民事责任，更没有规定其他股东与债权人的追偿程序。由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实践中抽逃出资的现象频频发生，但认定何谓抽逃出资又比较困难。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以下几种形态:(l)公司非法购回特定股东所持股份，未经减少股本登记，亦未对全体股东通报信息。(2)控制公司的股东在秘密状态下，从公司转移出相当于本人出资额的财产，同时继续持有本公司股份。(3)公司向股东支付财产。(4)公司向股东高价购物。(5)公司无息贷款给予股东。对这些情况如何处理，在我国公司法中找不到依据。笔者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外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判例来加以完善。一方面，抽逃资金构成英美法系国家“揭开法人面纱”的适用条件。一旦认定股东抽逃资金行为成立，可以否定其享有有限责任的优惠，让其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另一方面，借鉴大陆法系相关公司立法，直接规定具体抽逃出资行为的法律后果。
面对此类众多的不和谐现象，我们不得不反思当初的设计。不仅反思制度本身，更反思立法的指导思想，以便建立一个更为科学、合理、富有效率的公司资本制度。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说，都无法杜绝虚假的存在。这种设立公司的机会也是一种自由，完全有被滥用的可能，但我们不能因为有这种可能，就把这种限制扩大，阻止更多的人，或者更需要它的人拥有这种机会。比如说，政府晚上不宵禁，小偷就有可能作案，但是一宵禁，就剥夺了大家晚上出来的自由，剥夺了好人、无辜者夜晚出来活动甚至工作的自由。考虑到大多数人不是小偷，只好晚上不宵禁；不宵禁，小偷就有可能活动。为了让大家在晚上也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宁愿容忍晚上有小偷活动。同样我们也不能缩手缩脚，应给公司设立者以更大的自由，留下更大的意思自治的空间。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实行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的国家出现的类似弄虚作假的现象不见得比我们国家多。
公司资本制度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在法律意义上的一种规则设计。这种设计应当与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功能密不可分是就同一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追求的是秩序和安全，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和利润，但在某些情况下，给它们排出先后顺序是不可避免的工作。这时候，对含有经济内容的公司资本制度来说，秩序与安全应让位于效率和利润；对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来说，应坚持安全与效率相统一，效率优先的原则。由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效率将会是社会的主导需求，这也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公司存在和发展的根据。资本的本质是要追求最大利润的，我国的资本制度设计不能违反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资本制度的立法应从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主的安全至上主义回归到以实现资本的增殖功能为主的利润中心主义上来，以改革的心态，在发展中解决目前公司资本制度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求。
三、结论
公司在本质上应为经济上的自由结社，使资源和投资不受限制，这就使投资各方在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科学的决策，实现可以作为现代公司资本源泉的财产的利用、决策的分散化和民主化。英国公司法咨询委员会宣称的公司立法的宗旨是：公司法——必须致力于推动企业和竞争，应体现公司不同参与人的利益平衡的现代理念，且应采纳赋权型规则和推定型规则为主，以强制规则为辅的妥适模式——它应该为商业群体提供有效的工具，从而在一个规范且自律的氛围内自由发展。市场经济的共性是主要的，因此，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不能再沿着法定资本制的路子走下去，它不利于贯彻市场经济自由、平等、竞争和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理念。大陆法系国家中早期实行该制度的，大多已在立法中放弃了这种低效率的制度设计。我国《公司法》近十年的运行实践也充分表明，这种制度设计流弊甚大，远未达到克服有限责任的局限性以保护债权人的目的。至于是统一采用授权资本制还是折衷资本制，还是针对不同类型公司在二者间选用，学者们对此看法不一，实践上也有不同反映，还要进一步探索。
本文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应调整不合理的公司资本制度，降低注册资本数额，以促进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真正鼓励大量的民间资本、私人资本进入公司设立的领域，让这些主体进来逐步占据重要地位。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会完全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盼望着，并孜孜追求着。
一、我国公司法采取的资本制度
我国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资本制。所谓法定资本制是指大陆法系国家早期公司立法时普遍采取的资本立法模式，是指任一组建之公司，应按法律及其章程的要求，于公司成立之前完全发行并缴纳其所定资本的法律制度。它是大陆法系国家为实现“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加强对公司资本安全性管理而设计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的立法意图主要在于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交易安全的保护，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其优越性主要在于:①有利于确保公司资本的真实、可靠。②有利于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投机等不法行为。③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交易的安全。法定资本制的缺陷为:①不利于公司的尽快成立。②容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浪费。③不利于公司资本的变更。④对市场准入资格也是一种不公平的限制。
除法定资本制以外，还有两种资本制度。一种是英美国家施行的授权资本制，指公司设立时，虽然要在公司章程中确定注册资本总额，但发起人只需认购部分股份，公司就可正式成立，其余的股份，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证券市场行情再随时发行的公司资本制度。另一种是折衷资本制，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在坚持法定资本制的基础上，融合授权资本制的部分特征而形成的混合形态的资本模式。
二、公司资本制度对企业的不利影响及分析
1、规定最低注册资本数额高，不利于公司设立，也阻碍了许多个人投资方式的自由选择，造成市场准入的人为限制，使设立公司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最低资本额是相当高的，从表面上看有利于保护公司相对人的利益及保障社会交易安全。1993年制定《公司法》时，适逢我国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据《公司法》设立或改制为公司的绝大多数企业为国有企业，其资产实力相对来说较为雄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宪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达6万亿元人民币，我国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个人成为重要的社会投资主体，促进私人财富的资本化，改革重心已经延伸到了产权流动与重组以及私人财富的资本化层面。但公司设立门槛过高却可能使许多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特别是要求全部注册资本在公司设立时一次缴足，造成私人投资者筹资困难。对于拥有知识和创意的大学生创业者来说，10万元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许多可能转化为巨大生产力的发明创造、经营构想就因为这个“最低限额”而胎死腹中。而股份有限公司的门槛更是高达1000万元，至于上市，五千万仅仅是最基本的硬件要求之一。这些要求虽然也是出于保护公司相对人利益的目的，但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的要求相比，则过于严格，不利于投资者投资成立公司。比尔·盖茨的成就今天无人不知，可当初他组建微软公司时只有500美元，如果他身处中国的话，恐怕一场技术革命就被扼杀了。
公司资本制度过于严格的规定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导致不法投资者虚假出资，或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损害债权人利益，助长了资本缴纳和验资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注册资本一次缴足到位促使欲设立公司者采用借钱办公司的做法，领到营业执照后再归还借款。其结果不仅导致公司设立中不正之风泛滥，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往往把营业执照中注册资本数额的大小看作是其承担责任的依据，似乎一个公司只要注册资本雄厚，就可以顺利地进行融资和经营活动。这是个误区，一个公司设立时有多少资本，对保障债权人的安全固然重要，但其作用已大大减弱，实际中债权人更看重债务人所提供的特定担保。
2、内外有别，适用不同的资本制度。前已论及，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内资企业设立公司适用的是法定资本制，而我国对采用有限责任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缴纳制度，适用的是折衷资本制。依《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合营合同中规定一次缴清出资的，合营各方应当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合营合同中规定分期缴付出资的，合营各方第一次出资，不得低于各自认缴出资额的15%，并且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分期缴付出资，其中第一期出资不得少于认缴出资额的25%，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3年内缴清。为防止分期缴纳出资的期限过长，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后缴纳期限按注册资本数额不同做出了规定。
目前，法定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双轨并存的独特局面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首先，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当时处于创建阶段，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市场规则还不健全，而且资金短缺。为了大规模吸引外资，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立法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折衷资本制。其次，公司法又是在公司行为极不规范，经济秩序混乱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为了严格公司设立，确保公司资本真实可靠，《公司法》采取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再次，我国目前与《公司法》配套的重要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为了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利益，必然注重对公司注册资本的严格规定。尽管如此，我国已经加入WTO，对所有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但目前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还存在一些非国民待遇的问题。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对所有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3、对公司设立后禁止股东抽逃出资、股东公司之间关联交易做出的规定过于简单，可操作性差。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同时存在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而侵害了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如何得到保护，在《公司法》中未做具体规定。另外，《公司法》除规定“股份公司除特殊情况下，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董事经理与公司的交易须经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之外，对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未作限制。一些公司利用资产重组、并购，将优质经营性资产剥离、转移，留下剩余的则为非经营性资产。有些剩余为空壳，以逃避债务。从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角度来看，我国公司法在抽逃出资方面的规定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何为抽逃出资，抽逃出资认定标准如何，法律上未作出明确界定;二是对抽逃出资主要表现形态未做出列举式规定；三是现有的有关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主要着眼于抽逃出资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方面强调了出资者对国家应负的责任。然而，抽逃出资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公司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行为人理应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但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抽逃出资者对其他股东与债权人的民事责任，更没有规定其他股东与债权人的追偿程序。由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实践中抽逃出资的现象频频发生，但认定何谓抽逃出资又比较困难。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以下几种形态:(l)公司非法购回特定股东所持股份，未经减少股本登记，亦未对全体股东通报信息。(2)控制公司的股东在秘密状态下，从公司转移出相当于本人出资额的财产，同时继续持有本公司股份。(3)公司向股东支付财产。(4)公司向股东高价购物。(5)公司无息贷款给予股东。对这些情况如何处理，在我国公司法中找不到依据。笔者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外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判例来加以完善。一方面，抽逃资金构成英美法系国家“揭开法人面纱”的适用条件。一旦认定股东抽逃资金行为成立，可以否定其享有有限责任的优惠，让其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另一方面，借鉴大陆法系相关公司立法，直接规定具体抽逃出资行为的法律后果。
面对此类众多的不和谐现象，我们不得不反思当初的设计。不仅反思制度本身，更反思立法的指导思想，以便建立一个更为科学、合理、富有效率的公司资本制度。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说，都无法杜绝虚假的存在。这种设立公司的机会也是一种自由，完全有被滥用的可能，但我们不能因为有这种可能，就把这种限制扩大，阻止更多的人，或者更需要它的人拥有这种机会。比如说，政府晚上不宵禁，小偷就有可能作案，但是一宵禁，就剥夺了大家晚上出来的自由，剥夺了好人、无辜者夜晚出来活动甚至工作的自由。考虑到大多数人不是小偷，只好晚上不宵禁；不宵禁，小偷就有可能活动。为了让大家在晚上也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宁愿容忍晚上有小偷活动。同样我们也不能缩手缩脚，应给公司设立者以更大的自由，留下更大的意思自治的空间。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实行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的国家出现的类似弄虚作假的现象不见得比我们国家多。
公司资本制度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在法律意义上的一种规则设计。这种设计应当与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功能密不可分是就同一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追求的是秩序和安全，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和利润，但在某些情况下，给它们排出先后顺序是不可避免的工作。这时候，对含有经济内容的公司资本制度来说，秩序与安全应让位于效率和利润；对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来说，应坚持安全与效率相统一，效率优先的原则。由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效率将会是社会的主导需求，这也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公司存在和发展的根据。资本的本质是要追求最大利润的，我国的资本制度设计不能违反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资本制度的立法应从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主的安全至上主义回归到以实现资本的增殖功能为主的利润中心主义上来，以改革的心态，在发展中解决目前公司资本制度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求。
三、结论
公司在本质上应为经济上的自由结社，使资源和投资不受限制，这就使投资各方在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科学的决策，实现可以作为现代公司资本源泉的财产的利用、决策的分散化和民主化。英国公司法咨询委员会宣称的公司立法的宗旨是：公司法——必须致力于推动企业和竞争，应体现公司不同参与人的利益平衡的现代理念，且应采纳赋权型规则和推定型规则为主，以强制规则为辅的妥适模式——它应该为商业群体提供有效的工具，从而在一个规范且自律的氛围内自由发展。市场经济的共性是主要的，因此，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不能再沿着法定资本制的路子走下去，它不利于贯彻市场经济自由、平等、竞争和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理念。大陆法系国家中早期实行该制度的，大多已在立法中放弃了这种低效率的制度设计。我国《公司法》近十年的运行实践也充分表明，这种制度设计流弊甚大，远未达到克服有限责任的局限性以保护债权人的目的。至于是统一采用授权资本制还是折衷资本制，还是针对不同类型公司在二者间选用，学者们对此看法不一，实践上也有不同反映，还要进一步探索。
本文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应调整不合理的公司资本制度，降低注册资本数额，以促进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真正鼓励大量的民间资本、私人资本进入公司设立的领域，让这些主体进来逐步占据重要地位。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会完全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盼望着，并孜孜追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