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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夏天，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余部中的新38师和新22师等辗转进入印度境内，后国民政府以此为班底，正式组建中国驻印军。
缴械风波
1942年6月初，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部退入印度境内英法尔时，事先估计英印当局可能会对这支不请自来的中国军队采取不友好行动，所以也并没放松警惕。他把部队驻扎在进可攻、退可守的半山腰，命令官兵一边休整，一边加强警戒和战备，同时，派人与英军联系。
果然，如孙立人所料。英国东方警备军军团长埃尔文将军此前已见识了从缅甸退回印度的英军惨状，他得到新38师进入印度的消息后大吃一惊，想当然地认为担任掩护盟军撤退任务的新38师肯定比英军更为狼狈，担心这样一支溃军会扰乱地方秩序，于是紧急发电给印度总督兼英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意思是准备把华军缴械。
正巧，之前退入印度的英缅军队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也在新德里。他得知埃尔文将军的建议后，立刻驱车去见魏菲尔。他一见面就对魏菲尔说：“万万不能缴新38师的械！该师在仁安羌救出我军第一师七千多名官兵……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非但不能缴械，而且应当以礼相待。”在英法尔养病的英军第一团团长史利姆将军闻讯赶到埃尔文将军处，直截了当地说：“新38师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您的部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埃尔文表示不信，因为在他脑海里，中国军队还保留着晚清时期腐败无能、不堪一击的印象。史利姆说，可以亲自拜访一番。埃尔文最终采纳了史利姆的意见，乘车前往新38师师部所在地普拉村。
孙立人得到消息后，立刻集合仪仗队列队欢迎，并请埃尔文检阅部队。埃尔文见到中国军人虽经长途跋涉，但军容严整、枪支锃亮，与从缅甸逃回印度的英军对比鲜明，态度立马转变。
一场风波就此消弭。6月14日，在印度首府新德里举行的“国联纪念日”阅兵式上，新38师应邀参加。他们派出一个排代表中国军队参加十一国军队的检阅，并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这一荣誉也改善了印度华侨的地位。当这一排士兵从新德里经加尔各答返回驻地时，加尔各答市政府破例准许该市六千多名华侨举行盛况空前的庆祝游行集会，一些英国人也自发地用汽车为游行队伍开路。
蓝伽驻训
中国军队当初退入印度，只是想借道返国参加抗战，之所以留下，主要是缘于当时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的努力。
史迪威在指挥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一直想亲手训练一支部队重返缅北，于是他向蒋介石申请，组建中国驻印军。经他多方奔走，中美英三国达成协议：国民政府提供补充兵员，美国政府提供军事装备和主持训练，英国政府为在印度训练的中国军队提供便利，并负担中国军队的给养和服装。1942年7月下旬，孙立人按照蒋介石电令，率部开赴印度比哈尔邦的蓝伽。
蓝伽地处比哈尔邦中部平原，是加尔各答到德里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人口不多，风景优美。蓝伽训练中心约20平方英里，原准备作为意大利战俘集中营使用，营房周围都是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多沙砾，人烟稀少，极利于野战演习和实弹射击。孙立人率新38师抵达蓝伽后，发现原有营房不够分配，就带官兵搭起一排排草黄色帐篷。操场不大，他们就拔杂草、平山坡、开荒地，一周时间就建成几个训练场和靶场。
8月3日，根据蒋介石签署的命令，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被任命为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负责督训新38师和新22师，美国人海登·伯特纳准将担任参谋长。蓝伽训练中心主任由美国人麦克凯卜准将担任，中方的具体训练工作由孙立人负责。8月26日，蓝伽训练中心举行正式开训典礼。
根据不同对象，蓝伽训练中心分几个组别，学习内容也不一样。高级参谋人员和指挥军官，由国内各战区挑选，飞跃驼峰来到印度，传授美国参谋学院的参谋作业、战略与战术以及后勤管理等科目，以便于中美两国高级军官沟通战略和战术观点。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维等均在蓝伽参谋将校班受过训。普通军官接受的是作战技巧、战术和战时不同兵种的配合协同训练。士兵则主要学习掌握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以及如何执行作战任务等内容，主要包括炮科、步兵科、装甲、通讯和后勤管理、车辆驾驶等。此外，士兵训练还包括战地急救、伤病员搬送、热带森林防疫等卫生防疫科目。以上科目主要由美军教官授课，中方人员辅助。据驻印军老兵回忆，当时采取的是速成训练法，“很少学习军事理论，只采取专业分工、各习一技的单打方式”。以炮兵为例，训练两周后就开始进行野外演习与实弹射击，营长、连长、观测员、计算员等每人实弹指挥射击三百至四百发。蓝伽营区附近整日炮声隆隆、机枪哒哒，如同实战一样。
训练之初，因翻译人员缺乏，语言沟通成为最大难题。美国教官上课时只好多用图解、幻灯、电影与讲解、课堂讨论等方法，受训者自行做笔记。实施两周后，成绩竟然非常好，美国教官们感到非常惊讶，对中国官兵的态度也为之改变。主持炮科训练的斯利勒上校对中国士兵评价甚高：“虽然我们不会说中国话，也没有翻译。我们用实例示范，他们模仿。事实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极了不起的模仿者，而且学的很快。”期间，驻印军政治部曾经举办过几期英、印、缅语会话训练班，但收效甚微。不过时间长了，受训者也可用不太标准的外语加上手势，与美军教官交流了。
按史迪威原来的计划，他想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新军，但因国内兵源并不充裕，加上他对新兵体检要求过高，淘汰率达40%。故从1942年9月起每天只有485名新兵到印，11月时增加到每天650人，到年底，从昆明空运到印度的新兵已达到32000余人，其后两年，总共有53000余人在蓝伽受训。这些新兵到印后首先补充到新22和新38师，使这两个师都能满员整编。剩余兵员则编为驻印军指挥部直属部队，计有：炮兵3个团，每团重炮36门；战车6个营；汽车一个团，拥有载重汽车400辆；2个工兵团；化学兵2个团（后改为重迫击炮团），每团有重迫击炮48门；骡马辎重一个团，还成立了一个特务营、一个通讯营和一个战车训练处。相较于国内部队，驻印军一日三餐为罐头和面包，营养有了保证，而且医药卫生很完善，疾病很少，故没有出现一直困扰国民党军队的逃兵问题。 1943年春，新38师和新22师奉命合编成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新38师师长孙立人兼任副军长，参谋长为舒适存，廖耀湘担任新22师师长。1944年夏，驻印军又扩编为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郑洞国改任副总指挥，孙立人、廖耀湘分任两个军军长。
内部争执
驻印军组建伊始，总指挥部内中美双方工作人员一直矛盾不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蓝伽训练效果，从而影响到后来反攻缅北的作战效能。
总指挥史迪威长期在中国任职，会一口流利汉语，他对国民党军队中军官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故而想利用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装备，以美国军官代替中国军官，建立一支听他指挥的军队，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并从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打算接替驻印军营长以上中国军官。此举遭到全体中国将士的强烈抵制。为缓和矛盾，蒋介石将原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撤销，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并成立了副总指挥部。其中，营部、团部都派有与营、团长同等级的美方联络官1人，次一级的军官1人、军士1-2人，师部还派有美方总联络官。中国军队的补给，除被服给养通过师部军需处统一配发外，武器弹药、各种车辆以及其他一切装备，都由派在该单位的美方联络官直接配发和补给，军师各处均无权过问。这种事权分配无形中助长了美方人员的嚣张跋扈气焰，使得驻印军中的美军联络官经常越权干预中国部队长的指挥权力，从而引发摩擦。
以史迪威为代表，他对副总指挥罗卓英一直看不上，写信给蒋介石告状，说：“罗长官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并列举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罗卓英不久就被调回国内，副总指挥部随之撤销。新一军成立后，史迪威用缩小军部编制的办法来削弱军长的作用。新一军军部一共30多名官兵，没有任何直属部队，军部的职责只是用来管理驻印军中国军人的军容风纪。期间，他还擅自撤掉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鸣剑和新22师65团团长傅宗良的职务，并计划用美国军官取代驻印军团以上干部，遭到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及全军官兵的反对，迫使其收回自己的命令。
史迪威的言行直接影响了其手下的美国联络官和教官。在蓝伽，美国军官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带到训练场，而中国部队长对此却毫不知情。双方经常为此发生争执，闹的很僵，后来士兵们也不肯听美国人的话，在训练场上鼓噪起来，几乎酿成流血冲突，美方这才重视起来。双方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正式商定美方教官要调部队时，应事先和该部队长联系，并向师部汇报。但即使如此，仍有教官不遵守规定，尤其是总指挥部的直属团队，美国人更是为所欲为。他们认为哪个军官不行，不经过中国的部队长直接向驻印军总指挥部汇报，这个人就被送上飞机回国。中方将领对此意见颇大。
美军的教官对中国军人也存有偏见。主持炮科训练的美军斯利勒上校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看到中国军官在运用火炮上比较外行，就据此认为：“中国的军官多无能力，对炮弹的使用尤多浪费”，并建议即使中国军队对炮兵的应用已完全熟练，美国的《租借法案》下的火炮和炮弹，仍只能有限制地配给中国军队。这一建议对美军决策者影响相当大，在第二次缅北战役中，孙立人经常感到炮弹供应不够，就是受其影响所致。
尽管存在一些矛盾和摩擦，但中美双方从未发展到严重危及到双方合作的地步，绝大多数美国军人和中国将士，都能以大局为重，维护相互间的团结信任。中国将领在处理与美方的关系问题上，也一直有礼有节、不卑不亢。
抗战胜利后，新一军和新六军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大王牌之一，被投入到东北战场，最终在辽沈战役中被消灭。作为两个军的主要领导人，廖耀湘兵败被解放军俘虏，孙立人前往中国台湾，并最终在中国台湾病逝。
缴械风波
1942年6月初，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部退入印度境内英法尔时，事先估计英印当局可能会对这支不请自来的中国军队采取不友好行动，所以也并没放松警惕。他把部队驻扎在进可攻、退可守的半山腰，命令官兵一边休整，一边加强警戒和战备，同时，派人与英军联系。
果然，如孙立人所料。英国东方警备军军团长埃尔文将军此前已见识了从缅甸退回印度的英军惨状，他得到新38师进入印度的消息后大吃一惊，想当然地认为担任掩护盟军撤退任务的新38师肯定比英军更为狼狈，担心这样一支溃军会扰乱地方秩序，于是紧急发电给印度总督兼英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意思是准备把华军缴械。
正巧，之前退入印度的英缅军队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也在新德里。他得知埃尔文将军的建议后，立刻驱车去见魏菲尔。他一见面就对魏菲尔说：“万万不能缴新38师的械！该师在仁安羌救出我军第一师七千多名官兵……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非但不能缴械，而且应当以礼相待。”在英法尔养病的英军第一团团长史利姆将军闻讯赶到埃尔文将军处，直截了当地说：“新38师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您的部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埃尔文表示不信，因为在他脑海里，中国军队还保留着晚清时期腐败无能、不堪一击的印象。史利姆说，可以亲自拜访一番。埃尔文最终采纳了史利姆的意见，乘车前往新38师师部所在地普拉村。
孙立人得到消息后，立刻集合仪仗队列队欢迎，并请埃尔文检阅部队。埃尔文见到中国军人虽经长途跋涉，但军容严整、枪支锃亮，与从缅甸逃回印度的英军对比鲜明，态度立马转变。
一场风波就此消弭。6月14日，在印度首府新德里举行的“国联纪念日”阅兵式上，新38师应邀参加。他们派出一个排代表中国军队参加十一国军队的检阅，并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这一荣誉也改善了印度华侨的地位。当这一排士兵从新德里经加尔各答返回驻地时，加尔各答市政府破例准许该市六千多名华侨举行盛况空前的庆祝游行集会，一些英国人也自发地用汽车为游行队伍开路。
蓝伽驻训
中国军队当初退入印度，只是想借道返国参加抗战，之所以留下，主要是缘于当时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的努力。
史迪威在指挥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一直想亲手训练一支部队重返缅北，于是他向蒋介石申请，组建中国驻印军。经他多方奔走，中美英三国达成协议：国民政府提供补充兵员，美国政府提供军事装备和主持训练，英国政府为在印度训练的中国军队提供便利，并负担中国军队的给养和服装。1942年7月下旬，孙立人按照蒋介石电令，率部开赴印度比哈尔邦的蓝伽。
蓝伽地处比哈尔邦中部平原，是加尔各答到德里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人口不多，风景优美。蓝伽训练中心约20平方英里，原准备作为意大利战俘集中营使用，营房周围都是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多沙砾，人烟稀少，极利于野战演习和实弹射击。孙立人率新38师抵达蓝伽后，发现原有营房不够分配，就带官兵搭起一排排草黄色帐篷。操场不大，他们就拔杂草、平山坡、开荒地，一周时间就建成几个训练场和靶场。
8月3日，根据蒋介石签署的命令，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被任命为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负责督训新38师和新22师，美国人海登·伯特纳准将担任参谋长。蓝伽训练中心主任由美国人麦克凯卜准将担任，中方的具体训练工作由孙立人负责。8月26日，蓝伽训练中心举行正式开训典礼。
根据不同对象，蓝伽训练中心分几个组别，学习内容也不一样。高级参谋人员和指挥军官，由国内各战区挑选，飞跃驼峰来到印度，传授美国参谋学院的参谋作业、战略与战术以及后勤管理等科目，以便于中美两国高级军官沟通战略和战术观点。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维等均在蓝伽参谋将校班受过训。普通军官接受的是作战技巧、战术和战时不同兵种的配合协同训练。士兵则主要学习掌握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以及如何执行作战任务等内容，主要包括炮科、步兵科、装甲、通讯和后勤管理、车辆驾驶等。此外，士兵训练还包括战地急救、伤病员搬送、热带森林防疫等卫生防疫科目。以上科目主要由美军教官授课，中方人员辅助。据驻印军老兵回忆，当时采取的是速成训练法，“很少学习军事理论，只采取专业分工、各习一技的单打方式”。以炮兵为例，训练两周后就开始进行野外演习与实弹射击，营长、连长、观测员、计算员等每人实弹指挥射击三百至四百发。蓝伽营区附近整日炮声隆隆、机枪哒哒，如同实战一样。
训练之初，因翻译人员缺乏，语言沟通成为最大难题。美国教官上课时只好多用图解、幻灯、电影与讲解、课堂讨论等方法，受训者自行做笔记。实施两周后，成绩竟然非常好，美国教官们感到非常惊讶，对中国官兵的态度也为之改变。主持炮科训练的斯利勒上校对中国士兵评价甚高：“虽然我们不会说中国话，也没有翻译。我们用实例示范，他们模仿。事实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极了不起的模仿者，而且学的很快。”期间，驻印军政治部曾经举办过几期英、印、缅语会话训练班，但收效甚微。不过时间长了，受训者也可用不太标准的外语加上手势，与美军教官交流了。
按史迪威原来的计划，他想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新军，但因国内兵源并不充裕，加上他对新兵体检要求过高，淘汰率达40%。故从1942年9月起每天只有485名新兵到印，11月时增加到每天650人，到年底，从昆明空运到印度的新兵已达到32000余人，其后两年，总共有53000余人在蓝伽受训。这些新兵到印后首先补充到新22和新38师，使这两个师都能满员整编。剩余兵员则编为驻印军指挥部直属部队，计有：炮兵3个团，每团重炮36门；战车6个营；汽车一个团，拥有载重汽车400辆；2个工兵团；化学兵2个团（后改为重迫击炮团），每团有重迫击炮48门；骡马辎重一个团，还成立了一个特务营、一个通讯营和一个战车训练处。相较于国内部队，驻印军一日三餐为罐头和面包，营养有了保证，而且医药卫生很完善，疾病很少，故没有出现一直困扰国民党军队的逃兵问题。 1943年春，新38师和新22师奉命合编成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新38师师长孙立人兼任副军长，参谋长为舒适存，廖耀湘担任新22师师长。1944年夏，驻印军又扩编为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郑洞国改任副总指挥，孙立人、廖耀湘分任两个军军长。
内部争执
驻印军组建伊始，总指挥部内中美双方工作人员一直矛盾不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蓝伽训练效果，从而影响到后来反攻缅北的作战效能。
总指挥史迪威长期在中国任职，会一口流利汉语，他对国民党军队中军官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故而想利用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装备，以美国军官代替中国军官，建立一支听他指挥的军队，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并从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打算接替驻印军营长以上中国军官。此举遭到全体中国将士的强烈抵制。为缓和矛盾，蒋介石将原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撤销，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并成立了副总指挥部。其中，营部、团部都派有与营、团长同等级的美方联络官1人，次一级的军官1人、军士1-2人，师部还派有美方总联络官。中国军队的补给，除被服给养通过师部军需处统一配发外，武器弹药、各种车辆以及其他一切装备，都由派在该单位的美方联络官直接配发和补给，军师各处均无权过问。这种事权分配无形中助长了美方人员的嚣张跋扈气焰，使得驻印军中的美军联络官经常越权干预中国部队长的指挥权力，从而引发摩擦。
以史迪威为代表，他对副总指挥罗卓英一直看不上，写信给蒋介石告状，说：“罗长官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并列举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罗卓英不久就被调回国内，副总指挥部随之撤销。新一军成立后，史迪威用缩小军部编制的办法来削弱军长的作用。新一军军部一共30多名官兵，没有任何直属部队，军部的职责只是用来管理驻印军中国军人的军容风纪。期间，他还擅自撤掉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鸣剑和新22师65团团长傅宗良的职务，并计划用美国军官取代驻印军团以上干部，遭到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及全军官兵的反对，迫使其收回自己的命令。
史迪威的言行直接影响了其手下的美国联络官和教官。在蓝伽，美国军官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带到训练场，而中国部队长对此却毫不知情。双方经常为此发生争执，闹的很僵，后来士兵们也不肯听美国人的话，在训练场上鼓噪起来，几乎酿成流血冲突，美方这才重视起来。双方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正式商定美方教官要调部队时，应事先和该部队长联系，并向师部汇报。但即使如此，仍有教官不遵守规定，尤其是总指挥部的直属团队，美国人更是为所欲为。他们认为哪个军官不行，不经过中国的部队长直接向驻印军总指挥部汇报，这个人就被送上飞机回国。中方将领对此意见颇大。
美军的教官对中国军人也存有偏见。主持炮科训练的美军斯利勒上校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看到中国军官在运用火炮上比较外行，就据此认为：“中国的军官多无能力，对炮弹的使用尤多浪费”，并建议即使中国军队对炮兵的应用已完全熟练，美国的《租借法案》下的火炮和炮弹，仍只能有限制地配给中国军队。这一建议对美军决策者影响相当大，在第二次缅北战役中，孙立人经常感到炮弹供应不够，就是受其影响所致。
尽管存在一些矛盾和摩擦，但中美双方从未发展到严重危及到双方合作的地步，绝大多数美国军人和中国将士，都能以大局为重，维护相互间的团结信任。中国将领在处理与美方的关系问题上，也一直有礼有节、不卑不亢。
抗战胜利后，新一军和新六军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大王牌之一，被投入到东北战场，最终在辽沈战役中被消灭。作为两个军的主要领导人，廖耀湘兵败被解放军俘虏，孙立人前往中国台湾，并最终在中国台湾病逝。