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侯磊上门，手中拎着一盒稻香村的点心匣子。我不禁莞尔，心想：“不知道是不是‘京八件儿’？”
　　按北京人的老礼儿，串门提着点心匣子，是件拿得出手的事儿。当年北京物资紧缺的岁月，也没丢了拿点心匣子当礼送的传统。那时候装点心匣子也有讲儿，甭管买多少样点心，各种点心都得在最上面的浮头露一样儿。售货员装好点心后，用绳子一横二竖地捆好，上面还会打出提手，绑得漂亮，捆得结实。
　　可这传统，当年没丢，现而今却愈发少见。上我家做客，拎着点心匣子的，侯磊是第一个。
　　在这个时代，遇到一个肯按老规矩行事的人，我的思绪竟有一刹那“断片”了。
　　两周前，侯磊打电话想要写我，吓我一跳。侯磊说，自从鲁迅文学院一别，又月余没见，我去你那儿聊聊。
　　时近白露，天地清肃，京北秋色已生，书房窗外，可望见海拔两千多米的海坨山，山顶微有雪意，寒意渐起。我的心蓦地一热，竟想起张九龄的两句诗：“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
　　在我眼中，侯磊是个痴人。一盒点心，似可窥一斑。
　　我和侯磊是朋友。北京孩子的出身地大致有三处：一大院、二胡同儿、三郊区。我是郊区，侯磊是胡同儿，但他的相貌气质不类市井中人，乍睹温婉，少些桀骜，骨子里有清气。
　　彼此虽同为北京市人，但作为城市，北京委实太大，他居城内，我处塞外，中隔绵延群山，八达岭长城横亘其间，相距八十多公里，平日亦不过网络飞鸽，尺素鸿音而已。
　　每有新奇有趣的古籍，或者写旧人旧事之文，他必会从微信发来与我分享。风物掌故方面，我所知远不及他，只有击节赞叹而已。
　　侯磊痴于古都风物，他说：“我们处于一个与前人断档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是看一眼少一眼，断了就再也续不上。”侯磊笔下的文字干净而温暖，如同北京的秋季，坦荡明亮，透着天淡云闲的雅致。中国人做文学，总想拔高到政治的高度，以他家族的历史，他太有资格谈政治，但他没有，他留恋的是褪去繁华的风韵，留恋的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玩意儿”。
　　从这点上说，他是有大智慧之人。犹记《南海十三郎》里两句对白：薛觉先说，我唱的都是大仁大义的曲；十三郎说，我写的都是有情有义的词。作为青年作家的侯磊，唱曲写文，庶几近之。
　　未识侯磊之前，我先读其文。
　　二
　　2015年3月2日，评书大师袁阔成先生仙逝，网上有篇文章《袁阔成谢幕，评书尚待下回》，作者是侯磊。
　　我之所以关注这篇文章，因我另一小嗜好是说评书，袁阔成先生的女公子袁田先生，是我评书门的代师（评书这行规矩，除了本师，还有“引保代”三位师父）。彼时我设了家书館，每周说一场书。当时纪念袁先生的文章甚嚣尘土，唯有这篇，一望之下，即知对北京评书的传承下过功夫。
　　我赞赏作者对评书门户的熟悉，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嗣后我陆续又读了些侯磊文字，竟忍不住惊喜了。他的文字，是民国文人专栏文字的余韵，是从前人笔记中生长出来的枝叶，显示出人与文化的亲和关系。侯磊的笔下，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历史和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色彩斑斓的传统文化内涵的揭示。古老北京是侯磊的书写对象，但它的根须则植于文化的沃土。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这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心理……各个层面的文化内涵，是他文字里的形中之“神”、诗中之“韵”、物中之“魂”。
　　2018年，我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同学名单里有侯磊。其实这是我们头次见面，此前，虽然加过微信，但交流并不多。
　　初次见面，我们俩仿佛有了聊不完的话。我们是作家，但我们都对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字心生敬畏；他读书重史地人物掌故，我则把力气下在了明清笔记和武侠小说上；他唱昆曲，研习武术，我则说评书，练八卦掌；他的昆曲老师张卫东先生，我的评书师父马岐先生，二老不仅是故友，还有着点亲戚关系，侯磊还为我的师母马静宜写过口述自传；甚至，我们还被同一个人给“坑”过……不管怎么论，我们都算是世交，并且兴趣爱好都那么相近，冥冥中，岂非是缘法？
　　每见微信一亮：“林遥兄，在宿舍吗？”然后就见侯磊施施然走来，抱着笔记本电脑，向我展示他新搜罗到的旧书和老照片，以及一些奇奇怪怪、我闻所未闻的人和事。他对一些偏门书籍如数家珍，让我感叹他的博学。那一刻，他的眸子闪亮，可窥见他的兴奋，这些糅合了时间肌理的旧书，如同古老的技艺一样，有着沉淀下来的无言之美，或许这正是侯磊不断的追寻：“凡时间停留的地方，皆有故事。”
　　三
　　在北京强大的都市化进程中，原来北京城的面目愈发不清晰。现代都市人不论愿意与否，皆要厕身于林立高楼中时，唯有侯磊还住在北京城的胡同内，住在被他称作“破瓦寒窑”的祖宅中。
　　清末民初，侯磊的曾祖父在北京城开着照相馆和酒楼。这个地方，在今天的中南海丰泽园的西边，离春藕斋不远。当年楼高二层，画栋雕梁。从某种意义上说，侯磊的曾祖父还是一个开创者，当年，中国没有拉丝棉花糖机，侯磊的曾祖父从日本引进来，中国才有了棉花糖。一百多年来，棉花糖始终没什么变化，简单的甜味，为无数北京的孩子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侯磊的母族则参与并经历了中国近代跌宕起伏的事件。侯磊的太姥爷朱行中是清末的进士兼翰林院庶吉士，做过民国实业部的佥事和直隶省实业厅厅长，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以一笔桐城文章写矿业报告，新中国成立时，负责北方众多煤矿的接收工作，是能源部煤炭组的组长和顾问。姥姥、姥爷都是民国时的大学生，参加过学运，建国前入党，是职业革命家，族中也多与书香世家通婚……好吧，写到这儿，我不说，您也能想到侯磊家有着怎样的故事。
　　侯磊坐在我的书房，陶炉上煮着普洱，我们啜着茶，聊着天。普洱是云南一位朋友所赠，自种自饮，年产不过千许茶饼。茶汤如琥珀，沉沉地，仿佛可以穿透历史的云烟。
　　从这些家族历史来看，侯磊纵非名门，曾经亦算大户。 　　我戏称“痴人侯公子”。
　　古今称谓，沿用无改而涵义殊少变化的不多，“公子”是其一。
　　“公子”之名，最早见于《诗经》，有“振振公子”句。按高阳之说，“振振”有五解：盛大、仁爱、信义、群飞、得意。若结合公子的风格、行为、形态，诚为极妙的形容词。
　　任性负气，独往独来，痴于事，极于情，恰是公子作风之一面。是以，我呼侯磊为公子。振振然有所表现，不辱家风，文采风流，算是真公子。
　　至于其痴，则是他对传统文化和如烟往事的那份执着。
　　四
　　太过执着的人都太重情义。侯磊说：“2000年，我住的胡同被纵着劈了，北面拆光。整条胡同像是被推子剃了阴阳头。一夜间北京变成了噪音之都，仿佛脚下隐藏着巨鲸或涌动的熔岩，在任何一个喧闹处都会爆发。那噪音爆发在地面上，地表下，也在人的内心。我想变成一条垂耳狗或折耳兔，一出门就自动把耳朵闭起来。”
　　侯磊的伤感，不仅是拆掉的土木砖石，更是与传统的那份巨大的割裂之痛。就像桌子上的点心匣子，纵然市面又再销售，可又有谁对它还有期待呢？“现在的女孩子，都不吃点心了，油重，还太甜。”侯磊笑着说。可我总觉得那笑是苦涩的。
　　侯磊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民国的掌故学家瞿宣颖，对笔记掌故恋恋不舍。他翻看我收藏的一些港台文言笔记，突然抬头：“写这样文字的人没了！”
　　是啊，写这些书的人没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承袭这一脉的文体，就像这点心匣子，我不知是否还有人会拎着上门。
　　我拜师时，曾請张卫东先生观礼，怹[1]当天不在城里，回了一封信：“说书祖师爷是孔子，与读书的祖师爷相同，因此四方人士尊称说书者为‘先生’，而不是贱业艺人行列。”我接信后，反复思忖，只想到了“述而不作”四个字。
　　传统的文脉内敛而无为，今天的我们，关心的多是自己的前景，急吼吼地想把自己的祈求抛售出来。侯磊随张先生学曲习礼，传承的是夫子正道，两只冷眼，一片热心。读侯磊的小说和文章，除了亲切的北京方言，更可以感受到从老舍到邓友梅一脉相承的余韵。
　　侯磊笔下的人物都是北京人，但“北京人”与“北京居民”之间却不能完全划等号，它有着不同于单纯户籍的特殊意义。对“老北京”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和思维方式，要和这份独特的北京文化传统相契合。
　　谈市井，聊饮馔，说江湖，话评书，一部《声色野记》，是侯磊眼中的文化暮色；从胡同儿里的叫卖，到家门口的澡堂，从他幼时浪荡的地坛，再到他心中的“瓦尔登湖”什刹海，一部《北京烟树》，又是侯磊为这个时代所唱的一曲离歌。
　　侯磊曾经说过一件事。一个冬日，小时候的他，从南锣鼓巷的巷头跑到巷尾，只有他一个孩子在玩儿，渴了就挨门挨户地找水喝，感觉就像是这个世界的“王”。
　　在我的脑海里，后来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孩子长大了，南锣鼓巷也不再是南锣鼓巷，风吹过，衣袂飘拂，他孤身一人，行走在夕阳巷陌中，去寻觅残存的历史遗迹。
　　我写过一首五律，赠给侯磊，尾联是“痴人侯公子，吹袂向海涯”。我们还没老，只是时代不是曾经的时代了。“田园将芜，胡不归”，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为妥协的大多数的时候，痴人侯磊，还在用他的文字寻找着他心中的北京，在这一刻，人间哭笑又岂寻常呢！
　　注释：
　　[1] 怹，北京方言，“他”的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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